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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月31日深夜。

  当泰伯森急急赶回安全指挥中心值班室,果然见肥胖的警察局副局长汤姆·汉克斯正躺靠在沙发上呼呼昏睡,两只不停龛动的鼻孔发出一连串粗重的鼾声。坐在一侧吸烟的丹尼尔见泰伯森进来,忙将汉克斯捅醒。

  泰伯森恼怒地劈头质问:“电视台给了你多少钱?”

  汉克斯揉了揉惺松的睡眼,苦笑着辩解道:“那群记者的鼻子比警犬还灵,闻到一点血腥味就扑上来,我怎么能挡得住。”

  丹尼尔也说这事怪不得警察局,是公寓的守门人透露给记者的。

  泰伯森并不想细究,便催问谋杀案的情况。

  汉克斯打开记事本,有条不紊地说:“根据你提供的录相,我在警察局移民事务中心查到了这个妓女的档案。她是越南人,真名叫阮氏文,今年24岁。其父曾任西贡政权的内阁部长,1975年被越共处决;同年9月,她经香港偷渡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很快获得永久居住权,从此改名露易丝·安娜;她曾考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管理系,后因交不起学费只得中途辍学。1977年3月只身来华盛顿谋生,当过酒吧侍女、脱衣舞女;后经人介绍加入了华盛顿最大的卖淫组织‘妇女团结工会’,成了一名街头妓女,并在威斯康星大道R街18号公寓楼租了一套住房。晚上8时30分。我带人到她的住处搜查时,在壁橱中发现了她的尸体。经查验,她是在上午9时左右被人拧断颈骨致死。凶手是个非常残忍、也非常内行的家伙,在尸体外部几乎看不到一丝伤痕,现场也没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一根发毛都没有。不过,他却在死者的xx道中留下了几滴宝贵的精液。经化验证实,阮氏文在死前5小时曾和凶手发生过性关系。”

  泰伯森打断警察局副局长的叙述:“你怎么敢断定五小时前的精液一定会是凶手的呢?”

  汉克斯冲他笑笑,仍不慌不忙地说:“从残留的精液中分离的遗传因子表明,这是个黑头发、黄皮肤、身高约一米七的亚洲人。据住在18号公寓楼的几个‘妇女团结工会’的娘们讲,阮氏文三天前不知在哪儿迷住一个日本人,那家伙天天都来阮氏文的住所过夜。此人显然就是杀害阮氏文的凶手。”

  泰伯森问:“有谁见过这个日本人吗?”

  汉克斯摇了摇硕大的脑袋:“没有。不过阮氏文死前曾向一个要好的伙伴透露,这个日本人很怪,虽然花大价钱包夜可对女人并不太感兴趣,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平时极少说话,总随身带着照像机和录音机,好像是个记者。”

  泰伯森像一只闻到异常气味的猎犬,倏地扬起眉峰警觉地问:“记者?那为什么不抓住这条线索查下去?”

  丹尼尔接话道:“我已经查过了。据国务院入境人员登记处提供的资料,最近获准来华盛顿采访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日本记者共有8名。现已查明有6人案发时不在现场。其中包括两名女性。还有两名记者已在今天上午离开华盛顿飞抵亚特兰大。”他打开面前的电脑,两眼盯着屏幕上显示的图像接着说:“一个是‘共同社’记者松尾正平,36岁,黑发,黄肤,身高一米六七;一是《朝日新闻》的记者平谷三九郎,47岁,黑发,黄肤,身高一米六八。”

  汉克斯补充道:“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这个‘平谷三九郎’涉嫌杀人的可能性最大,他虽然在谢拉顿·帕克饭店K705室包了客房,可三天多却未使用过卫生间的便纸和盥洗用品;另外,作为一家大报的高级记者,来美国三四天他只向东京的《朝日新闻》总部发回四张传真照片和三条电讯稿,这种工作效率同他的职业全然不符,也不像日本人的作风。”

  泰伯森稍加思索,当即对丹尼尔吩咐道:“马上向日本警视厅国际刑侦部发个电传,搞清这两个人的来历和身份。同时通知亚特兰大安全小组,要尽快查清这两名日本记者的下落,严密监控他们的行动。”

  丹尼尔点点头,又用征询的口气建议道:“是不是把这个情况也告诉休斯敦和西雅图,让他们也好有所防备。”

  泰伯森表示同意。

  汉克斯主动要求道:“这事我来干吧。”

  泰伯森正色叮嘱道:“如果你小子再敢向那些该死的记者透露一个字,我就报告总统砸了你的饭碗。”

  汉克斯很严肃地腆了腆隆起的肚皮:“放心,我的嘴巴比总统的黑箱子还严密。”说罢,转身离去。

  丹尼尔又将目光投向电脑显示器,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日本人来华盛顿不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杀死一个妓女呢?”

  泰伯森仿佛猛然想起什么:“你还记得海因霍带回的情报中曾讲到的那个‘梅茵霍芙集团’吗?据特纳调查,该组织的敢死队中有一个代号‘孤雁’的东方人不久前秘密失踪,这个杀死阮氏文的日本人会不会就是“孤雁’?”

  丹尼尔用诧异的目光望着他:“你是说这起谋杀案是‘梅茵霍芙集团’干的?”

  泰伯森没有即刻回答,似乎想把思路再梳理得清晰一些,好一会儿,才语气缓慢地说:“有这种可能。据罗先生提供的情报,1月28日——也就是‘迪姆虎’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晚上,有个叫‘梅茵霍芙’的女人曾给托尼打过电话。这个女人显然就是阮氏文。”

  丹尼尔越发有些不解:“她找托尼干什么?”

  “据罗先生讲,她是向托尼索要一种叫‘红卫兵蛋卷’的小科点心。这显然是暗语,也显然是日本人指令她打的电话。”泰伯森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对,她索要的可能是一种微型炸弹,托尼同她见面就是让她把这种炸弹交给日本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托尼的‘刺杀迪姆虎计划’可能就是一种假像。是有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真正的杀手却是这个失踪的日本记者。”

  丹尼尔似有所悟:“哦,怪不得托尼到现在仍没一点动静。幸亏我们没有完全相信中方的情报,否则就上托尼的当了。”

  泰伯森纠正道:“中方的情报还是准确的,只不过他们把托尼当成‘刺杀迪姆虎’的唯一杀手。”

  丹尼尔略一沉思,仍有些不解地问:“日本人怎么会参与这场谋杀呢?”

  泰伯森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解释道:“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托尼和‘梅茵霍芙集团’合伙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二是日本高层某些人花钱从‘梅茵霍芙集团’雇用的亡命杀手。二战后自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可许多政客称霸亚洲的野心并没死。近些年又想依赖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而一巳中国同西方搭起手来,就会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亚洲的经济大国,这是大和民族的某些人极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和“东方迪姆虎”访美,日本政府虽然嘴巴上都表示祝贺,但心里是不会高兴的。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日本的政治家心胸不会这样狭窄,更不会卷入一场跨国谋杀案。”

  丹尼尔意味深长地笑笑:“如今这世界,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就是政治家的心了。”

  2

  在昂奋激越的贝多芬交响乐中,特纳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将自己调查的经过和结果全部讲完。

  卡特总统一直坐在壁炉前的高背靠椅上,默默地听着。不动,也不插话。那安详而专注的神态真仿佛是陶醉在音乐大师的杰作里,而不是在听取情报局长充满血腥味的有关一场暗杀阴谋的汇报。

  特纳讲得很慢,声音也很低,但他相信总统会将他讲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储存在大脑中。作为军人他平素并不喜欢音乐。可此刻这喧闹的乐曲不仅不令他厌烦,反而使他产生一种亲切感和安全感。他知道,这种独特的谈话形式是总统对他的深夜来访表示出的一种信赖和关注。自打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浴室的电插座中发现被人安装了窃听器后,历届入主白宫的总统几乎都对这种玩意儿格外留意,处处严加防范,且个个都有高招。尼克松喜欢将心腹幕僚请到盥洗间,拧开所有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商谈机密要事。卡特则喜欢在与人谈话的房间放一台老式留声机,让优美欢快的音乐淹没所有的声音和秘密。过去,特纳对总统们的这些防人之举很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有些荒唐可笑。现在,他则改变了这种看法,同时也改变了白宫——这座凝结着美利坚最高权力的雄伟宫殿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忽然记起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85年4月遇刺身亡前三天在办公室的台历上写下的一句话:警惕!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潜伏着阴谋和杀机。他也想起可怜的尼克松在被迫辞职离开白宫的时候对可恶的记者们讲的一句话:“进入白宫就不要相信任何人。”而他此时向美国第39届总统讲述的每一个字似乎都在又一次论证着两位前任总统的警告是多么的精辟、准确。

  “这是涉嫌同‘刺杀迪姆虎计划’有牵连的人员名单。”特纳从文件包中抽出一张对折的马尼拉纸递给总统。

  卡特接过名单,并没展开,随手放到面前的茶几上,仍然微闻双目,默然无语。压在名单上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敲打着。稍顷,他睁开两眼望着中情局长,神色平和地问:“喜欢吗?”

  特纳含笑摇摇头:“我对音乐不感兴趣。”

  卡特站起身缓缓走到墙角,关掉摆在高台上的留声机,激昂的声乐戛然而止,屋子里顿时一片沉静。“其实我也很讨厌这东西,可既然当了总统,有时候总要于点讨厌的事。”他轻轻抚摸着留声机的摇柄。“知道这是谁的吗?林肯的。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留下的。听说他很酷爱音乐艺术,结果便在歌剧院丢了性命。如果4月14日晚上他不去观看那场该死的歌剧,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可是他去了,因为他太喜欢音乐了。”

  特纳望了一眼那台老式留声机,沉默不语。他不明白总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些老掉牙的废话,而对自己的调查结果却只字不提。

  卡特忽然望了望一侧套间紧闭的房门,压低声音问:“你听说过林肯幽灵的传说吗?”

  特纳点点头,仍没吭声。

  卡特挥动着一条手臂兴致盎然地介绍道:“老同学,这里就是著名的林肯办公室,里边那间套房就是他的卧室。你瞧,这只桌子,这些椅子,还有那张大床,都是林肯当年用过的。那只保险柜里还存放着林肯写的葛底斯堡演讲手稿和有他亲笔签名的总统就职午宴的请柬。可惜我也没有打开保险柜的钥匙,不然我会请你欣赏一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

  特纳像被一个领进博物馆的小学生,仰起头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不错,当他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听说过白宫的林肯套房以及林肯幽灵的种种传闻,就对这座豪华雄伟的宫殿充满了神秘感。许多在白宫住过的人都说在某个漆黑的深夜曾亲眼见过林肯幽灵的出现,其中包括罗斯福、艾森豪威尔、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

  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下令百万大军侵入苏联时,一贯主张中立政策的罗斯福总统在第二天突然宣布美国将加入由美、苏、英三国组成的反希特勒联盟,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改变对外政策时,罗斯福回答说:“是林肯指示我这样做的。”特纳清楚地记得《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罗斯福总统说:昨天夜里他正坐在林肯办公室思考这个问题,忽然看见窗前站着一个穿红外套的身影。那个人慢慢转过身对他说:不要再犹豫了,你应该立即率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美利坚需要你这样做,整个人类需要你这样做。说完,身影就消失了。……”

  嗅觉灵敏而又喜欢追鲜猎奇的记者们还在白宫采访到许多有关林肯幽灵的“消息”。据杜鲁门的厨师说:有一天半夜他醒来听到有人在大厅里弹钢琴,可当他走过去想看看究竟是谁在那里时,琴声却突然消失了,打开琴盖的钢琴旁也杳无一人。肯尼迪夫人的女佣说: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她值完班返回住处。穿过林肯套房前的大厅时,发现有扇门是开着的。她想肯定是被风刮开的,便走过去想重新关严。当她握住门把手时忽然发现在壁炉前的木椅上坐着一个人,黑暗中看不清面容,起初她以为是肯尼迪总统,可借着一道闪电的亮光她看见那个人长着棕色的大胡子,穿着一身黑色的19世纪的宽领礼服。她吓得高声惊叫。当警卫闻声赶来冲进套房,却什么也没发现。壁炉前的木椅仍空空荡荡地摆在那……

  这类离奇古怪的传说特纳还知道许多,并且常常像艺术家一样喜欢独自回味,任意遐想。可此刻,当他真的置身于这座神秘的林肯套房时,那些怪异的奇闻轶事却都变得索然无味,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关注的只是总统对自己开列的那张名单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只想知道总统对那些参与策划“刺杀迪姆虎计划”的涉嫌者将采取什么样的处置手段。这是他十几天来呕心沥血,动用了各种特殊力量才得到的调查结果。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他都有足够的证据指控犯有谋杀罪、受贿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可他更清楚每一个人的地位和权力,这可不是一般的职业杀手或平民百姓,而全是名声显赫的政治家,在白宫、国会、雾谷大楼都有他们的座椅和办公桌。如果他们觉得活得不自在,完全可以利用在一起喝咖啡的机会改动一下美国宪法。但特纳对这种高贵的权势并没什么顾虑。只要总统下令,他完全有能力将这些人关进监狱,或者送进医院,必要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安详地躺进墓地。

  他默默地等待着,等着总统做出最后的抉择。

  “每一届总统都很喜欢这里。”卡特似乎忘了中情局长汇报的调查结果,指点着室内的陈设继续津津乐道地介绍着:“麦金荣(威廉·麦金莱,第25届总统)、哈定(沃伦·甘梅利尔·哈定,第29届总统)、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第32届总统)、肯尼迪(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第35届总统)、都曾把这里作为办公室,在这里签署重要文件,召开内阁会议。加菲尔德(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第20届总统)、杜鲁门、尼克松、福特却把这间屋子作为自己的书房,不许别人随便进来。你看壁炉上面的天花板有一块烟熏的痕迹,那就是尼克松搞的。他总喜欢深夜一个人躲在这里焚烧文件,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样多的秘密文件可烧。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在这里招待客人。当然,只招待像你这样属于‘佐治亚州帮’的老朋友。”

  特纳表示理解地笑了笑。

  自华盛顿首任美国总统以来,白宫的权力一直控制在东部人手中。吉米·卡特是第一个当选为总统的南方人。他入主白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根深蒂固的“东部集团势力”。他从家乡佐治亚州精心挑选了一大批心腹密友带进白宫,组成一个新的权力核心集团。这些人不仅浑身上下流淌着佐治亚州的血统,而且都曾为卡特的历次竞选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其中有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柯博大律师;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总统内政事务助理斯图尔特·艾曾斯塔特;行政管理和预算署署长、亚特兰大最大的金融财团——佐治亚国民银行行长托马斯·伯特伦·兰斯;总统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后来成为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汉密尔顿·乔丹。受到冷落和排挤的“东部权势集团”对此极为不满,在报上公开指责卡特以权徇情,结党营私,在白宫大搞“佐治亚州帮”。但卡特对此一笑置之,不予理睬。

  特纳虽然和卡特是相交几十年的同学,又是卡特在国会里力排众议将兰利大楼的最高权力授予他,但他并不是佐治亚州人,因而也从未把自己划入“佐治亚州帮”之列。今天,总统破格将他请进神秘的林肯卧室,又亲口称他为“佐治亚州帮的老朋友”,这使特纳顿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慰和满足,也更加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忠于总统。他又望了一眼放在小桌上的那份名单,那上面就有三个“东部集团”的核心人物。此刻,如果总统下令采取行动,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置于死地。

  但卡特对这件“暗杀阴谋”却没任何反应,仍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著“林肯卧室”。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喜欢独自呆在这里,或坐在壁炉前看书,或站在窗前俯望月光下的玫瑰园。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在期待着林肯幽灵的出现。因为我有许多问题要向这位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请教。”

  特纳笑问道:“他来过吗?”

  卡特很认真地点点头:“当然来过。去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正在这里思考该不该同大陆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林肯裹着一件红色浴衣从内室走了出来。他对我说:‘吉米,不要再犹豫了,美利坚需要你这样做,整个人类需要你这样做。’”

  特纳笑了:“他好像对罗斯福也是这样说的。”

  卡特自信地晃了一下拳头:“这就对了,历史已经证明罗斯福的选择是正确的,历史也将证明我们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特纳指了指小桌上的“名单”,提醒道:“但你现在遇到了麻烦。”

  卡特好像没听见,仍接着自己的话题讲下去:“圣诞节前那个暴风雪的夜晚,我看见他穿着一身黑色套服沿长廊走过来,穿过大厅一直进了女王卧室。我急忙跟进去。遗憾的是他又消失了,卧室里空无人影,但摆在床头桌上的那本《圣经》却打开了,上面第一行写的是这样一段话:‘耶稣对他的圣徒们说:和我一起吃面包的人已经向我抬起了脚……,我想这也许是林肯总统对我作的某种暗示。”

  特纳郑重地点点头:“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抓住了这只‘抬起的脚’。”

  卡特慢慢地踱到窗前,默默地凝望着浓重的夜色笼罩着的玫瑰园,仿佛仍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寻找着那个神秘的身影。好一会儿,又一动不动地轻声问:“你知道耶稣还说些什么?”

  特纳望着总统瘦高的背影摇摇头。

  卡特缓缓转过身,神情肃穆地像一个站在经坛上布道的神父:“耶稣对圣徒们说:‘我了解我所选择的人,我跟你们说实话,在你们当中有个人出卖了我。’圣徒约翰问:‘主啊,你指的是谁?’耶稣回答:‘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不愿意看见你们互相仇恨,残杀。’第二天一早,耶稣就上了橄榄山,结果被犹大带来的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特纳不无挪揄地叹口气:“一场千古悲剧,既然耶稣已经识破了犹大的阴谋,可他为什么还要上橄榄山呢?”

  卡特冲他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你说的很对,如果耶稣改变一下计划,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特纳从总统炯亮而深邃的目光中忽然察觉到什么,那是一种焦虑和期待,是一种狡黠和自信。“你是说——”

  卡特摆摆手打断他的询问,重新坐回壁炉前的靠椅上。他一只手摸起小桌上的火柴盒,想了想,又放下,却拿起那份特纳亲笔写的“名单”,轻轻折成长条,伸进壁炉中点着,再举到脸前燃烧。燃烧的“名单”像一把小火炬将他泛着微笑的面孔映照得又红又亮,好似一尊刚刚擦拭过的铜像。一股淡蓝色的轻烟沿着他宽阔的额头袅袅升起,一直升到高高的天花板。他很专注地盯着跳动的火苗看了看,随后挥手扔进壁炉内。纸片在熊熊的烈焰中即刻化成了一小团乌黑的灰烬。

  特纳无动于衷地注视着总统的举动,并随着那缕悠悠飘升的烟雾扬起头望了望天花板,他觉得那块被尼克松用烟熏出的痕迹似乎更深了。

  卡特转过身,笑眯眯地望着中情局长:“刚才我们在谈论什么?”

  特纳含笑耸耸肩头:“我也记不起来了。”

  卡特随和地晃了晃手中的火柴盒:“好吧,那就让我们都忘记今天晚上所说的一切吧。不过,千万别忘记耶稣的教训。”

  特纳郑重地点点头:“我明白了,不能上橄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