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
我常常在人声嘈杂的地方，偷偷地看着她。比如下课后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的教室。我的眼光可以被很多人的身影遮盖，放心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是老样子，只不过麻花辫又长了些。她以前喜欢穿小圆领的白衬衣，今年跟学校里的很多女孩子一样换成了大领口。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打量着她，没有我的日子还算平静，她跟吴莉聊天，她歪着头故作用功状，她像最开始那样每天跟周雷一起吃饭，一起回家。现在我得费很大的力气来回忆，认识她之前，我是怎样生活的。这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在准备高考的时候。
黄昏的教室里弥漫着一股花香。还有隐隐约约的肖强店里的音乐。灭绝师太在教室里兜圈子。“江东你发什么呆？你是不是已经特别有把握了？不然怎么这么闲得无聊？”周围一阵窃笑。师太的声音永远悠然自得，特别是在整人的时候。
记忆里异常清晰的，永远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片断。那些日子，一九九七年三月一号，我对天杨说：“咱们还是算了吧。”之后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涂。可以肯定的只是在那段时间内，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贤齐的《心太软》。我对肖强说：“求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至少我在的时候你别放，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人。”
其实那段日子，我受不了任何音乐。难听的自不必说，好听的也不行。那些声音，那些流畅的声音就像是某种液体，不费吹灰之力就钻到我心里一个最软、最疼的地方去。我还以为我已足够坚强。至少我可以装得若无其事。至少我可以对别人的语言、动作、表情或者别的什么无动于衷。可是在音乐面前，我却手足无措。因为这东西不是尘世中的东西，它从天而降。任何铜墙铁壁的防守也奈何不得它。任何音乐，在那段时间，古典、爵士、华语歌，甚至琵琶独奏，都让我心生畏惧狼狈不堪。我怕它们。
某个午后，我路过音乐教室。音乐老师正在辅导我们高三一个准备考音乐系的女孩弹钢琴。跟她说这儿快点，那儿慢点。两秒钟后，我就听见一阵音乐，不知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夹着音乐教室好得不能再好的共鸣。在狭长的走廊里华丽地注视着我。我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该下楼了。走到楼梯口却终于忍不住，像逃命一样地往楼下冲，直冲到完全听不见一点声音的那一层。喘着粗气对自己说：丢人。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我的火车站。天杨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坐在火车顶上。汽笛悠长，我说天杨你要去哪儿？她说你没看见我的红衣服吗？我要结婚了。我会寄明信片给你的。火车开了，我醒了。一身的汗，电话铃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我“喂”了好几声，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
“天杨。是不是你？”我说，“天杨，我知道是你。天杨你怎么不说话。天杨，我想你。我真想你天杨。”不管了，我终于说了。然后我听见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要是我今年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八岁就好了。我就有更多的办法，更多的力量。那时我常常这么想。不过我现在才明白，你永远没有足够的办法和力量，因为永远没有一件事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举例说，那天下午，我又碰到了方可寒。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老地方——篮球馆的地下室，我看见方可寒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打得正热闹。那男生扭着她的胳膊，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用剩下的一只手在那男生脸上留下五条美丽的血道子。那男人没种，惨叫一声把她推开，一转脸看见了我，就狼狈地拎起书包蹿了出去。她缩在墙角，头发滑下来挡住了脸。
“方可寒。”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还真是有缘分，我想。不仅是和她，还有和这个地下室。她抬起头我才发现，血从她的鼻子里不断地涌出来，衬得她脸色惨白。
“把头仰起来。”我说，“要不要紧？”
“没事。”她的声音有点哑，“是刚才那家伙一推我，我撞到墙上去了。”
很多张可怜的餐巾纸变成了桃花扇。“要多仰一会儿头。”我对她说。从我站的角度，正好看见她漆黑的眼睛。
“拜托你帮我看看，我衣服上有没有血？”她说。
“有一点，在裙摆上，不过不要紧。”
“妈的。”她骂着，“这条裙子是我今天刚刚换上的，得干洗。”
“你还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想来这鬼地方？”她瞪着我，“那个家伙在我这儿赊了Ｎ次账，我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结果他还要和我耍赖。我就说我要去跟校长讲你也是我的客人，我是诈他的，他就急了，真是个傻?。”
“上楼去洗个脸吧，”我说，“要不怪吓人的。”
“不用。”她说得很干脆，“不想撞见人。”
“那你就这样走到大街上会影响市容，不信？”
她笑了。
我们穿过走廊的时候，夕阳西下，让许多投在我们身上的惊讶的眼光变得不再那么刺眼。她今天没有化妆，很简单的黑色上衣和粉红色的半身裙，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妖。
“你有什么打算？”坐在麦当劳里的时候我问她，“你准备考大学吗？”
“当然要考。”她笑，“这个地方已经快把我憋死了，我现在做梦都想去个大城市。”
“我也是。”
“而且要是我考上大学再去坐台的话会赚很多的——女大学生嘛，你知道吗？在北京有些夜总会，比如‘天上人间’，一晚上三千不算什么。”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打趣她。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聊了很久，气氛不可思议地平和，一点没有我们往日的那种剑拔弩张。我们聊的都是筒子楼里的伙伴，她告诉我谁当兵了，谁考上大学了，谁在酒店做服务员，还有那个小时候总是联合所有女孩子孤立方可寒的“小特务”，她曾经跑来求方可寒“带她入行”。
“你知道‘小特务’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吗？”她笑着问。
“小的时候哪个女孩不恨你？”
“才不是。”她故作神秘地停顿，“因为‘小特务’喜欢你。可是每次都是我去你们家写作业。”
“有这事儿？”
“怎么，动心了？这容易，我有‘小特务’的呼机号，不过她现在比我混得好，跟她睡一晚上可贵了。”
“别胡说八道，我他妈不是公牛。”
“就是，让你的宋天杨知道了还不吃了你。”她说，“忘了问你，宋天杨小朋友好吗？”
“散了。”我勉强地笑笑。
“为什么——”她大叫一声，惹得邻桌的人都看她。
“没什么为什么。”我胡乱地应付着，“就是没意思了。”
“你哄鬼。”她打断我，“别拿我当傻子，你才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她紧紧地盯着我。我低下头，拨着杯子里的冰块。
“江东，你跟我说实话。”她不依不饶，“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不敢看她的脸。只是注视着她略略痉挛的手指。我还以为她会把她手里的汉堡对着我的脑袋扔过来，但是她半天没有声音。
两行泪从她的脸上滑下来，她看着我，慢慢地说：“妈的江东，你怎么这么傻？”
[天杨]
我坐在台阶上，台阶很凉。晚自习的铃声响过，走廊里寂静了下来。我没有跟着人流回到教室，变成这寂静的百分之一。我知道这种行为叫“逃课”。可是我得等他。下午上课前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天杨。”他站在十几级台阶下面望着我，“你怎么不上课？”
“你不也没上课吗？”
不对。我不能第一句话就搞出这种氛围。我说：“我等你。”
“等我？”
“星期六的时候我看见你和方可寒在一起。”
他不说话。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吧？你可以跟我分手，但是你不能拿我当傻瓜。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她才——”
“是。”他干脆地承认。
我笑笑，“还好你没骗我。你是真的喜欢她，对不对？”
他说：“天杨。”
我问：“那你还喜欢我吗？”
他说：“天杨，实话告诉你我今天特别累，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你必须说，我有权利知道，你还喜欢我吗？”
他艰难地点点头，“当然。”
“你喜欢我，可是我爱你。这就是咱俩的区别。”
“天杨，你这样说，你想让我回答什么呢？”
好问题，我到底在等待什么？
“天杨，要是我真像你说的拿你当傻瓜的话，所有的事儿就没那么难办了。肖强就说我傻，说我为了打苍蝇打碎了花瓶。我本来可以撒谎，对你撒谎也对我自己撒谎，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和你的……事情，是我心里最干净最珍贵的东西，我宁愿不要也不能弄脏它。信不信由你，天杨。”
“我信。”我笑笑，“我还没看出来你这么伟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吧？然后你就这么伟大地把我牺牲掉——为了你心里最干净最珍贵的东西，这样你就平衡了满意了因为你已经付出代价了而且还是挺大挺疼的代价，很多年后你回想起来也可以自我安慰：毕竟你自己惩罚过自己了。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愿不愿意当你的‘代价’？你们男人就是这点贱，明明是自私没用还非要硬逞英雄。”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天杨？”他停顿了一下，“你这叫自说自话。”
“随便你怎么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可以没有我，我不行。不管你心里多难过，你也还是可以没有我，就像你自己说的：宁愿不要也不能弄脏。可是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宁愿怎么样也不能‘不要’。你知道我看见你和方可寒在一块儿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我想：这下好了，我终于找着一个理由去跟你再说两句话，吵架也好，哪怕对骂也行。这些日子我想和你说话想得整个人都快爆炸了。”眼泪突然涌上了我的眼眶，我咬着牙把它咽了回去，“江东，我要你回来。”
他从楼梯下面走上来，紧紧地搂住了我，那么紧，也不管这还是在学校，也不管要是让老唐或者其他老师撞见的话绝对吃不了兜着走。他说天杨要是现在来一场大地震就好了，他重复了很多遍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我狠狠地咬他的肩膀、他的胳膊，他也不放开我。
“你知道我这几天多想你吗？”
“知道。”
“可是你不能体会。”我抬起头，看着他。
“天杨。”他捧起我的脸，“告诉你件事儿：方可寒她可能快要死了。”
[江东和天杨]
那天晚上从麦当劳出来的时候，方可寒异常地安静。晚风吹上来，这个城市难得有一点闲适的味道。她把头发扎起来，冲我一笑，眼睛亮闪闪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细致地观察过她——我是说在床上的时候。
我送她回家。穿越最繁华的商业街，路过北明，抵达没有人的堤岸。曾经你只要走上这个堤岸就能听到工厂里机器的轰鸣，不是那种刺耳的轰响，那声音远远的，沉沉的，好像来自地心，听惯了之后还觉得它很家常。
“江东你还记不记得？”沉默了很久的她突然开了口，“高一的时候，地理课，讲城市布局，老师就拿这间工厂举例子。”
“怎么不记得，”我说。我到现在也能想起那个老师的语气，“开什么玩笑？河边也能盖印刷厂？幸亏那厂子如今倒闭了，否则让来旅游的外宾看见，笑话不笑话？”那年我们这儿办国际旅游节，来了好多鬼佬和小日本。
老师话音落下，大家哄笑。在我们学校，大家嘲笑起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都是毫不犹豫的。哄笑声中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原来没有人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那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方可寒继续说，“所有同学里只有我是从那间工厂的子弟中学来的。”她微笑。
“子弟中学那年考来北明的，是不是只有你？”
她点头。我突然想：要是那天，在哄笑声中环顾四周的我撞上她美丽的眼睛，那我高中三年经历的，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筒子楼里的灯光悠长，走廊里堆得满满的旧报纸、大白菜、自行车零件、蜂窝煤。水房的管道一定是又堵过了，地板上还是湿湿的，凹陷的地方汪着一摊一摊的水。小时候水房堵塞的日子是大人的灾难孩子们的节日，在大人们污言秽语的诅咒声中，我们高兴地脱了鞋袜，踩着运气好时能淹没到脚踝的水在走廊里一边追逐一边喊：“水灾——发水灾了——”
方可寒那时不屑于跟着我们疯，只不过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无意中开门看见了她。那天水房堵得超常的严重，直到晚上脏水还不退。漂了一地的烂菜叶菜帮，还有一楼道的潮气。她走出来，左右看了看，长长的走廊寂静无声，没发现我，然后她拎着她那双红色的小塑料凉鞋，轻轻地但是兴奋地踩进了水里。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她专注的眼神，那个场景就像做梦一样。
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站在走廊里，用称得上是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方可寒笑笑，“你能不能认出来她是谁？”我当然认不出。方可寒说：“她就是戴明和武艳的女儿。”戴明和武艳，是我们筒子楼里的“梁祝”。那时候他们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戴明很英俊，武艳很丰满。戴明为了武艳腰里别了三把水果刀单枪匹马去和七十二中的一群人叫板。那天晚上静静的楼层中回荡着他们两家大人打人骂人的声音。后来他们俩一起离家出走，又一起被大人捉回来；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方可寒说，“我做梦都想长大以后像武艳那样遇上一个戴明。”
“他们俩现在在干吗？”
“开始都在工厂，现在戴明就在楼下开了间小卖部，武艳好像是在饭店上班，他们住的是你们家原来那间房。”
“噢。”
“进来坐坐吧。”她打开了日光灯。
“你爷爷奶奶呢？”
“爷爷前年死了，奶奶现在常常住我姑姑家。”
“噢。”
“喝水吗？”
“行。”
她倒水的时候突然弯下了身子，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说：“方可寒？”然后看见一滴血滴在地上。
“没事。”她仰起头面对着天花板，“都是那个狗杂种，推得也太狠了。”她洁白成苍白的脖颈上有一抹血痕，延伸着，直到她美丽而嶙峋的锁骨。
“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可能是碰伤了，得上点药什么的。”
“哪儿那么娇气。”她笑笑，“我又不是你的宋天杨。对不起我忘了，不该戳你的痛处。”
“去死吧你，”我说。
“江东。”她把一团卫生纸塞进鼻孔，“我会记住，你是第一个为了我跟自己女朋友分手的男孩。”
“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我笑，“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儿。”
“妈的你取笑我——”她大笑，一小股血又溅出来，那团卫生纸一下就变红了。
日光灯在我们头顶嗡嗡作响，那响声由无数声音的斑点构成。急诊室年轻的小医生躲闪着方可寒热辣辣的眼神，“要是像你说的，你最近还常常发低烧的话，星期一来查个血象。”
“血象？”方可寒绽开了她注册商标式的微笑，“那是什么东西？”她特别把声音调整到一个微妙的角度，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就像某种本能。
我们都在肖强的店里，我，江东，还有肖强。方可寒不会再来了，至少近期内不会。
肖强已经抽到第五支烟，还是一言不发。
“就像演电视剧一样。”江东突然奇怪地笑笑。
室内寂静。只有蔡琴在唱歌。
“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巨大的寂静。江东的手突然摸索着伸了过来，扫着我的指尖，最后终于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还是那么大，可是很凉。
周雷的手很细致，但绝不娘娘腔，它有种烘干机里的热气的质感，让人舒服。虽然“幸福”和“舒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至少这舒服令人快乐。
我说：“周雷，张雯纹死了。”
他问：“谁是张雯纹？”
我原谅他。他最近被简历面试招聘会搞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北，总是喜欢把头枕在我的腿上装死。
“什么记忆？就是那个《蓝色生死恋》！”我一点一点抚弄着他的头发。他闭着眼睛，很舒服的样子。“想起来没有？”我问。
不回答。原来睡着了。这人真有福气。
病房里的楼梯很长，有时候我总觉得只有音乐才能把这种长描绘出来。我站在楼梯的拐角，身后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多年前，方可寒就是从这儿离开的。
杨佩宁静地对我笑笑，“宋天杨，我还真挺舍不得你的。”她终于要跟着小杜走了。叶主任对她说：“咱们科的护士，只有你和天杨是大学毕业，留下来的话会很有前途，其实出国很辛苦。”她说我知道。我总觉得是张雯纹最终促成她这个决定的。她问我：“宋天杨，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有勇无谋？”
其实我知道她一定会后悔，但是我还是真心实意地说：“‘谋略’这东西，怎么说也可以培养；可是‘勇气’，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她含着泪给了我一个百分之百的拥抱。
没有了杨佩大说大笑的声音的走廊空了很多，夏日的阳光细碎地斑驳着，我背后那扇门上的白色油漆已经黯淡，在我第一次推开它的时候它还整洁如新，还静若处子，梳着两条麻花辫的我站在它面前，正午的三月的阳光像瀑布一样倾泻着。
方可寒半躺在病床上，黑发垂了一枕头。“宋天杨？”她很意外，“怎么是你？”
“你，好吗？”当然不好，但我该说什么？我不像她，我应付不来这种场面。
“好。”她细细地端详着我，“宋天杨，好久不见，你好像瘦了。”
其实这话该我对她说才对。我说：“都是高考闹的。”
“你准备报哪个大学？”她问。
“没想过。”
“那总想过想去哪个城市吧？”
“大点儿的，人多的。”
她笑了，“我也一样，喜欢特别大的，人特别多的地方。”
在后来的日子里，陌生的城市变成了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我说经常，没错，渐渐地，我每天都会去看她，跟她待一会儿，到后来是真的聊得很热闹。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我可怜她，还是因为我好奇，还是因为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她拿走了我的江东，还是因为——我知道她也许快死了，我对“死”这样东西心存敬畏？可能都有，可能都不是，我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我无意中说起我的爷爷奶奶，无非是些关于老人家的记性和笑话。我爷爷打电话给一个老同学：“你老伴儿身体还好吧？什么？不在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奶奶在旁边急得跺脚，“你上个月不是刚刚参加人家的追悼会嘛！”
这个笑话让方可寒开心得很，然后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于是我们就谈起了我们的童年。我说我觉得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会对“岁月”这东西更敏感。
“真的？”她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我倒不觉得。”
“不过，”她继续说，“上了年纪的人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你觉得是跟‘时间’啦，‘岁月’啦这些东西有关，他们自己倒是不会这么觉得，就好比——你觉得什么‘岁月如梭’，什么‘逝者如斯’这种词儿是讲他们，可他们觉得这些词儿说的是另外的东西，我也说不好，给你讲件事儿算了，”她笑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她讲话的时候眼睛会奇异地发亮，像是停电的室内突然有人按亮了打火机。
她说她十二岁之前，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睡一张大床，因为她们家只有一个房间。十二岁之后，她奶奶在家里挂上了一个布帘，晚上帘子一拉，就把她到晚上才撑开的行军床和爷爷奶奶的床隔开。房间被挤得满满的，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冰冷陈旧的墙壁，那是她十四岁那年。
“那天夜里我是突然间醒的，睡得迷迷糊糊的，都没完全清醒。我听见我爷爷奶奶的声音，我还以为他们俩谁的病犯了。”她诡秘地笑，“刚想喊——幸亏没喊，因为我马上明白了那到底是什么，你懂我的意思不懂？”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完全呆掉了。
“那时候，”她脸红了——仔细想想我从未见过她脸红的样子，“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有‘客人’，当然是瞒着爷爷奶奶。那件事儿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每个人都在‘活着’，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谁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这种方式。什么‘沟通’，什么‘同情’，什么‘设身处地’，这些词儿都被人用滥了，其实这些词儿根本不是那么廉价。”
“字典，是吧？”我说，“我早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本字典。”我一直都在等一个跟我一样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我曾经以为这个人是江东，没想到是方可寒。
“没错，字典。”她眼睛发亮，“我找了好久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词儿呢。”
从那一天起，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谈”，这让我快乐，快乐得几乎忘了她是我的情敌——能这么说吗？快乐得几乎忘了她的病。
江东站在我家楼下，一棵杨树的阴影在他脚下闪烁着。他笑笑，“天杨。”
“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我说。
“我想着你反正是这个时间回来。”
那是个星期天，高三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补习班上课。我说：“平时我不会这个时候回来，今天我们那个英语老师病了，所以只上了一节课。”
“我就是想看看你。”
“上来坐坐？”老实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说话，是像以前一样亲近，还是客气一点，最终我选择了介于亲近与客气之间，结果变得非常尴尬。“待会儿我要去看方可寒，跟我一起去吗？”
他点点头，“行。”
在电梯里我抱住了他的背，脸颊正好贴在他的心跳声上，“江东，你现在还算是我的男朋友吗？”
他说：“我觉得不算。”
我们的身影映在四面的镜子里，我看见四个我同时轻轻地微笑：
“我觉得算。”
“为什么？”
“因为那天我说我要你回来的时候，你‘回来’了。当时我还想，要是你真把我晾在那儿，我该怎么办？”
“实话告诉你，那天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你是凭本能。”我得意地说，“说明你还是舍不得我，对不对？”
“就算是吧。”
“叮咚”一声，电梯门慢慢打开，就像某种阴谋。我们赶紧分开，所以电梯门外大人们看到的是两个乖乖的，穿校服的好孩子。
她说：“江东，我要你回来。”
我害怕她那时的眼神，让我想起——我爸爸，我不是说江校长。
他死命摇撼着妈妈的肩膀，妈妈像是个木偶一样无法反抗。他的脸直逼到妈妈的鼻尖，“把存折给我。”妈妈不说不，也不顺从，任他把自己摇晃成一棵狂风中的树。那时他的眼神就是这般不管不顾，眼里狂奔过一种灰飞烟灭的欲望，那不是某种可以命名的欲望，如食欲、性欲、表现欲等等——可以命名就表明这欲望可以满足，不是。
她就以这样一种眼神看着我，托着腮，麻花辫垂在胸前，却还是她一如既往的安静的坐姿。这眼神出现在那个龌龊的男人那里你还可以用“兽性”这个词一笔带过，可是天杨这么干净。在篮球队训练，老师告诉我们有一种“体能极限”，当你累得恨不能马上躺在地板上的时候，只要再用尽全力撑一会儿，这极限就会被跨过，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不知疲倦的机械运动。那滋味我尝过，虽说是不累没错，但那感觉就像灵魂出窍，因为你的身体似乎不再是你自己的。我只能说，那种眼神出现在天杨的眼里时，我想到的，就是这样东西：灵魂的体能极限。
她颤抖的身体在我怀里融化。她说：“江东，你知道我这几天有多想你吗？”我知道。“整个人都要爆炸了。”真贴切，我就想不出来这种形容词。“可是你不能体会。”那你能体会我吗？你就知道像小狗一样咬人，我们谁也体会不了谁，天杨。
我们一起出现在方可寒的病床前。她在睡，美丽而嶙峋的锁骨露在病号服外面，皮肤呈一种透明的色泽。床头坐着的那个大概是她姑姑的女人麻木地看看我们，然后低下头继续打她的毛衣。天杨把花留下，我们就走了。那花是刚刚从天杨家的阳台上剪下来的。扎得歪歪扭扭，不过颜色倒还鲜艳。
我的手指缠绕着她的。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怪味儿，天杨说那是她最喜欢的味道。“你现在常常来看她？”我问。
“嗯，几乎天天。”
“为什么？”我怎么问了这么一个蠢问题。
果然她看看我，“这有什么为什么？不只我，肖强也是天天来，还常带来他妈炖的汤。”
“江东。”沉默了半晌，她说：“要是，我是说要是，她好了。你想选择她，可以的。”
“你这么有风度？谁信？”我笑。
她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拳头。其实我们之间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哪怕那段最好的日子，也是让“幸福”压得大气不敢出。
她说：“现在先什么也别想，江东，等高考完再想。”
那段日子她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高考”既是一个最巨大最冷冰冰的现实，又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绝好理由。很多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把书本一合，头枕在我腿上，迎着阳光闭上眼睛，“江东，那些历史书为什么怎么看也记不住呢？”那语气绝对不像是个焦头烂额的高三学生。我的手滑过她的手指，她的牛仔裤，最后停在她的光脚丫上一捏，她笑着坐起来拿那本厚厚的《中国古代史》打到我挡在脸前的手臂上。我叹口气，“幸亏我聪明地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全……”她果然笑得前仰后合。就在这笑闹声中她突然安静下来。
“停电了？”我笑着拍她的头。
“江东。”她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方可寒她会不会死？”
“这得问医生。”
“真是的，”她深呼吸一下，重新躺到我的膝盖上，“‘死’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你想试试？”我逗她。
“从小到大，你认识的人，都还活着？”
“真遗憾，”我笑，“确实都还活着。”我想起了我爸，虽然我早就当他死了，但是他毕竟还活着。
“我也是。”她凝视着我的脸，“虽说我妈是死了，可是严格地说，我算不上‘认识’她，我倒是跟着爷爷奶奶去过人家的追悼会，都是爷爷奶奶的熟人，也无非是大家哭一会儿，吃顿饭，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了。”
“本来，‘死’，等咱们老了以后再想也不迟。”
“那要是方可寒真的死了，咱们还不就得从现在开始想？”她停顿了片刻，“江东，要是她死了，你会不会很难过？”
“我还……从没想过这个。”
“我想过。不过你放心，就算你很难过我也不会吃醋的。我这些日子常常跟她说话，我觉得我有点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她了。”
“别拿我开涮。”
“我说真的。”
“天杨，我爱你。”
“要是，我说要是——我可不是咒她，要是她死了，咱俩怎么办？应该是还像以前那么过吧？从表面上看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当然心里还记着她——电影里反正都是这么演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到时候再说。”
“有时候，”她长长的睫毛扇了一下，“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她死。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坏。”
“你不坏。”我抚着她的脸颊柔和的轮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
“真的？”
“真的。其实我也一样。我是说，有时候我也希望她死。当然我知道这不道德。”
“那只能说明咱们坏到一块儿去了。”她笑，“所以咱们俩不该分开，彼此都知道那个人跟自己一样坏，省了多少负担呀。”
“你是想说我们各自揪着对方的把柄，心照不宣，没人放手，就一直这么下去了。”
“如果是，这算是爱情吗？”
“算，我觉得算。”
她转过脸，抠着我衬衫上的纽扣，“江东。”她几乎是战栗地叹息着，“那么多人都打着‘我爱你’的旗号做坏事，咱们跟他们不一样，是吧？”
三月底的某一个晚上，晚自习的时候突然停电了。一片突如其来的漆黑中，整个教室有一秒钟不知所措地寂静，是她的声音首先划破这寂静的。在黑暗中，教室成了一个幽深而危机四伏的旷野，刚刚停电的瞬间谁也看不见谁的脸，然后我听见她清冽得有些悲怆的喊声：“江东——”
我还以为我瞎了，当周围骤然间一片黑暗的时候。
我是八百度的近视，为了漂亮从来都只戴隐形眼镜。我一直都没忘了那些医生的危言耸听：高度近视容易导致视网膜剥落。“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这是原话。我偶尔会想象我的视网膜——这种估计和空气一样没什么重量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东西从我的眼眶里调皮地蹦出去的情形。多可怕，那么轻的一样小东西，好像我的眼睛看得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一种偶然。
我这辈子忘不了那个晚自习。教室里很静，灭绝师太在教室里踱了一圈又一圈，然后走了出去，像是去倒开水。我正在很乖地跟我的解析几何作战。突然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降临。我是真没想到停电什么的。或者说跟思维相比，是恐惧第一个抵达，我想完了，我的视网膜，我终于没能留住它。于是我本能地，大声地对着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叫出来：“江东——”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有几个男生在捏着嗓子尖厉地叫：“江东——人家害怕——！”那哄笑声让我更加确认了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听见了身边吴莉的声音：“天杨，没事儿，就是停电了。”那声音骤然间高了八度，“笑什么笑，安静！谁有打火机，火柴，赶紧拿出来，快点！平时抽烟的那几个男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不是装正经的时候！”
我终于看见了几个亮点，我的眼睛终于习惯了这黑暗。人，很多人的轮廓在这黑暗里凹凸不平地显现出来。然后我感觉到了他的温度，他的手搂住了我的肩膀，“天杨，你喊什么？”他有点窘地笑着。
我哭了，很丢脸地哭了。我说江东我是真的以为我自己看不见了。他慌了神，在周围一片嘈杂声中拥住了我。他说哪会说看不见就看不见了呢，我大声说就是会。我紧紧地把自己贴在他的身上，这是我的梦想。我可以在所有人面前抱紧他。所有人，包括灭绝师太。可是我得忍耐，我是个乖学生，有好多次，好多次，我看着他在人群里跟一群不是我的人说话、聊天、微笑，我经常有种冲动，想把那群不相干的人通通赶走，然后紧紧地抱住他，我的他，但是我必须忍耐。现在好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停电这回事。人群看不见我们，我们谁也不看。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抱紧他。我已经听见了我的灵魂嵌进他的血肉里的贪婪的声音。
门口传来老唐的声音，他的脸映在一道手电筒的光亮下比平时还要惨不忍睹。“大家注意，咱们教学楼的总闸出了问题，大家先自由活动一会儿，要注意安全。”人流在走廊里阴暗地涌动起来，闪着手电筒，打火机，甚至还有蜡烛的光，像下水道里一团团流动的垃圾。我依旧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他轻轻地问我：“想出去吗？”我摇摇头。他在一抹晃动的打火机的亮点里凑过来，温柔地亲吻我的脸。
那天我们在黑暗里不知坐了多久，我们一直相拥相抱着。这幢楼死了，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聚在一起为了迎合这气氛轮流讲鬼故事。他抚着我的头发，我在他舒缓的呼吸声中闭上了眼睛。
“江东。”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是我的。”
“是你的。”他笑笑。
“就算方可寒好了，我也不准你跟她在一块儿。”
“变卦了？”
“没有。我是说，我宁愿咱们三个人在一起，也不准你离开我。”
“越说越离谱。”
“可是我是认真的。”
“饶了我吧。总不能一三五是你，二四六归她吧。用不用再跟《大红灯笼高高挂》似的点点灯笼什么的……”
“想得倒美。”我坏笑，“你点灯笼？”我再压低本来已近似于耳语的声音，“是我们点蜡烛还差不多……”
“怎么这孩子学得这么坏了！”他拧了拧我的脸蛋，夸张地叫着。
就在这一瞬间，灯火通明，教室里一片此起彼伏的惊呼。我毫无防备地撞上了他的眼睛，那里面有种让我陌生的东西，但它是好的，与善意相关。他终于离开了我，随着人流回到他的座位，然后他回头对我微笑了一下。周围的一切好像被这重生的灯光清洗过了，他的微笑也是。我爱你，我早就知道；我原来这么爱你，我刚刚才知道这个。
我站在方可寒的病房门口，听见了天杨的声音。
她的床在病房的最里面，贴着墙。我看到的是她消瘦的侧面，还有天杨低垂的眼睑。天杨在为她读一本书，她很用心地听。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地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地笑了起来，说道：“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说完她便把这年轻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地，柔柔地数着：一、二、三——一、二、三……
我从不知道天杨的声音原来这么好听。安静，自如，有种庄严的味道但决不是强加于人的庄严。就像从树枝间洒下的，柔软而灿烂的阳光。念完了，她合上书，抬起头静静地望着方可寒。
方可寒说：“这个女人她真了不起。”
天杨笑了，“我觉得也是。”然后她眼睛一亮，“嗨，江东。”
“小朋友们讲故事呢。”我走了进去。
方可寒靠在枕头上冲我微笑。她脸色依旧苍白，不过神情愉快。“好点儿了吗？”我问，“精神倒是不错。”
她笑笑，“肖强怎么没来？”
“他今天得去进货。”我递给她一张粉红色的卡片，“这是周雷让我给你的。”
“周雷？”她皱了皱眉头。
“不记得他是谁了？”
“记得。可是他怎么知道的？”方可寒不许我们跟任何人说她生病的事儿。
“别问我。不是我干的。”
“是我。”天杨脸红了，“我是觉得，周雷也不是外人。”
“我可没觉得他‘不是外人’。”我故意逗她。
“你讨厌。”
“没什么。”方可寒弹了一下那张卡片，“周雷是个满不错的孩子。挺好的，就是从来没跟我睡过。”
“小声点儿。”天杨笑着叫，“让人家邻床的听见了什么意思！”
“你就别毒害人家纯洁的祖国花朵了。”我对方可寒说。
“就是。”天杨打断我，“凑合着毒害像江东这样的也就算了。”
“小混蛋——”我手滑到她脖子后面拧了一把。
“流氓！”她尖叫。
那段日子就是这样，在一种宁静、和谐得不可思议的气氛中滑过去。尽管方可寒日渐消瘦下去，苍白下去，但我们似乎谁都没意识到这代表什么，特别是天杨。她现在每天下午一下课就往医院冲，再踩着晚自习的铃声奔回教室。她很快乐，也很宁静。她很努力地听课，念书；很准时地赶到方可寒那里；很温柔地在没人的地方吻我；她高高兴兴地做每一件事，就连她做不出来习题被灭绝师太挖苦的时候，她都是很抱歉地对灭绝师太微笑着，弄得师太也没了脾气。
有一次我问她：“你为什么对方可寒这么好？”她说：“因为我这人天性善良，你又不是不知道。”——好吧，你永远别想弄清楚一个女孩子她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但她安宁的表情让我感动。我甚至觉得她就算是跟我吵架的时候心里也是宁静而快乐的，当然现在我们很少吵架了。我俩之间的氛围也因着她的安宁而安宁。每一个星期天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天杨的小屋里静静地待着，各干各的事儿。有时候她会突然间放下手里的书本，狠狠地搂住我，深呼吸一下，说：“江东，咱们能一直这样下去吗？”
在那深深的相拥里，我们脱掉彼此的衣服。我第一次注视她的身体的时候心里涌上一种巨大的感动。她的手指一点一点犹疑地滑过我的每一寸皮肤，我感觉我的肌肤下面有种东西在此起彼伏地歌唱。她抬起头，好奇地笑笑。我们紧紧地依偎，接吻。到此为止。很深的吻却被我们搞得细水长流，没有一点欲望的气息。
我居然没有一点欲望。
我只想抱她。我们灵魂深处的孤独在赤裸的拥抱中融为一体。在这融合里我悲伤地想：或者有一天我们会失散，或者有一天我们再也不会相逢。因为说到底我们是两个人。说到底这如饥似渴的融合像日全食一样可遇不可求。
“要是以后你想跟方可寒做爱，那就做吧，不过你不能像抱我一样这么紧地抱她，记住了吗？”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电话铃就在这时突然响起来，她麻利地按下了免提键。周雷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房间。
“刚才我去逛书店，你上次说的那本书我帮你买了。”
“谢谢。”天杨开心地笑着，顺便丢个眼色给我，要我帮她扣上文胸的搭扣。
“什么书？”放下电话的时候我问她。
“小说。”她笑笑。
“你还挺闲的。”
“不是我，是要读给方可寒听的。你不知道吧？我现在每天都念书给她听。”
“天杨，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都听听吧。”
“假话——我会告诉你我要对所有你喜欢的人好。伟大吗？”她嬉皮笑脸。
“伟大得我都快吐出来了。还是说真话比较好。”
“真话——”她把脸贴过来，“真话太酸，只能悄悄说。”
“我做好精神准备了。”
“是你把我变得更善良的。”她眼睛发亮，“因为你，我才爱上这个世界。所以我得为这个世界做点儿什么。虽然做不了太大的事儿，但真正去爱一个伤害过我的人——比如方可寒——还是办得到。”
我对处理这种场面没有任何经验。直到今天都没有。我是该马上跟她接吻还是该庄严地说句“谢谢”，或者是该戏谑地说“果然很酸”？我没主意。因为我的眼里全是眼泪，我只能掉过头去看墙壁，使劲眨眨眼睛说：“别这样。我‘险些’就要相信你了。”她开心地笑着，那声音很好听。
方可寒正在打点滴。裸露的手臂上血管呈现出纤细的淡青色。她依然很美，那是种什么也摧毁不了的美丽。她就在这日益单薄、日益触目惊心的美丽里绽开她的招牌微笑，妩媚而嚣张。
“江东，怎么是你，天杨呢？”
“她去补习班了。”
“对，今儿星期天，我忘了。”
然后我们就谁都没再开口。气氛有些僵。没有天杨在，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只好注视着她的点滴瓶。均匀的液体精确地滴下来，再滴下来。突然间她打破了这沉默。
“江东，你可以抱我一会儿吗？”
她轮廓分明的嘴唇结上了一层白霜。
“别紧张。”她笑着，“就一会儿而已。我保证就这一次。”
她费力地坐了起来。我赶紧扶住她的肩膀，拿开她的枕头，侧身坐在她身后，把她整个人揽在我怀里。她的发丝扫着我的脸，我的手触到了她依旧圆润饱满的胸部。她笑笑，“怪痒的。”
“江东，”她说，“对不起。”
“什么？”
“要是我以前知道天杨她这么好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跟你做的。”
“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吗？”
“江东，”她换了一个语气，“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谈恋爱。”她笑了，“真的，我想好好谈一场要死要活的恋爱，我想尝尝那是什么滋味。我觉得人只有在拼了命地恋爱的时候，才能不怕死，对吧？”
“你不会死。”
“会。”
“好，咱们谁都会死，行了吧？”
“江东，”她的声音突然轻得像是耳语，“你觉得我漂亮吗？”
“你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儿。”
“真的？”
“真的，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们在你家门口捣乱，就是为了等你出来骂我们的时候看你一眼。”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江东，”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脸侧了过来。
我紧紧地拥住她，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轻轻地颤抖。她看着我的脸，她看得很深。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在长大后像武艳那样遇上一个戴明？我心里的‘戴明’，从那个时候起，就是你。一直都是。你说你是为了我才跟天杨分手的时候我心里真高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攥紧了她冰凉的手指。
她轻轻地绽开一个微笑，“江东，你没种。”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了不起，方可寒。”
她的眼神一瞬间凌厉起来，她慢慢地说：“亲我一下。”
我的嘴唇滑过她的脸庞，她的额头，她的鬓角，犹豫了片刻，终于在她的嘴唇上停留了下来。那一刹那她闭上了眼睛，她的舌尖伸过来，居然有点羞涩。
“方可寒我——”我的脸贴在她的脖颈上，她心跳的声音暗暗地传来，我狠狠地说，“我该下十八层地狱。”
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念书给方可寒听的呢？记不住了。好像是有一天，她说起报纸上一篇连载小说马上就要到大结局了，可这两天她总是头晕，于是我说那我读给你听好了。我读完之后发现她的眼神专注得让我不好意思，她说：“你的声音真好听，我都没注意你念的是什么。”
“你喜欢的话，我就每天念给你听。”我说。
“我不好意思。”她笑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她显然没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
真的，我等了很久了。小时候我听奶奶念书，总是在想：这个地方应该快一点，那个词应该重一点才对，这句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语气……可是我没有机会印证这些设想。我以为这个机会至少要等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会到来。但是，现在好了。
“你想听什么呢？”我问。
“故事，当然最好是爱情故事。”她笑。
“好说！”
“还有就是——别太长了，太长的故事，我怕听不完。”
于是我们每天黄昏的阅读就开始了。我每天下午下课后赶来，晚自习之前赶回去。刨去来回路上的半个小时，我们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是奢侈了。仪式般地，当我把书摊在膝头，会问一句：“准备好了吗？”她点点头。于是旅程开始。
最初念的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一个半小时，刚好能念完一篇，都是些女人的故事，像一个个的宋词词牌，寥落的凄艳。
庆生，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我为你累一辈子都愿意，庆弟，你耐点烦再等几年，我攒了钱，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玉姐一生一世都守着你，照看你，服侍你，疼你，玉姐替你买一幢好房子——这间房子太坏了你不喜欢——玉姐天天陪着你——庆弟——
“对不起。”她打断了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自己的声音本来细细的，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哑了？真有意思，那个女人快要疯了的那股劲儿，就全都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只要把声音全都憋在嗓子里就行——语调，语气，速度都不用动。”
“真了不起。”她由衷地赞叹。
然后是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长了些，要分两天才念得完。张爱玲的小说读出声来是再爽也没有的，好多的虚词和开音节的口语词，流畅得很。当我读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每个男人的生命里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我和方可寒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憋不住大笑起来。“咱们俩，”我笑着，“恐怕你是红的，我是白的吧——”“他也配！”方可寒利落地总结。
念完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天，方可寒提起了鲁迅，“初中时候学过《孔乙己》——我就觉得鲁迅这老头子蛮有意思的，可是，他写不写爱情故事？”
“这个——有！”我想我的眼睛亮了。
第二天，摊在我膝头的便成了我头天晚上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伤逝》。
鲁迅寂静的调子把我的声音也变得寂静起来。
好的小说是可以听的。我的意思是当你把一篇好小说逐字逐句地诵读出声时，你甚至可以不用去理会它在写什么。因为它的字和字，词和词，句子和句子之间有种微妙的声音的跌宕起伏，在一篇坏小说里你肯定不会发现这个。而且，一个作家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可是这种声音的跌宕是改变不了的，就像ＤＮＡ密码一样。
比如鲁迅，读出来你就发现，他小说的调子永远像冬天深夜的海面，充满了静静的波涛声，就连绝望也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方可寒的话说——在我念完《伤逝》的那天她问我：“鲁迅是不是天蝎座？”我问为什么。她说：“星座书上说，天蝎座的人外冷内热——我觉得蛮像鲁迅的。”其实她说得有道理，可惜，鲁迅是处女座。
再比如张爱玲，她的调子是京戏的调子。乍一听风情万种哀而不伤，其实悲凉和爱都在骨子里。与其说我用我的声音诠释这些不同的调子，不如说这些调子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声音塑造成了不同的模样。那是种绝妙的体验，对我对方可寒都是。
有一天我照例把书摊在膝头，问一句：“准备好了吗？”
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用力地点点头，她只是看着我。她真美，她的眼睛幽黑，像两滴深夜。她说：“宋天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怎么你们最近都问我这个？”我笑了。
“还有谁？江东？”
“嗯。”
“其实我是想问你，你这样对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江东？”
“我哪有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就好。”她舒展地笑了，“这样我才能安心。”
然后她说：“宋天杨，我爱你。”
“酸死了你！”我叫着。忍受着心里那由温暖和快乐引起的重重的钝痛。
“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我重新问。
“好了。”
那天我们读的是张承志的《黑骏马》。
好像经典爱情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场，看多了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因为人们偏好绝望的爱情，还是“爱情”这东西本身令人绝望？多年之后，小马驹长成了黑骏马，奶奶死了，美丽的情人老了。
“你知道吗？”我对她说，“第一次看结尾的时候，我都哭了。萨米娅，她简直就是个女神。”
“只可惜这个女神是男人们一厢情愿地造出来的。”方可寒静静地说。
我愣了一下。
“你看，”她来了精神，“所谓‘女神’，就得宽宏大量，就得忍辱负重。宽容的是这些没出息的男主角，忍他们的‘辱’，负他们的‘重’，还不能有怨言，最后被他们感激涕零地歌颂一场才算功德圆满。凭什么？”
“可是——可是这毕竟是一篇好小说啊。写得多棒。你不觉得？”
“当然觉得。我不是针对它，只是，没劲。”她有些窘地咬了咬嘴唇，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发现一个小女孩的表情。
“那好吧。从明天起，咱们不讲爱情故事了，我给你念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怎么样？只不过长了点儿，得好几天才读得完。”
阿尔伯特·加缪和他的《局外人》就这样姗姗来迟。像所有的名角儿一样，是用来压轴的。
“你知道吗？”我告诉方可寒，“加缪是我除了江东之外，最喜欢的男人。我看过的所有其他小说，不管写得多好，我都觉得那是在描述生活，只有加缪，他不是在描述，因为他的小说，就‘是’生活本身。好，”我凝视着她有点困惑的眼神，“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了。”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加缪的调子里充满了短促的，喘着粗气的，荒凉的力量。我的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那里的人说一种就像太阳和荒原赤裸裸相对的、倔强的语言，我总觉得这是决定这力量的直接原因。
默尔索的妈妈死了，默尔索没有哭。默尔索守灵的时候吸了一支烟，喝了一杯牛奶。默尔索送葬之后的第二天就跟玛丽睡了觉。邻居老头辱骂着和他相依为命的老狗。默尔索杀了人。
方可寒的眼睛一亮。她说：“越来越有意思了。”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偶尔露出不耐烦的表情，现在她却是聚精会神的。
默尔索上了法庭，默尔索被指控为恶棍因为他妈妈死了他没哭因为他守灵时抽烟所以他一定是故意杀人死有余辜。既然已经死有余辜了那就让他死吧，默尔索被判处死刑，法官说，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默尔索说大家都是幸运者，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
来了，我是说结局，我终于等到了它。
我的声音因为这长久的等候变得温柔如水。就像是经历了很长的一番跋涉，我期待着，那个结局能和方可寒不期而遇，就像和小学五年级的我一样。好吧，别紧张，你不用修饰自己的语气，不用那么刻意，你的声音早就在胸腔里酝酿了这么多年——我是说，为了这最后一段而专门准备的，独一无二的声音。
……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近，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凄然去世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我合上书，知道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鼓足勇气抬起头，方可寒的脸上有两行泪。“天杨，”她慢慢地说，“我想活着，我舍不得我自己。”
“你当然会活着。”我说。
她微笑，“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她伸出她精致得像是冰雕的手指，在脸上抹了一把，“对不起，天杨，我喜欢江东。一直。”
“听我说，”我笑了，“你要努力，你要好好地活着。等你好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用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们去一个另外的大城市，全是陌生人的地方，我们三个人，相亲相爱。”
她怔怔地看着我，她脆弱而美丽。我会保护你，我温柔地想，你，你们。
后来的日子我常常问自己。当时我那么说，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她活着的希望不大？我的话里有没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欺骗？但是我放弃了这种追问。因为我记得，当我读完《局外人》的最后一句时，当我看见她脸上的泪的那一刹那，我原谅了一切。我原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也希望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能原谅我。我原谅我自己和江东的爱情里那些自私的占有欲，我原谅我们在缠绵悱恻时或恶言相向时以“爱”的名义对彼此的侵袭和掠夺，我原谅我们的每一句情话里那些或真诚或虚伪的夸张，我原谅我迫切地想要留住江东不过是因为我舍不得我自己的付出，我原谅他在真诚地爱我的同时像吸毒者抗拒不了海洛因那样抗拒不了方可寒。我原谅他在这无法抗拒的邪念里一点点沦陷。我原谅正在沦陷的他经历过的煎熬。我原谅他在这煎熬中对他自己和对我的折磨。我原谅他因为这撕心裂肺的折磨变得自私残酷。我原谅他在这自私残酷中抱紧我时那份软弱的逃避。我原谅我们俩在这软弱的逃避中一起企盼方可寒会死的那份共同的罪恶。我原谅我们分享这共同的罪恶时领略到的卑微的暖意。我原谅我自己面对这份暖意时以虚伪的道德为由虚伪地自责。我原谅我为方可寒做的一切竟然治疗了我的自责。我原谅在这治疗中我和江东共同秘而不宣的自欺和苟且。我原谅正在原谅一切的自己心中升上的哪怕是一丝丝的自我牺牲的虚荣和满足。我原谅正在原谅一切的自己的心中名为释然实为软弱的投降。我原谅，我原谅，我什么都原谅了。我的“充满星光与默示的夜”在一个四月的美丽黄昏降临，那是一种被点燃的感觉。我终于理解了你，我的默尔索，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一个星期后，我们第一次模拟考的前夜，下着雨，方可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