05逃逸速度离开南非，1989年
双重人格
埃隆17岁时，已经与父亲生活了7年，他意识到是时候逃走了。跟父亲生活在一起让他变得越来越不安。
有时候，埃罗尔心情愉快，人也有趣起来，但有时候他会变得很阴暗，恶语相向，沉迷于幻想和阴谋论。“他的情绪转变可以在一瞬间发生，”托斯卡说，“一切都棒极了，紧接着一秒后，他就会变得言辞恶毒，出言不逊。”他的人格好像是分裂的。金博尔说：“前一分钟他还特别友善，下一分钟他就会大喊大叫，对你说教几个小时——得有两三个小时，他就强迫你站在那里，说你是个废物，说你真可怜，句句伤人，恶语连篇，还不让你走。”
埃隆的表亲们都不愿意来找他们。“你去了以后的待遇就像开盲盒一样，”彼得·赖夫说，“有时姨父会说：‘我刚买了几辆新摩托车，上来试试吧。’而有时候，他会暴怒，还威胁你，甚至逼你用牙刷清理厕所。”当彼得告诉我这些时，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犹犹豫豫地说，他有时能从埃隆身上看到他父亲的影子。“埃隆心情好的时候，你会体验世界上最酷炫、最有趣的经历。但当他心情不好时，他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阴郁，你在他旁边就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有一天，彼得来到马斯克家，发现埃罗尔穿着内裤坐在餐桌旁，拿着一个塑料转盘。他想看看微波会不会改变转盘的性质。他转动转盘，记录结果，然后转动转盘，把它放在微波炉里，再次记录结果。彼得说：“这太疯狂了。”而埃罗尔确信他能找到一个在轮盘赌里稳赚不赔的方法。他多次把埃隆拉到比勒陀利亚赌场，把他打扮成“大人”，看上去超过16岁。埃罗尔偷偷用藏在赌注卡下的计算器，而埃隆负责记数字。
埃隆去图书馆读了几本关于轮盘赌的书，甚至还在电脑上写了一个轮盘赌模拟程序。埃隆试图说服父亲，他的计划都不会成功。但埃罗尔相信，他已经找到关于概率更深层次的真理，正如他后来向我描述的那样，“几乎完全解决了所谓的随机性问题”。当我要求他解释时，他说：“不存在‘随机事件’和‘运气’，一切都遵循斐波那契数列，就像曼德博集合一样。后来我发现了‘运气’和斐波那契数列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篇科学论文的主题。如果我公开发表这篇论文，所有依靠‘运气’才能进行的活动都会垮掉，所以我犹豫要不要发表。”
我不太清楚埃罗尔说的意味着什么，埃隆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工程方面的专家变成了一个相信巫术魔法的人，但他以某种方式一步步向前推进着。”埃罗尔有时候很有说服力。“他扭曲了他周围的现实力场，”金博尔说，“他确实擅长胡编乱造，而且他真的相信他自己罗织出来的虚假现实。”
有时埃罗尔会对他的孩子们说出与事实无关的断言，比如他坚持认为在美国，总统是神圣的，人们不能批评总统。有时他还会编造一些虚构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英雄或受害者。所有这些他都言之凿凿，以至于埃隆和金博尔有时候对自己的现实观都产生了怀疑。“你能想象我们在这种环境中是怎么长大的吗？”金博尔自问自答，“那就是精神折磨，它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你。你最终会忍不住地问：‘现实到底是什么？’”
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埃罗尔编织的复杂的网。两年内，我跟他有一系列电话和邮件沟通，他向我讲述了他与孩子们、梅耶和他的继女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他与继女有两个孩子（后文会详细介绍）。他宣称：“埃隆和金博尔在讲述我的情况时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但与事实不符。”他坚持认为，他们描述他在精神上虐待他俩的事是为了取悦他们的母亲。但当我逼问他真相时，他告诉我还是按照孩子们的说法去写。“我不在乎他们的叙述与我不同，只要他们开心就好。我不希望我们的描述针尖对麦芒。发言权就让给他们吧。”
谈到父亲时，埃隆有时会放声大笑，笑声有些刺耳，有些苦涩，这与他父亲的笑声相似。埃隆用的一些词、他盯着人看的方式、他在好心情和坏心情之间突如其来的跌宕起伏，让家人仿佛看到了他灵魂深处藏着的埃罗尔的影子。“埃隆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父亲可怕的故事，但我分明看到这些故事展现出的精神状态在他的一举一动中如影随形。”他的第一任妻子贾丝廷说，“这让我意识到，那些在我们长大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东西，想要摆脱它们是多么困难，哪怕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她时不时敢对埃隆说上一句，比如“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她说：“这是我们的暗语，我是在警告他，他正在堕入黑暗。”
但贾丝廷说，埃隆总是对孩子充满了感情，这是他与他父亲根本性的不同。“你和埃罗尔在一起会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丧尸末日那样的场景出现了，你会想加入埃隆的团队，因为他会想出办法让那些丧尸老实待着，排好队。他可能非常严厉，但在末日来临之际，你可以信赖他，他总能找到胜利的曙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继续前进。是时候离开南非了。
一张单程票
埃隆开始催促父母，试图说服他们带上他和弟弟妹妹一起搬到美国去，但两人都不感兴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他这样说道。
首先，他试图以他外祖父在明尼苏达州出生为由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失败了，因为他母亲出生在加拿大并从未要求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所以他得出结论，加拿大或许可以成为去美国的跳板。他自己去了加拿大领事馆，拿到了护照申请表，填好了自己的、母亲的和弟弟妹妹的（但不包括父亲的）表格。1989年5月底，审批通过了。
“我本想第二天一早就走，但如果提前14天买机票，票价会更便宜，”埃隆说，“所以我等待了两周。”1989年6月11日，离他18岁生日还差两周，他在比勒陀利亚最好的餐厅——辛西娅餐厅，与父亲和弟弟妹妹共进晚餐，然后他们开车送他到约翰内斯堡机场。
“你几个月后就会回来的，”埃隆说他父亲当时轻蔑地对他说，“你永远不会成功的。”
像往常一样，埃罗尔关于这个故事有他自己的版本，他说自己是促成埃隆这一行动的英雄。据他说，埃隆在高三时严重抑郁。他的绝望情绪在1989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国日达到顶峰。家人们正准备去街上看游行，但埃隆拒绝下床。父亲倚靠着埃隆房间里的大书桌——桌子上摆放着用过的电脑，问他：“你想去美国学习吗？”埃隆振作了起来，回答：“是的。”埃罗尔声称：“这是我的主意。在那之前，他从未说过他想去美国。所以我说：‘好吧，明天你应该去见美国文化专员，他是我在国际扶轮社的一个朋友。’”
埃隆说，他父亲的说法只是他精心编造的另一个幻想故事，把他自己塑造成了英雄。这个故事很容易证伪：1989年南非共和国日当天，埃隆已经拿到加拿大的护照并购买了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