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反抗者联盟
PayPal，2000年9月
PayPal黑帮（上，左起依次为）：卢克·诺塞克、肯·豪厄里、戴维·萨克斯、彼得·蒂尔、基思·罗普、里德·霍夫曼、马克斯·列夫琴和鲁洛夫·博塔；马克斯·列夫琴（左下）；迈克尔·莫里茨（右下）
街头对决
到2000年夏末，列夫琴发现马斯克越来越难对付了。他给马斯克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概述了线上欺诈对公司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威胁，甚至可能导致公司破产（其中一份备忘录标题为“欺诈就是爱”，听上去很不搭调），但他得到的回应都是粗暴的拒绝。列夫琴开发出了第一个用于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验证码技术，马斯克并不感兴趣。列夫琴说：“他的冷漠反应对我打击很大。”他给女友打电话说：“我觉得我受够了。”
列夫琴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酒店里参加会议时，把他的离职计划告诉了几个同事。他们希望他展开反击行动，因为大家都有类似的挫败感。他的好友彼得·蒂尔和卢克·诺塞克秘密委托第三方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PayPal这一品牌比X.com更有价值。马斯克大发雷霆，下令将PayPal品牌从该公司的绝大部分网站上撤下来。到9月初，这三个人同里德·霍夫曼和戴维·萨克斯一起做出决定：是时候推翻马斯克暴政了。
八个月前，马斯克与贾丝廷结婚，但他当时没时间度蜜月。鬼使神差地，他决定9月去度蜜月，而此时同事们正在密谋推翻他。他飞往澳大利亚观看奥运会，还要在伦敦和新加坡停留，会见潜在投资者。
他刚出发，列夫琴就打电话给蒂尔，问他愿不愿意回来担任首席执行官，至少临时撑撑场子。蒂尔答应以后，反抗者联盟一致同意联手对抗董事会，并鼓动其他员工签署一份支持他们共同事业的请愿书。
就这样，蒂尔、列夫琴和同事们沿着沙山路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红杉资本的办公室，向迈克尔·莫里茨陈述他们的诉求。莫里茨翻阅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针对马斯克的请愿书和提案，然后他问了一些关于软件和线上欺诈情况的具体问题。莫里茨同意有必要做出改变，但表示除非只是临时接管，否则他不同意由蒂尔担任首席执行官，公司需要招聘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管。反抗者联盟同意了，前往当地的一个廉价酒吧“安东尼奥坚果屋”庆祝。
马斯克从澳大利亚打过来几个越洋的工作电话，他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他像往常一样发号施令，但平时胆小的员工开始反驳他。旅行的第四天，他发现了原因，当天他收到了一名员工发给董事会的电子邮件，该员工赞扬了马斯克的领导力，并谴责了他的反对者。马斯克感觉像是后背被人捅了一刀。“这件事让我感到极度难过，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在邮件里写道，“我为这家公司殚精竭虑，公司账上几乎所有现金都来自我从Zip2挣的钱，我的婚姻也岌岌可危，他们却说我恶贯满盈，连申诉的机会都没给我。”
马斯克给莫里茨打电话，试图改变他的决定。“他形容这次内部政变是‘令人发指的’。”莫里茨本人很在意词语运用，他说，“我记得这个，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用这个词。他给整件事贴上了一个标签——‘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莫里茨拒绝让步，马斯克火速买了飞机票——当时他和贾丝廷能买到的只剩经济舱了，二人立即返程。当他回到X.com的办公室时，他与一些忠于他的同事挤在一间屋子里，想办法对抗这场政变。会议持续到深夜，他返回办公室的游戏机前，一个人一轮又一轮地玩《街头霸王》。
蒂尔警告高管们，不要接听马斯克的电话，要主动抵御他那强大的说服力和威慑力。但首席运营官里德·霍夫曼觉得自己欠马斯克一个解释。霍夫曼虎背熊腰，性格活泼，他知道马斯克那些花言巧语的套路：“他有一种扭曲现实的力量，你会被他的愿景吸进去。”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与马斯克共进午餐。
午餐持续了三个小时，马斯克试图劝诱霍夫曼。“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投在这家公司了，”他说，“我有权利经营它。”他还反对公司只聚焦于电子支付的战略。“为了创办一家真正的数字银行，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个开场。”他读过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试图说服霍夫曼，让他相信死板的银行业是可以被颠覆的，但霍夫曼不同意：“我告诉他，我觉得超级银行的愿景是一个有毒有害的想法，我们需要专注在eBay的支付业务上。”马斯克随后改变了策略，他试图说服霍夫曼成为首席执行官。霍夫曼急于结束午餐，同意考虑一下，但很快就说他不感兴趣。他是蒂尔的坚定支持者。
当董事会投票决定解除马斯克首席执行官的职务时，他以一种平静优雅的姿态做出回应。众人本想看他杀对方一个片甲不留，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惊讶。“我决定现在是时候引入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了，请他将X.com带上新的高度。”他在给同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找到合适人选后，我的计划是休假三四个月，构思一些事情，然后创办一家新公司。”
虽然马斯克是个街头霸王，但他有一种能力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就是在落败以后能做到实事求是。杰里米·斯托普尔曼是马斯克的信徒，后来创立了Yelp。当时他问马斯克，他和其他人是不是应该集体辞职以示抗议，马斯克说不要。“公司是我的孩子，我就像‘所罗门智断亲子案’中不忍心将孩子劈成两半的母亲一样，我情愿放手，这样孩子才能活下来。”马斯克说，“我决定努力改善与彼得和马克斯的关系。”
最后一个容易引起冲突的点来自马斯克的个人愿望，正如他在电子邮件中所说，他要“做一些公关工作”。他已经被名人的光环笼罩，所以他想成为公司的公众代言人。在莫里茨办公室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气氛剑拔弩张，他对蒂尔说：“我就是公司的最佳代言人。”蒂尔拒绝了这个想法，马斯克就爆发了，他高喊道：“我的名誉不能受损，对我来说，我的名誉比这家公司的价值更大。”蒂尔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关乎个人名誉的问题。“他的确有一种表演型人格。”蒂尔回忆说，“在硅谷，大家一般不会用这种超级英雄式的，甚至是荷马史诗式的语调来讲话。”马斯克仍然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但蒂尔禁止他代表公司发言。
风险爱好者
三年来，马斯克第二次被人赶出公司。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人，但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
他在PayPal的同事对他印象很深的一点，除了他粗暴无礼的管理风格，就是他渴望承担风险。鲁洛夫·博塔说：“企业家实际上不是风险承担者，而是风险化解者。他们不会在风险中茁壮成长，也从不主动寻求放大风险。正相反，他们总是想找到可控的变量，把风险降到最低。”但马斯克不是这样的人。“他就喜欢扩大风险，破釜沉舟，让大家无路可退。”在博塔看来，马斯克的迈凯伦车祸就像一个隐喻：将加速踏板踩到底，看它到底能跑多快。
所以马斯克与彼得·蒂尔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总是注重控制风险。蒂尔和霍夫曼曾计划把他们在PayPal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书中关于马斯克的章节名称是“不理解‘风险’一词真正含义的人”。如果你需要激励人们去做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风险成瘾”可能是非常有用的特质。“他惊人的地方在于，他能成功地让大家行走在荒漠中。”霍夫曼说，“他对他把握分寸的界限十分自信，所以他能把所有筹码都按在牌桌上。”
这不仅是一个比喻。许多年后，列夫琴在一个朋友的单身公寓与马斯克玩牌。大家正在玩一局赌注很高的德州扑克。尽管马斯克不是行家里手，但他还是上了牌桌。“在场有很多聪明人和高手，他们都很擅长记牌、计算赔率。”列夫琴说，“埃隆所做的就是在每一手牌上全押，输个精光，再买更多的筹码，加倍下注。最后，他输了许多手牌以后，又一次全押，赢了，然后他说：‘好，就这样吧，我不玩了。’”这样的举动也代表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不会轻易把筹码拿下牌桌，让它们继续跟着他一起冒险。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好的策略。“看看他后来创办的两家公司——SpaceX和特斯拉。”蒂尔说，“按照硅谷的投资和经营哲学，这两家公司的业务都是极其疯狂的赌注。但如果这样两家没人看好的公司都成功了，那么你就得跟自己说：‘我认为埃隆对风险的理解超越了所有人。’”
PayPal于2002年上市，当年7月以15亿美元的价格被eBay收购。马斯克得到的回报约为2.5亿美元。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死对头马克斯·列夫琴，提议在公司的停车场见面。列夫琴很瘦小，有时候会隐隐担心马斯克有朝一日要揍他，所以他半开玩笑地回复说：“你是想在学校外头给我一拳吗？”但马斯克很真诚，他坐在路边，满脸戚容地问列夫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是真的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列夫琴回答，“你完全搞错了，公司就要垮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马斯克点了点头。几个月后，他们在帕洛阿尔托共进晚餐。“生命太短暂了，”马斯克对他说，“我们继续携手前进吧。”他与彼得·蒂尔、戴维·萨克斯和其他一些政变领导人也握手言和了。
“一开始我很生气，”马斯克在2022年夏天告诉我，“我甚至都有过暗中报复的想法。但最终我意识到，我被他们搞下台其实是件好事，否则我还在PayPal苦苦挣扎。”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咯咯笑了几下。“当然，如果我留下来呢，PayPal就会是一家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马斯克正在收购推特。我们走到他的星舰准备进行测试的装配大楼前，他又谈起了他针对X.com构思的宏伟愿景。“这就是推特未来可能要完成的使命。”他说，“你如果把社交网络和支付平台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我心目中X.com应该成为的样子。”
疟疾
马斯克卸任PayPal首席执行官后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假期，他第一次彻底放下工作，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假期，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他就不是为休假而生的职场人。
他与贾丝廷和金博尔一起去里约热内卢看望表弟拉斯·赖夫——他与一个巴西女人结婚后搬到了那里。从那里出发，他们去南非参加了另一个亲戚的婚礼。马斯克11年前离开这里时只有17岁，这是他第一次回来。
贾丝廷与埃隆的父亲和祖母娜娜很难相处。在里约热内卢时，贾丝廷在腿上文了一个壁虎图案的海娜文身，还没有褪色。娜娜告诉埃隆，贾丝廷是一个“耶洗别”——《圣经》中的一个女人，她的名字与性滥交或控制欲强的女人联系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女人把另一个女人说成是耶洗别，”贾丝廷说，“我猜壁虎文身也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尽快逃离了比勒陀利亚，到一个高端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游玩。
2001年1月，回到帕洛阿尔托后，马斯克开始头晕，他的耳朵嗡嗡作响，全身感觉一波波寒意袭来。他去了斯坦福医院的急诊室，到了医院就开始呕吐。脊髓穿刺显示他的白细胞计数很高，医生诊断他患有病毒性脑膜炎。这一般不是严重的疾病，所以他输液后就回家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感觉病情恶化，一度虚弱到几乎无法站立。于是他又打车去医院，医生测量他的脉搏，几乎诊不到脉。于是叫救护车把他送到雷德伍德城的红杉医院。一位传染病专家碰巧路过马斯克的病床，意识到他患的是疟疾，而不是脑膜炎。诊断结果的确是恶性疟，是最危险的一种，还好他们及时发现。很多病人的症状像他一样加重后，往往只剩下一天左右的抢救窗口期，此后恶性疟原虫就无法被根除了。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在他胸口扎了一针进行静脉输液，随后使用了大剂量的多西环素。
X.com的人力资源总监去医院看望马斯克，整理了他的健康保险。“再晚几个小时抢救，他就活不过来了。”这位总监在给蒂尔和列夫琴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他的主治医生曾治疗过两例恶性疟，两个病人都死了。”蒂尔记得，当他得知马斯克以公司名义购买了一份价值1亿美元的企业要员人寿保险后，他与人力资源总监有过一次“丧心病狂”的谈话。“如果他死了，”蒂尔说，“我们所有的财务问题就都不成问题了。”马斯克买保额这么高的保险非常符合他自视甚高的性格。“我们很高兴他活下来了，而且公司的一切都逐渐步入正轨，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份1亿美元的人寿保单了。”
马斯克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十天，此后五个月他都没有完全康复。他从这次濒死经历中吸取了两个教训：“度假会要你的命，还有南非那个地方，它竟然还没有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