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舞步
我的初三是甜蜜的、红色的、破碎的、莫名其妙又昏头昏脑，非常具有戏剧色彩。我有许多专属于初三那年的朋友，过了初三，他们就统统不见了。他们只属于我那永远长不大的初三。
B5?
见信佳！
我们中考结束了。
"我曾见过九片棱角的回忆，我已忘记昨日的消息。"但我还记得第一次打电话时，窗外是绿色的树，夕阳射在上面，金子般好看。以为不会再给你写信，因为我丢了地址，可昨天收拾屋子时，居然又找了出来。有缘自会再相见。
我活在自己的迷茫里，活在走向答案的漫长的路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祝你快乐。
知名不具
1998年6月27日
B5是我认识的一个心理咨询员。在我们没有见过面的一段时间里，他迷恋我和我们家楼上另外一个和我同一个年级的女生小洁，叫我们"双胞胎小天使"。我们每天都打电话，有时候我和小洁一起打电话给他，他就一直笑。后来我们见过面后我就再也不喜欢他了，转而爱上另一个心理咨询员A26。我和他在北师大附近的一座小公园里见过面。他自我介绍："才子加流氓"。他说他来者不拒。"你来吗？"我们呆了几个钟头就离开了。他没请我吃午饭也没有送我回家，可我记得他身上的香水味道。那天后来下起了小雨，我在等他的时候喝着统一冰红茶，他看着我说："你的眼睛很好看，符合我的审美，还有你的手，也很漂亮，可惜你在喝水，我不知道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后来他问我看没看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我说没有，我看过的电影很少的。他说那才是真正的爱情，你没看过就不要跟我谈爱情。你没有资格谈爱情。考完试以后我们见过一次面。他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我不由自主发抖，我想他一定发现了。和他在一起我自卑。我讨厌自己没看过他说的电影，我没有衣服没有鞋，没有气质。我把我们的感情弄得面目全非混浊不堪。我不能容忍一个人，在追求欲望、金钱的同时还唱着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永远是对美丽的亵渎。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和A26的认识和B5如出一辙。那仿佛是一个春天。正是北京刮风的季节。天很清。他是历史系的大二学生，我们是通过电话认识的。那时正是初三的下半学期，最让我沮丧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报职高还是普高。职高没法上北大，可一想起还要过三年苍白紧张的生活，我就宁愿死了算了。这个问题是那么严峻，它天天缠着我?好像不赶快解决我就要死了。我甚至没有心情写作业。我讨厌学校，讨厌我的那个聪明的、不感性的班主任。而我更多的不知所措，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令我害怕。我知道他才不会烦这些，他的气定神闲完全可以俯视我。
在匆忙迎接中考的前几个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每星期和他在电话中聊半个小时，我常常在傍晚呼他，那时看得到金色的夕阳和翠绿的树，我们的谈话是那么谨慎华丽，像活在神话世界里，没有一切，只有艺术、秩序、美丽。这种虚无缥缈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他告诉了我他的呼机，我知道这是不被允许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也许只有在做心理咨询员的短短几个小时，他的心才是沉静、不被打扰的。所以我不愿意多给他打电话，我害怕他暴露出生活的局促和无奈。我只愿意感觉轻松悠闲的谈话。这些，他肯定都明白，他那么聪明。
每次打电话总是我主动说"再见"然后挂断。他至多"嗯"一声。我问他"你不说再见是一种习惯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奇怪，从未有人留意过这些。我不说再见是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再见就是再也不见了。"
四月份，我为了他而参加北师大二附中的文科班的提前召生考试。但我没有过。我和小水一起参加的，她过了，我没有过。我的数学太烂了。北师大二附中与北师大仅一街相隔，有非常美丽的月季花和树。那天我穿着白裙子，慢慢地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想着这个地方蓝草(我把A26叫做蓝草)曾经经过，曾经生活过，就感到一丝满足了的温暖和惆怅。
我开始经常呼他。他是我整个初三惟一的亮点，我惟一的安慰，我不能失去他，我不能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在图书馆匆匆给我回电话，没说几句就挂了。
他总是要想见面。我总是不同意。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同意了。那天我拼命在找合适我穿的衣裳。整整初三一年我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我还胖了，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害怕他讨厌我这个样子。我到邻居家借衣服去，左试右试，把那些白裙子，花裙子，蓝牛仔裤，黑牛仔裤一件件地往身上套。到后来我晕了头了，和他约的七点半见我七点二十才出门。我穿的是一条最不适合我的一条咖啡色裤子，当时我简直已经晕了头了。我坐车坐到积水潭站，始终不敢靠近车站口，只是到每一个地铁站口远远看着。低着头听许巍的歌。到晚上十点的时候我开始给他家里打电话。他爸接的，说他已经睡了。
第二天，我开始不停地拨打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我想告诉他我爱他，我要他不要离开我，不要生我的气。我只是一个小女孩，我喜欢他可又说不出口，我要满足他所有的要求如果他对我有要求的话。但那天电话一直没有人接。那天我从早到晚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打传呼和不停地哭泣。他把我弄得失魂落魄，急于向他解释那天的迟到和所有想说的话。有好几次我听到电话铃在响，当我疯狂地冲向客厅，却发现那只是我的幻觉。
我找出以前他给我的地址给他写信，还夹照片，我很少照相的，除了小时候照过的我只有几张照片，我全寄给他了。后来才知道他没收到我的信，我的信丢了。像所有最重要的东西一样不知道丢在哪里了。蓝草，北师大在我心中曾经是渺小的，但自从认识了你，就多了一份高贵感！
一个星期后消失了的蓝草出现了。我在吃饭时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再次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时我甚至感到一点陌生。他用我已经陌生了的语气质问我星期五干什么去了。
"上学啊。"
"不对，如果说那天你没去我生气了……"
"我去了。"
"……那我又会生气的。也许你去了。我那天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你都不在，如果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不在，那么管他什么A26，什么蓝草，统统……消失。"
我说我搬家了。电话一直搁在旧的屋子里，今天才接过来。我说我到楼下给你打电话。我匆匆跑到楼下。他问我是爱他的吧。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我爱他却从没想过要对他说。难道我对他的感情那么露骨他已经看出来了。我很紧张。
你能再问一遍吗？
他愣了一下，你爱我吗？
带点感情。
你爱我吗？
我爱你。
再说一遍好吗？
我爱你。
带点感情。
我爱你。我的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他虚弱地说："别爱我。"
随后是中考。
我毕业了。
初中时代结束了。一个混乱敏感天真的时代结束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发现，在他面前，我渐渐迷失着自己。这让我很痛苦。我几乎都想不起那种舒服、愉快自在而不受束缚的交流的感觉了。和他在一起?我度过了一段完全可以说得上幸福的时光。我就在这样的矛盾挣扎中，一日一日沉沦下去。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他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员，而我只是他的一个"病人"。他从未把我当作朋友。会是这样吗？
我打电话给他说再见。我连一瓶洗发水都能想起他来。
也许有人和我一样，想把过去的一切从头毁灭。中考结束了，我给几个属于那个时候的朋友写了信，烧毁了我的日记，准备干干净净从头做人。可能很少有人像我那样真正厌恶初三。一句话，我那时过得简直不是他妈人过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我不想再纠缠那些曾有的故事和细节，我真的不想再回顾那时的生活。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间谍和杀手应该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因为他随时可能消失。《堕落天使》里的杀手黎明也有小学同学，这就是尴尬。我虽然不是间谍和杀手，但我喜欢这两种职业，因为它们的神秘、智慧和生死一线间的冒险。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好冒险的人。
我没考上高中。因为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师大二附中。典型的好高骛远。为了不可能实现的梦和意气之争。就算考上又如何？蓝草早已是昨日黄花，即便考上，也没有多少快乐可言。有的只是回忆的悲哀。如果"三生有幸"再次踏入北师大二附中，会做何感想？我会想起第一次参加文科测验(就是提前招生，可以不参加中考)时莫名其妙的欢乐、骄傲，那会儿是春天，校园里到处开着香气悠远的蔷薇花，有树，有草坪……有一种时光反复的感觉。
录取我的是一所职高。颐和园附近。离北大西门骑车五分钟。离海淀图书城也不远。当初报那儿的原因一是离北大近(我被北大鬼迷心窍)，第二个原因是那个学校的名字里有个"西"字，听着倍感亲切(北大以前有个诗人叫西川，北大地处北京西郊，我又是受了《北大往事》的"毒害")。事后才知道我是刚逃出狼窝又进虎口。
认识了
我在楼下传达室收到一封信，从邮戳上看是从本市发来的，姓名那一栏写着的是"春树"收。我有些奇怪，怎么会有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用这个名字我只发表过很少的一些采访，而且都没有留下过地址。我突然想起来，我初三时穷极无聊时曾给一家大型音乐杂志寄过一次征友启事，他们莫不是登了？那可速度太慢了，事
情都过去了大半年了！我打开信，果然是如此。他说他看了我的征友信息，想认识我一下。他说他叫李旗，现在在北京学习画画，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他那里玩。最后他认真地写了一句，希望我作一个"优秀的少先队员。"
我想起我登的那个"征友启事"，好像里边说我喜欢U2、许巍和Nirvana。还喜欢卡夫卡和电脑。那会儿提Nirvana还是满令人自豪的，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不堪。
我很兴奋地回了信，寄了出去。但这次他的信姗姗来迟。
大约两个礼拜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上面解释说他刚回了一趟山东老家。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人说要找"春树"，我说我就是。"哦……"我能听出他那边有一丝惊喜。"我还以为你是男孩呢！"他说。然后我们约好一天去他那儿玩。"我是不会迟到的。"我飞快地补充一句。其实我想也许我还会迟到。
那个星期六是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我坐车到积水潭下。他说他在鲁迅美术学院上学，我们于是就约在了鲁迅美术学院门口。我看了看表，大概我已经迟到了十分钟左右。我在想我又迟到了，哈！我带着一种又滑稽又内疚的心情向前走去。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倚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看着我。我赶快地走过去，"我是春树。"我说，他伸出手，我们握了一下手，然后两个人一起向前走去。气氛有些拘束。他和我想像的不一样。头发有些长。有点落拓文人的气质。穿一件皮衣，皮肤挺白的，有些瘦小。我想也许我也和他想像的不一样。
他带我走进一个小胡同，是在一家音像店的对面。离他的学校非常近。他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他在里面租了一间房，我进这种地方总是非常不适应，我更喜欢高楼大厦和光亮体面的地方。
我有些拘谨地走进屋，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床，还有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堆满了磁带，音乐一直在响着，我坐在他的床边，我们不咸不淡地聊着天，他的眼神里有种神经质的执著。这间小屋里阴冷又潮湿，没有暖气，李旗起身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我喝了水。有阳光从外面射进一些来。一个普通的平平淡淡的上午。却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对劲，所有的情绪和位置在向着一个方向逆转，我感觉到了，却无法控制。或许我想看沉浸在其中的结果是什么，会不会很致命。你看，我就是这么爱冒险。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生命中一种东西很快地就降临了，一切都是那么迅速，那么来不及招架。我像忽然扑进一幅景物画一样，感到和周围环境的不和谐。李好像又说了些什么，他说话的时候盯着墙壁，好像是说什么人要遵循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要真实什么的，然后就是沉默。我忘了自己说了什么或者作了什么举动，但我想我一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抱住我，然后脱掉我的鞋，我穿着一双有白色绸带的丝袜，因为我喜欢上面的绸带。抱了一会儿，李站起来，喜气洋洋地说，等我把外面晾的被子拿进来。他走出门，抱进来一条被子。然后我们躺在了床上，亲吻。一切都有点不真实。
"血。"我对他说。"哦。"他拿出手纸擦净，随手扔到了地上。
"你多大了？"李旗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我。"十六。"我骗他说。他没说什么，点上一根烟，有些累了的样子。
"你有女朋友吗？"我随口问道。
"有。"
我一下子惊呆了。
他说那个女孩叫蔡芸。以后每次提起她，他都称她为他的女朋友。比如"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等等……
我的头有些晕又像是清醒无比，我不知道怎样表达现在这一种情绪，我清了清嗓子，才发现并没有什么需要我的表达，李并不需要我与他的沟通，他并没有想到我也是有思想的，也是需要倾诉的。中午我们出门吃饭，是在小饭馆里吃的蒸饺和馄饨。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生活造成的习惯，他的食量很小。
那一天就这样很快地过去。吃晚饭回来后我有些不由自主地挎着他的胳膊，我直觉地认为我们既然都已经这样了，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他轻轻地皱了皱眉，我连忙撤下我的手，有些尴尬。还有些无奈。"你知道吗？"我在找着话题，"我会背《长恨歌》，有一些地方已经忘记了，但还记得很多……"
从新街口坐地铁回家经过傍晚的街道，阳光金黄细碎地打在我的脸上，发梢上，地铁站口有小贩蹲着拿大桶卖花，有我喜欢的玫瑰和百合花，这是北京十月底最后的纯洁和灿烂。
回到家后他打来一个电话，忘了说了些什么。有些焦急和担忧的声音，也许他怕我把他告上法庭，让他去坐牢。哈！
李旗
他跟我说他叫李旗。山东人。在鲁迅美术学院进修。原名李小来。热爱文学，绘画，音乐，曾组过一支叫“盲肠”（意为多余、没用的东西）的乐队，曾在某地登台演出过。
这段话有点儿像寻人启示。不过我还是遵照事实这么地介绍他吧！
他有一个女朋友，原来是他一个村的人，他让我看过那个女孩的照片，没什么特殊的，就是长得特别像一个过日子的人。他还让我看了一些他们在一起的合影，他们都在笑着，李旗在照片上显得天真活泼，一股在奶妈面前的撒娇的甜蜜相，相较之他的女朋友则看起来严肃一些。其中有一张被烧毁了一半，照片上的灰黑色残烬清晰可见，那烧的场面想必是惨烈且矛盾的。他说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亲情，他没说爱她，只是说“没办法”、“离不开她”，因为那女的已经为他自杀过好几次了，她说如果他敢和别人发生关系或者离开她她就去死。他的语气很无奈很知命。我认为这像一种低等需要，这种互相需要而又挣扎着要离开的失败过程被他称之为"爱情"，我这种完美主义者怎能甘心。
李旗平常还写诗。这是1998年的冬天。他此时还未成名。经济上也常常有问题。大多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叫好心的班长替他打一碗白米饭，然后他们就着老班长的一份菜吃。没办法。他没钱。所以有时候也想自杀。有一次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他写了几首诗要念给我听。其中有一首他特别满意，好像是什么“一只小鸟飞过来，停在了我的手指上，……”然后又怎么怎么着，最后是“第三只小鸟飞过来我就兴奋了……”（呵呵，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这么长时间了）他念完诗问我喜不喜欢，奇怪的是，我对他写的诗一直不以为然。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他到底吸引我的那一点是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但我每天生活在迷幻里。
周日晚上我把果冻约了出来。当时他在《音乐生活报》当编辑。我们约在了阜城门，他的家门口。我到的时候是傍晚，满天彩霞，空气中有洁净的味道。果冻倚在院门口的栏杆上等着我，见我来了，很高兴地冲我挥了挥手。我穿一件粉红色的休闲装，他穿着灰色的夹克和蓝色的仔裤，头发剃得短短的，像一个未经世事纯静的少年。我跑过去，和他沿着路边散步。
果冻给我买了一个草莓味的“可爱多”，我一边吃一边和他聊天，我们向着天安门的方向走去。那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路边的冷饮店已经亮起了灯，天空碧蓝透明，我的心里乱乱的，昨天和李旗发生的那一幕幕不断地在我心头萦绕撞击着。我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所笼罩着，这几乎让我无法顺畅呼吸，心乱如麻。
“果冻，我有话对你说。”我终于下了决心。
果冻有些疑惑。我青白着脸对他说了我和李旗那件事的经过。他果然有些惊讶，他有些手足无措地听着。然后说他其实还是处男。也许我的坦诚让他也有了倾诉的欲望。他说前几天他爱上一个女孩，是一个小护士，也就十六七岁，特别可爱。那个女孩也喜欢他。但他还是没有向那个小护士表白，"因为她太小了，我怕给她造成伤害。"他低着头说。我们走到了长安街上，我发现和果冻聊天并不能解除我心中那种急躁的感觉。其实我知道我真正是想和李旗谈谈，我是真的心里很空虚。那件事绝对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件，但现在却没有人能听听我的倾诉。它像炸弹一样压在我心中，一不小心便会引爆生活。
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地上学，路还是那条路，但我感觉气氛全变了，我的心沉甸甸的，一种控制不住的东西在操纵着我的头脑。李的名字硬生生地挤到了我的世界里来。我的大脑因此变得像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地，我被扎得很痒很疼。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还不太适应。我有一种一直在担心着什么的冲动，尽管周围正在发生着事情但就是不能够集中精力，而心中一直放不下那件事，它随时都在牵制着我。心里充满了乱糟糟的幻想。越想越糟。我害怕再出现初三时蓝草带给我的触景生情、精神恍惚，那时就连一瓶洗发水也能让我想起他来。那真是死都不愿回忆的几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犹如吸毒般的感觉。白色极光刺目恐怖。我害怕。
星期六，我又去找李旗。当我们躺在床上时他跟我说昨天他以前一个女朋友来找他了。
“是蔡芸吗？”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是，是另外一个女的。”他点上烟，抽了一口，说，"她来我们学校找我，叫我'小来'，我以前不是叫李小来吗？当时正好是中午，我不在，我们班长接待了她，告诉她我住的地方，晚上她就来找我了。"
我不说话，在那听着，他看我一眼，接着说，“我这屋不是没有暖气吗？我一想，干脆带她到我们班长那里住了一个晚上。”
“那你们班长呢？”
“他住我那儿。”
“那你和那人做爱了吗？”
“有呵！”他好像很奇怪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呀？”我问他。
“她特地跑来找我啊，我看她挺可怜的，我想安慰安慰她……”
“你以为和她这样就是安慰啦？”
“是啊，我不想让她太难过……”
“那你！……”
“她特地来找我的，那么大老远的，一直打听到我住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可能在当鸡。”
我们躺在床上，李神色有点凄然地点上烟，我躺着想我的心事。
“你爱我吗？”我问他。
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爱。”
然后又加上一句：“我谁也不爱。”
天哪！我那一颗少女的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说的是那么直接那么坦白，可是这样的实话我真的不要听。台灯发着昏黄色的光。李放在床边的画册和大部头的哲学书硌着我的身体，我任凭自己躺在硬板板的书上，一言不发地流泪。
“对不起。”李旗说。
“别说了。”我抽了抽鼻子，可新的眼泪还是迅速地涌出来，我不停地擦拭又流着伤心的泪，就那么躺着。
第二天晚上，在我和紫予聊天时我终于下决心对紫予说你可以陪我去找一个人吗？我一个人去太寂寞……紫予听着我说，也许明白了一些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吧。我们怎么走？”“坐地铁。积水潭下。”
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们始终一言未发。紫予是最合格的朋友，不该问的问题他从来不问，我们之间不远不近保持距离，犹如纯净水般干净剔透，而我有时真的希望他能多问一点问题。我的心始终处在焦虑不安之中，我的心是系在李旗身上的。我真的是无法想像失去他的情形，而昨天的谈话就像我已经要失去他了。我面色惨白，紧紧抓着地铁车厢的扶手。
出地铁站时我对紫予说如果李旗要在你就先回去吧，如果他不再我们就一起走。
他说好。
他对我的要求一直说好。
包括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我说过他是最忠贞的朋友。
我让他在李的院外等着我，“五分钟如果我不出来你就先走吧。”
“这个给你。”紫予递给我一张折好的纸条，他的脸看起来像平常一样表情客观，只是现在多了一些好像是激动抑或是痛苦什么的，“现在别拆开，等我走了再看。”他喘着气说完，在黑暗中向我露出牙齿。
“OK。”我拿过纸条，它已经让紫予攥得有些湿热，“等我五分钟，如果我不出来你就可以走了。”
我走进李的四合院。他的门上横着一把锁。李不在？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失望焦急起来。
紫予看见我出来很惊讶，“怎么了？他不在？”
“不在家。奇怪。"我说，"你说他这点儿去哪儿了？”
“要不咱在这儿等他会儿？”紫予开口说。
“好吧。”我手里捏着那张没有打开的纸条，靠在墙上。斑驳的树影漏过细细碎碎的橘红色的灯光。大概过了那么十几分钟，我们看见两个人影从远而近边走边谈过来。
“是春树吧？”还是李旗的老班长先看见了我们。我走出去，“嗨。”
“你怎么来了？”李问我。
“嗯，我想来看看你。”
“Hi，那我先走了。”紫予向李打着招呼，然后看了我一眼，走了。他的白衣服在灯光下发着年轻纯洁的光。
我和李旗和他的老班长一起走到他的屋。进屋时我拼命呼吸了一下这屋子的空气，才刚刚一天不见我就发现这空气之于我正如纯氧气之于生命。我发现自己是这么离不开他。哪怕一毫一厘。
李的班长和我们谈笑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空遗下我俩对坐着。
“你怎么来了？”李又问了一遍。
我没说话，只笑了一下。
当我再一次地纯熟地如刚出生婴儿的姿态出现在他身下时，我想这一切其实是早该被我们结束的。
我们疲倦地躺在床上睡去，大概晚上十一点时他叫我“春树，起来吧，你还得回家呢。”我开始穿衣服，他陪我一起起床，我们穿过马路，来到地铁站。他站在上面，我们挥手说再见，然后他折过身向回走。
而当我买票时售票员说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在一分钟前开走了。Shit！我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就拼命地去追李旗。他不紧不慢地走着，手里拎一塑料袋，里面装两个苹果，可能刚才他在买苹果。我很快就追到了他。“嘿！”我扑上去拍他的肩膀。“你怎么没走啊？”他的眼睛里明显流露出一分惊喜。
“车走了，我没赶上末班。”我说。
“那怎么办啊，你明天还得上课呢，要不我骑自行车带你回家？”他笑道。
“不用。”
我断然拒绝了李用自行车带我的建议，可能潜意识里我认为这种亲昵的举止根本不适合我们。而且要李骑自行车带我，我不想欠他的情，索性清清爽爽，两不相欠。
我跟他回到他的小屋。开始坐下吃苹果。李旗一边拿小刀削着皮一边严肃正经说，“你这一回来造成我直接的经济损失。”
“你是说苹果？”
“是啊。”他好像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我靠，你不会吧！……”我乐着说。
我在临睡前打开紫予给我的纸条，纸条上有一大块让我们的手弄得脏了的黑渍。那上面是紫予清秀而有些拘谨的字迹，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今夜注定有天雷地火，在我们回去的时候地铁车厢爆炸，我是惟一的幸存者，哈哈，永别了！”
那个夜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我们和李没有再做爱。非但没有做爱，连碰一碰都没有再碰。各自缩在床的两侧。我们互相厌恶，对彼此都没有了兴致。对我来说是不回家的惶恐和第二天还要早起上学的压力让我担忧。还有就是我一直希望和李旗单独过一个完整的晚上的，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了，我怎么失去了热爱他的兴趣了呢？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恋爱他的感觉了呢？真是怪了，怪了。我在梦里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还有紫予，他一定已经知道我和李旗的关系了，他在想什么？他难过吗？为我担忧吗？我们只是普通的"好"朋友吗？明天我该怎么跟我妈说呢？我昨天晚上……我呼吸急促，口干舌躁，迷迷瞪瞪地睡着，一夜无梦。我感到这一夜的冗长和无味，一些本来属于我的东西在这一夜以后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这个晚上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赶早上的地铁回到家里，我妈听见门锁响冲到客厅来正好见到狼狈不堪的蓬头垢面灰头土脸的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一夜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破口大骂，因为在昨晚之前，我从未有夜不归宿的情景。
“别说了，别骂了。我现在特累。给我二十块钱，我打车去学校，现在快晚了。”我扬着手，死乞白咧地说。
我妈愣了一下，从包里给我扔出二十块钱，一边骂着我，一边回房睡觉去了。我想她可能对我非常失望。但我很累。
我简直是身心疲惫。
僻静
我的心碎了，但我没有胶水。
——小水
星期六时，和李旗在一起，天在下雪。我去的时候大概早上八、九点钟，天还没亮。他躺在床上等着我。然后我钻到他暖和而肮脏的被窝捂我冰凉的小身体，他总是紧紧地搂着我，生怕我突然跑了或消失。我们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或者欲望。屋子里很暗，我偷眼看一眼窗外，是灰白色的满天阴霾。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端起他的茶缸就要喝。他夺下那杯冰凉的水，倒在了地上，给我重新倒了一杯热水。他说你现在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喝凉的东西，对身体不好。中午吃完饭我陪他去找他的老班长。可是那幢平房前锁着门。我们呆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问他“Punk”和“Grunge”的区别。要知道当时著名的《朋克时代》还没出。我每个礼拜都听着李借给我的摇滚磁带，他借给我的都诸如是“GreenDay”、“Blur”、“R.E.M”、“小精灵”、“SonicYouth”这样的乐队，然后下一个礼拜六见面时再还给他。他抠着墙上的红砖，支支吾吾地解释了一番，然后说他也说不清。
我们踩着雪接着走回去。树上落满了雪，我的白色的棉大衣上也落满了雪花，地上的雪被迅速变成灰黑色，令人扫兴。“咱们散会儿步吧。”我对他说。他不置可否。我们走到他家胡同口对面的一个音像店，里面有许多港版盗版摇滚磁带，五块钱一盘。可我就连五块钱也没有。我们在那堆乱糟糟的带子里看了半天，谁都没有要买的意思。然后我说走吧。你不是说散会儿步吗？不去啦？算了。我说。散也没什么劲。
回到他的屋子我们又上床，聊天，看书。他又给我讲了很多大道理。让我好好学习，但我一想起学校就烦。但我也明白这一切。只是看不到前途。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李旗希望我正常地活下去，他不希望我走他的路，不想我以后也像他现在这样，独自一人在异乡，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没有爱情。靠家里的救济。他说最好我考一所大学，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我明白他生活的苦闷，在北京的生活让他感觉悬空且无助。他的思想其实很消极。但恐怕他要失望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希望能够快乐、充实。或许一切都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在作怪。初三时一直不学习，我不写数学、化学、物理，只是写小说，我们班主任认为我是个疯子，差点没杀了我。好不容易活到初中毕业，又进了这所专制的学校。我真的很怕各种老师、校长、主任，我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不会表达自己，更不会与人交往。我总是太诚实。
很孤独。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总是分不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那些绝望的往事，每一件都是致命的，我在性格方面是无可救药的。
有时候我也会给李旗看我写的文章或诗，可他总是不屑一顾。也许他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孩。他从未把我真正看在眼里。后来他对别人说当时我就打扮像一个小男孩。他的思想大致可以用以下一段话来总结：
“上帝造出生物，我想绝对不是出于什么好意，而让人类有了智慧，那就绝对是一种恶意了……一切都是荒诞的。如果谁还在追求意义的话，那真的不是一般的有病……上帝真他妈不是一般的坏……”
他比较喜欢的是辉煌而又荒诞、无能的力量……之类的词。他的阴冷怪僻注定他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多余的感情，没有爱情。那段时间我的心全系在他身上。我不叫他“男朋友”，他不是我男朋友，提起郭芸，他一口一个女朋友，我心里听了特别难受。但我还是希望能常常见到他，和他在一起。我每个周六就会去找他，带上许多零食，有许多吃的东西，话梅，饼干，口香糖之类，李对我说别花钱了，以后别往这带东西了。但他每回也和我一起吃得不亦乐乎。我甚至还想过给他换上好看点的窗帘，被单，枕套。每天想着还能为他作些什么，是我最愉快最迷惘的事。
每个周六我就去找他，四合院里那个满头银发的小脚老太太——他的房东，总是狐疑地看着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到后来她也不大惊小怪了，顶多认为我是李旗的一个同居女友罢了。以前她认为李旗是个小孩，现在她可不敢再小觑他了吧。李开玩笑说以后我来了就最好在门上贴张纸，上书：“正在思考，请勿打扰”，说着他兀笑了起来，神经质地真找了张纸“唰唰唰”地写下几个大字贴在他门上去了。“这下可好了，没人打扰我们了。”他说。
我们中午和晚上常常去吃蒸饺和粥，有时候也吃面和馄饨，每个周六都是如此，从来没有厌倦过。
我们见过面以后我也给他写过信，而他是再也不写了。有时候我会在打字课上忽然心血来潮柔情似水地用那种老式打字机给他写一封错字连篇的英文信，我觉得这很罗曼蒂克。而在李看来，也许是傻的象征。
湖光塔影
事到如今，我早已忘了我和李的最后一封信中李是怎么描述的了，只记得收到李的那封信的那刻我手脚冰冷。我不相信自己这么快就被抛弃了。他在信中说他去广州看他的"女朋友"去了，顺便在那儿过年。我像一块脏手帕一样地被一只厌恶的手甩到了空中(那个JB竟然还在信里希望我“好好学习”)。我的愤怒无法遏止。我被彻底击垮了。我并不爱他，甚至一度想断掉和他的关系，我们在一起也总是让我感到矛盾和不快乐，但我不能没有他。他已经固执地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能失去他而一个人生活。他这么未经和我商量而只留下一封信离开我去广州找另一个女人，我被他抛在了北京，我受不了。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立刻笼罩了我。我开始天天哭，做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信上还说，我上次借给他的那些CD他放在房东那儿，让我星期六、日去拿。从日期上推算，他现在已经在广州了。
星期六我去他那儿拿CD。要不是这CD是我借一个朋友的，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抛头露面这一回。我敲响他的房东的门，那个小老太太开了门，递给我一个白色塑料袋，她的脸上带着不露声色的意味，她肯定已经知道了李抛下我去广州找他的女朋友了。她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她一定暗中嘲笑我吧，我果然没有逃过她的猜测，李怎么会爱上我呢？他又怎么会在乎我呢？我屈辱地拿了塑料袋，道了谢，走出门。
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如此年轻，内心是空虚的，这是漫长的冬天，这是阴冷的冬天，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我坐在窗口，看着你枯萎，我没有希望，内心是潮湿的，我在等待你的到来，我在等待你抓住我，我在等待你的到来，内心是潮湿的，我没有希望，如此年轻。
在学校我也是总无精打采，计算机考试接二连三地不及格。班主任对我越来越不满意。我无力解释什么。
我又把果冻给叫了出来。他总在我心情不好时听我诉说苦闷和彷徨。他说我是个有问题的小女孩，一个因为太敏感和自卑而心疼受伤的人。我们去了北大。银杏树落叶洒满地，黄黄的一层，风吹着很美丽。多么幸福。我们沿着未名湖散步。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湖水是多么美，湖光塔影里生活的人们是多少幸福。果冻突然说：“前面有几个人在钓鱼。”真的吗？刚才我还看见这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为人工湖，禁止钓鱼游泳。”但我刚说到这，就停住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前面有几个人蹲在那儿钓鱼。有一个人还刚钓上一条小鱼，正在那儿乐。一瞬间，我只觉得湖光塔影已经褪了色。果冻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我太偏激了。我离开他，向前走去。
我们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用很“壮烈”的口气告诉他我和李分手了。
“分手？你们从来就没有好过，怎么谈得上分手？”他不屑地说。他说我一直不能看清自己的地位。我在李心里没地位。
我目瞪口呆。原来我和李根本没有在一起过，根本没有分手的资格。那我以前的痛苦忧郁又是从哪里来的？天哪，我是傻到家了。我一言不发，摇摇头。
然后我们谈到死亡的话题。果冻说多希望能有人给他一枪啊！他说跳楼很疼，所以就彻底打消了我如果自杀就跳楼的念头。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能又不疼又体面的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问题，始终没有好的答案。又谈到了蓝草。他说你至今还提他，是否对他还有感情？这是当然的！我说，不会再有人让我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了！又偏偏不是爱情！果冻又不明白了，友情可能那么强烈吗？当然可能！而且在我身上体现得绝对可能！
“也许我还记得他的电话，6421××××，但不知道对不对，也许一会儿在北大校外我会打一个试试看……”
我刚说到这里，果冻就把手机拿了出来，说“现在打吧！”我愣了一下，骑虎难下了！打一个试试吧。居然通了。他爸爸说××不在家，上学去了。我这才放下心来。刚放下电话，就感觉很奇怪：似乎蓝草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童话了，我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还记得他的电话！就像一下子回到一千八百年之前一样，传奇。但我仍不想以后再给他打电话，和初三那会儿比起来，现在的我仍然无法在嘴舌上与其抗衡。
生逢其时
果冻说他和他的妈妈住在一起。
他的房间里很引人注目地放着一台电脑(在当时的确很引人注目)。床很低，他说如果床很高他会有高原反应。屋子里有许多图片，其中有两张放大了的，一张是他二十四岁时照的，还有一张是他妹妹十九岁时照的。书架上有顾城、北岛、西川的诗集以及让我眼红的许多书。
下午时我去找果冻。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也在。那个人又矮又小，还很黑，果冻说他叫王同志。我们站在果冻家院的门口聊天，一个推自行车的男的走近王同志，悄悄地问：“有白的吗？”王同志没明白，“什么呀？”“粉儿啊！”“没有……”差点把王同志吓个半死。果然那男的刚走不久，一对警察就走过来了。“哇噻，不会吧，我看起来像抽粉儿的？我太倒霉了！”我和果冻只是冲他乐。
回到屋子里，王同志突然对“朋克”一词起了疑问，说他们太虚伪，太自以为是……口气半真半假，他说“小朋(克)啊……”我和果冻都被他气笑了。后来他干脆管我叫“小朋”（小朋友）了。他说了很多大道理，我很生气了，说：“现在我不和你讲话了，我从不和合不来的人讲话。”他俩就笑。一会儿有一个女孩给果冻打电话约他去天安门，果冻推脱不过，说：“我这儿还有两朋友，今天实在对不起……”放下电话，王同志问谁打的。“北影的一个女孩。”他说，“干脆咱们一会儿去天安门吧。”
后来我们果然去了天安门。人很多，王同志愤世嫉俗地说这帮傻B干嘛不呆在家里。又故意气我，我说什么他就反着说什么，比如我说以后要买一部手机，他就说：“小朋啊，……我们搞朋克的可不能这样……有呼机就不错了。”结果一路狂笑。王同志和我一样，容易迷路，把我们带着走错了两次。后来我们来到一家酒吧，他们喝酒，我喝橙汁。我不知道我们那天在酒吧呆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不让他们告诉我时间。我不想想到还要回家。他们唱卡拉OK，我没有唱。果冻问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就以后再唱吧。
“什么时候？”他追问。
“以后吧。”我说。
王同志唱歌总是慢半拍。果冻唱《花房姑娘》低了八度。他们喝了好长时间的酒。离开时绝对已是凌晨两点以后了。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外面的风很冷，忘了果冻什么时候惹我生气了，因为他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一段时间我不理他，暗自伤心。他可能感觉到了。出租车奔驰在茫然的大道上。我害怕他再问我一遍同样的问题。夜像风一样吹进心里。又有一种绝对的……不安感。我将头伏在他的肩上，抱着他的胳膊，我的手很冷。思维呈跳跃性。我说：“有些话我不想说。不，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安慰地说：“那就不要说了。”终于，车停了。那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我恐惧在凌晨回到家，我的父母会杀了我的。果冻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搂着我的肩，说了一句话：“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说：“看天，有一颗星。”“那儿还有一颗。”果冻指着天空说。真是画面一般，小区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像真正的兄妹一样，慢慢地走着。
上了楼，他给我端来一盆温水，说：“洗脸吧！”一会儿他把水端出去，又端进一盆来，说：“洗脚吧！”他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看了很长时间的书。我走出去，看到他已睡在了大屋的床上。被子有一半垂在床下。我轻轻地把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睁开眼睛：“这么快就醒了？”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我说从你家的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胡同，这让我想起一支我采访的第一支乐队。我想他们。
那时我十四岁，刚刚喜欢上摇滚乐。他们也都才十七八。
那会儿是冬天，乐队的两个吉他手在车站接我的，在他们的那间阴湿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地下摇滚生活。也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地下摇滚音乐。我有些发疯般地爱上了那种清贫、悠闲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氛。我也很喜欢乐队的主音吉它手，每次采访结束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也许是因为我的笨拙沉默抑或是他们的年少轻狂，我们很快起了争执。缘自一次黄昏我非要节奏吉它手送我到地铁站。“每次你都这样。你太不独立了。”那人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你别送我了。”我真有点怕了。可他却坚持送我去地铁站，在路上他说了许多幼稚真诚的话，把我和别的记者反复对比。终于他说完了，我逃一般飞快跑了。于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见他们。
“后来呢？”果冻问。
没后来了。除非时光倒流，一直流回到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那时的自己：短头发，穿着蓝色校服，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去做采访。
午饭是果冻的妈妈给我们做的。果冻的妈妈很善良，她一再让我多吃点儿，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她做的饭很辣。我想起果冻说过他们的老家四川。我们吃得很饱，回到屋子里，果冻送给我《红星I》，因为里面有许巍的《两天》。我们吃完饭，听许巍和胡嘛个的歌。“天哪，我们怎么了？天哪！我们在他们眼里到底怎么了？”听到那土里土气的歌声，我们都笑了。然后是许巍。我垂下头发，绝望像水一样浸向我。我怕回家。我真不知道我妈会怎么看我。十点时，我告辞了，我得去一个学琴的学校。果冻很真诚地说"能不能下午再去？吃了午饭？"我知道他的诚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他送我到我放自行车的地方，反复告诉我怎么走。
到“宏和”音乐学校时，黄亚正坐在楼顶练琴，我坐下，他说你弹一个试试。我弹了一段，很生疏，他问：“你练了吗？”我说：“练了。”但事实上我还没他弹的一半好。他教我应该怎么弹。我下决心回家好好练，别这么丢脸。好笑的是黄亚在弹《Aboutagirl》时将和弦记错了，一个男孩告诉了他，他的脸红了。他说，操，回家好好练，真他妈的露怯。我发现这是他的口头语。我问他老家在哪儿？“福建。”他说。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聊天也挺好玩的。他说他晚上一练琴人家就说吵。“那你别理他们不得了吗？”我说。“不理不行啊，”他苦笑，“那是我爸，我哥和我弟，不理他们我就死定了。”他说他爸是来北京做生意的，他准备和他弟弟组一支摇滚乐队，现在正在努力把他弟弟拖下水。
下午时我们饿得要命，去买面包。我拿出钱，说买两个汉堡。他说：“操，多没面子，我出钱。”挺乐的。
他问我：“在你眼里，我是不是挺内向，挺害羞的。”
“对。”我说。
“其实我在我们老家时根本不是，他们甚至有人叫我疯子、变态，喔，一到这儿，就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内向啊。那会儿在福建时，朋友一大堆，在这，朋友就这几个……”说得我一边吃一边笑，他的口音太逗了。他说刚到北京时，普通话都不会说，每次都得考虑用哪个词好。我让他说一句福建话，他说了两个连我怎么写都不知道的读音，后来他告诉我那是“玩”字。天！我都听晕了，差别太大了，福建话太难学了。他看了一眼在旁边狂笑的我，说：“有时我觉得你不是这么大……你有这么大吗？我觉得你只是小孩！”我盯着他，竭力想分辨他是夸我还是损我。也许在他面前我是表现得很孩子气，他说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脸，突然说：“哇！你戴耳环啊！”说完摸了一下他的耳垂。“当时我就在想，这世上居然有你这么可爱的好玩的人。”他说。
我兴奋得脸有些发红。
少年的冬天
我的高一第一学期放假了。
学校自然又全体集中到操场上讲话。看着台上那胖胖的教导主任“大老王”面目慈祥，耳里听着他殷切的教导，觉得正统教育还是蛮有乐趣的嘛！
“不许去那舞厅迪厅那些不适合学生去的场所，现在外面有一种叫什么‘练歌房’还是‘恋歌房’的，我看不是什么好地方！也别去河上滑冰，听说咱这条长河这几天又淹死了一个人！想滑冰什么时候和家长去趟首体，随便那么滑两下得了！咱学校以前也不是没有例子，上届初中部有三个学生，叫什么雷，什么娜，什么……的……呃，给他们留个面子。这寒假玩疯了，十多天天天去舞厅跳舞，回到学校后成绩直线下降，其中两个勉强参加了中考。那个男学生在左耳朵上扎了一溜儿耳环，染着黄毛——一个男同学！让我给赶回家去了。整个儿一个大痞子！”
“轰……”底下学生全乐了。
我穿着那双脏兮兮的鞋和牛仔裤。牛仔裤紧绷着大腿。在立交桥下等紫予。我以为我迟到了，可紫予居然还没有来。这种人！太嚣张了，这段时间每次都是他比我晚到。我在冬天白色的阳光下，在这空荡荡的马路边支着破旧的自行车，觉得有点太傻了，就又手足无措地站了几分钟。
一会儿，紫予从对面的马路骑过来，可能在找我，那种迷茫的样子像只企鹅。我戏谑地笑了。
“今天阳光挺不错的。”他小心翼翼地骑到我身边，目视前方，说。可我只看到他的嘴动了动。
“什么？……”
“我说今天阳光挺不错的。”
“哦。”
晚上出门时，我将那件白色羽绒服脱了下来。虽然我不喜欢那件深蓝色的短大衣。今天紫予和我一样穿着白色外衣和蓝色仔裤，看起来像一对没有头脑的连体婴儿。
这次是他比我先到。谁都不知要说什么，只好那么骑着车。
“咱们先去杰奇酒吧看一眼吧，我想去看一下杨志国他们乐队的演出。”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成，要是那儿还不错咱就在那儿看吧。”
“不！”我飞快地接了过去，因为我想他这么做是想省“忙蜂”的门票，我对他这种吝啬越来越反感。
“杰奇”酒吧就在“燕京饭店”的对面的街上，一路上我们都在找“燕京饭店”，但始终没有看到。他固执地说还在前面，直到我下车问了一个过路人才知道早已骑过了“燕京饭店”。我们出去玩每次都是紫予带路，可这回他居然在长安街上迷了路！
“要不然咱们再折回去？”
“不用了！”我又缓和了一下说，“直接去忙蜂吧。”
到达忙蜂时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我盼望着乐队给我一个巨大的震撼，让我跳起来，喊起来。我只想听歌，我只想跳舞。楼下没有卖票的，该不会不用门票吧！我轻松了一下。上了楼，酒吧的门口，立了一张桌子，一个男人笑眯眯地坐在桌子下面。那洁白的牌子上面有几个鲜红的字：门票五十元。我想我有点头晕了。“这么贵呀？”我转身对紫予说。“我付吧！”他有些勉强地说。“我付吧——你没有多少钱。”这几乎是每次付账时他挂在嘴边的话。我厌恶里面的虚伪和自大。或许他希望我感恩于他的打肿脸充胖子。我摸出钱，他没说话，拿出一百块钱给那个男的，那男的又把手边我刚给的五十块钱找给他。他收起钱，我们进了酒吧。
和所有酒吧里的演出一样，时间向后推迟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紫予买了二瓶可乐。幸好不是百事可乐，那玩艺儿我喝了想吐。
前排已经被坐满了。我们坐在后排，离门很近。很显然，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消磨这一个钟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这个很难。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啊。我们太熟悉了。脱了外衣才知道，天哪，他和我一样穿着白色的衬衣。
“天姿呢，天姿他们来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来，我抬起头来搜寻着，哦，是刘峰，我曾经采访过的“冷血动物”乐队的一个朋友。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碰到一个认识的人，真像掉在水里捞到一根稻草。我在拼命捞稻草。
“刘峰！”我喊道。他走过来，看着我笑：“你，你是——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没关系，”我笑着说，“我是嘉芙，你的头发短了。”“噢！是那个记者啊。”他热情起来，“我想起来了，你现在在干什么？”“还是那样。”我说。我们又聊了几句，他说：“失陪了。”就走到别的地方，我又看到了谢天笑和李明几个人。头发都好像长了不少。
找点事儿干吧。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开始琢磨他们的性别。来客大多是乐队的人，基本上是黑色、蓝色仔裤，深色上衣。看这个人和我们一样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白色上衣，虽然眉眼之间有点那种感觉，但他这件上衣颜色暴露了他的身份，只有大学生才对白色如此钟爱。校园里的诗社，草地上的聚会，白衣胜雪……
上场的第一支乐队是“地下婴儿”。我今天上午刚买到他们的专辑《觉醒》。让他们第一个唱真是可惜了，因为观众的情绪还根本没有被调动起来，事实证明今天他们的情绪都没有被调动起来。
我和紫予挤到前面站着，烟雾燎绕。
当第三支乐队上场时我惊讶地发现主唱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学生。他们热情在讴歌着爱情和理想，唱着心上人不理解的苦闷，那支乐队每唱完一首歌就能赢来如雷的掌声，乐迷麻木地瞪视着他们，等他们发现情况不对自觉点儿下去。可那支乐队也不知是因为演出机会难得还是怎么着，就是死抱着乐器不下，那主唱还拼命摇他那本来就不长的头发，我低着头都有点不忍看了。
广告上说的“苍蝇乐队”始终未上场。冰天雪地，“冻死苍蝇”？
又晕晕糊糊地听了几支狗屁不是的乐队后，我头已经晕得一塌糊涂了。可乐让我胃疼，烟味让我头疼。
好在“冷血动物”乐队上场了。这支曾被李旗贬为“给山东人丢脸”的乐队今天可真是挣了大脸。谢天笑穿着短袖的T恤，背后印着英国国旗，露出瘦骨嶙峋的胳膊，背上英国国旗的背带，他们唱了几首我采访时听过的歌，一曲唱罢，人们都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鼓着掌。“好牛逼耶！”后面一个男的用女声夸张地喊道。我听出是刘峰的声音。
现场气氛较刚才几支乐队活跃了很多，谢天笑使出他浑身解数又唱又跳，并且说了几句“跳起来吧！”之类的傻话，但根本没人理他。
休息的空档儿，我在前排找了张椅子，坐在上面，这样就舒服多了。但面前的人越站越多，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干脆站起来，坐在身后的桌子上，两腿踩在椅子上，紫予也坐在桌子上，两脚踩着地。这时，旁边一个男人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似乎说到了“江熙”这个人，而且似乎还说他的诗不错。
“你说的是那个原来在《音乐生活报》的江熙吗？”我问他。那个人镜片闪烁地看了我一眼：“对！你知道他呀？他的诗真不错！比伊沙之类的强多了。”
“我喜欢伊沙！”我赶紧说。
“你知道他？”
“不就是西安《文友》的那个编辑吗？”
“他现在在北京。”
“什么？”
“他明天在黄亭子酒吧读诗。”
说实话，我明天真的想去，可那时我大概已经在回老家的火车上了。
“这支冷血动物乐队挺不错的。”我对他说。
“什么？”
“我说这支冷血动物乐队挺不错的。”
“那你就热爱他们吧！”他站在远处嬉皮笑脸喊道。
一会儿，眼镜端着杯啤酒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你在哪儿上学？”
“北大。”
他看着我，半信半疑地说：“大几？”
“大一。”
“什么系的？”
“新闻系。”
他有些怀疑地看着我，“你住哪号楼？”
“我走读。”我向他解释，“上学来下学走。”然后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我高一。”
“你不是说你上大学吗？”
“开个玩笑。”我问他，“你呢？”
“我北大的……”
“他妈的！”我心里暗骂了一句，觉得他太不像，他没有那种感觉。见我盯着他，眼镜就说：“我军艺的。”然后让我看他那条军裤。说实话，他们的校服挺漂亮的。他又掏出学生证来给我看。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把学生证打开，果然是他。
“你一个人来的？”他问。
我犹豫了一下，指着紫予说：“这是我的朋友。”
“噢！”他倏地收回手，欲言又止。那样子挺滑稽。
我的头有点疼。我想出去透透气。外面很冷，大约已是凌晨了。呆了几分钟，我又上楼了。走到桌子边，眼镜迎了过来。
“我叫石钧，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我想了一下，就说：“我给你写吧。”
他扔过一个本，我翻开在密密麻麻的人名中写上我的名字，又愣了一下，写上了电话。
“林嘉芙。”他读道。
“这不太适合说话，咱们到楼下走走？”他说。
“好吧。”我边下楼梯边说。“刚才那支可恨的乐队太烦人了！听着他们爱来爱去的，我胃都要疼了！”
“你才十五岁，懂什么爱不爱的！”他跟在我身后说。
我没理他。
“6684××××”他拿出刚才那个电话本，读道：“6684……军线？”
“没错儿。”我大声说。
“那你爸爸是后勤部的？”
“我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央警卫团或别的什么。”
“A，前面有一辆车，上面有人写了字。”我跑过去，果然上面已经有乱七八糟不少字了。
“你写吗？”“不写。”“我写吧！”他说，伸手在肮脏的车窗玻璃上写上“嘉芙宝贝”四个字。
我们继续向前走去。
“你多沉啊？”他问。
我考虑着怎么回答，“嗯，最近没有量。要不明天去量一下吧。”
“不用了。”他突然从后面把我抱了起来，我挣扎着。
“还挺沉的啊！”他说。沉就沉吧，还说什么“挺沉”之类的话。
他放下我，俯下头来，没等我明白过来，他已经吻到我了。我大惊，真的有点儿生气了。我挣脱开来，拿手指着他头说：“你……！”“你……”石钧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笑了。
我默默地向前走，他也不说话了。一瞬间，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真是的啊，你怎么能这样……”我在心里小声地叹息。还是我们“大老王”王主任说得对：对陌生人得提高警惕。我的反应实在太迟钝了。
他第二次吻我时我低低地说：“可我并不认识你！”“这吻就当作认识。”他说。他带我走到一个拐角处，问：“毕淑敏、林白的文章你看吗？”“我比较喜欢池莉。”我笑了。他顿了一会说：“现在我比较喜欢欧美文学。”
真是和我一样。我最近也刚对欧美文学感兴趣，但还远远不是能和他谈这个话题的对手。
“嗯，你看过什么小说？”
“《垮掉一代》、《局外人》、《打死父亲》、《麦田守望者》……”我绞尽脑汁想我看过的欧美名著，有太多的书我听过却没有看过了。
“《约翰·克里斯朵夫》你看过吗？”
“没有。”我面向着墙，感到自己很可笑。平时总觉得自己是天才，却连一部普普通通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没有看过，败在了这个混蛋手里。
“外面太冷了，咱们穿件衣服吧！”他说。
是很冷。我们向酒吧走去。
“你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
“是。怎么？”
没什么。我是羡慕他。伴着剧烈的头疼。
上了楼，我们披上了外衣又走下来。石钧伸手揽在我的肩上，我没有拒绝。我们拥着向前走去，看起来像在齐心协力地抬一件东西。也许是感到不太舒服，他又把手拿下来，又突然孩子气地笑道说：“跑几步吧！”跑了几步，又说：“咱们倒着走吧！”前面有一个胡同，他说：“咱们到胡同里去吧！”我说：“好吧。”我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敢干什么。
“你认识颜峻吗？他是我哥们儿。”眼镜说。
“我知道他，我还知道陶然、郝舫、吴佳祺。”
“你以后准备写乐评？”石嬉笑着对我说。
“不！别侮辱我了。”我目视前方，坚定地说，“我要自己干！吴佳祺曾经说过：光说不练，纯属扯谈。”
“你的眼镜多少度？”
“275吧！”他伸手摘下了眼镜，戴在他的眼睛上，“怎么样，头晕吧？”
“从现在开始我不许你亲我的……”
“亲你的嘴。”他接上去，“纯洁的小姑娘……”
纯洁的小姑娘？不会吧？我给你的印象不会那么差吧？千万别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互相拥抱着而我却没有一点感觉。他的已经顶在了我的大腿上。那儿很硬。
“你大几？”我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他。
“大三。”
“什么系的？”
“戏曲音乐系。”
已经一点多了，我们往回走。
“其实我是不愿和你计较。”
“我不吃你这一套，是吗？”石义正严辞开口了，“那你吃哪一套？王朔就曾在研讨会上说‘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把你给睡了。’”
我的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步入正题？
“要不然在你三十岁，八十岁的时候……啊，不行，那时你都老了。”他兀自痴笑着，联想着。
“这样吧，你二十岁的时候吧！”
“不行……这……”
“你不喜欢听真话？”石不屑地说。
“我不喜欢这个。”我说，但我对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事后，我才觉得应该回答：“那样我会吃亏的。”
上楼了，他摸了我一把，我回过头骂他：“别碰我！”
紫予还在桌子上。挺落寞地看着我走过来。
“一到鲍家街四十三号，人就走了一半。”紫予说。
“是吗？”我笑，“我挺喜欢那个瘦瘦的键盘手的。”
“为什么？”
“我见犹怜。”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什么都没说。我想告诉紫予发生的一切，又不知如何开口。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其实偶尔来点好玩儿的事儿其实也挺好玩的。
我想了想，上床睡觉了。
我知道二十天以后我会再回来，一切都很平静，什么都没有发生。
解决
卧槽泥马
——李，这四个字送给你！
有一种感觉让我好难受
我想我一辈子都会陷在这种感觉里
坐公交车时怨恨地想到这些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从来就不会写诗
我只想杀了你
并且让你知道
我真想杀了你
你所做的一切都已被我看穿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你等着。
开学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出乎于意料之外的电话，当我不经意地问“你是谁？”时万万没想到是李旗。我当时心中一定涌起了千万句话，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那句——“我×你妈！”，但始终压抑着没出口。他说他回来了，口气似乎在向我邀功请赏，而且似乎我们昨天还在一起似的，我真不喜欢这种口气。
后来他说星期六有时间吗？到我那儿来一趟。我听了直反胃。但一想到事情终于到了可以解决的那一天，又无比兴奋和激动，还有一丝忐忑不安。
放下电话在刷牙时，我发现自己在微笑。我吓住了，天哪！难道我一直在盼望着他回北京？难道我一直在盼望着那个电话？
是啊……
我有太多的话要对他说了……
他不再，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
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无数天。让我做一个决择。让这个无聊的故事划上一个句点，并且点上一个叹号！
凌晨。像所有的星期六一样的周六的凌晨。地铁，积水潭下。积水潭，我折就折在积水潭了。那三个月我每个星期六的凌晨都去找你，战战兢兢地维持着我们的关系。所以，这次我也会在星期六找你。
地铁在慢慢地行驶，我很平静。我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我当然可以再等几十分钟。
我应该是默默地踏上电梯，走出地铁。我走在路的左边，看着一路上匆忙而过的人们。心中有点得意和失落，但更多的是那种有把握的安全感。徐悲鸿纪念馆，你的学校。再向前，正对着音像店的那个小胡同，——
你靠在墙上喘了几口气，走进那个四合院，院里没人。但你还是有点仓惶，好像怕谁看见。但你现在已经没必要害怕什么了。你没有再想，轻轻敲了几下门。门开了，你闪进去。四目相对，你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了，消逝多日的卑怯不知不觉又飘了出来。你差点儿就对他说“早上好”了。但人家根本不愿搭理你。他看了你一眼，就转身合上眼继续睡觉。那种被冷落的愤怒使你自怨自艾。你愣在空中，像上一次一样骂不出口，尴尬不已。
门一开，你拔出刀向他刺去，后者当时还根本没反应过来。啊！啊！啊！每刺一刀我都会笑得更灿烂，他的血映红了我的脸。
你终于倒在血泊里。我看到了那卷手纸，它擦去了我少年童贞的血。我用那卷手纸擦净刀，抽门离去。我终于为自己做了一点事了。
李写了封信不辞而别滚到广州他老婆孩子身边时，北京还是寒冷的时候，我仿佛一下子被他抛在冰天雪地中，寒冷而颤栗。
现在让我用一种狼狈、别扭的心态来续上面的文字吧。
事实当我见到了李时，我非但没有骂出口，反而唯唯诺诺结结巴巴仿佛不是我解决了事情而是事情解决了我。“坐会儿吧，”他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指着他盖的被说。“不用。”我说。
我看着他的墙上，上面挂着一个书包。肯定是他去广州时背的吧。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去找他女朋友两个人一定那个了吧，是啊，他们怎么可能不做爱，这么一想我的心就抽搐疼痛起来。仿佛有什么很软的东西在我的胸膛里缓缓向上上升，柔软得让人无能为力。
“你为什么去广州前不跟我说一声？”我问。
“……本来我都不打算去了，那天我买了火车票后又有点不想去，就想退票，后来打电话一问，如果退票的话要扣除票价的百分之五，合五十多块钱，我一想不太值，干脆就去了。”
“你去那一定过得挺开心吧？”我讥讽地说。
“挺好的。”他说。
我一想到蔡芸见到他眉开眼笑的样子，他们做爱时亲密的动作和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就气不打一处来，再加上他现在的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儿，统统让我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他们倒是乐了。
“蔡芸她一个人在广州过得不太好，过年时没钱回家，她要不回，我也绝对不回去。我怕她难受。”
好伟大的感情。
听李说话还是像以前那么费劲，而我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温情。我一直都盼望他能对我说点什么，哪怕骂我是个笨蛋。可是没有，这个深沉的人，这个“艺术家”就那么一言不发。即使我问他，他也执著地坐在被子里，只用那双眼睛悲天悯人地看着你……真叫人没脾气。我是没辙了。后来回忆起来我终于明白他当时的感觉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置之度外”：你在那急你的，反正我不理你，你要骂我我还会安慰你，因为我是为你好……是因为麻木吗？当我彻底理解他并且自己也有了他当时的感觉那天的时候，李旗已经成为"下半身"一个知名的诗人了。
后来我坐在那间狭窄的小屋里琢磨着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拍案而起是荒诞的，而我几次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笑脸就像在流氓面前装实在一样是装孙子！
李说你的这种性格该改一改了。
我说去你妈的吧！你以为你是神仙呀？我怎么样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吗？别在这儿居高临下地发慈悲说大话了！我狂又怎么了！有本事的人可以狂，我没有本事照样可以狂！
再后来我怀着一肚子的别扭劲，走到大街上，真想找人打一架。我怎么就碰上了这么一个人？我愿意真枪实弹，却碰上一个弹棉花的——人家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胸中总有一股闷气！
当这个形似瘪三的流浪画者第一次出现在北京街头时，有不少好心人帮过他，在这个祖国的心脏的艺术圈里，他租房的钱是家里给的，吃的饭是从哥们儿那儿蹭的，“远方”还有几个曾被他“理想”之类作幌子诱骗过的姑娘在等着她……够可以的了！这个小资产阶级头脑，这个无产阶级身份，这个没心没肺的小流氓，这个天天吃饱混天黑什么都不干的无聊、懒惰、自以为艺术家者，还有脸活着？
从忐忑地进门，到狼狈地出门，我都没有说出那两句我一直想要说的话：“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耍我？”和“我操你妈！”如果说出来是一种矫情，而不说又是另一种矫情的话，那还是说出来的好。而我呢？我他妈的不仅仅是一个傻逼呀？我的所有愤怒都被李的消极麻木四两拨千斤解构掉了。我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这么大的失败者呀。回到家我把李退给我的我写给他的所有的信都认真看了一遍，有我第一次给他写的信，上学期间在打字课上用打字机打的简单的英文信，有在接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前给他写的下礼拜六见面以后的憧憬和计划，……中间还夹着一封蔡芸给李旗的信，也许是李在还我信时不小心夹进去的。字写得很认真，但好像是用铅笔写的，写他们的一次分别，她还写道“当火车开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也悄悄地流了泪……”那是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就像所有的男女朋友能写出的一封同样炙热的情书。我把这封信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就连同我的所有信件一起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