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一篇我以为好的小说来
当这些妄念都如病菌一样从你的体内排毒剔除后,你的理想就只还剩下文学了。决定要把自己最大的热情交绐文学，而不是交绐让你敬畏和恐惧的权力了。
「文学与理想」，俗常而美好的题目。
下面，让我把这个题目破解开来，以批评家惯常的方法，分出几个关键词进行拆解和说明。
首先、我的理想——
说我的理想，请让我说几件少年之往事。
第一件，在我小时候，小得如一只兔子刚会出窝晒太阳，一只小羊刚能走出羊圈寻找它爱吃的一把草——那时候，我也许是七岁或八岁，饥饿像生死链条般，每天都栓在我的脖子上，想要把我吊死在空中，将我的喉管勒成一根无法透气的枯枝或败草，想要把我的生命如掷铁饼的运动员，一下将它甩到狂野的坟墓边。就是这时候，我的父亲在二十里外修公路的工地上，传话说让我去一趟，到他那儿有肉吃。我就在某一天去找我的父亲了。我边走边问，一路谨慎，担心我找不到父亲，但却找到了丢失的门扉。然而，吃肉的一桩巨大的诱惑，为此，我还是一早出门，午时到工地见到了父亲。之后，父亲兴奋地拍拍我的头，拉着我的手，把我交给了工地上的炊事员。炊事员就把我领进边上的一间小屋子，给我端来大半碗煮熟的肥猪肉——那一天，工地上杀了一头猪。同时还给了我两个白馒头，然后，他把糊了窗纸的窗户关上了，把屋门从外边锁上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藏在屋里正在偷吃肉。
我就在那一片漆黑的小屋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那大半碗肉，还又喝完了半碗完全等于是油的煮肉水。从此，我知道了猪肉是白的比红的香，肥肉似乎比瘦肉更可口。可是，在我从那间小屋出来、挺着肚子要走时，我的父亲在送我的路上问：「你全都吃完了？没有给你姊姊留一点？」——那时候，我姊姊常年生病，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那时候，我看着父亲的目光，来自我内心对吃的、贪婪的懊悔，如同我在路上顺手捡了一样东西，结果却成了贼一样。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手里拿着父亲没舍得吃的一块熟肉，用纸包着回家时，一路上再也没有吃肉时的香美感；没有那种幸福感。我一言不发，默默走着，多年之后，今天回忆起来，还有一种无法消退的委屈和傀疚。第二件事，是我们村里有个脱发的病人，男，小伙子，俗称是秃子。因此他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冬天戴棉帽，夏天戴一顶单布帽。天太热时，也会戴草帽。因为是秃子，因为头皮有病难看，就没人会去把他的帽子摘下来。谁突然去摘他的帽子时，他就和谁对骂和打架，并朝死里打。他敢拿起一块砖头朝对方的头上砸。因为他的头上戴的不仅是帽子，还是一种他做人的尊严和神圣。
然而，这一天，村人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时——乡党委书记——那时不叫乡，叫革命委员会——那天相当于乡党委书记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把秃子的帽子摘下来，一下抛在空中，让那帽子打着旋儿朝下落。这一下，他动着小伙子的神圣了，冒犯小伙子的尊严了。小伙子大喝一声，举起饭碗就要朝革委会主任的头上砸过去。这时刻，这才叫千钧一发，才叫危机时刻。就在小伙子要把饭碗砸将过去时，就在村人们以为局面不可收拾时，可小伙子一下子认出扔他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相当于乡长、书记的革委会主任了。
气氛极度安静了几秒钟。那时真是一针落地，犹如一声巨响。可就这时候，几秒钟，小伙子把举在头顶的饭碗，又缓缓收将回来了。他用柔和、歉疚的目光看看革委会主任，转身从革委会主任身边默默走过去，默默地捡起帽子，戴在头上，默默地离开大家,端着饭碗,悄无声息的回家了。
他走去的身影，柔弱无力，宛若深秋在空中无奈落下的一片叶。这片秋叶在我的头脑中，从我的少年飘到我的中年，还没有找到落脚地，一直地飘着、飘着，总是飘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件事情是，刚才我说的我们那儿修公路，要在我们村头的河上建造一座桥。桥是我们那儿自盘古开天后修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桥。来修桥的是省会郑州的第一桥梁建筑公司。而这公司中有一对夫妇是钢筋工，广东人，借住在我们家。这家人专变吃狗肉，非常让人烦。可他们家有一个小姑娘，比我小一岁，叫见娜，长得漂亮，穿得也漂亮，走路蹦蹦跳跳的脚步，如弹奏钢琴的手指一模样；脚步声和音乐一模样。她总是叫我「连科哥」，上学放学都拉着我的手。我总爱替她背着书包让她空着手。我以为，生活本就这么阳光灿烂，春暖花开，连从天空落下的雨滴和冰粒，都如一对少年踮着脚尖奔跑在田野的脚步样。然而，然而在一个假期前，我去深山区我的姑姑家里住几天，当我回来时，村头的公路修通了，那座桥异常傲然地竖在村头河面上。可那些修桥的人，总是拉着我的手叫我哥的那个小姑娘，他们全家突然不在了，随着建筑公司不知搬到哪去了。
那个叫见娜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她用过的铝皮铅笔盒，做为纪念她就消失了。永远消失了。除了在我的回忆中她会出来和我见一面，之后就连我把她写入小说做为文学的寻人启事也没真正见到她。
感伤如同岁月的雨季；岁月如同雨季中的伤感。我就这么从少年走入了青年，在二十周岁时离开了我的故乡，当兵了。当兵之后我在新兵连的第一顿晚餐是吃包子。那一顿，我吃了十八个如拳头大的肉包子(还有一位我的同乡战友吃了二十二个)。第二天连队吃饺子，我和全连的士兵，每人都平均吃了一斤多饺子。我亲耳听见新兵连长在电话上，向营长汇报我们这批来自穷乡僻壤的新兵情况时，他骂我们全是猪。他对营长愤怒地说：「这些穷小子比猪都能吃！」他骂我们，可我们——是我，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没像我们村有头病的小伙子对革委会主任那样黑下脸。因为来到这座豫东的军营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见了电视机；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打排球，知道中国女排在世界上赢得了三连冠。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读到了外国小说，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密契尔的著名小说《飘》。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是有翻译小说的。此前我在乡村看的全部是中国「红色经典」。我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中国的小说一模样，故事中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革命加上百分子三十或二十的爱情，就是百分百的最好小说了。是《飘》让我明白，有太多更好看、更伟大的小说和中国的革命故事不一样。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之后我以《飘》为桥梁，跨过阅读的河水，去读巴尔札克，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等。我读所有十九世纪能找到的名著和十八世纪那些大家的作品。当这些作品读多时，当我也开始业余写作、并因此去回首往事，翻拣我过去的记忆时，我刚才说的那三件少年往事的意义，就因为文学、因为阅读发生变化了。
原来，我以为我跑二十里路去吃一碗肥肉是因为饥饿才去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理想。因为渴望今后吃饱吃好的人生理想我才跑去的。
原来，我以为村里有头病的小伙子，没有向革委会主任动粗打架，是因为害怕妥协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几乎所有的人们对权力的敬重和恐惧。
原来，我以为我和那叫见娜的小姑娘的分手，是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惆怅，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我对某种来自都市的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大约，这也就是我少年时的向往和理想：向往吃饱吃好，向往受人尊重，向往现代的都市文明。这三种向往集合在一起，就是一种理想：希望离开土地，到城里去，自我奋斗，寻找自己人生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首先要谈的，关于理想。
其次、仅仅是——
人生总是有很多物质的、精神的，美好的、丑陋的，可以告人和不可以告人、可能实现和完全不着边际、永无实现之可能的向往、理想和远景之美梦(中国梦)。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最具体、最实在、最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理想就是名利和长寿。长寿我们不去谈它，因为那是到了一定年龄和条件才会考虑的事。而名利，则是人一懂事、一踏入少年和青年(有可能是幼年)就开始梦寐以求的事。可以说，对于我们几乎所有的芸芸俗人来讲，理想的出口或归结，就是前半生想名利，后半生想长寿。而名利更具体、更广泛的归结，在中国并不单单是名声、名誉、鲜花、掌声和随之而来的源源不断的金钱。更能体现名利并带来金钱的是地位和权力。
权力标志着地位，也更容易和可能带来和创造金钱与地位。更直白地说，对许多人来讲，名利就是当官。当了官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可能拥有名利所需的一切。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人生铁律，是最为世俗、最被认同，也最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是一种被生命实践的世俗法则。而我自己，在当年年轻之时，也在这个生命怪圈内，快走和奔跑，也被这个最为世俗的锁链牢牢地捆绑住我的精神和追求。是爱文学还是爱权力？这是我年轻时最大的摇摆和犹豫。因为你是热爱文学，不断写作才被提干的，才被权力任命为一个「文官」——军队的政工干部的。所以，你感激文学，热爱文学；而提干、当官，由排长到连长，再到营级军官的道路，也是一路灯绿，无阻无碍，彷佛在不久的未来，三年二年之后，升为团级干部，也不是难事渺茫。毕竟，在提干后短短的几年间，你已成为军队机关最好、最有效率的「笔杆子」，权力对你的欣赏，就像阳光和春风对一棵小树的偏爱——那时，我在某个连队做指导员，半年后，被评为「师级优秀基层干部」，后来调到一家部队医院做党委秘书兼新闻干事，又成为医院党委的「神笔」，再后来，调入我所在军的机关宣传处，写经验材料和讲话稿，虽然不是写得最好的，但却是写得最快的，最可以应急赶稿的。那时候，我白天上班写材料，晚上加班写小说；白天是军官，夜间是作家。整个人对未来的信心、如同打了鸡血、吃了激素，吞下了人生奋斗的兴奋剂。
也就这时候，有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的军长，去北京国防大学学习一年回到军部后，第一天，他干的第一桩事，就是在夕阳陪伴下，在军营里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军机关的家属区。因为军人、军官也是人。是人就要过日子。家属区就几乎家家都养鸡养鸭子。有人家还会养几只大白鹅。几乎家家门口都有鸡窝或鸭窝。我家是养了四只鸭，平均每天都收二到三个大鸭蛋。这一天的黄昏，军长到家属区里看了看，眉头皱了皱，扭头和他身后参谋耳语几句就走了。
一切安好，平静如初。军长几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就是和一个司令部的参谋耳语了几句话，就如风和树叶很自然地窃窃私语了一下就又刮走了。然在第二天，军营里起床号一响，家属区的各级军官们——处长、副处长、参谋、干事、助理员，大家起床出操时，发现各家的鸡、鸭、鹅，全被毒药毒死了。有的死在窝里边，有的死在窝外边。我家的四只鸭你，全都死在窝外边，其中一只看见我，是用它的翅膀扒着地面，扑楞到我的面前最后死掉的，彷佛它死前「嘎嘎嘎—」的叫声，是在唤着「主人啊——你救救我！」
那年夏天的那个早晨，所有机关的军官从家里走出来，看着自家被毒死的家禽和狗猫等宠物，几乎谁都没说话。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军长亲自指挥的一场战争之杰作。那天早晨，司、政、后三大机关在出操时，没有人多说一句话。都在沉默中等待和积聚。都在酝酿着一场到来的爆发。
那天早晨，三大机关在出操时，不仅没人说一句话，而且军装的整齐，动作的割一，齐步走，正歩走，跑步走，如同天安门广场的方阵一模样。军长是那么严肃地站在操场边。大家是那么沉重和沉默，而且是罕见的有力和目不斜视与心无旁惊。我一直以为那天早晨有事情要发生，有极度的沉默要爆发。我在出操的过程中，始终在双手中都捏着一把汗。可在出操后，司、政、后的军官都又集合到一起由军长训话时，军长丝毫没提起毒死各家鸡鸭生命的事。军长极度严肃地表扬了大家出操的整齐与有力。在军长训话的表扬后,队列里不知是谁带头鼓了掌。之后的意外发生了——这天早上军官们对军长训话的表扬予以汇报的掌声，比任何时候都整齐和有力，如同雷声是按照军长的命令，有节奏的爆发出来的。从空中散落下来的。
之后，这件事情过去了，和未曾发生过一模样。大家见了军长依旧是老远的立正、敬礼、微笑和向军长讨好地说些什么话。
之后，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永远无法忘却，无法走过去，彷佛你想起这件事，就看到自己家那喂了二年的四只鸭子，在你面前挣扎着翅膀呼唤着：「救救我，救救我！」之后，你看到自己的那些战友、同事、处长、副处长，见到军长和别的首长们，都会老远微笑、立正、敬礼，人人都想和首长们——权力的掌管者——多说几句话。首长和谁多说了几句话，给谁了几句表扬和鼓励，谁都会几天心情大好，心花怒放，如同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样。从文学的角度去看这些事，实话说，我有些可怜他们。可我自己也那样，因此我也可怜我自己。当然，一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放弃什么，执妄什么，大多不会是直接因为一件事情所导致，往往是因许多事情的积累和爆发。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只是他人生放弃和执着的导火索。关于我年轻时对金钱、名利和权力的一味追求和放弃，是因为我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比如我曾经和朋友偷偷做过倒卖麝香的生意，结果是生意没做成，阴差阳错，而我的那个朋友被公安局抓走，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不得携妻带子，离开中国去了罗马尼亚。凡此种种，你思前想后，最终就因为这次「家禽事件」，明白自己应该放弃对金钱、名利一味的执念，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对当官的痴迷。当这些妄念都如病菌一样从你的体内排毒剔除后，你的理想就只还剩下文学了。
你就从爱文学还是爱权力的摇摆中坚定下来了。
决定要把自己最大的热情交给文学，而不是交给让你敬畏和恐惧的权力了。因此，到这儿，我的理想就如剥洋葱样就仅仅只还有文学了。
第三、我以为——
当我的理想，仅仅还有文学时，写作成了你的唯一。阅读成了你最有意味的日常。于是，你在接近三十岁时——三十而立，开始了拚命的写作。那时候，我写小说确实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这个写作速度，简直就是一部文字的机器。但到了一九九五年，有出版社给你出版你全部作品的文集时，你有机会回头重新阅读一下你写过的全部作品时，你发现你写了几十个中篇，可这几十个中篇，可能讲的是一个故事；你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可这些人物大同小异，几乎也就是一个人物。
你惊呆了，你惊呆了你自己的重复。
你愕然了。你愕然自己的写作，正在自己画的文学圆圈中循环往复，以为是不停地前行，其实是在原地踏步。
你很郑重地对自己的写作总结说：「你几乎全部的写作，都是在生产文学的垃圾！」出版，是对纸张的浪费；阅读，是对读者时间的浪费。你开始去反省这些问题。开始去想「我以为」这三个字。你开始去思考当代中的「中国经典」的革命文学，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放在一起比较时，文学中最缺少的就是作家个人的「我以为」。那些小说的思想，是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统一发放的思想，不是作家自己的思想。那些故事中的人物，是被政治「核准」的人物，是统一了尺寸、身高、肤色、衣服和发型的「统一人物」，而不是世界文学中说的「这一个」。这些小说中没有作家的「我以为」。甚至运作家个人的影子都没有。包括许多作家使用的最具个性的语言中，都没有作家本人的「我以为」，更不要说故事、人物、命运、思想和怎样写的方法了。而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学，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仔细回想时，他们各有各的不一様，各有各的「我认为」。但也总是还有那种让人不满足的感觉在其中。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十九世纪的文学，伟大灿烂，可又似乎总是那么老几样：人物、命运、故事和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恢弘壮阔社会背景。当然，还有他们彼此截然不同的小说语言。比起二十世纪文学来，这让我有些不满足。因为二十世纪文学中，作家本人的「我以为」，已经统治、整合了十九世纪中的「我以为」。已经打破了人物、命运、内心、故事和时代背景所组成的作家的「我认为」。在二十世纪文学面前，完全是作家个人的「我以为」，而十九世纪的文学，是被读者、作家、批评家三者共同建立的「我以为」。
为什么把托尔斯泰和巴尔札克的写作认定为十九世纪的两座高峰(至少中国读者是这样认为的)？是因为他们在文学共识的「我以为」中，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和统一。但二十世纪文学不再这样「以为」了。二十世纪文学要用作家个人的「我以为」，取代文学共识的「我以为」。各种文学流派的丛生和成长，都是作家要把他个人对写作的「我以为」，从文学共识(集体)的「我以为」中解救和解放的过程，是一种打破和建立。
在卡夫卡的写作中，是卡夫卡最个人的「我以为」拯救了卡夫卡，开启了新的作家最本我的我以为。
卡缪的写作，与其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倒不如说是卡缪文学的「我以为」，成就和建立了卡缪最独特、本我的「我以为」。
吴尔芙、贝克特、普鲁斯特和福克纳，还有以后美国文学上世纪黄金期中「黑色幽默」和「垮掉派」，再后来拉美文学中的波赫士，马奎斯、尤萨和卡彭铁尔等，他们的伟大之处，都是在文学中最全面、最大限度的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我以为」。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几乎就是作家本人「我以为」的展台和储柜。是一个「我以为」的百宝箱。
回头来说华语世界最推崇的文学史家夏志清。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定了他作为学者和文学史家不可动摇的地位。我们讨论这部文学史时，总会说是他重新发现了张爱玲和沈从文，还有钱钟书的《围城》。似乎没有夏志清，就不会有重见天日、再现光明的沈从文和张爱玲。可别忘了夏先生还用极大的篇幅分析、推介了张天翼。其结果，为什么张爱玲、沈从文今天会红到幽谷日色，夜有光亮，而张天翼却依然「默默」，不被读者提及和阅读？夏先生是对鲁迅持很大保留态度和不以为然的，可鲁迅也依然是生命炽热，被阅读和被研究。所以我们在尊敬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固然源于他对张爱玲和沈从文的新发现，但就我个人言，我喜欢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是因为他「灭」了谁或「扬」了谁。而是最终他这部文学史中的「我以为」。
没有夏志清果敢、清晰的「我以为」，就没有这部被我们华语世界推崇备至的文学史。没有这部文学史中的「我以为」，也许就没有我们大家几乎人人尊敬的夏志清。，回到小说创作上来，文学史如此，今天、以后的小说创作，又怎能不是如此呢？一部小说中没有作家最本性、最本我、最独特的「我以为」，那小说其实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作家本人的坟墓和棺材。
第四、好小说——
好小说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但一部小说成为「好小说」之后，它的经典意义却是稳固不变的。如《荷马史诗》、《神曲》、《唐吉诃德》、《诗经》和唐诗宋词这些文学作品的经典意义亘古不变样。
读者对经典和好小说的理解，不是先有了读者的理解，才有了作家的写作；才有了这种与读者的好小说条件相吻的写作。好小说是在无先决条件之下作者创造岀来的，是让它和读者在十字路口相遇后热烈拥抱才成为了好小说。阅读与研究，是好小说成为好小说的开始。无论是阅读催生了研究，还是研究引领了阅读，但对作家言，这些都是无从知道的。你只有写作。只有依着你对好小说的理解(我以为)，才有可能写出好的小说来。
中世纪的《神曲》，十六世纪的《唐吉诃德》，十七世纪的莎士比亚戏剧，十八世纪的《浮士德》，十九世纪太多的伟大作家和作品，都是在作家不知什么是好小说、好作品中创造出来的。他们的伟大，都各有各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好」，而且每一个属于时代「好」的标准，又都在之后的时代变化和修正，但之后又不否定之前时代的伟大和经典。尽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有着冷眼和冷语，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却丝毫不会受到损害和伤失。但到了二十世纪后，十八、十九世纪那种人物、故事、命运、内心加时代社会的写作方法，未免有些简单和老套了，于是间，二十世纪的作家，都在创立自己写作的「我以为」，有了林立的主义、旗帜和小说法。
甚至说，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小说法」的本身就是小说之本身。那么二十一世纪好小说的标准还会发生变化吗？是否会觉得二十世纪「主义」过多，也是一种主义的单调呢？
今天，作家本人的「我以为」，是会沿着二十世纪的惯性向前，还是会对二十世纪的「我以为」做出巨大的省悟和反叛？回归与向前，省悟与背叛，解构与建构，这一些，对今天的作家都是模糊的谜题。毫无疑问，今天的作家，没有人能知道二十一世纪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但却可以知道，二十一世纪的好小说，决然不应该、也不会百分百的还是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或如同之前那样的好小说。这时候，一个作家的「我以为」，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艰难和艰辛。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开埠，是世纪和世纪的文学交接处。所以这里说的「好小说」，也尤为难能和神秘。
在今天，有别与十九、二十世纪的新的「好小说」，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什么样。新世纪的「好小说」，像迷宫和灯光一样引着大家的写作和探求。正因这样，写作才有了意义。文学才有了不死的理由。作家才有了不可懈怠的追求。而当下，无论作家、读者和批评家，谁对好小说的判断都是建立在过往写作的基础上，而作家要写的好小说，虽然也建立在过往的基础上，但却立脚与意在，可能都是未来的，困惑的，不知的。因此，他全部的努力，都要建立在「以为」上，都是为了今后写作中的可能与不可能。也因此，对有的作家来说，他知道他今天就能写岀好的小说来，因为他以为他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对另外一些作家说，他永远都在寻找和修正他的「我以为」，所以他一生都写不出他以为的好小说。
第五、我的理想仅仅是写出我以为的一篇好小说——
于我而言，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龄。以我自己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以对我家族的生命遗传来认识，以对我今天在写作中时时出现的「力不从心」的程度讲，我不能相信我到了七十岁还可以激情澎湃、行走如飞，坐下来就思路敏捷，可以源源不断地讲述和写作。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对什么都不能明白时，你的身体是健康的；而当你明白或接近明白时，你的身体和生命已经日落西山了。就是还可以老骥伏枥，也不过是夕阳之红。生命不是最美不过夕阳红，而是最伤不过夕阳红。诚实而言，我不能相信我过了六十岁、六十五岁，就是生命中没有意外、还算健康，也还能和现在一样，可以在《四书》中那样坚强地去面对人的境遇和民族的苦难。可以像《炸裂志》那样激情、讽刺、幽默地去叙述故事和情节——这样说不是说《四书》和《炸裂志》它们写得好，而是说，我今后可能写得愈来愈不好。岁月、年龄、命运，在不出意外时，大约还会给我留有五到十年最好的写作期。而在这五至十年间，我到底能握笔写出三本、两本什么小说呢？这是我最大疑虑，最大的不安，命运中最大的未知。因为，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在「我以为」中停下脚来，看见什么，发现什么，抓住什么，仍然还是在「不知、怀疑和尝试」中寻找和奔走。
我的写作，就是在不知和怀疑中不停地寻找和行走。在这不知、怀疑和行走、尝试中，我想起中国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他「六出祁山」里运送粮草的木牛和流马。《三国演义》中没有描写木牛流马的设计和建造之过程。但在我的家乡，在民间的土地上，却有一个极其神秘的传说。说中国的木匠之神鲁班，最大的愿望不是用木头建造人类必需的房屋和家具，而是用木头创造生命。鲁班的手艺是那样精湛和高强。盖房子，做家具，是因为有了鲁班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屋舍和家园。我们今天所有与木头相关的家具、用具、房舍和大型建筑与建造，都是鲁班的遗产。然而，鲁班一生最大的愿望，却不是为了这些，而是要用木头创造生命，制作出不用吃草就可以耕地的木牛，不用喂养就可以拉车的木马——这是我们人类要建造没有动力就可永远转动的机器——永动机最早的梦想。鲁班一生的努力，就是要用木头制造木牛、木马的生命。如此，他一年一年，十年二十年，终生努力，都是要在命运中找到并绘出制作真的、活的木牛、木马的秘诀和设计图。正因为他终生没有找到这些，他又一生才都在寻找和劳作，所以在他年老之后，在他病入膏肓之后，躺在垂死的病床上，为一生对木牛木马的钻研、寻找、设计、失败而感到两手空空、死难瞑目时，神灵在他的昏迷之中，把设计、制作木牛木马的图纸送进了鲁班的头脑。
鲁班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把木牛木马的图纸从他的头脑中绘制出来而平静、微笑着离开世界的。我家那块土地上的传说讲，诸葛亮在战争中制作木牛流马的图纸，就是鲁班的子孙在代代相传之后，交给了诸葛亮，使诸葛亮制作了木牛流马，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建立和巩固了蜀国。但他的这些丰功伟业中，没有木牛流马的建造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木牛和流马，却是鲁班创作、设计出的木牛流马图。
现在，回到这本书的最后。回到我已经五十五岁的写作上来。在我有限的最好写作的时期里，我还没有那个全新、完美的「我以为」，无异于我还没有诸葛亮手里制作木牛流马的图。而鲁班，他一生都在寻找和设计木牛流马图，可在生命的最后设计出来时，生命却不允许他亲手把有生命、会呼吸的木牛木马创造、制作出来，献给他所喜爱的世界和人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鲁班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他能不为没有亲手创造出木牛流马感到遗憾吗？他的遗憾，如山如海，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无法体会。而写作，是一个个体的劳动。是无限放大「自我」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去说，也是个人价值最大的实现之过程。所以，我还希望在我最好的写作时期里，能让我如鲁班样最后创造、设计出木牛木马图纸来，让我找到那全新、完美的「我以为」，并且，还要像诸葛亮那样制作、创造出一个、一架文学的木牛流马来。
也因此，我才这样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的人生中仅仅写出一篇或一部我以为的好小说。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最后让我用佛教中最流行的几句歌词，来作为这本书的结束语：
放下你所有的收，
收回你所有的期待
记住爱你的亲人，
感谢帮你的邻居，
向你的朋友作揖，跪谢养你的土地。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