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智和赵茹萍被我捉奸（是不期而遇）的25天后，暑假前一个月的六月初，周五的一个下午，是古典文学课，由我给大三的学生讲“《诗经》解读”的第九讲——《诗经》的精神存在性。
我知道同学们不爱进我授课的教室，如同不爱去博物馆看最有价值的木乃伊；不爱听我的“《诗经》解读”课，如同不爱听来自远古的声音和歌唱。事情就这样，高处不胜寒，天凉好个秋。我不怪他们，只怪我对《诗经》的研究超出了一般老师和同学能够理解的范围和限度。然而说到底，我是学者，我是教授（副），我的职责和良知催促我，无论有没有学生去听我的课，我都必须去讲我的课。我明白（全校的教授都明白），学生们去不去听是一回事，教授们去不去讲是另外一回事。
我就去讲了。
这是我写完《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后的第一课，是我第一次把我专著中的内容搬到我的讲台上。我知道来听我讲课的学生一定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我心里却渴望着他们人才济济，兵马满营，如同茹萍讲课样，让那阔大的教室里，满座高朋，黑黑鸦鸦一片儿。
我知道，那凤毛麟角的学生去听我的课，在课堂上走神、耳语、睡觉是家常便饭，一日三餐；可我却渴望着他们目不斜视、精神专注，听我讲课就如同听一个来自西方大国总统的演讲般。
知道这是不可能，可我每次去讲课前，都满脑子是这样的幻化和想念。知道这是异想天开、黄粱美梦，可我还在每次讲课前，都精心准备，修整讲稿，把开讲前的几句话都预先想好并死记硬背在脑子里。
六月初这天下午两点的课，我一如往日提前十分钟到了系里的大教室。明知道来听课的学生会寥寥无几，可我偏要把他们想成水泄不通、人头攒动；明知道讲“《诗经》解读”，教室里会清冷寂静，可我偏要把讲“《诗经》解读”课，想象成一场旷世空前的演出和歌舞（这景况已经屡试不爽，宛若冬天一到，秋叶必落样，可我却朝思暮想着严冬里阳光和熙的那一日）。然而这一次，我的想象应验了，实现了，像冬天一到，就万物更新、春暖花开般。
我1点50分到了系里大教室，看到能坐200人的教室里，居然真的座无虚席，一片鸦黑，和从国外来的大师讲课一模样，连走廊和门口都还站有理科来旁听的学生们。到教室门口时，我先是愣一下，夹在胳膊弯中的授课提包差点惊得滑下去。就在这一愣一滑间，我看到有许多学生们，手里都拿有盖着学校公章的一纸文件的复印件。从一个女生手里要了那文件看一看，见那一纸文件的题目是《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文件的内容说，《诗经》是我国的第一本诗歌总汇，是中国人文化灵魂的归宿，是文学上游的不竭之源。因此，文科学生必须把“《诗经》解读”当做古典文学的金中之金，重中之重，必须做到有课必讲，有讲必听，有听必学。而理科的学生们，必须把它当成必要的选修，做到有课必修，有修必学。并且在那文件的末尾，规定了三条学生们参加听课与不参加听课的奖惩措施。我看着那文件，有些感动，又有些酸楚，因为就在那文件的右下角，在那公章的边角上，签发文件的领导落款是我的情敌李广智。
这又让我想起了李广智和茹萍的事（我多想彻底忘记这件事情啊！），让我想起了李广智丢在我家的那东西（我多想找到那件东西啊！），就像想起了忘在胃里的一只苍蝇和几只蛆（不过好在我把他们打败了，他主动签发这样的教学文件，正是他主动地向我缴械投降啊！）。
我把手里的一纸文件重又还给教室门口的女同学，望了一眼教室里人山人海的学生们，想李广智到底在我面前认输了（似乎我应该多少感谢一下他和茹萍有了那档儿事）。想这京城第一名校高傲的教学，终于在我面前低下了头（幸亏我没有告诉李广智，说我并没有在我家中找到他丢的那东西）。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既然有数百学生接到文件后，风起云涌地来听我的课，我就应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扛起这面教学的大旗，像一个士兵要拼死把胜利的旗帜插在山头上。
在从教室门口的五味杂陈里，跨脚走上讲台那一刻，我似乎已经成竹在胸，运筹帷幄了。似乎已经长缨在手，胜券在握，有把握能把这一节课讲得天翻地覆，精妙绝伦，如一个将军已经全部掌控了战局和策略。在跨过教室的门槛后，我神情默默，表情端正，以庄严的脚步走到讲台上，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弯腰鞠了一个躬，摆出一副和往日授课时一样自然、一样无所谓的样子来（其实，这一课没人知道我准备得如何精心和细致，详尽和具体。我把《风雅之颂》论著上关于《诗经》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诗句全都摘编在了我的讲稿中。害怕在讲台上忘掉必须背的诗，我还把最重要的诗句写在了我的手心上，像学生考试时准备作弊样）。没人知道，《诗经》精神存在的本根研究我已烂熟于心，学贯满盈，对于如何讲，讲什么，都如探囊取物，顺手牵羊。我拿了那讲稿，却把讲稿有意地丢在一边去，如同丢掉一个累赘般，站在讲桌前，沉默几秒钟，显出一种肃穆和庄严，然后大声说——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诗经》解读”的第九讲——《诗经》的精神存在和物质描绘。
为了能够让我的授课深入浅出，我依着许多老师（比如赵茹萍）的讲课经验，开讲前，首先讲了一个小笑话（有些俗！），笑话后我朝着台下望了望，看台下一片灿然和轻松，原来站在走廊上抱着听课一试的同学，这时也都被我讲的笑话所打动（原来，庸俗也是一种力量和文化）。他们有的找着位置坐下来，有的把手里的课本和那一纸文件放地上，坐在了那些纸张和书本上。还有的，索性蹲在地上，用一只手托着下巴，进入了专注和神往。望着那些专注到黑亮粒粒的目光，我知道我已经可以切入正题，已经可以把我对《诗经》最精髓研究的一部分传授给他们了。于是间，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站直身子，挺起胸脯，变得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横刀立马，心起刀落，砍下了我表情中庸俗的笑容和轻浮，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诗经》精神的本根描绘和物质基础。说通过对《诗经》精神的本根解析，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最终明白，《诗经》不仅是一本诗歌总汇，更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是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发展中，丢失的《圣经》中的部分和片段。我把《诗经》的物质本根与精神本根分为三大部分，从最底层的物质如土地、采摘、耕种和建筑，到精神上的爱情、性和无拘无束的男欢与女爱，最后再到宗教的图腾、崇拜与各种宗教仪式的细微和辉煌。我滔滔不绝，话如串珠，讲到了需要以诗为证时，我一口气背了《诗经》中一大串的采摘、耕作和狩猎的诗，分析了诗歌中描绘采摘的欢乐、耕种的自然、狩猎的壮观。具体讲到田猎时，我以《秦风·驷驖》[2]为例，讲到架木构屋时，我以《卫风·考槃》[3]为例。我讲《风》中第一百三十首《秦风·权舆》[4]的高屋大殿，讲《大雅》中的第七首《皇矣》[5]的飞椽彩颜的皇家宫室。然后由物质上升到精神后，讲爱情的男欢女乐，讲性的天人合一，最后把《诗经》中具有《圣经》意义的宗教诗再一一列出来。从先民们对大自然的神秘敬畏，讲到古人对天象的膜拜。从对大山、石头的敬仰，讲到对动物的信仰、植物和玄鸟图腾。
我以为我的长篇大论，有意有趣，有识有知，有方法，具深度，完全是一个教授（副）在向他的学生们喂奶喂汤，递香送甜。可我最后把最具宗教意味的《玄鸟》讲到一半时，无意中我听见课堂上有了发黑的私语声，像一阵风吹过平静的湖面样。平静破裂了，安静消失了，原来那宁静的教室开始波光涟滟，水声涛涛了。我把目光从那漆黑的声音上扫过去，便看见有学生贼一样从后面溜出门（倒是礼貌，没有明目张胆地走），脚步声吞吞吐吐，如憋在喉咙吐不出去的痰。我想要喝住那些走出去的学生时，耳朵里一阵刺痛，又听见有人在教室的哪儿睡着后发出了几声呼噜，泥红泥黄，一下搅浑了教室的清水洁流，使所有的学生都追着那呼噜扭头看，爆出来的笑，如同春二月的惊蛰雷。笑声之后，呼噜消失，同学们似乎意识到了《圣经》般的《诗经》的伟大和严肃，都又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寻找着我停断的话头儿。
那一刻，我忽然遭到了羞辱般，恨不得走下讲台抓住那个睡觉的学生给他两耳光，恨不得追到教室外，给那退场的学生身上踹几脚。可我知道我不可能那样做。我那样做了从此所有的学生在教授讲课优劣调查表上，就会永远在最差一栏里写上我的名。我不能得罪学生像卖主不能得罪买主样。我只好脸上挂着下贱的笑，说要走就走吧，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接受高深的知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相信上帝的真言。但你不接受，并不说明知识不是愈发高深愈重要，并不说明听众减少，上帝的话就不再是真言。
然而，我滔滔不绝的努力，终于还是为他们离开教室铺平了路桥，使我不得不眼看着又有几人、十几人，从我的眼皮下边退出去。他们退出教室时，有礼有节，都尽量不弄出响动来，以免惊着别人，也扰了我的情绪。甚至还有个学生，从我面前过去时，朝我抱歉地鞠了个躬。
也就这样，学生与我同步，在我把课讲到一半时，学生走了一半，在我快要把课讲完时，学生也差不多就要走完了。我已经在这几年中，不断地经历这样的遭遇和场面，已经对课堂上人多人少，处之不惊，泰然自若。望着原来高朋满座的教室，这时候空空荡荡，仿佛戏园里没能留住观众的一个散乱的场子。那些新黄的课桌上，留下了同学们扔下的字纸、果皮，还有偷吃的瓜子壳。满地由李广智特意为我签发的《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像我家乡耙耧山脉的露天厕所里扔的擦过屁股的纸。
最后剩下坐在最前排的十几个同学，他们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脸上布满了让我感动的犹豫和不安。我说你们怎么不离开教室呀？他们说学校今晚突然要放一部美国片，我们没钱去买电影票，只好坐在这儿呀。
我说我的课讲的真有那么差？
他们说杨教授，你看所有的学生都走了，这里只还有我们十几个留下给你撑面子，你不掏钱请我们看一场电影吗？
我便掏了钱，给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让他拿着去给同学们买上电影票。然后那十几个学生就集体站起来，集体向我鞠了躬，说着和笑着，一窝蜂地从教室走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那能容200个学生的空旷里，像把一粒种子丢在了沙漠样，转眼间，我便成了两千年前无人问津的诗歌的干尸骷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