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到北京城的第十三个年头。
上高中的时候，一心一意要来北京读书，现场作文比赛的题目都是《向北，向北，向北》。然而机缘巧合，真正驻留在北京这片土地，已经是五六年后，自国外读完硕士归来。
2005年的冬天，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安徽女孩蜗居在外经贸大学附近一栋20世纪90年代电梯高层的小两居里，她是父亲某个同事转了好多圈的朋友的亲戚，在外地很普通的大学读完本科后，来北京漂着。记忆中她仅长我一岁，得益于先来北京两年，彼时的北漂生活已经十分如鱼得水。每天早上，她匆匆忙忙地赶去大钟寺的快递公司上班，出门前会反复叮嘱我：关好热水器，锁好门；去哪里面试要坐几路车，再倒几号线；小区门口第一家煎饼用的是地沟油，第二家鸡蛋灌饼实惠又干净……
那时候，我常羡慕她有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和自由自在的人生。彼时的我，对未来还十分茫然，一边靠父母的供养有一搭没一搭地复习考博，一边流连于各大招聘网站，每次都能从一张张枯燥的招聘启事中读出画面来，那画面里包含的是未来和期望。
同住的女孩叫我“小海龟”，每天下班回来便匆匆忙忙地烧菜做饭，南方女孩贤惠勤快，先拨出一份第二天中午带的，剩下的就请我一起大快朵颐。我很喜欢听她在饭桌上讲办公室里的八卦，虽然讲得跳跃，对我来说却是个神秘的新世界。那是一家很大的快递公司，每当有电视广告，或是在小区门口看到他们公司的送货车驶过，她都会兴奋地喊我留意。那是我对职业荣誉感最初的认识。她在那间公司做行政，不忙。每天晚上吃完饭洗完碗，冲完澡洗完衣服，就是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她穿着厚厚的棉睡衣，敷着面膜窝在沙发里看赵薇演的《京华烟云》，投入得跟着又哭又笑。
我也想看。却总觉得自己这样前途未卜，还靠父母支援过活的人没资格享受人生，于是就默默退回到属于我的那个小房间，看书，写文章，投简历。那是2005年的初冬，暖气还没来，披着毯子坐在书桌前，依然觉得手脚冰凉。我不喜欢开大灯，就着盏昏黄的小台灯，看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卷起树梢的枯叶，穿过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吹得万家灯火通明。我凝视着夜幕下的北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留下来，能留多久，会遇到什么人，未来的日子将怎样开始。
一切，都是未知数。
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这个场景，依然能感受到彼时周身暖不过来的冷，和心中对于未来热烘烘的期待。
在面试过几十个五花八门的工作之后，我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机会。接到那家中国顶级的律师事务所的面试邮件时，我狂喜不已。还记得向父亲报告“喜讯”后，他在电话里叮嘱我：面试的时候不要问待遇，只要人家要你，不给钱咱都去，刚毕业，好平台的学习机会比什么都重要！
经过了几轮不算容易的中英文笔试面试后，我的职业生涯，终于像春草一样，在土地里拱出了头。时隔多年，已经有点记不清接到录取电话时的场景和心情，大概是期待太重，用力也太猛，真到了结果那一刻，反倒模糊了。只记得遵照着父亲的叮嘱，几轮面试都没好意思问“价码”，一直到接到入职通知，还不知道自己能挣多少钱。同屋合租的女孩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她一个月挣两千，想知道我这样的“小海龟”，在CBD高大上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什么价位。可惜，我自己也不清楚。不管怎么说，趁着职业生涯正式开始前最后的假期，我抓紧回了趟兰州，看望外公外婆、爸妈姨妈，还要去青海塔尔寺还个愿。
那时已快过新年，在兰州开往西宁的绿皮火车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大学高我几届的师姐，我与她并不相识，只有些共同的朋友。她本科毕业后来北京读研，曾在这家律所实习过，虽然最终没能留下来，但了解些内部情况。我趁机问她，一年级的小律师待遇如何？她在电话里很肯定地告诉我：研究生毕业，试用期每月4500，三个月转正后5500。火车上信号不好，我跟她反复确认几次，终于放心地挂了电话。抬头放眼绿皮硬座车厢内，多是灰头土脸春运返乡的农民工，突然涌起个念头：想来我是这一车人里，月薪最高的吧！于是只觉得自己周身血液沸腾，虚荣心爆棚，恨不得下一秒就能拯救世界。
就这样，我在北京城留了下来，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了人生的奇幻旅程。没有学校统一组织的招聘会，没有朋友校友的推荐，父母更是远在西北鞭长莫及，就靠在网上盲投简历，登上了人生的第一艘快船。这几年，有时间就会受邀去一些高校为年轻学子们做职业辅导，我常拿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不要惧怕，不要不相信，你敲过门，才知道门会不会开。这个世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公平的。
高晓松的《模范情书》里有一句歌词：这世界摊开她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那个冬天，北京城也为我摊开了她的地图，只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在每栋寂寞的高楼，和每条喧嚷的街背后，会有那么多泪水和欢喜等着我。
北京之于我，非常纯粹。因为没在这里读过书，所有没有牛仔裤白球鞋，没有青春校园，没有单车驶过夏天；只有呼啸而过的地铁，摩天大楼里的空调高跟鞋，格子间透出的灯光与梦想，滚滚红尘里的大城小事。
第一间办公室在建外SOHO，初春的时候，会有一簇簇白色的玉兰在楼宇间悄悄绽放，深秋时，也会有西风卷着金色的银杏叶随风飞舞。东南角有座落满灰尘的旋转木马，没怎么见开过，常有疲惫不堪的同事说，熬不下去辞职那天，一定要去坐一次。可是直到我们都离开，也没有谁真正登上过那些飞旋的马匹。有一年春天，外交部一个同学外派阿富汗前找我辞行，我照例要加班，便趁晚饭时间溜出来请他吃了顿麻辣香锅，顺便艳羡地看看他红色的外交护照。彼时，我内心颇为羡慕他们充满冒险和不确定的人生，而我的青春，仿佛钉在CBD摩天大楼的格子间里，守着尽调报告和并购合同，永无超生之日。吃完饭，我们并排坐在建外SOHO的石凳上，正是杨絮飞舞的季节，不知道哪间咖啡店还是发廊里传出段歌声：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容颜瞬间已成永远。就在那个瞬间，A座前巨大的“建外SOHO”银色灯箱瞬间启明，把那个画面狠狠刻在我脑海中。之后好多年，每当在黄昏的落地窗口，看到孤独城市中霓虹灯点亮的瞬间，心里都会涌起淡淡的莫名忧伤。
入职半年后，那家实力雄厚的顶级律所在国贸桥北新开张的财富中心买了几层楼，我们像过节一般，在一个周五下午，把所有属于自己的办公用品都打包在所里发的纸壳箱内，仔细贴好名签，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周末去了。那大概是我工作的头几年里，唯一一个提前放工的日子。剩下的时候，大都是在出租车里听着北京交通广播十二点报时声后的盲音到家的，哪天下班路上能赶上春晓的《蓝调北京》（FM103.9，每晚二十一点至二十二点播放），就觉得好幸福。
为了尽可能多睡一会儿，也为了有独立的个人空间，我搬进了英家坟一栋20世纪80年代的红砖老楼，六层楼的顶楼，没有电梯，感应灯经常不感应，楼道里贴满了各种开锁通管道的小广告。说是两居室，其实只有一居。小的那间放着房东的东西，锁着门；我的活动空间，是兼做客厅、餐厅、卧室、书房的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还有个转不开身的厕所，和一个建在阳台上的厨房。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因为在北京，我终于有个自己的“家”了。
周末不加班的时候，我可以走一站地去慈云寺的华堂商场买锅，买蚊帐，买热水器；路过排长队的土掉渣烧饼店，不用犹豫，直接来俩；报刊亭买20块一本的《时尚》，虽然那上面推荐的品牌我一个都不认识也买不起；再顺手在路边推着板儿车卖便宜瓷器的摊上拎一只漂亮的碗……
北京城里的生活还有多少可能，我尚不清楚。但是我终于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活下来了，虽然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却充满骄傲、快乐和希望。
又过一年，我的人生突然有了新的转机，得益于所里一位老前辈的推荐，那家律所的某个顶级客户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被他们开出的数倍于我当时工资的薪水所吸引，当然还有他们那个不容拒绝的、已经在全球闪耀百年的公司名称。没错，这就是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被当作标签贴在我身上的、来自纽约华尔街的那家世界顶尖投行。
我以为，我只是把办公室从财富中心搬到往南一个街区的国贸大厦，没想到，那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机。从2000年读法学院开始，我已经和法律打了七年交道，却在2007年的春夏之交，懵懵懂懂地和它说了再见。由律师到投资人的转变，有多少艰辛和不易，在此文中，不做赘述。只是我与北京的缘分，在那一刻，被拴得更紧了。我们之间的纽带，除了集体户口、1000块的出租房，又因为工作，多了一条更坚实的联系——房地产。
2007年，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的好时代。我们在亚洲数十亿美金的商业地产投资基金，也将目光聚焦在这片充满活力的新世界。
正式开工的当天下午，我就被通知去沈阳接收一个刚刚完成收购，某颇有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当地的别墅项目。上午我的同事在广州和其总部高管顺利签约，我的任务是立刻飞去沈阳根据合同约定接管公章、财务章，并在项目公司的内部财务审批流程和重要的银行账户上添加我的名字。美其名曰：Financialcontroller（财务监管人）。在我还没搞清楚黑莓手机怎么用的时候，便收到了秘书的第一封邮件，机票酒店全部预订好，准备立刻出发。我被这样的快节奏搞得有点慌乱，冲到老板面前说我得回家收拾下行李。老板有点不解地问我：就住一晚，你需要带很多东西吗？被他一问，我有点尴尬地退出来，转念想想，还是得回去，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无法登机。于是，那个在业界颇有名望的男神老板，送了我工作中的RuleNo.1（第一条纪律）：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都要随身携带，且保持在有效期内，我们的工作需要随时待命，随时出发，公司用这么有竞争力的package（薪酬待遇）把大家请来，至少，也要买到你们的时间。
“买时间”听起来有点残忍，工作久了才明白，这其实是一种mercy（仁慈），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对你来说也许珍贵的时间，对公司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二十五岁的时候，在一群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且个个家世优越的年轻同事中，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那至少，态度端正吧。曾经在律所以为达到极限的工作强度，在投行，轻而易举就被突破了。每天晚上十一点，是我们头脑最活跃的时候，办公室一改白天电话和会议不断的严肃紧张，常常是欢声笑语或者争吵声一片。大家讨论项目，讨论交易结构，也互相开玩笑，悄悄聊聊八卦。时常为了等一个和国外的电话会议，或者某个项目交割，熬到凌晨三四点，中间也去写字楼边新开的“秀”酒吧喝一杯，听听乐队新排练的曲子，看看欲望都市里的红男绿女。是的，我们已经从国贸大厦搬到了长安街边的新天际线——银泰中心，从51层的办公楼落地窗望出去，北京城尽收眼底。
和我一起奋斗在破晓时分的年轻人，渐渐都成了一生的朋友。彼时大家都是间歇性单身，精力旺盛，常常加了一周班之后，周末还要相约打高尔夫，蹦迪，骑马，泡吧，恨不得7×12地混在一起。我们曾经暗地里互相较着劲，也惺惺相惜地见证着彼此的成长。后来有个词叫“职场发小”，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这几年，大家在一个个婚礼中重聚，之后是一次次的满月宴，然后是第二轮的满月宴，开怀地回忆往昔，也尝试建立新合作，然后开玩笑地说：再聚齐，就得等谁二婚了。我在北京没读过书，所以鲜少同学，从最初一个人不认识，到终于有了自己的朋友圈，是光阴和青春换来的。
而北京城的那张地图，在我面前也越摊越大，越来越立体，哪里吃饭，哪里逛街，哪里看电影，哪里剪头发渐渐在图上模糊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哪块地是哪个开发商拍下的新地王；哪个大型综合体的实际控制公司刚在境外被美元基金收购，谋求Reits之路；哪栋超高层写字楼还在建设中的时候，我就穿着高跟鞋，戴着安全帽陪着基金LP代表乘工程电梯登过顶；哪个豪华住宅预售宣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请了哪个当红明星做代言，我还在财务审批流程上签过字……是啊，十年里万千广厦拔地而起，从掘起第一锨土，到筑起云顶的繁华，新世纪的中国故事，也在挤满了50万人的国贸CBD集中上演。少年时，看TVB的《大时代》血脉偾张，激动不已；等我终于纵身跃入大时代，才发觉香港中环《兰开夏道》的精致和小资，哪里比得上北京CBD《大北窑北》的生机和气魄。
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和我的青春联系在一起，渐渐地，我也能自一片片广袤未知的处女地、一栋栋钢筋水泥建造的工地中，看到温暖、希望和情谊。这个野蛮生长又气象宏大的时代，给了我太多感动和体悟，也给了我一份使命感，所幸，我的笔一直没有停，我的心，也一直没有麻木。我看到过冲击，看到过变革，看到过不得已的放弃，也看到过至尊荣耀之后的倾颓。随着年龄渐长，那些经过的故事，和路过的人，常常在静夜里反复萦绕在我的脑海，冥冥之中，它们似乎在召唤我，让我不忍心只做时代的亲历者，更有使命做时代的记录者。时光在这座城留下繁华和废墟，也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沧桑和豁达，我们的青春筑起了她的生机勃勃，她的伟岸雄浑，也在我们的心湖中投下倒影。我把这些故事，都写进了我心中的城，从《CBD风流志：卿城》开始，我便计划能以“3+2”的模式，写就一个“城系列”的故事，这个系列里有基金、律所、投行，有售楼小姐、公司行政、普通创业者，还有牵动我们每个人神经的“中国楼市”和“中国股市”。
《大城小室》，便是这个系列中，以十年“楼市”变迁为背景的城市故事。
2017年3月，中国楼市在经历了大半年的疯狂暴涨之后，滚烫的市场像脱缰的野马，被一道道五百里加急的政令，围追堵截，强力喊停。与之相对的，是急红了眼的老百姓斗智斗勇的假离婚、阴阳合同、P2P借高利贷的疯狂对策。公司HR三天两头拿《用印申请》给我签字，附着的全是员工们买房贷款开收入证明的申请。去楼下五星级酒店大堂吧谈事喝茶，或是周末带女儿上美术课听等在门口的家长聊天，说的也全是房。微信不停响，相熟的不相熟的朋友，寒暄几句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对未来房地产走势怎么看。那份焦虑的背后，是对漂泊在他乡的安全感的强烈渴望，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和把握不了的人生的厌恶与无力。
四月初的某一天，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某大型房地产中介机构定期发送的市场报告，其中一篇文章，是《北京楼市十年回顾》，摊在我眼前的，不仅仅是折线图、柱状图和数据，还有十年里，北京城一寸一寸的变迁，以及变迁背后，一个一个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生命。
于是，我打开电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敲下一个题目，《房事：北京女子图鉴》，这本小说的雏形，那个关于在茫茫大城里求索一间陋室的中篇故事，便在2017年的春光里，如此一气呵成了。
2005年，初来北京时，我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停留十几年，在这座城成家立业、生女育女。当年，透过每一份招聘启事我幻想过的人生，都被如今这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唯一的真实所替代。如果这世间真有平行宇宙，也许，在那个时空，会有另一个我，在另一个北京城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而在这个时空里，这座城与我，早在我有意识之前，便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着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的恩情和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