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娜伊达-的一声把门关好，就飞快地跑下楼。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走大街、穿小胡同向电车站方向奔，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她一反常态没有顺路在面包房买夹馅油煎包。她一直沿楼边行走匆匆，不时回头看看。她本来个子高，平时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却勾腰缩背，低垂着有一头蓬松浓密的棕色美发的脑袋，缩进高高翻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两手伸进皮袖口里。她头戴一顶很象古罗马军人头盔的细毡帽，一直压到眼睛上面，使人认不出她是谁。平时不论是早晨，还是忙碌一天之后，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大街上，在家里，或是在朋友中间，她总是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凡见过她一次的人今天都不敢把这个从头到脚里得严严实实、步伐慌乱的女人认作是季娜伊达。她一向讲究梳妆打扮，注意整洁；她总是及时把大衣腰带结好，把稍稍往下滑的长笛丝袜提好，鞋带一松，她急忙系上。如果在外省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特点，举止和衣着都很显眼，只要对自己的外表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人们的奇怪。但是在几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大街上很难遇到熟人的，所以，不修边幅，衣着马虎，还是可以的。
在一个广场上，季娜伊达排队等公共汽车，但不一会儿她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立即打开车门要求送她到小皮罗戈夫大街。
早晨空气清新而寒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好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罩。
汽车穿过医学城。这里有很多医院、医学院、实验室等。在一条胡同里她让汽车停住。季娜伊达和司机算完帐后，就拐上了小皮罗戈夫大街。这时她又恢复了原来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化妆、衣着打扮丝毫不马虎，腰带结得恰到好处，鞋带也没有露在脚面上，长筒丝袜缩得紧紧的，大衣领子也翻了下来。帽子戴得很俏皮，一绺棕色的鬈发露在帽子下面。现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似乎恢复了常态，但看得出不是那样自信。
她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但实际上要老得多。白净的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高高的鼻梁也很俊美，灰蓝色眼睛老是睁得很大，一双鲜红的嘴唇线条分明。但她面部表情呆板，嘴唇紧闭犹如一块令人不快的伤疤。相面专家从她的外表会发现她的性格严酷，甚至专横。
在电车到达终点绕过一个大街心花园的地方，季娜伊达拐进一条胡同，朝医学院高大的楼房走去。
一个首次来到这里的人，对这座医学城会留下某种难以捉摸的印象。现代化的宽广街道，优美的建筑、古寺院、雕像，从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下来的一群群大学生充满了宽阔的人行道。这一切都好象被某种令人产生忧伤情绪的东西笼罩着，这可能因为来来往往的总是带着不样之物的急救车，也可能因为，所见所闻都是疾病和痛苦之故。
季娜伊达穿过砖石围墙的门，走进了学院宽广的院子里。有个人轻轻挽住她的臂膀，带着责怪的口吻说道：
“小鸽子，您急着上哪儿去呀！”
面前站着的是科洛科洛夫教授。他身穿多年来人们已熟悉的皮大衣，头戴圆形贴边皮帽。岁月催人，老教授背已微驼，头发和小山羊胡都已斑白，但宽大而白净的前额和曾经使一些女大学生为之倾倒的慈祥而聪慧的眼睛却依然是当年的风采。
季娜伊达象男人似地紧紧握着伸过来的手，摇摇头撒娇地以稍带责怪的口吻说道：
“您看，又来了，老这样……我都跟您说过多次了，求您别再叫我小鸽子了。”
“这有什么法子呢，小鸽子？”他想改口，结果还是没有成功，“记性已不如从前了。年轻时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漂亮女人的要求总忘不了。”
两人咯咯大笑起来，都对相见和开的玩笑感到高兴。他俩一起走了一会儿。后来教授停住脚深深吸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
“您上哪去，小鸽子？您怎么不给老头子一点面子，不到我那里呆一会儿吗？”
教授六十五岁，但身患重病。由于长期辛勤工作，心脏不好。只好常常卧床养病。学院里已传说他要退休了。
“请原谅，”她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要迟到啦。坐车瞎跑了半天。现在几点啦？”
她显得很焦急，看来她非常心疼失去的时间。
教授掏出装在黑缎表套里的银怀表，拿到近视眼前一看，耸耸肩膀。
“差一刻九点……您看，这怎么能说迟到呢。”
“不可能。”女助教自信地反驳道，“您的表不准。那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呀？”
她心中计算了一会儿，不对，重新又想，直到教授提醒她：
“应当说您是在八点刚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离开家的……绝不会再晚……您怎么坐车坐了这么半天？”
季娜伊达值得去为这点小事冥思苦想吗？她就不厌其烦地说道：
“我没有买车票，后来补了票……看我把月票忘在家里了。当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查票时，我才想起来。结果还被罚了钱。我惭愧地坐了一站就下车了。慌忙中又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因着急也就不看车往哪儿开。接着又换了电车。走了一会儿街上交通堵塞车开不动了，只好步行来上班。本来只要十五分钟，结果光坐车就浪费了近一个小时。”
她讲得那样自然和轻松，好象自己也觉得真是这么回事。脸上出现了窘态和难为情，教授也不能不为之同情。他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不会生活，责备地摇摇头，对她微微一笑表示安慰。她也以今后要注意的表情回报教授。然后她开门请教授走在前面，走进了大楼。
法医教研室的楼在院子的左角，楼的一面对着一条胡同。涂有红十字的汽车驶入铁栅栏的大门后绕过大楼停在院墙和大楼之间的后门口，卸下车上的尸体。楼的正门口老是拥挤着心情不安、泪流满面的人群。车身上涂着黑红条的汽车和卡车就停在这里。楼上是各专业科室、陈列室、教授办公室和教室。楼下解剖室旁边是接待室和助教办公室。法医们在这里翻阅材料和医院送来的病历，写解剖报告，交给死者家属必要的证件。地下室是陈尸间，里面放着准备解剖和安葬的尸体。陈尸间里有一股腐臭气味，无论是高水平的消毒，还是良好的通风设备都无济于事。
女助教和教授走进摆着皮罗戈夫①（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年），俄国外科专家、解剖学家。）雕像的接待室，脱掉外衣走进解剖室。这里在大理石解剖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深灰色的墙壁上高大的窗户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阴沉，好象凡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扮演悲剧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教授对女助教说，“在解剖室写下一句名言：‘这里死者教育生者。’应当向您指出，学生还没有使任何一位老师得到安慰。”
教授同陈尸间的工友打招呼：
“身体好吗，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转身对女助教说道：“您看他个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这种说法已重复了多年，看来并没有使被说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纪，他的两手皱皱巴巴，就象刚从水中抽出来似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下浮肿。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给我一个限期，我还能再长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么，我还想超过你们这些活人哩。”
季娜伊达对工友友好地笑笑，问道：
“现在几点啦，帕霍姆，我想证实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聋，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啊，来得还正是时候，刚刚准备好。差一刻九点。”他看了看表答道。
季娜伊达睁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复道：
“差一刻九点！”脸上现出真正的窘态。
“什么，小鸽子，”教授对她的窘态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怀表送博物馆吗？为时过早，等等吧。”
“我的上帝，”季娜伊达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馆吧！我说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这块表同年，我们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对回答感到满意，一字一板地说道：
“这么说我真的是八点刚过一点儿离开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刚才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是吗？”
季娜伊达走进助教办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时教授穿上白大褂，从一张解剖台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每天进行的例行检查。
“您怎么，亲爱的，这样瘦啊……啊哟……哟，怎么不注意保养……”教授看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心中这样想，同时也说出来了，“我看，您不怎么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头了。这是哪个区送来的，帕霍姆？”
“从郊区送来的，将由鲍里涅维奇解剖，今天已给他排到第四个了。”
“季娜伊达，”教授把刚刚进来的女助教叫过来，“到这儿来，您看这个小老头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奇地说，“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过，我还要把他的眼睛给闭上，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帕霍姆从抽屉里拿出用细绳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在上面写着什么。他那歪歪斜斜地写字的样子说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水平。他搔搔后脑勺，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翻阅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有关材料。工友的叹息声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把材料一推，问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样？您怎么好长时间都不对我说。”
看来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问这个问题。他把登记簿放在桌子上准备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尽管叹息有时也很富有表现力，但女助教并不满意，帕霍姆站起来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帮帮忙。我负责的区有几个要解剖的？”
这问题对他来说是容易回答的。他随时都能讲出有几具尸体，哪个区送来的，哪位法医负责。
“您有两具尸体要解剖，还有一具是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尸体己开始腐烂了。”
“这么说共三具？先准备一下那个己腐烂了的尸体，我从这具开始……对啦，您还没有对我说清楚您妻子怎么啦。”
看尸员哀求地把两只满是皱纹的手抱在胸前，但女助教仍紧迫不放。
“她已差不多痊愈了，她没有什么。就是总不能让我安静，吵着为什么我不能把您带家来。以前要我代问您好，可是现在说，给我请来就行。我说：‘你疯啦，她是什么人？沾亲，还是带故？您尽想些什么？’”
工友说出自己老伴儿的要求后，冷静下来了。
她妻子患肝病已多年了。由于女助教的热心帮忙住进了最好的一家医院，并由该院的一位著名专家动了手术。女助教常去医院看望，出院后也到家里去看望过。纯朴善良的女人很喜欢这位恩人，几次三番要丈夫请季娜伊达到家里来看她。帕霍姆不愿意因这些小事给助教添麻烦。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没有满足妻子的要求。
季娜伊达听完后感到奇怪：“就这些吗？请告诉您的妻子，明天我就去看她，您别忘了。”
帕霍姆还没有来得及道谢，窗外驶过一辆救护车，传来不断的喇叭声。工友拿起地下室的钥匙，登记本，就出去了。在门口，法院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迎着他，由于尸体是由侦查机关人员陪同送来，工友就感到这绝非一般。他机敏的目光已发现，涅斯捷洛夫面色苍白，藏在衣口袋里的两手在发抖，涅斯捷洛夫与侦查员不说话，两人都避开对方的目光。帕霍姆以为涅斯捷洛夫值班时出了什么差错引起了侦查员的不满。干了三十年他什么没有看见过。
“从哪儿拉来的尸体？”他打开登记本，一边问司机。
“您去问涅斯捷洛夫吧，”司机答道，“是他要的车。”
几个卫生员打开车门抬出担架后，什么问题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记本挟在腋下，他认为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问是不合适的，就吩咐把尸体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来的解剖台上摆上鲍里涅维奇的尸体。
帕霍姆面临着要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季娜伊达。当着他的面，她与鲍里涅维奇谈情说爱也从不感到不好意思。鲍里涅维奇对此很不满，虽然他知道工友耳聋也发现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头儿早就认为耳聋是有好处的。这样无论同自己人和外人，还是死者探望者和亲属，都能处好关系。别人求他的事，能办的就办，捞个好；不能办的，因耳聋，就说没有听到，人家也不会怪他。因耳聋麻烦也少，在解剖室，法医们也很少要他干这干那，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当着他的面什么都好说，就当他是死人一样，从不避讳他。
最近一个时期热恋的一对儿关系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总离不开，经常眉来眼去表达爱情，工友们见了都感到眼热。他能区别装假和出于真诚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说，他俩不久前已出现了裂痕和不和。偶尔听到他俩的一次谈话，使老头儿感到不安。这大概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中午两点钟，当老师们离开解剖室去助教办公室写解剖报告的时候。鲍里涅维奇写完死亡证明，分发给死者的家属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户前，机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纽扣，好象是在等什么人。季娜伊达也完了事准备走。当她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人，她走到他跟前低声问道：
“晚上您在家吗？”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尔涅托夫，”她继续说道，请您别来找我。这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鲍里涅维奇仍旧看着窗外，说道：
“好吧。”
“您答应我要作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您寄予希望。”
“我已听过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她尽力看着他的脸，说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说道，
“我不能保证做到。”
第二天就有个自称科尔涅托夫的人打电话给季娜伊达，从那时起这人就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
从助教最初来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欢这个人，由于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对她的不满情绪。她没真话——他心里对自己说——，她即使不说话也在骗人。这女人体格结实，性格顽强，她可以把尸体象摆动一件玩具似地从一张解剖台搬到另一张解剖台上，但只要有人在解剖室她就象一个软弱姑娘从不自己移动一下尸体：“……帕霍姆，请您……”在军事训练中她射击从不脱靶，但当着别人又说，她从没有拿过枪……她非常想让人说她人缘好：对工友的妻子和清洁女工，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表示关怀，拍拍肩膀，借钱给他们，还不让人觉得她记性很好。她似乎心肠很好，但你对她的善意又不能相信。她冷酷，从不容忍同她开玩笑，很少看到她面带微笑。只有一次是在教授生日的那一天，她兴致勃勃，跳舞跳到深夜，使大家感到奇怪。教授那天对她说道：“小鸽子，您可把我们骗了。您并不象我们感觉的是一个那样古板的人啊……”
而鲍里涅维奇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喜欢开玩笑，也爱大笑。当人们笑时，他耸耸肩膀：“有什么可笑的？”他头脑清醒，文静，生气时说过的话，以后绝不再重复。他的耐心能顶上十个人的耐心，从不发脾气。他不象别人，从不浪费一点点时间，总是忙着什么，从不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一会儿。他和我们这些人一个样，总不缩起手什么不干。星期天他在别墅拿起镐和铁锨干活，出点力气就很高兴、很安心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决断公正。欺侮这样的人是天理不容的！
别人心上的事是用不着见证人的，而需要的是没有全权的受托人，没有法律关系的同谋者，有义务为别人的轻率承担责任的人。
不管他们的关系怎样，帕霍姆有责任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季娜伊达。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上楼找教授去了，很快教研室就会知道，老师们要开会，他们是不会早一点告诉她的。
当激动的教授，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出现在楼梯上时，帕霍姆不再迟疑了，赶快去找季娜伊达。他在门口碰上了女助教。她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硬纸盒子。她身着熨洗干净的白大褂，里面穿着大开领的黑绸连衣裙，再加上黑玳瑁大眼镜给她的脸上增添了阴郁而严厉的神色。工友叫住她，说道：
“请允许和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儿不行。”
“那进来说吧。”她打开助教办公童的门请他进去。
开始，帕霍姆很惶恐，不知该怎么说起，他想到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增加了勇气和决心。他想起他当年是怎样听到关于前妻死亡的消息的情景。他就象溺水者抓住救生圈似地把心中浮起的往事作为样板。
“出了不幸的事……这事真难以开口。”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帕霍姆坚定地抓住救生圈般的往事的例子，决心说出来。
“我不懂您说些什么，谁出了不幸？”季娜伊达已经看到窗外运来是谁的尸体，但她还是这样问道。
“不，您说我说得对吗？”工友要求她肯定地回答，“可能我说得不对，是吗？”
“对！对！”她开始不耐烦地说道，“那您说得详细一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工友同情地看了女助教一眼，痛苦地叹了口气。
“不幸和不幸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真使人难过……”由于季娜伊达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他就决定大胆地说了，“我们迟早都要死去，都是一个结局——死亡。”
女助教警觉起来，有点惊慌地问道：
“是不是教授出什么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帕霍姆连忙安慰她道，“生死是不由人的，要死想躲都躲不脱……”
“谁死了？”她紧张地问道，“您倒是说呀I”
“人死只有一次，而还有人召唤死神。说得很对，是他自己动手的。可怜的鲍里涅维奇，”他叹了口气补充道，“他怎么会想到死呢？”
女助教好象疼痛难忍，浑身颤抖了一下，打开门，没有等工友阻拦，就跑了出去。她冲进解剖室的门，站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呆住了。她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她那亭亭玉立，端庄的身材，下垂的双手和因痛苦紧绷着的面孔使人感到悲痛。她那瞪大的双眼现出极大的痛苦，好象她一闭上眼睛，悲痛也会从紧闭的眼皮下流露出来，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受到她悲伤表情的感染不由得低下了头。
她僵死不动地站了很久。又过了一会儿她用颤抖的手掏出手帕，把它撕成碎片。
她站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就离去了。她仍然和平常一样，昂首挺胸，坚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