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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在爱知县一家零件制造商工作，那时候我还没有自己买房子，每天从国铁冈崎站附近的公寓开车去上班。没错，当时还称为国铁，还不是JR。
我在上班途中，撞到了一辆脚踏车，对方受了伤。那个人就是灰谷昭造。
虽然只是轻伤，但灰谷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他看到我向他低头道歉，就趁机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我认为自己支付医药费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要求的金额很离谱，而且还命令我每天都要接送他去事务所。
那天晚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他要求我支付撞坏的脚踏车修理费用，而且也是高得吓人的金额。当我看到比买一辆新的脚踏车更高的数字时，忍不住火冒三丈说，我无法支付这笔钱。灰谷听了之后就说，他要把车祸的事告诉我任职的公司。
其实我并没有向公司报告发生车祸的事。因为我的公司是一家大型车厂的子公司，对员工发生车祸这种事很敏感，听说只要发生车祸，在离职之前，考绩都会受到影响。
我无法忍受这种男人一辈子纠缠我，于是我就拿起事务所厨房内的杀鱼刀。我并不是真的想杀他，只是想吓唬他一下，没想到灰谷不为所动，还冷笑着说，如果我有胆量就动手啊。我看到他的脸，顿时失去理智。当我回过神时，灰谷已经倒在地上，我手上握着沾满鲜血的杀鱼刀。灰谷似乎已经死了。
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觉得必须赶快离开现场，于是就在擦掉杀鱼刀上的指纹后，离开了事务所。当我坐进自己的车子后，看到在灰谷的事务所当接线生的年轻人回来了，我下了车，假装自己也刚到，和那个接线生一起去事务所，于是就和他成为最先发现尸体的人。
警方当然也向我了解了情况，但似乎并没有掌握任何可以把我视为嫌犯的证据，所以既没有羁押我，也没有多次找我去问话。
不久之后，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警方逮捕了凶手。那个人叫福间淳二，和灰谷有金钱纠纷，两个人发生了冲突。
说实话，我当时感到庆幸，也希望事情可以这样尘埃落定。福间先生一定会否认，但警方可能并不相信他。
最后，我的愿望成真了。如你们所知，福间先生自杀了，警方也就没有再继续侦办这起案子。
那天之后，我背上了巨大的十字架。我夺走了一个无辜男人的人生，这个自责的念头随时都在我的脑海角落，不，是占据了我的脑海正中央。我内心充满了歉意，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向警方自首。一方面是害怕坐牢，另一方面是因为想到太太和刚出生的儿子，就无法去自首。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变成罪犯的家人。
几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这种想法大错特错。那时候正是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许多人靠炒股票和房地产大发利市。
那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去了丰川市，走进一家食堂时，和同事聊起投资的事，食堂的老板娘说了意想不到的话。是关于以前在那里开的一家电器行的事。老板娘说，那家电器行老板几年前被假投资案所骗，赔掉了财产。不仅如此，他去向介绍他投资案的人抗议时，勃然大怒，用刀子杀了对方，而且遭到逮捕后，就在拘留室内自杀了。
我向老板娘打听了那家电器行的名字，老板娘说，她记得叫福间电器行，我忍不住发抖，觉得一定就是那个福间先生。
而且之后的发展更令人震惊。听老板娘说，福间先生的太太带着年幼的女儿悄悄离开了那里。虽然一方面是因为她太太缺乏专业知识，无法经营那家电器行，但老板娘说，更因为受到了左邻右舍勐烈的攻击。听说因为他们是杀人凶手的家属，所以遭到很多恶劣的攻击。
我听了之后，感到头晕目眩。原本以为自己保护了自己的家庭，没想到竟然造成了另一个家庭的不幸。这当然是不能原谅的行为。
即使发现了这件事，我仍然无法下定决心。因为我还是把保护自己和家人放在首位，然后说服自己，即使现在说出真相也无济于事。
时间流逝，一九九九年五月，那起案件时效消灭了。我丝毫没有感到高兴，只是再次深刻体会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我太太刚好在那个时候罹患白血病病倒了，几年后，当我太太去世时，我认为是上天对我的惩罚，上天让我躲过了刑责，却夺走了我太太的生命。
我决定雇用侦探。因为我想调查福间先生的妻女目前的下落，以及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从电话簿上找到了侦探社，我不记得那家侦探社的名字，但做生意很老实。在我委托之后，花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查到了，而且也没有向我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调查报告中提到，福间先生的太太和女儿改成他太太的旧姓浅羽，在东京的门前仲町开了一家小餐馆，女儿高中毕业后，也在小餐馆帮忙。偷拍的照片是她们母女走出家门的样子。虽然母女两人年纪相差很多岁，但长相和氛围就像姊妹。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原本一直担心如果她们母女生活没有着落，虽然我知道浅羽母女一定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辛苦，才终于有了目前的生活。
要不要找机会去看看？不，事到如今，去看她们也没有意义。即使我对她们说出真相，向她们道歉，她们也会觉得是因为时效消灭，我才会承认这件事，这样只会造成她们不愉快，痛骂我这么做只是自我满足──
我左思右想，最后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又过了十年，我终于退休了。在思考趁这个机会做点什么时，最先想到了福间太太，不，是浅羽母女。我无论如何都想亲眼看看她们过得好不好。
之前在东京读大学的儿子毕业后，在东京找了工作。我以去看儿子为由去了东京，然后谎称去观光，独自去了门前仲町。
原本很担心那家店还在不在，幸好“翌桧”还在。我告诉自己，即使见到她们母女，也绝对不能六神无主，更不能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走进了小餐馆。
小餐馆内有两个女人，虽然年岁稍长，但就是报告中照片上的浅羽母女。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终于克制住内心涌起的千头万绪。那种感觉既像是终于见到了多年来，一直想见的人产生的欢喜，又像是满满的歉意，同时也感谢上天让她们至今为止，都活得好好的。
洋子和织惠当然不可能察觉我的真实身分，她们亲切地招呼我，小餐馆的每一道料理都很美味，难怪可以顺利经营十几年。那天也不断有客人上门，母女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在我离开的时候，织惠送我到门口时说：“欢迎你下次再来。”我脱口回答说：“我改天会再来。”我知道自己太轻率，但在那家小餐馆时，我真的很开心。
不到两个月，我真的再次造访了“翌桧”。她们母女都记得我，满面笑容地热情款待我。虽然内心仍然深受良心的谴责，但我的确很高兴。
在多次造访之后，我也成为店里的熟客。虽然每隔两、三个月才去一次，就自称为熟客有点厚脸皮，但因为我大老远特地前往，所以浅羽母女也对我另眼相看。
我很后悔，早知道应该到此为止。
她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既然这样，我就不要多管闲事，应该默默守护她们的幸福。
然而，随着和她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可以为她们做什么，是否能够做点什么为自己赎罪。
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白石健介先生。
我记得那是今年三月底。我去了东京巨蛋球场，因为我儿子给我巨人和中日队对战的门票，而且是在内野看台很不错的座位。
比赛开始后不久，就发生了小意外。坐在我旁边的男人想把一千圆交给卖啤酒女郎时，不小心掉了，更糟的是，那一千圆刚好飘进我前一刻买的啤酒纸杯中。那个男人向我道歉，然后为我重新买了一杯啤酒。
我们也因为这个小意外聊了起来。他也是一个人去看球。
边看比赛边聊棒球的事很开心。一问之下才知道，他竟然也是中日队的球迷，我以为他也是爱知县的人，但他说自己在东京出生、长大，原本只是讨厌巨人队，后来因为中日队成功阻止了巨人队的十连霸，于是成为中日队的球迷。
比赛不到九点就结束了。我暗自庆幸，因为如果无法搭上十点的新干线，就回不了家了。
但是当我起身时，发现大事不妙。因为我原本放在长裤口袋里的皮夹不见了。我勐然想起比赛中途，我曾经去了一趟厕所，那时候我使用了小隔间，一定是那个时候掉了。
我慌忙去厕所察看，白石先生也陪我一起去，但并没有在厕所内找到皮夹。我也去了服务中心，也没有人把我的皮夹送去那里。我感到不知所措，已经快赶不上新干线了，却没有钱买车票。更不巧的是，那天我儿子出差，刚好不在东京。
这时，白石先生从皮夹里拿出两万圆给我，叫我拿去用。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素昧平生，而且都一直在聊棒球的事，甚至没有自我介绍。
白石先生拿出名片，说我日后可以用现金挂号把钱寄还给他。我看了他的名片，才知道他是律师。
我没有余裕婉拒，接过钱，慌忙向他道了谢，就转身离开了。搭计程车往东京车站的途中，我忍不住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
回到安城之后，我隔天就寄了钱，附上了感谢信。三天之后，收到了白石先生写来的信，说他已经收到了钱，还说如果有什么法律方面的疑问，他可以提供谘询，我可以联络他。
之后我就暂时忘了白石先生，直到秋天时才想起他。我在电视上看了“敬老节”相关的节目，那一集专门讨论遗产继承和遗嘱的事。我看了之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也觉得那是向浅羽母女道歉的最佳方法。我打算在我死之后，把所有财产都交给她们母女。
问题在于我完全不知道是否可以由她们继承，即使可以，也不知道该办理哪些手续。
于是我就想起了白石先生，觉得可以向他请教这件事。
我在十月二日打电话给他，说有问题想要向他请教，可不可以见个面。他当然欣然答应。
正如你们经过调查已经得知的情况，我在六日和白石先生见了面。白石先生指定了东京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到了久违的他，我先为上次我遗失皮夹时的事向他道谢，然后就进入了正题。
是否有办法让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遗产？白石先生回答说可以，只要有具法律效力的有效遗嘱，就可以做到，但是必须视法定继承人的意愿，才能决定是否能够将所有财产都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我的法定继承人是我的儿子和真，即使我留下相关遗嘱，他也有最多继承我二分之一财产的权利，所以只要他同意，就可以由浅羽母女继承我所有财产，或是绝大部分的财产。
聊完这些后，白石先生问我，我打算指定继承遗产的对象是否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我回答说，她们并不知道，他对我说，最好在遗嘱中写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考量，还说只要我儿子能够接受这样的理由，儿子很可能愿意放弃他的特留分。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白石先生很亲切。他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打算让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遗产，却没有问我。不可思议的是，这反而让我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而且我认为这也方便他指导我该怎么写遗嘱，最重要的是，也许我在寻找能够理解我当时想法的对象。之前在东京巨蛋球场发生的事，让我知道白石先生是值得信赖的人。
我对他说，想要告诉他一件事，然后就把至今为止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白石先生看起来很惊讶，我发现他的表情渐渐僵硬。
白石先生说，他已经充分了解状况，也能够理解我想要让那对母女继承遗产的心情，还说很乐意协助我。
只不过白石先生说，他不认同我的处理方式。如果我真心想要道歉，不应该在死后表达，而是要趁活着的时候向对方道歉。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说这种话，所以有点不知所措。白石先生说的话固然正确，但正因为我无法做到，才想到由她们继承遗产的方法，但白石先生无法接受，他说这并不是道歉，只是我在逃避。他可能越说越激动，语气也变得很严厉。
我很后悔不该找他谘询，也不该把秘密告诉他。我对他说，希望他忘了这件事，然后就起身离开了。
回到安城的家中后，我仍然忐忑不安，很担心白石先生会采取行动。因为我也把“翌桧”那家店告诉了他。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白石先生写的信。他在信中长篇大论地写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向浅羽母女道歉，还说他会协助我，甚至可以陪同我一起前往。
那封信充满了使命感和正义感，也很热血，但这种热血让我感到害怕。我开始担心，如果置之不理，他可能会自己去向浅羽母女说出一切，这种恐惧与日俱增。
白石先生看到我没有回信，几天之后，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内容和第一封信相同，但多了责备我的内容。他在信中说，目前已经取消了杀人罪的追诉时效，由此可知，我犯下的罪并不会消失。律师的工作是保护受到怀疑者的权利，但无法协助凶手掩盖罪行。如果要他做这种事，他会选择揭发罪行。
我焦急万分，认为这是他的最后通牒。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白石先生打算向浅羽母女说出真相。
我觉得自己必须阻止他。因为和浅羽母女共度的时光，已经成为我目前人生的意义。我知道白石先生说的没错，等自己死后再向她们说出真相是逃避，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愿失去唯一的宝物。
十月三十一日，我下了重大的决心后，搭上了前往东京的新干线。我在车上一次又一次反复思考接下来该做的事，确认是否有疏失，没错，我当时就想要杀了白石先生，而且怀里也藏了刀子。
我在傍晚五点左右抵达东京车站，然后拨打了白石先生的手机。白石先生接起电话后，我说自己在东京，问他能不能见面。他说还有几项工作要处理，六点半之后可以见面，于是我们约六点四十分左右在门前仲町见面。白石先生曾经多次开车去那里，每次都把车子停在富冈八幡宫旁的投币式停车场，所以我就叫他把车子停在那里等我。
在约定时间之前，我在门前仲町附近闲逛，想要寻找没有人的地方。那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左右，街上到处都是人。我走向隅田川，走到高速公路的高架道路下方，人就变得很少。
然后我发现隅田川旁的工地现场，业者停车的地方刚好空着。从附近清洲桥旁的阶梯往下走，可以走到隅田川堤顶的散步道，更巧的是散步道因为工程的关系无法通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散步道上完全没有人。
我决定就在这里行动。
六点四十分刚过，我再次打电话给白石先生，他说已经到富冈八幡宫旁的停车场了，我说我在散步时迷了路，请他来清洲桥旁。
不一会儿，白石先生就开车出现了。他似乎看到我在工地现场，把车子停在旁边后就下了车。
我说想和他聊一聊，就沿着通往隅田川堤顶的阶梯走了下去。白石先生虽然跟下来，但似乎有点惊讶。他质问我在这里干嘛，不是要去找浅羽母女吗？他咄咄逼人的语气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看向周围，果然完全没有人。我认为这是大好机会，拿出预藏的刀子刺向白石先生的腹部。
白石先生稍微抵抗了一下，但很快就不动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尸体，最后决定搬到车上。因为我希望他在和门前仲町无关的地方被人发现。
我把尸体放在车子的后车座后，坐进了驾驶座，把车子开去其他地方。但我对东京并不熟悉，完全不知道该把车子丢在哪里。最后开了二十分钟左右，就把车子停在路上，拿走了他的传统手机逃走了。事后才知道，那里的地名是港区海岸。
一切都很顺利，我又可以像之前一样和浅羽母女见面了。在有这种想法的同时，内心也感到极度惆怅。
我又杀了人，而且是一个无辜的人。
回想起来，我后悔莫及。我和三十多年前一样，连我都讨厌自己。
我很对不起白石先生，也对不起浅羽母女。不，我也必须去那个世界向灰谷先生和福间先生道歉。
我觉得自己该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