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您立志成为小说家之事，您从渡边先生那里得到过鼓励吗？
在自己的想法也不很清晰的情况下，我开始尝试写作小说。可一旦开始了这种尝试，职业小说家的生活便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不久后我们结了婚，请先生给我们做了证婚人。其后又过了十来年，先生用显而易见的玩笑口吻，写了一篇“大江君等人初登文坛之际……”的小文章。然而很久之后，大西巨人①出席与年轻批评家交流的座谈会并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好像作了一段补充说明，引用了先生的这篇文章，并说了一些贬低渡边先生的话语。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我与刊载那些话语的文艺杂志断绝了关系。大西的发言是完全错误的挑衅。先生这是在为自己那些学习了文学后奔往各个方向的学生提出建议，可培养学者仍然是其教育之核心。在作如此期望的同时，对于那些自行偏离了学术方向的学生中选择小说创作道路的人，先生也希望对这个年轻人予以勉励。关于我成为小说家之事，先生并不很高兴，却是经常对我进行鼓励，完全是一个彻底的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假如当初没能邂逅名为渡边一夫的作者，也就是先生的话，自己就不会走上文学道路，这是确切无疑的。
先生从不曾直接就我的小说之整体作过好或是不好的表述。对于我本人，他也没有就一部部小说表示过意见。只有一次，听说渡边先生曾对先于我们几年的同学，也是既写小说又不耽误做学问的辻邦生说：“大江君不愧是在森林里长大的，他写小说就像林子里的泉水似的，当你怀疑是否已经枯竭的时候，就像新的泉水重新涌流出来似的，他又接着写了下去。”这是先生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我所说出的绝无仅有的褒奖之语。
——从渡边先生的《法国文艺复兴断章》、《关于疯狂》和《战败日记》等著作，以及大江先生后来写的《解读日本当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和随笔“渡边一夫空想听讲记”等文论中，有关渡边先生的印象越发丰满起来。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硕学之士，同时具有艺术家和小说家那种强烈关怀在注视着人们。
为了生存下去，作为小说家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要看他是否能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体；其二，还要看他是否具有编造故事的才能。从渡边先生的翻译，尤其是《巨人传》这部巨著的翻译来看，早在四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即便从他对加斯卡尔等作者的现代小说的翻译来看，他也是一个总能表现出稳定文体的翻译者，并使我迅猛地从中接受了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先生已经创造出了小说家的那种优秀文体。
在晚年，先生以《战国明暗二人妃》这部作品为中心，写出了非常出色的评传，为亨利四世①身边那些独特的女性们——正室玛尔戈②王妃，名叫加布里埃尔·德斯特蕾。曾被带去战场，后又被暗杀的情人，还有成为祖母后写出《七日谈》③的玛格丽特王妃④——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在描绘人物形象方面，先生已经是高手了，将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进行对比并制造出一个情节这方面也很巧妙。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先生是具备剧作家才能的人。
不过呀，先生对于编写故事似乎并不热心。先生曾经告诉我，自己也有想要写的小说。小说的题名叫做《东游记》，说的是一个特殊的日本人，在国内开始学习法国文学，其后去了巴黎留学，直至三十年代前半期为止，他完全生活在法国文化之中。刚好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回到了日本，体验了战争和战败。听说，小说所要表述的是“要做什么样的日本人”这个问题，不过后来他并没有写出这部小说。因此，晚年他便写出《战国明暗二人妃》这样的传记连作，并在作品中借助对那些女性所作的描述，来满足自己想写小说的热情吧。在这部作品中，考证构成了巨大的支柱，当然，这也是作为学者而从事的工作。战后，在写了传记的学者里，我认为渡边一夫先生和中野好夫①先生这两人是杰出的外国文学学者。
——读了大江先生短篇小说《玛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等的作品后，觉得与渡边先生的《战国明暗二人妃》之间有着变奏曲一般的、强韧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所指向的则是由《战国明暗二人妃》引发而出的关注对象。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认为渡边先生或许在战争前后都深信不疑地觉得“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并从此与某个阴暗侧面共同生活着。不过话虽如此，“自己这些人即便是悲观主义者，也必须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即便人类终将灭亡，人们也要留下“尽力抵抗之后再走向灭亡”的呼吁。大江先生您一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身为精神继承者的自觉吗？
关于渡边一夫先生的精神继承者，我觉得在很大范围内，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深度的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人。在弗郎索瓦·拉伯雷研究方面，第一人当数二宫敬。这位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为先生晚年的研究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支持。虽然我也参加了先生著作集的编辑工作，可在学问领域就只能指望二宫了。更上一代同学之中，则唯有加藤周一①这位思想家清晰地继承了渡边的思想。我既非学者亦非思想家，怀着种种不安，与先前说过的朋友的妹妹结了婚，然后，也是因为光带着残疾诞生到这个世界，总之，就以“光如此这般地生活”这个内容为小说的中心，不断向前而行……直至年过七十，还在持续着这样的工作。我已经是只能写作的小说家了，所以就把从渡边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也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了小说家的东西。例如我的《玛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叙述了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把死去的那些恋人的心脏装在自己大裙子上的几个口袋里，《玛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这个题名即源自于该人物。其实，把这个人物从历史资料中整理出来并写成很有趣的传记的，是渡边先生，而我也非常喜欢这种荒诞的东西（笑），就吸收了先生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渡边先生不会用很强烈的立场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前程，他也感到非常忧郁，可尽管如此，还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他以这种态度——唯有如此，才是具有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的生活姿态，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或许会灭亡，可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灭亡的势力就是正确的，而我们走向灭亡的这些人则是错误的。使得这一切清晰地显现出来，在历史中进行抵抗并走向灭亡——与具有同样看法的人，比如托马斯·曼②，或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走完自己人生，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小说家中野重治①等人，作为“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同伴，通过深厚的信任关系和友情而连接到了一起。中野先生的《国会演说集》等著作的装帧文字，就是渡边先生题写的。除此以外，他为中野先生还做过一些装帧。这两人之间，还曾互通公开发表的往复书简。
渡边先生自幼在东京一个家境良好的家庭里长大，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书写方法中也含有一些悲观的成分，是干巴巴地叙述一些使自己卑小化的事物的那种文体，尤其在晚年更是如此。而出身于北陆地区小地主家庭的中野先生则擅长于“亲手种植农作物”一般巧妙地进行自己的比喻和表现，还是一个兼蓄德国文学华彩、书写潇洒文章的名家。这位中野先生在往复书简中对渡边先生这样说道：“我把自己的手掌叠放在你的手掌上。因此，我想写写你文章里的假定法，是关于在你的文章里，悲观论是否与假定法相连接。我以为，倘若情况果然如此的话，那就是语法上有问题了吧。”这位中野先生那独特的幽默是何等出色呀！而且，他的结论是这样的：“我在担心，担心你文章的力点在语法上向那一侧——悲观主义附近而去（中略）。但是，更啰嗦地说，只要那些最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想要主动开启战争，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果敢地前进。”这实在是非常优美的文章。
渡边先生并不是那种在文章中融入力量，以战车开动般的热情进行写作的人，他将光亮投在同样并非如此的欧洲思想家身上。但是面对时代危机，先生总是非常警惕并写出予以警告的文章。另一方面，就感受性而言，我觉得先生身上存在着极为郁暗的地方。在我得到的先生遗物里有永井荷风①的《珊瑚集》，其中收入了翻译的夏尔·波德莱尔②写的非常阴暗的诗歌《死的欢悦》,叙述了诗人梦见蛆虫吃尽自己那尊死去的肉体时的状态。就在这首诗歌的地方，夹着还是少年的渡边放置的纸条。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哦哦蛆虫，这无眼无耳的黑暗之友/汝为腐败之子，放荡的哲学家/欢悦且无赖的死人已然来到。面对吾之尸身，汝毫不犹豫尽情享用/对这亡于死者间且失去魂灵的陈尸烂肉/蛆虫啊，无须询问，更不用悔恨。”
归根结底，我也不能说是就已经了解了渡边一夫其人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接近了先生去世时的年龄。先生于一九〇一年出生，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如此说来，我只剩下两年时光。因此，在这两年间我要好好生活，期盼能够前行到读懂先生写下的所有东西的境地，当然也包括沉郁，还是沉郁的渡边一夫。
——渡边先生与大江先生之间有三十四岁的差距呀。在刚才列举的《空想听讲记》里，我发现三十五岁的大江先生面对年满七十的渡边先生写下了“昔日之烦恼，吾辈早已往，何处可见烦恼人？”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
啊，这就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那尊“虚构的城堡”①吧？“我从先生处获得的有形物品之一，是以雕塑用的石板制作而成的空想的城堡。在这座建筑物的背后，有一处开凿出来，被指示为‘脱逃口’的小洞口，每当我确实感到穷途末路之时，便会眺望那个‘脱逃口’”。
您在《空想听讲记》中曾如此表述……这是一个何等小巧的“脱逃口”呀！
先生过世前不久，也就是住院前几天，好像悄悄整理过自己那些日记般的笔记，其中有一册就是《战败日记》。二宫敬把渡边先生那些与拉伯雷研究有很深关联的书和笔记全都接了过去，从中发现了先生在战争中用法文书写的日记。我也曾上门拜访并得到夫人的允许，决定在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上予以发表，是二宫和先生的长子翻译的译文。此外，我也得到了先生的笔记，是法国的大战之前的装帧，非常漂亮。有张页码上记叙了先生年轻时写的、现在不便公开发表的私人性事务，在其后的那页纸面上，先生则用法语写着“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字样。在那里加上一个感叹词后，整部日记便结束了。
我在想，先生这是出于“你总是作为半途而废的人在生活着！”的想法，才把这笔记亲手交给我的吧。那时我已然年近四十了，可曾经那般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独特价值的学者，在四十岁刚出头、太平洋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先生出生于一九〇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时——曾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认为“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发现这一点后，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冲击。
刚开始写小说不久，我的小说就由法国的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想要把其中自认为翻译质量最好的书送给先生。在做如此打算的同时，自己还在围绕小说创作进行各种实验，试图把自己的小说推上比当时的水准高一个层次的位置。数十年来我就一直这么实验着，这倒也就罢了，问题在于我自己认为，终究没能在这种强迫观念之下写出自由的、稳定的优秀小说，好像至今仍没有一本可以面呈先生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作品”的小说……总之，现在我也到了健康状况下降、身体越发衰老的年龄了，希望取出那本日记，再度阅读那一段——自己是个半途而废“s’arrêteràmi-chemin”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