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没有完，余波像激流一样正在我和茹萍（还有李广智）的生活里翻着和卷着。第二天上午，我去邮局把我的《风雅之颂》书稿寄往一家独具权威的出版社，回到家，看见茹萍不知在屋里找什么，她上天入地，翻箱倒柜，把我书架上的书翻得兵荒马乱，陈尸遍野；把她的卧室（是我俩的卧室）的床上弄得鸡飞狗跳，七乱八糟；还把她梳妆台的抽屉拉出来横摆在床铺上，把她梳妆台前的圆椅子弄翻倒在屋中央，然后自己满身尘土，一脸汗灰（再也不像了那个风度翩翩的影视艺术系最年轻的女教授）。她竖在卧室的床前边，因为找不到那件东西而急得团团旋转，像一股没有定向的风被困在了我家卧室里。见我从门外走回来，她猛地怔一下，脸上柔软地红一红，又生硬地青一青，突然盯着我，如同她找的东西就在我身上。
就挂在我脸上。
我问你找啥？
我说你到底找啥嘛。
说看把你急的，人丢了魂儿也不会这样子。
她把目光从我脸上收回去，转瞬间，人变得从容而风雅，将落在额上的头发朝后捋一捋，拉了拉跟着她的荒乱了的上衣和裤腿，把梳妆椅子扶起来，不急不忙地坐在那把圆面包皮的棕红椅子上，将目光再次冷冷热热地抬起来，瞟着我像看一页原来没有读明白的书。
杨科，她说，你把那东西给我吧。
说算我姓赵的求你了，求你把东西给我好不好？
问我说，你真的没拿吗？
——真的没见没拿吗？
——你敢发誓说你没见没拿吗？
我开始替茹萍和李广智去找着那东西。把他俩同床共枕过的枕头拿到一边去，将枕头下的床单、褥子全都掀起来。想他们上床时，那件东西一定是顺手塞到了枕头下，或是习惯性地压在床上的褥子下。可是枕下、褥下都没有。枕下、褥下除了一层尘土和几丝头发外（还有早已干皱的一团卫生纸），剩下的就是席梦思床垫的花纹和塌陷。想有时候，人们情绪激动，操之过急，也许会把那东西急急忙忙挂到床头上，可那东西在男人女人情难抑制时，会害羞似的躲着落到床下去。于是间，我从床上爬下来，又爬到床下用手电筒照着四处找。在床下，我找到了先前我和茹萍丢的拖鞋、钢笔和她的口红与眉笔。待我从床下拿着拖鞋、钢笔、眉笔、口红爬了出来后，我看见茹萍一脸失望，满脸焦急，像一团火烧在她的脸上一样。把那些东西全都摆到她的梳妆台面上，然后我心急火燎地回过头，说没有呀，你们那天把它放到哪儿了？
说别着急，好好想一想。想想到底放到了哪儿。
说床头？枕下？还是你们随手搭在了桌上或椅上？
茹萍看着我，脸上是半信半疑的暗红或淡黄。
我知道她怀疑我的寻找是贼唤捉贼，如同黄鼠狼去给鸡拜年。屋子里窗光明亮，灯光也明亮。灰尘在她和我中间飞着如柳絮起舞般。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她将信将疑。我火急火燎。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坦荡和宽宏，在她怀疑的目光中，我扭头看见了客厅的大沙发。我想起来那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第一眼看到了他们脱下的衣服是团在沙发上，便快步地走出去，趴在地板上，朝着沙发的下面瞅。到什么也没看见时，我又用尽力气把沙发从墙下推到屋中央，让沙发下面的黑暗和凌乱全都裸在明亮里。可那沙发下，除了有书纸、灰尘、电线，还有她偶尔爱吃的巧克力，再就什么也没了。我望着沙发下的灰尘和狼藉，又回头望着跟着我出来站在客厅的茹萍的脸，说没有呀，你再回忆一下，到底搁到哪儿了。
望着她半红半黄的脸——是真的丢在咱们家了吗？
望着她半黄半白的脸——你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嘛，让他好好回忆放在了哪。
望着她半白半青、最后成了紫色的脸——你也好好想一想，那一天你们脱衣服时，是他一进屋门就脱的，还是到了这沙发上你们亲热了一会才脱的。再或是你们把衣服全都脱在了这沙发上，还是在这儿脱了外衣，亲热一番后，才到屋里床上去脱了内衣的。
我提醒着茹萍，像一个老师提醒着一个丢了珍贵物品的学生样，为了不让她着急，还拿手去她的肩上抚摸着（如同父亲抚摸丢了东西的一个孩子般）。然后再轻柔关切地问，你们那天到底都把衣服脱在哪儿了？
——最后把衣服脱在哪儿怎么会忘呢？
——你记性那么好，看一场电影，能把所有电影中的细节都记住，怎么会忘了你们自己的事？
我问着看着她，既无责怪，也无冷嘲，他们丢了东西像我丢了东西样，像替一个丢了钥匙进不去家的孩子着急样。我是那样的关切和热忱，是那样殷勤和主动，为替他们找到那东西，弄得我和她一样灰土灰脸，着急上火，连蛛网挂在头发上都未及扫一下。可她却最后冷冷地看看我（眼里有着冰寒寒的光），用鼻子哼一下，回身到卫生间匆匆洗把脸，整整衣服什么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走掉了。
她朝着门外冷冰冰地走掉了。猛地关上门，把我留在屋子里，像把一个死不认账的贼关在了冷漠睥睨的铁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