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第六大道X银行的楼下，深吸了一口气。
数月前第一天去S所报到上班的情形好像还在眼前，不过这一次我既没有当时的手忙脚乱，也没有那种充满兴奋和期待的心情。一切流程和当日都差不太多——HR的各种表格，公司注意事项讲解，等等等等，只不过这一次听众只有我和另一个同日来报到的交易员。
这次的Orientation没有持续一个星期，下午四五点，HR把我移交给了我未来的领导之一，法务部的一个资深同事Linda。Linda的任务是带我巡视一圈法务部，把我介绍给每一个可能会在未来一年中共事的人。她是个看上去三十五上下的白人，踩着高帮靴子，非常干练的样子，看着几乎有我两个高。刚碰面，Linda就跟我说：“我们这里不比律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这里只有法务总监才有自己的办公室。本来你是需要见他的。可惜他今天不在。”
走了一圈下来，我大致了解了银行法务的情况。除了法务总监以外，大家都坐在28楼大厅各自的位置里。座位大约是论资排辈的，资深点的律师有采光较好，或者较为安静不容易被人来人往打扰的位置，而像我这种资历浅且不过是临时工的，就不出所料的分配到了一张离窗户十万八千里，且旁边就是洗手间大门的办公桌。
绝大多数法务部的律师都有过几年在律所工作的经验，然后因为各种各样却又殊途同归的原因来到了这里：有些像Linda一样，生了孩子之后觉得无法兼顾家庭和律所的工作，有些人希望有更多的私人时间，还有一些则干脆是厌倦了律所的工作。按照Linda的说法，银行的工作不像律所的工作那样，有一条人人能看到的上升路线，随着职业年份的增加，律师获得的责任也更大。在银行的法务部，每个人日复一日的做着相似的事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直会做到退休。
看着我有点气馁的样子，Linda拍拍我的肩：“你还是刚从法学院毕业，满脑袋都是那些玫瑰色的画面。这个工作未必像你想的那么无趣，律所的工作也未必像你想的那么好，毕竟那条人人能看到的做合伙人的上升路线，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只是幻想而已。”她停顿了一下：“另外，可能你还不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和我们的还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也许反而更符合你的幻想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Linda说的不一样的事是什么。原来X银行大中国区的业务这几年蒸蒸日上，在纽约和亚洲都分别有IBD团队专门负责这些业务，相对来说，亚洲本土的法务部人太少，最近又有两个律师同时休产假去了，他们不得以才向纽约求援。要做亚洲业务，自然在很多时候需要跟着亚洲的时区打电话会甚至是连轴转工作，于是纽约法务部的同事都叫苦不迭，最后决定从律所临时搬个救兵来。而这个所谓的救兵，就是刚工作了三个多月的我。
“你知道，我其实不怪亚洲的同事。来银行法务部上班，大家都希望工作比在律所的时候轻松点，有时间生孩子。也正因为此，大家才会接受比律所低不少的工资，这就是trade-off。”Linda这么和我说。“我们很抱歉让你来做别人不想做的事，但是反正这一年你照拿律所的工资，也不算亏。”
“我发现professional service其实都跟县城高中差不多，走的是应试教育的路子：只要成绩好，别的都不用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有后勤人员或肥厚薪水把你的一切事情料理好。就算有的人性格古怪难搞，如果成绩足够好，自然也能变成老师眼中的红人。”第二天晚上我一边吃着泰国菜一边对法兰克说。Jane说的的确不错，现在我的办公室和法兰克的很近，所以常常一起吃饭。
“嗯，我还真没法反驳你。我们所还专门为解决律师的家庭问题而在办公室里设了托儿所，而且不像一般托儿所那样需要固定时间把孩子接回家，这里随便你加班到几点，都有专人一直给你看着孩子。”法兰克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他的咖喱鸭肉块一边说。
“可惜一切后勤都被做好的结果就是学校的期望值是：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以前，全部都是学习时间。不分周六周日，不分寒假暑假。”
“是啊。现在你暂时上岸了，可以来嘲笑我们这些吃完晚饭还得回办公室的了。”
“其实这种上岸的感觉也不怎么好。我听同事描述这种'从现在到退休每天都做一样工作'的生活，实在不觉得怎么令人向往。你看，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几年一个台阶这样走过来的，就算是最漫长的小学，6年也就念完了。我很难想象那种往前一览无余可能都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刚工作的时候我也困惑过。后来我看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讲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中年人如何发现自己发生了巨大的人生危机，因为他们的全部人生基础和自我认知都是建立在那份工作上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工作，就仿佛失去自己的身份和人生价值一样。我读出了一身冷汗，仿佛看到了我自己十五年后的样子。从那以后我就不断提醒自己，要让人生有工作之外的意义。”
“那你找到了吗？”我托着腮帮子问法兰克。
他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除了做咖啡的水平更精进了一点之外，还没有。”
吃完晚饭，我和法兰克慢慢走回他的办公室，送他回去上班，我再坐地铁回家。法兰克办公室这个区叫Hell’s Kitchen，不管是和四大道还是六大道比，这里的生活气息都浓郁很多。街边有各种餐厅，杂货店，卖花的小摊，等等。刚刚我们去的那家泰国菜，据说是一位泰国老太太的家传配方，因此店里挂着满脸肥肉的老太太眉开眼笑的抱着她自己的菜所照的巨幅照片，让人还没有开动已经觉得食物必然非常美味。我跟法兰克在他的办公室楼下说再见，约好下次慢慢试这个区的各家餐厅。
从60几街的地铁站下来，走到我家之前，会路过一家叫Canine Style的宠物用品店, 卖些看起来很柔软舒服的狗床，和给狗玩的绒毛玩具。和它紧邻的是一家卖非常性感的丝绸和蕾丝内衣的小店，以及一个时常陈列青花瓷器的古董店——总之一切很不搭但是又还挺和谐的排列在一起。今天路过那家宠物店，我忽然发现橱窗里陈列了一只蹾坐造型的蓝猫玩具。我觉得这很有创意——在卖狗用品的商店橱窗里陈列一只猫，狗和猫难道不是天然的敌人么？于是我盯着橱窗看了半天，惊叹于这个玩具是如此的逼真，它的毛看上去是如此柔软。这时候这只玩具蓝猫睁开了眼睛，伸了个懒腰，团成一团继续睡了。
很快我发现，银行法律部的工作，讲起来是做了甲方，可其实并不那么自在。我们负责跟投行部的业务。很快我发现，在投行部的同事眼里，我们是不那么听话的乙方：既不一定能像律所的律师那样无论他们提出怎样不合理的deadline都一定执行，还常常给他们认为是很好的商业想法泼上一大盆冷水。
纽约这边负责和亚洲配合做业务的大老板是个香港女人，身材娇小，可是充满让人望而生畏的独裁者气势。据说她十几岁跟家人来纽约，父母在唐人街的餐厅打工，她靠考上了名校的奖学金从唐人街走出来，又一步一步在银行里面做到MD，总之是个非常励志的故事。投行部的小朋友提到她，无不噤若寒蝉。据说她年轻时的事迹包括骂属下的时候直接用电话砸了过去。近几年因为有了孩子，脾气已经比从前好了很多。虽则如此，被她骂过的人还是不计其数，而且如果她认为手下能力不行，裁起员来从不手软，所以除非是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跟她工作之前，往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她这么可怕，为什么还有人愿意跟她干活呢？“我悄悄地问过她手下一个的一个associate。
对方叹了口气：“因为跟她工作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她当MD那么多年了，小分析员做数学模型里面犯了一点点错误，她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如果你跟她一起上过一次项目会就知道，她讲话思路极清楚，逻辑滴水不漏，又非常善于抓大放小，所以往往本来很难谈的一个项目，她一旦上阵很快就挥荆斩棘地搞定了。所以我们都叫她K女王。“
“有那么神奇？“我在心里赞叹了下，暗暗想着什么时候一定要在项目上见识一下K女王的风采。
结果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且是在一种令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
这天Linda忽然转给我一封信，让我晚上代她上一个电话会。她跟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接近尾声的IPO项目，今天要对审计师进行尽职调查。一般这个环节都是由投行的外部律师主导，投行部的同事旁听就行。这个项目不知道K女王觉得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我们法律部的人也参加。因为主要是香港的团队在做，所以时间定在晚上10点。Linda在信里说：“今晚是我女儿的生日会，我估计得忙得够呛，顾不过来，你代我一下。“
“可是，我对审计一无所知啊。“
“没事。你就旁听下记点笔记就行了。谁知道K女王为什么要我们上线，这种事我们一般都不管的。“
“哦，好的。“Linda毕竟算是我的小领导。既然Linda这样说，我也觉得不好推辞。
傍晚，Linda转给我一封投行部分析员发来的邮件，是晚上审计师尽职调查的问题清单。我打开看了一眼。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差不多一无所知。那些关于会计并表，审计步骤等等等等的问题，我只有在法学院上公司财务的时候听到过一些概念，而那些离地面三千英尺以上的概念，想必对今晚毫无帮助。
我忐忑的给Linda写了一封信，说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完全不懂，恐怕有误事的可能。
隔了一个小时，电话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收到Linda的回复：“正在忙。你不必说话，没关系的。“
时间已到，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电话会。
开会伊始，照例所有人报上自己的名字，来自何方。我的A计划是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反正二十多号人在电话会上，也没有人会发现多了我一个旁听的，结果K女王在所有人自报家门以后问：“X行法律部有没有人在线上？“我只好讪讪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会议很快进入正题，果然如Linda所说，是由投行方律师提问，由审计师进行回答。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讨论的问题，也很快就发现审计师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基本都是一些套话，让人完全听不出这个项目可能有什么问题或特殊之处。
起先问答仅限于审计师和律师之间，律师也仅仅是按照问题条目一条条往下过。问到第四个问题，审计师照样用官话回复了以后，K女王跳进来问了一个后续问题。显然审计师对此准备毫无心理准备，因此回答得也就不像之前那么滴水不漏，于是又被K女王揪住穷追猛打了一番，以至于不得不说出了他关于被审计公司报表的一些“真实意见“。
会议继续，律师仍然在照本宣科，除了K女王会时不时跳出来追根究底以外，审计师虚与委蛇的回答作风基本占了上风。我忽然明白了，K女王要我们法律部的人上线，显然是对投行方律师不放心，希望有人可以问出有价值的后续问题。可惜做过很多年资本市场工作的Linda临阵逃脱，换了我这么个只能做做摆设记记笔记，不能真的提出有价值问题的小兵，导致K女王不得不亲自上阵。
这个会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K女王终于满意休会了。 挂了电话，我长舒了一口气——虽然我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好歹算是没有在众目睽睽下出丑。对面墙壁上的时钟指向十一点零五分，法律部这一层早就空无一人。我慢吞吞的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准备回家。
还在电梯里，我的黑莓闪起红灯。我打开，发现Linda转给我一封K女王早在会议开始刚刚15分钟的时候发的信：“What the fxxk is this Wei doing on my call?？ If she is going to keep her mouth shut and not make any fxxking contribution, she might as well not dial in at all.“
仿佛电梯突然失控，我的心呼啦一声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