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的那件让我发愁的事情发生在九月。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个时候，我跟Lyle的分居协议已经期满，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已经离婚了。对于离婚两个字，我似乎有些钝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后，自己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一半是因为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回过上海了，另一半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决定休假，回家去过中秋节。毕竟，隔着整个太平洋，和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打电话给Lyle，想问问他，我带Caresse去中国，他有没有意见。一开始是打到他家里的答录机上留言，等了两天没有回音。又打去他的办公室，Mayer太太告诉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来。我犹豫着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机，很久没打过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请人转达，要么就趁接送Caresse的时候顺便说了。纠结了一晚上，觉得老这样憋着太傻了，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给Caresse申请旅行证件。勉强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想他应该起来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了他的手机。电话响了很久才他接起来，说“喂”，声音听起来明显刚刚睡醒，还在床上。
我对他说：“你好。”
他听出我的声音，说：“嘿，e。”
“在睡觉吗？我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已经醒了。”他回答。
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他的声音和语气让我忘记了早已经想好了要跟他说的话，恍然间觉得自己是为了谈别的什么事情才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却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稀里糊涂地说：“能不能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这跟原计划完全不同，本来是想在电话上几句话解决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现在不在纽约。下周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想告诉他：好的，我等你回来。话没说出口，就听见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轻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问他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我问。
他没回答，捂住电话跟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线上。
“我打电话来的时间不对，真的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回到原计划上来，对他说，“九月下旬我想带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个人带她坐飞机没问题吗？”
“应该可以，我朋友送我们到机场，我爸爸会在上海那边接。也没有很多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的。我暂时没办法回来。如果急的话，我会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律师，授权书或者别的什么，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联系。”
我回答：“谢谢，再见。”
他也说：“再见。”
当天下午，他的律师给了我正式的授权，明示享有共同监护权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监护人带出境。不过那份东西不光是那么简单而已，上面还仔仔细细地列明了附加条件：在国外逗留多长时间（要有两个人往返的机票作证明），每隔多久通一次电话，另外还要求我为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产外加银行户头上的存款。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还是他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抛开一本正经的法律术语不提，那些条款让整件事情看起来跟小学生在桌子上画三八线差不多，同时又多少显得有点冷酷。我全部照办，不管怎么样，我走定了。
本以为我们会在九月十七日再见，因为那一天是分居满一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签字离婚的日子。不过，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我回答：“照原计划。”
签字的场面没什么特别，两个人甚至都用不着见面。我在MacDenton律师行的会议室里签字，Lyle隔着一个大西洋和六个小时时差，所以，用的是传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带着Caresse在肯尼迪机场登机的时候，我刚好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刚好了结了我的婚姻。我们坐了差不多十四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多了。这条路线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国时走的刚好相反，那个时候是上海——北京——纽约，然后坐长途汽车到波士顿。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紧张，怕看到爸妈会哭，但事实是，隔了太久了，就不会再哭了。
我跟爸妈拥抱，把Caresse介绍给他们，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真人。刚开始Caresse还是笑笑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让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他们总想抱她，她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几次这样下来，大人们也只好放弃了。
“这样哭法，马路上人家看到还以为是拐来的咧。”我妈有点失望，小朋友不喜欢她。
第一夜，因为时差的关系，Caresse很是兴奋，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两点，才在我身边睡着了。我还是睡不着，在房间里乱转。我出国之后，爸妈搬过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间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衣橱，沿墙一溜书柜，摆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旧书，只有那里有一些我熟悉的东西：我小时候的影集，上中学时同学间寄来送去的贺卡和信件，还有一纸盒旧玩具。里面有一只发条水晶球，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外婆梳妆台上的摆设，应该是她年轻时买的，玻璃球体里是一匹身披鲜花的白色旋转木马，摇一下，就会有晶莹剔透的雪花扬起来，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只要上紧发条，还会演奏“鲜花华尔兹”，那个曲名用德语写在底座下面，只是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坏了，现如今只会发出嗒嗒的声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弄坏了这么美的东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我从房间里出来，刚好听见爸爸在客厅里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对他说：“谁要是问起来，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了点头，妈妈插话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倒是真的。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且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地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发觉这所有踟蹰都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几天之后，有个亲戚很关切地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和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小孩还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也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她很快就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欢跟小朋友玩，很愿意跟人家手牵着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渐喜欢上她，刚会讲话的小信很远看到她就大声叫她“咔咔”，六岁的诺诺调低滑板车的扶手，让她把着扶手站在上面，推着她在花园里转圈。她在阳光里面，笑得快乐无比。
几天之后，在餐桌上，我爸刚放下碗，Caresse突然说：“阿拉饭饭吃好了。”说得很响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说出一个句子，用上海话，不是英语。
第二天我跟Lyle约好要通个电话的。约在上午十点，因为那个钟点Caresse总是醒着的。九点半之后，我不自觉地看了好几次时间，突然发觉自己怀着一种几乎按捺不住的兴奋的心情。可能我只是因为高兴，想要把快乐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可能还有别的，却不愿意承认罢了。
电话很准时地响了，我们互相问候，我把Caresse新学会做的事情、说的话，讲给他听，然后把小孩儿叫过来，听筒放在她耳边，说：“Caresse叫爸爸。”
“妈——咪——。”小孩儿一边笑一边叫得很响亮。越洋电话两头，所有人都笑翻了，连带Caresse自己。
她能说一整句话，却一直分不清楚称呼。对她来说，“妈咪”是对所有照顾她的大人的总称，我是“妈咪”，Lyle也是“妈咪”，保姆还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电话上，Lyl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问我：“你说要不要带她去看医生，育儿专家之类的？”
“等我回来再说吧。”我回答。
“告诉我回程的航班号码，我来接你们。”
“你来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会来接我。”
“好。”他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妈看了我几眼，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啊？”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妈接着盘问：“看你们好像还蛮好的样子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爸爸则开始循循善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喜欢一手抓着爸爸一手抓着妈妈，一边走一边跳啊？你女儿要是也想这样，你一个人是抓她左手还是右手好啊？”
我没接茬，又是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叫自己相信Caresse不会因为我们离了婚，而错过任何一点点可贵的童年乐趣。
一个礼拜之后，我重新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爸妈在旁边看着，妈妈抱着Caresse感叹：“刚刚熟悉了又要走了。”
而我拿起那个旧水晶球，问他们能不能带走，纽约可能有地方可以修。他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飞机在肯尼迪机场落地已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多。照之前说好的，Lyle来接Caresse，Nick来接我。如果是Aki那样的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算算我们浪费了多少汽油，多排放了几吨温室气体，只为了人类和人类之间那一点点感情问题。
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Nick已经在那里等了，靠在一面半人高的玻璃扶手旁边，手里拿了文件在看。我很远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我和Caresse，就朝我们挥手。Caresse坐在行李车上也使劲儿朝他挥手，等到了他旁边，又非要抢他手里那叠纸。
我拉住她说：“Caresse，不可以！”根本没用，她就是觉得那些纸是再好玩不过的玩具。
Nick倒不在意，蹲下来对她说：“嘿，我们做纸飞机好不好？”说完就从那二十几页钉在一起的A4纸里撕下一页，把剩下的全部给她了。Caresse马上不吵了，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做。
“撕掉要不要紧啊？”我问他。
“可以再印嘛。”他一面低头折纸一面回答，“我很会做飞机的，会十几种不同的叠法，飞很远的。”
飞机很快做好了，他凑在嘴边哈一口气，掷出去，飞得平稳轻盈，滑翔了很远才落到地上。Caresse看呆了，急死了也想试一试。Nick跑过去把飞机捡回来给她，她居然也记住了那个哈气的动作，只是差点把半个飞机都塞进了嘴里。
“机头沾上口水就不平衡了。”Nick一本正经地跟她解释，把着她的手教她飞，“飞到妈咪那里去，来，一、二、三，起飞……”
Caresse还是小宝宝，掌握不好松手的时机，试了几次才有一次成功地飞出去两三米的距离。我光顾着看他们两个，直到Lyle走到我旁边，才注意到他也到了。
Lyle跟我打了招呼。看到Nick，两个人相互点了点头，没有握手的意思。他走过去抱Caresse，小姑娘正玩得起劲，少不了又小闹了一场，直到哄她说带她去吃蛋糕，才又安静下来。我们告别分手，其实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却故意选了不同的路走。走出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Lyle已经走远，Caresse趴在他肩膀上，看着我们这里。尽管隔了几十米的距离，我还是相信自己看到了她眼睛下面挂着的那朵泪珠。
上了车，Nick问我：“在上海玩得开心吗？”
“累死了。”我回答，“Caresse满十八周岁之前，再也不带她出去了。”我发下这样的狠话是有缘故的：飞机上，除了睡着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没有一刻是安生的。如果碰上气流不能离开座位，我就得给她唱歌，讲故事，陪她看动画片，把情节解释给她听；而飞行平稳的时候，她就非要不停地从机头走到机尾，再走回来，跟看到的每一个人灿烂地笑。我总得陪着她吧，结果，从上海到纽约有一半路是走着来的。
回到家里，我洗了澡，上床就睡着了。做梦做到Caresse一下子变得很大了，我到幼儿园去接她，然后两个人又到了游泳池里，我穿着夏天的衣服，Caresse穿了一套可爱极了的小比基尼游泳衣，唯一遗憾的是梦里面的光线不像夏天，总是暗暗的，有点冷。不知道几点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心惊肉跳地爬起来接电话。为了不吵到Caresse睡觉，我只在客厅放了一部电话，铃声在卧室里听起来很轻，可能响了很久了，一直没听见。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开手机？”是Lyle，接起来就是这么一句，吵架的语气。
我被他问得有点蒙了，外面天已经黑了，墙上的钟走到两点二十分。“我在睡觉。”我回答，“半夜里还能干吗？”
他顿了一下，换了种比较礼貌的口气：“Caresse发烧了。我们在医院。”
我立刻清醒了，问他：“哪个医院？现在怎么样？体温几度？”
“东七十七街上那间，一个小时之前量是一百零三度……”
“我马上就到。”我没听他说完，挂掉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拿了钱包手机，随便披了件运动衫，就冲出去了。已是凌晨，路上没有什么车子，我一路朝北面跑去，直到拦下一辆过路的出租车。上车坐定，就在手机上换算那个听起来很吓人的华氏度数，换成摄氏度也要接近三十九点五。快到豪斯顿大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穿了件很薄的白汗衫却没带胸罩，只能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了。
二十分钟之后，车子在医院急诊入口前面停下。我付了车费下车，一边朝里面跑一边打Lyle的手机。照他告诉我的号码，在八楼的一间儿科病房里找到他们。房间里面总算不像楼下急诊大厅那样灯火通明，Caresse坐在小床上面，眼睛哭得通红，身上全是吐出来的东西，精神倒还不错。Sandy正在给她换衣服。Lyle蹲在床边，嘴里唱着几句关于小蜘蛛或是小绵羊的儿歌。看到我来了，Caresse兴奋起来，眼泪还没干又在笑了，伸出双手要我抱她。我过去握住她的手，手心又干又热。
我问Lyle：“什么时候开始的？医生说是什么病？”
回答我的却是Sandy：“九点钟我送她上床的，十一点多发觉有热度，一百零一度多，在急诊室吃过退烧药，降到九十九度，一点钟又烧到一百零三，刚刚吃过药，差不多全吐了……”
“医生说是什么病了没有？”我带着点火气继续问Lyle。
他总算答我了：“验过血，可能是流感。”
护士进来量了耳温，还是一百零一度多。Caresse吵着不肯睡，生病的小孩子脾气总会变坏，那个晚上她无论如何都只要我抱她，可能是想要妈妈，也可能只是因为另外两个人都骗她吃过退烧的糖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那样一直抱着她，在房间里一边走一边轻轻地跟她讲话，让她安静下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她从来没有这样哭闹过，我知道她肯定很难受很难受。如果是从前的我，看到这样妈妈宝宝的煽情场面一定会觉得虚伪老套，笑都要笑死了，但那个时候，我抱着这个十四个月大、十一公斤重的孩子，从凌晨三点一直到四点半，没有觉得累，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不断地落下来。
差不多三点半的时候，我打发Sandy回去睡觉，叫她早晨再带一点小孩子吃的玩的东西过来。Lyle没走，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笨手笨脚的根本帮不上手。等Caresse睡熟了，我把她放到床上，摸摸她的脸还是很烫。我的两条胳膊几乎没知觉了，手抖得抓不住东西，但还是拿了手机跑到走廊上去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一听到妈妈的声音就趴在窗台上面哭得稀里哗啦的。搞得她还以为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为了安慰我，她嘲笑我大惊小怪，然后告诉我：“肯定是玫瑰疹，发三四天烧，烧退了，疹子一出就好了，你小时候也得过，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孩都要经过这个病的。”我将信将疑，不过总算放心了一点。挂掉电话，回头看见Lyle正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我，看到我回头，就转身走进去了。我跟进去，没看他也没讲话，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第二天，病情还在反复，高烧，退烧，再高烧。稍微有点咳嗽，没有痰，很少有鼻涕。快到中午的时候，护士又来取了一次血样。医生过来解释是因为反复高烧，要考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Lyle莫名其妙地加了这么一句：“她刚刚从中国上海回来。”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他只看了我一眼，没回答我的问话。我也忽略他，直接问医生，“会不会是玫瑰疹？”
医生回答：“有这个可能。”但刚从亚洲旅行回来这个线索好像更有爆炸性。他告诉我，就是在前不久，越南报告过几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新采的血样会被拿去做血清检测，是H5N1型病毒，还是引起玫瑰疹的疱疹病毒，检测结果出来就清楚了。
医生走出去，我控制住声音对Lyle说：“这跟去中国有什么关系？”
“你可不可以把你愚蠢的骄傲先放一放？”他回答，“上帝，我真的不应该同意你带她去中国。”
我压低声音喊起来：“医生都还没确诊，我妈妈说很可能就只是玫瑰疹而已！”
“你妈可以隔了七千多英里诊断Caresse得的是什么病？！真是奇迹！”
我气急了，心里却又害怕真的给他猜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仿佛没了一点力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埋在臂弯里流眼泪。
好像过了好久，他在我旁边坐下来，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如果她有什么事……如果她有什么事……”我哭得口齿不清了，我想说的是：如果她有什么事，一定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她不会有事的。”他搂住我的肩膀告诉我，“都会好的。说不定到晚上就全好了。”
我点点头，嘴里重复：“嗯，一定会好的。”
检验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就有了，在我听起来，“玫瑰疹”这个词从医生嘴里吐出来就和“玫瑰”一样优美。“最常见的婴儿斑疹，不会有并发症，跟地区或者卫生条件也没有关系。”医生解释道，似乎是在为中国正名，“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治疗，发三四天烧，红疹会在一两天里退清。”
因为高烧，再加上不肯吃药，那天剩下的时间Caresse还是在医院里输液。快到半夜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不知道几点钟又被电话震动的声音吵醒。Lyle从我身边坐起来，很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到病房外面接电话。有那么一会儿，我搞不明白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挤在一张宽不到九十公分的沙发上睡觉的，迷迷糊糊的似乎还记得他的手臂环抱住我身体的动作。到那时为止，我两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没洗过澡，头发都打结了，衣服上沾着Caresse吐出来的东西，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却可以离得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