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他的车子开得很慢，所以要跟上他并不难。到了马约门时，他闯过红灯，而我的出租汽车司机，却没有敢跟着他那样做。但到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时，我们终于追上了他。在一条人行横道线的前面，我们两部车子并排地停了下来。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就象驾车人在交通阻塞时挤在一起所常做的那样。
他把他的车子停在里夏尔-瓦拉斯林荫大道尽头几幢楼房的前面，这里已靠近皮托桥的塞纳河了。他走上朱里安-波坦路。这时，我便付了出租汽车费。
“祝您一切顺利，先生，”司机对我说。“要小心点儿……”
我自己走上朱里安-波坦路，我觉得出租汽车司机一直在目送着我。也许他是在为我担心吧。
天黑下来了。朱里安-波坦路很窄，路两旁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盖起来的外表相似的楼房，它们构成长长的、连成一体的门面，从路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斯蒂奥巴在我前面走着，我们相距有十米左右。他向右拐上欧内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了一家食品杂货店。
是接近他的时候了。但由于我很胆怯，所以这样做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我讲起话来嘟嘟哝哝，颠三倒四，真怕他把我当成疯子。要是他立即把我认出来，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先开口了。
他从食品杂货店里走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您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先生吗？”
他现出非常惊奇的神色。我们两人一般高，四目对视着，这使我更加惶恐不安。
“是我。不过您是谁呢？”
不，他没有认出我来。他讲一口地道的法国话。应该鼓起勇气来。
“我……我很久以来……就想见您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我在写……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①的书……我……”
“您是俄国人吗？”
这是第二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刚才，出租汽车司机也同样问过我。实际上，我过去也许是俄国人的。
“不是。”
“那您对流亡者感兴趣？”
“我……我……我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的书。是……是……”是有人建议我来看看您的……是保罗·佐纳基奇……”
“佐纳基奇？……”
他用俄国腔念着这个名字，如同风吹树叶发出的飒飒声音，听起来很为悦耳。
“这是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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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指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出去的俄国人。
他皱起双眉。
“佐纳基奇……不熟悉……”
“我并不想打扰您，先生。只是想向您提几个问题。”
“请吧……”
他淡淡一笑，神情忧郁。
“流亡者，这可是个悲剧性的主题……但您是怎么知道我叫斯蒂奥巴的呢？……”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巴的人，大多数已经谢世，今天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了。”
“就是……那个佐纳基奇……”
“我不认识。”
“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好的。请您跟我到我的家里去，我们到那里好好谈吧。”
我们来到朱里安-波坦大街，先是通过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周围都是建筑群的街心广场。我们乘上一部木制的电梯，它的门是双扉的，外面装着铁栅栏。电梯里面很狭小．而我们的身材又高大，两人为着防止额头相撞，只好把低着的头扭向板壁。
他住在六层楼上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里。他在他的卧室里接待了我。他躺在床上。
“请原惊，”他对我说。“天花板太低了。人要是站着，就会透不过气来。”
确实，我的头顶离开天花板只有几公分，因此我不得不弯着腰。此外，我们两人都得矮一个头，才能走过那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洞。我想他住在这里，额头常常要碰破的。
“您如果愿意的话，也这么着……请躺下来……”说着，他指给我一张小的、浅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它靠近窗户放着。
“请不要拘束……您躺下来会好受得多……即使是坐着，也会感到象是关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笼子里似的……如果，如果……还是躺下来吧……”
我躺了下来。
他扭亮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罩着橙红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投在天花板上，显出了一个柔和的光点和一些暗影。
“这么说，您对流亡者感兴趣啦？”
“非常感兴趣。”
“不过，您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是年轻的。墙上挂着一面镶在金质镜框里的大镜子，它就在我的旁边，我照了照自己的脸；年轻吗？
“啊……我不象您说的那么年轻……”
一阵沉默。我们各自靠在房间的一侧躺着，活象两个大烟鬼。
“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丧事活动，”他对我说。“很可惜，您以前没有见到过那个现在已经死去了的老太太……要不然，她定会给您讲很多的事的……在流亡者当中，她生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是这样吗？”
“这个女人胆子很大。起初，她在蒙塔博尔路开了一家小茶馆，帮助大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着背，双手交叉着。
“那时我十五岁……推算起来，那一代人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剩下了……”
“还有……乔治·萨谢尔……，”我随口说。
“他活不了多久了。您认识他吗？”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那位长着象蒙古人那样秃头的胖子呢？
“请听我说，”他对我说，“我不能再谈这一切了……这使我太痛苦了……干脆，我给您看看照片好了……照片的背面写着名字和日期……您自己去搞清楚吧……”
“您这样费心，真是太谢谢了。”
他对我莞尔一笑。
“我有一大堆照片……我把名字和日期写在背面，因为人们什么都会忘记的……”
他站起来，弯着腰走进隔壁房间。
我听见他打开抽屉。接着，他手里捧着一只红色大盒子回来，然后背靠着床沿坐在地上。
“请坐到我身边来。这样，看起照片来会更方便些。”
我坐过去了。盒盖子上，用哥特字体①刻着一个糖果商的名字。他打开盒子，里头全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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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二世纪开始使用的一种字体。
“主要的流亡者，”他对我说，“全都在这里了。”
他把照片一张一张地递给我，同时告诉我他在照片的背面所读到的名字和日期，这些俄国人的名字时而象打击饶钹的声音一样洪亮。时而变得如哀似怨、几乎哽咽无声，从而使他的本来是冗长单调的叙述，显得特别的铿锵。特罗维茨库伊、奥维利阿尼、切列麦捷夫、加利京、叶里斯托夫、奥鲍连斯基、匹格列钦、恰夫恰瓦杰……有时，他向我要回一张照片，又重新看看背面的名字和日期。这是一些宴会上的照片。在大革命以后，鲍里斯大公爵还在巴斯克城堡里大摆酒席。这是摄于一九一四年一次晚宴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笑逐颜开……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是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
“这是我的哥哥……”
他把照片越来越快地递给我，自己甚至连看也不看了。看样子，他急于要结束这件事。突然，我的目光停落在一张纸比别的厚些、背面却什么也没有写的照片上。
“怎么啦？”他问我，“先生，什么事使您这样惊讶？”
这张照片的前景，是一位老人，他挺直身子、微笑地坐在一张扶手椅子里。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长着金色头发、两眼明亮的青年女子。在他们的周围，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背对着镜头的。靠左边，是个穿着一套浅色方格细呢西服的男子，他个子高大，头发乌黑，蓄着尖细的小胡子，约有三十岁光景。他的左手搭在那个金发青年女子的肩上，右手则没有照上，——我确信他就是我。
我向他那里靠了靠。我们的背倚着床沿，肩挨着肩，腿平伸在地上。
“请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问他。
他拿起照片，懒洋洋地瞥了一眼。
“这人吗，他是吉奥尔吉亚奇……”
他给我指了指那个坐在扶手椅子里的老人。
“他在格鲁吉亚驻巴黎领事馆……直到……”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好象我立刻就该明白他的下文似的。
“她吗？她是他的外孙女……大家都叫她嘉……嘉·奥尔罗夫……她曾和她的父母一起流亡美国……”
“您认识她吗？”
“不是很熟悉。不熟悉。她在美国住了很久。”
“那么他呢？”我指着照片上的我问，声音都失真了。
“他吗？”
他皱起眉头。
“他……我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吗？”
“不认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您不觉得他象我吗？”
他看了我一眼。
“他象您？不象。——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
他递给我另一张照片。
“喏……无巧不成书……”
一个穿着白色连衫裙的小女孩，长着长长的金发，——这是一张在某个海水浴疗养地拍摄的照片，因为从照片的背景上可以看到几个更衣室、一段海滩和大海。照片的背面，用紫墨水写着：“玛拉·奥尔罗夫——雅尔塔①。”
“您瞧……她就是那个……嘉·奥尔罗夫……她的名字叫玛拉……那时还没有起个美国的名字……”
他给我指了指前面一张照片上的那位金发少女，这张照片我一直拿在手中。
“我的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收藏着……”
突然，他站了起来。
“我们不看了怎么样？我已经晕头……”
他把一只手按在额头上。
“我去换换衣服……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地上，照片散在我的身旁。我把它们整齐地放回那只红色的大盒子里，仅留下两张放在床上：一张是我同嘉·奥尔罗夫以及老吉奥尔吉亚奇合拍的；另一张是幼时嘉·
奥尔罗夫在雅尔塔的留影。我站起来走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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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联乌克兰黑海之滨的一个城市，系海水浴疗养地。
外面一片夜色。我们的窗子面对着另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街心广场。远处是塞纳河，左边是皮托桥。岛屿伸展着。桥上车水马龙，往来不绝。我瞧着这些建筑物的门面，看到所有的窗子都象我身前的这扇窗子一样，透出明亮的灯光。就在这些迷宫般的房屋、楼梯和电梯中，就在这几百个象蜂房似的房间里，我发现一个男人，他可能是……
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下面，黄色的灯光照射着这幢楼房底层的各个入口处，彻夜不灭。
“餐厅就在附近，”他对我说。
我从床上拿起我刚才放在那里的两张照片。
“德·嘉戈里耶夫先生，”我对他说，“您能不能把这两张照片借给我？”
“我把它们送给您好了。”
他对我指了指那只红盒子。
“我把这些照片全部送给您。”
“但是……我……”
“拿着吧。”
他的口吻是命令式的，我只得照办了。当我们一起离开套间的时候，我的腋下已经夹着一个大盒子了。
到了楼下，我们沿着柯尼格将军码头走着。
我们又顺着一道石头台阶走下去，到了塞纳河边，那里有一幢砖砌的建筑物。大门上方一块招牌，上书：“岛上酒家”。我们踱了进去。大厅里，天花板很低，桌上铺着白色的纸台布，座位是些柳条椅。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寨纳河以及皮托桥上的灯火。我们在大厅的深处坐下。此时此地的顾客，唯我们两人而已。
斯蒂奥巴往口袋里模了摸，然后把我看到他在食品杂货店里买的那个小包放在桌子的中央。
“象往常一样吗？”侍者问他。
“象往常一样。”
“还有这位先生呢？”侍者指着我问。
“这位先生也同我一样。”
侍者很快给我们端来两盘波罗的海鲱鱼，在我们的只有小酒杯那么大的玻璃杯里倒上了矿泉水。从放在桌子中央的小包里，斯巷奥巴拿出黄瓜，我们两人一起吃。
“您吃得来吗？”他问我。
“吃得来的。”
我把那只红盒子放在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
“您真的不想保存这些纪念品了吗？”我问他。
“不保存了。它们现在归您了。我把它们转给您了。”
我们默默地吃着，一条驳船在水面上滑行，它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致我可以优哉游哉地从窗口看清船上的人，他们也正在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呢。
“那么这个……嘉·奥尔罗夫呢？”我问他，“您知道她后来怎样了吗？”
“嘉·奥尔罗夫吗？我想她已经死了。”
“死了吗？”
“好象死了。我大概遇到过她两三次……我和她只是点头之交……我的母亲是老吉奥尔吉亚奇的一个朋友。——要不要再来点黄瓜？”
“不啦。”
“我想她在美国的生活一定是流高颠沛的……”
“您不知道促能够给我谈谈这个……嘉·奥尔罗夫吗？”
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可怜的朋友……没有人可以给您谈……也许在美国有人……”
又有一条驳船驶过水面，它是黑色的，走得很慢，好象被人抛弃了似的。
“我总是吃一只香蕉作为餐后水果，”他对我说，“您呢？”
“我也一样。”
我们吃了香蕉。
“那么这个……嘉·奥尔罗夫的父母呢？”我问。
“他们大概是死在美国了。青山处处地尸骨，您知道……”
“在法国，吉奥尔吉亚奇没有其他的家眷吗？”
他耸耸肩膀。
“不过您为什么对嘉·奥尔罗夫这样感兴趣呢？她是您的姐妹吗？”
他对我亲切地笑着。
“来杯咖啡好吗？”他问我。
“不了，谢谢。”
“我也不要了。”
他想付钱，但被我抢了先。我们走出“岛上酒家”，他挽着我的胳膊，顺着码头的台阶拾级而上。起雾了，人们的肺腑里充满了柔和而清凉的雾气，觉得特别的爽快，就好象飘浮在空气中一般。在码头的人行道上，我几乎连几米以外的建筑群也看不清了。
我象领着一个盲人一样，把他一直领到街心公园广场上。广场周围房屋楼下有着台阶的那些入口处，一个个都亮着黄色的灯光。此时，们是仅有的方位标了。他捏了握我的手。
“您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嘉·奥尔罗夫，”对我说，“既然您这样想要……”
我目送着他走道楼房里明亮的大厅。他停住脚步，朝我招了招手。我象一个孩子吃完生日点心回来时那样，腋下挟着一只红色的大盒子，木然站在那里。我敢断定，他当时还冲着我说了些什么，但是大雾把他的声音闷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