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飘浮与回家
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我只是写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我明白，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而常有来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照样也有。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能无用的人，闲余多余的人。因为这种无能，因为这种闲余和多余，因为我说起来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外出打工的能力都欠缺，也就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
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甚至，小说原有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成地替我改成了《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些哗众的书名。我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就难免有附庸风雅之嫌，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二、不存在的存在
有件事情我说过了，也写过了。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总是会反复地提到那件事情，再说再写，不仅啰唆，而且遭人之厌。可是，这里我还必须把它在这篇后记中再次复述，因为它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今后的写作，都有着不能回避的意义。
二〇〇四年冬末春初，八十岁的大伯病故了，我匆匆回去奔丧。在出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依着我老家的习俗，父母健在，早亡的子女不能进入祖坟。这样，就给我的这个未婚的叔伯弟弟找了同村一个溺水死亡的姑娘，冥婚合葬在了我老家的村头。二十几年后，大伯的病逝，才算可以把我这个弟弟一并送入祖坟。因为我的叔伯弟弟当初冥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因了这次出殡，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冥婚的仪式。也就在出殡这天，我家乡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世界上一片皑白。然而，我叔伯弟弟和他“妻子”的灵棚里，主葬主婚的人，给那对小棺材上铺了大红的布匹，贴下了喜庆的冥婚对联。就在那天早上出殡的过程中，在我们上百个孝子披麻戴孝、顶着风雪、三拜九叩的行礼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过来对我悄声地说，后边我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许多红红黄黄的蝴蝶。
我愕然。
慌忙退回到后边灵棚里看，竟就果真地发现，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粉色蝴蝶，它们一群一股地起起落落，飞飞舞舞，而在前边我大伯充满白色的灵棚里，却连一只蝴蝶的影子也没有。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
之后，我怔在那一幕消失的奇异里，想天还大寒，雪花纷飞，这些蝴蝶从哪里飞来，又往哪里飞去？为什么只落在我弟弟冥婚的灵棚里，而不飞往相邻的我大伯那丧白的灵棚里？为什么在我人到中年之时，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都已形成并难以改变之时，让我遇到这一幕“不真实的真实”、“不存在的存在”？这一幕的真实和奇异，将会对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不是在我的写作无路可走时，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呢？
三、为什么写作和要写怎样的小说
我总是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总是说我最初知道为什么写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现在，我不再问了。关于为什么写作，我不再逼问自己，也不再管顾别人。
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出生，到了这个世纪写完《风雅颂》的春节，我已经进入五十岁的门槛。要在往年，在我老家，上了五十岁的人，说自己是个中年，会遭到人们笑话。到了六十岁，在那儿已经算是老人了。到了七十，都已经是古来之稀了。想起这个年龄，我就感到了后怕，感到有一种后脊梁发冷的无奈。可是，年龄的增长，不会因为你对生命必然消失的恐惧而迟缓或暂停它的脚步。于是，我不再想为什么写作这样抽象的问题。这样，也就避免了过多地去想人为什么活着和为什么必须死亡这些伤神的事情。反正，你已经五十。反正，你只能写作。反正，只有写作才是你今后的生命。那么，就这样匆匆地活着和慢慢地读着写着吧，不和别人比试谁写得好坏，不去比试谁的作品卖了多少，不去想一个作家的声誉和钱财，也尽量不去过分在意别人对你和你的作品的品评议论，只想今后的写作和你要写什么样的小说。只想在你的写作中，如何才能更完整地表达属于你的那个“我”。
是的，我不再问我为什么写作。然而，我不能不问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闲静下来，我总是这样地逼问自己，审讯自己，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似乎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原来，我笔耕不辍，似乎都是为了写出那样一部小说：写一部别人似乎读过、又从来没有读过，我此前似乎写过、又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小说。那小说，像从前天上落下的一块陨石，人们不知道这石头从哪里来到了人间，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小说，如同从海洋或森林走来的一只怪物，人们先前似乎想过、又似乎从未想过它的模样，似乎见过又确实没有见过它的模样。原来，我竟是狂妄地想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原来，我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明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自己还以为有能力去尝试着做些什么。反正，事情已经这样，想法也已经这样，那就让那件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引导着自己的写作罢了，至于别人说些什么，甚或骂你一些什么，也都随了人家去吧。横竖我已经习惯了这些。
因为，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的谩骂之声。但我在死亡的生命之上，确实看到了飞舞的粉色蝴蝶，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雪花，也还有雪后的一丝初晴。
2008年3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