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我在一所高中的捐款演出里第一次做领衔主演。最初我是被请去做中间演员，但是那天的领衔主演临时有事需要早一点离开，所以他就让我来做领衔主演。当时我表演了40多分钟，大家给我鼓掌13次。那天晚上爱国者队有一场比赛，但是很多人都没看比赛，跑来看我的演出。
作为中间表演者，我讲得越来越好。我的表演还被人放在美国的视频网站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托尼·威后来请我到一个为自闭症患者募捐的义演上表演。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我在喜剧界的偶像史蒂文·赖特。那天我的表演非常成功，我和史蒂文·赖特在一起的照片被《波士顿环球报》刊登后，我的很多同事才发现我在做单口相声表演。有个同事还给我的老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另外一个同事把阿拉斯加的明信片贴在冰箱上，因为一些报纸和杂志登了一个我写的有关阿拉斯加的笑话：在阿拉斯加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我想知道，他们那儿邮局的过夜快递怎么办？（InAlaska,halftheyearisdayandtheotherhalfisnight.Iwonderwhattheovernightdeliverysituationinthatstateislike?）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纽约跑，希望多认识一些纽约的相声俱乐部老板。美国有一个相声俱乐部叫做连环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每两年都会集中看新手表演。每当这个时候，从美国各地来的单口相声演员都会站在俱乐部外的大街上排队，当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时去领一个号码，然后俱乐部的人会告诉他表演的时间。到我表演的那天，我搭了一辆大巴去纽约。当天晚上的表演反响不是很热烈，俱乐部的老板娘说我在台上走来走去很不自然。事实上，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冬天，我去纽约的时候穿着非常沉重的靴子，所以在台上踱来踱去的时候，步调显得很不自然。因为那天的表演不是很成功，那个相声俱乐部没有再请我回去表演。
2006年的冬天，我还去了一次洛杉矶，看看那里单口相声的情况。去之前我联系了一个以前曾经在波士顿工作的单口相声演员。他后来到洛杉矶的好莱坞即兴表演馆里当了一个小老板。我还把我的一张表演光盘寄给了埃米·安德森。埃米是一个韩裔喜剧演员，小时候被美国人领养。她当时正在洛杉矶组织一场亚洲喜剧表演。埃米对我们非常热情，在马里布的海滩上见面以后，我们一起在一个日本餐馆吃了午饭。埃米是6年之前从美国中西部搬到洛杉矶的，她也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过。她经常跟我们讲：喜剧事业是一个艰苦挣扎的过程，反正在哪儿都是一样挣扎，还不如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当天晚上她去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看我的演出。我那天的演出效果很好，演出结束后我还碰见了德鲁·凯里。我看见他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他是个知名的电视明星。但他主动找到我，和我握手以后说：“你的表演很不错。”
那天晚上表演完以后，我和埃米以及其他一些从波士顿来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彼得在一年以前离开波士顿到洛杉矶。他在2003年波士顿喜剧节的表演很成功，取得了第二名，从那以后他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并决定搬到洛杉矶。但是到2006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说单口相声，开始写小品。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放弃单口相声呢？史蒂文·赖特那样的大明星在开始的时候也非常艰难。”他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决定还是非常自信的。
在洛杉矶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和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的小老板谈了一下我的喜剧事业。他告诉我，他觉得我更像一位作家，而不像一个搞表演的人。我非常不喜欢听这话，但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
2006年底的时候，我又在纽约高萨姆相声俱乐部找到了一个表演的机会。我和我太太开车到纽约，住在我朋友肖毅的家里，另外一个朋友唐磊那天晚上也到演出现场给我捧场。当主持人宣布我名字的时候，唐磊还一个劲儿在下面喝彩。那天晚上每个喜剧演员有7分钟的表演时间，时间到时，主持人会点亮红灯示意时间到。上台以后，我的表演效果非常好。我觉得时间已经过了，但没有看到主持人亮红灯，我以为是我自己没注意到红灯，就马上又讲了个笑话以后走下台。后来那天晚上主持节目的喜剧演员告诉我：我表演的时候他没有点红灯，因为他觉得我在台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就想让我多讲一会儿。唯一遗憾的是俱乐部的老板那天晚上没在。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给俱乐部老板留一个好印象，但是连老板的面也没有见到。我们只好开4个小时车回波士顿，以后找机会再来。
之后我又往纽约跑了很多次。有一次我们6个喜剧演员从波士顿开车去纽约的一个相声俱乐部。我们开了很久，一路上几个人互相开玩笑来消磨时间。等我们到了俱乐部才发现，那里只有几个观众，我们想见到的俱乐部老板还马上就要搬到洛杉矶。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也非常不好。
《波士顿环球报》采访
2005年，我在亚美社区发展协会的募捐晚会上的表演非常精彩，所以2006年他们又请我去演出，而且让我作为领衔主演。他们为这次表演作了很多宣传，因为这次表演，《波士顿环球报》和新英格兰有线电视台都采访了我。
和《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里克·卡恩约好时间，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起聊了几个小时，采访结束以后，我们还在电话和电子邮件里聊了一段时间。这篇采访后来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星期天版面上，篇幅很大，文章的开头用了很多我写的笑话来吸引读者。在这次采访中，里克也问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例如：是否可以拿种族开玩笑？自嘲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种族成熟的标志，或者是该种族在美国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的标志？我当时跟他说，在美国的亚洲人已经差不多到了能够自嘲的时候了。我当时还跟他说，尽管社会已经很进步了，但仍然存在很多种族歧视的现象。
落在了其他人后边
2006年底的时候，托尼·威还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到中国和他一起表演。因为他去中国的那段时间正值波士顿喜剧节期间，所以我就没有在喜剧节报名。不幸的是，托尼因为一个电视剧取消了去中国的计划。结果我只好留在波士顿，但却不能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比赛。那一年，丹·巴尔杰赢得了波士顿喜剧节的冠军，然后得到了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的机会。沙恩·莫斯和丹·巴尔杰也因为他们在喜剧节的表演受邀参加阿斯彭喜剧节。阿斯彭喜剧节在2007年以前是全美范围的单口相声比赛，沙恩在阿斯彭的比赛中拿了冠军，然后拿到了一次在《柯南·奥布莱恩秀》的表演机会。我那些天非常沮丧，因为那一年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喜剧界人士非常多，而我连在喜剧节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06年底和2007年初的时候，波士顿有很多喜剧演员在全美范围内受到了关注。丹·萨利是和我一起在蜥蜴相声俱乐部演出过很多次的单口相声演员。在我们同一批的单口相声演员里，他是第一个在全美范围的电视台表演的。他在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了10分钟，在他之后，乔·李斯特、埃琳·贾奇以及迈克·卡普兰也先后到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
在这段时间，很多波士顿的喜剧演员都冲到了全美喜剧表演圈里。我去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过几次，也给《柯南秀》寄过表演光盘，但都没有收到回音。我后来还去蒙特利尔的喜剧节试镜了两次。这个喜剧节的组织者告诉我：“黄西，可能你有些笑话还比较有意思，但是观众不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这话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喜剧演员，我不仅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另外一个更大的障碍，即观众能否接受一个移民的
表演。
有一次，波士顿一个资历较深的单口相声演员跟我说：“黄西，你搞的这个东西是幽默，不是喜剧。”我非常不同意她的观点，我觉得幽默是最好的喜剧，不过我可以理解她这么说的原因。2006年的时候，戴恩·库克这种类型的单口相声演员非常受欢迎。他的单口相声，音效非常响，肢体动作也很多，他经常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因此很多人告诉我，如果不改变风格，我就不会走很远。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试镜和比赛，我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想在娱乐界谋取一席之地的想法可能很不现实。美国已经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娱乐人才，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从中国来的相声演员用第二语言作的表演呢？我用英语讲笑话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这么做是不是非常愚蠢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潜意识里，我总会被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表现所影响。当时关颖珊是全世界最好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她在不同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但在最关键的奥运会比赛里她总是拿不到冠军。2006年冬运会的时候，《时代》周刊没有选择关颖珊，而是把一个白人女孩作为封面人物。我当时很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时代》周刊不重视亚洲人。不过，后来这个在《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出现的白人女孩还是赢了冠军。这件事对我的信心打击比较大，我有时候会怀疑亚洲人是不是在关键时刻缺乏这种临危不惧和冷静的精神来真正摘取冠军，亚洲人是不是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最好水平的基因？
咱们拍个电影吧
好莱坞喜剧明星马丁·劳伦斯的经纪人托珀·卡鲁到喜剧演播室来看过我的表演，他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位慈父。他表示对作为我的经纪人管理我的喜剧事业很感兴趣，但我们谈了几次以后，他突然失踪了几个月。
托珀同时还是个电影制片人。11月的时候，他决定拍一部叫《面部舞蹈》的电影。他邀请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一个角色。我演的这个中国移民想找一个黑人女孩谈恋爱。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是我在街上穿着裘皮大衣，戴着那种黑人的发套，想学会怎样和黑人女孩打交道。托珀当时准备在哈佛广场上拍摄这些镜头。我就问他：“如果我是个想找黑人女孩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哈佛广场？哈佛广场上大部分都是白人和一些亚洲人，很少有黑人在那儿。”他听了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去马塔潘的蓝山街拍摄这些镜头。马塔潘是一个黑人街区，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白天拍了将近6个小时。我站在街上跟过路的人讲：“对不起，我想找一个黑人女朋友，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有很多路过的黑人告诉我：“你应该带更多金银首饰，女人喜欢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人说：“你应该穿一件真正的裘皮大衣。你现在穿的这个玩意儿对你找女朋友没有什么好处。”下午的时候还有个人跟我讲：“你不要站在这里，这里比较危险。一个星期以前这儿还发生过一起枪杀事件。如果你想找女人的话，还不如到街头的酒吧里，花20块钱就可以找一个妓女。”有些人看着我，脸上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说：“你不像是从中国来的，你好像是从波士顿来的。”还有些人注意到有人正在拍摄我们的对话，他们或者表现得更加有声有色，或者根本不搭理我。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对黑人夫妇跑到我跟前说：“如果想找黑人女孩，你就告诉她们你非常喜欢‘车厢里有些杂货’的人。”我问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位黑人太太就笑了笑跟我说：“这就是‘你喜欢大屁股的女人’的意思。”
后来我们又到一家黑人开的服装店，问他们的店员什么样的服装能够吸引黑人女孩。结果店员就拿了很多比较肥的裤子，还有一些非常昂贵的裘皮大衣，和一些色彩鲜艳的鞋给我看。
在街上拍摄的6个小时里，除了我们的摄影师和托珀的太太，我没有见到一个白人，这仅有的两个白人还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在那6个小时期间，除了一个亚洲人以外，我们见到的全都是黑人。在美国，尽管种族隔离不是官方的政策，但事实上隔离还是存在。
《面部舞蹈》在一些电影节上放映过，但是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各大影院真正公映过。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岳父母来美国玩。我太太带着他们到西海岸游玩了一个星期。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去表演。有时候一天晚上会表演好几场。那个时候，和一些搞单口相声的同行比，我确实是落在了后面,我没有赶上的希望。
2006年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些广告。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需要染脚指甲，我岳父看见了还偷偷问我太太：“黄西不是总染脚指甲吧？”不久，我太太怀孕了。我当时上了不少跟育儿有关的课，并且从来没有错过一次B超检查，因为我想看看我太太肚子里的孩子。
在这期间，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单口相声。因为我快要成为父亲了，但是我的单口相声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成为职业单口相声演员抱有信心。我当时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学术界，或者是去商科或法律学校学习，这样我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讲笑话还是不讲笑话，这是个问题
2007年3月，我儿子降生了。这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写作和表演。在儿子出生之前，我把自己所有的笑话都存到电脑里，尤其是那些以前练得比较熟的笑话。这样如果偶尔有人请我去表演，我还能随时用上。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是7磅4盎司，说实话，之前我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生孩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劝别人要孩子，只是知道我自己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高兴，心里甜滋滋的。成为父亲以后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不想要小孩。有一次我推着婴儿车在哈佛广场上逛的时候遇见了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他们看见我推着婴儿车就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往后退。我倒也没有怪他们，因为我单身的时候也非常怕小孩。
有了孩子后，工作量非常大，怀孕对母亲的身体影响也非常严重。和母亲比，父亲稍微容易点儿。但我晚上还是睡得很少，我是从那时开始喝咖啡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的时候不至于睡着。
2007年整整一年，我都很少去演出。偶尔有几次去相声俱乐部的时候总是看见很多新人，有几个资历稍微老一点的相声演员跟我说：“还以为你已经离开波士顿了呢。”还有一个人说：“我以为你去电视台工作了呢，因为你的笑话非常适合上电视。”
2007年底的时候，我就对育婴的一些事情比较熟练了。这时我也琢磨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大概人们在创造了一个生命以后就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当时想，将来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要怎么对他讲呢？“你爸以前是个搞单口相声的，后来决定放弃。”我儿子问我：“为什么呢？”我回答：“因为你来到了世上。”
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到底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敢于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英雄呢？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弃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举动。
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冒着大雪去路边的一家咖啡店买了杯咖啡，然后就坐下来开始写笑话。我从晚上10点一直坐到12点咖啡店关门为止。那天我没写出什么好的笑话，就是感觉非写些东西不可。我回家以后就马上睡着了。尽管喝了咖啡，但是因为有孩子后缺觉的原因，这些咖啡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公司和哈佛医学院有个合作项目，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哈佛大学。我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注意到，这里已经有很多华裔教授。我当时就觉得，美国不需要再多一个华人教授，部分中国人应该试着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
应该给想象力一个机会
我又逐渐回到相声俱乐部做一些表演。这一次，我对成功没有抱任何幻想，我这时的榜样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虽然他的微积分考试没有及格，但他还是非常喜欢微积分，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一有闲暇时间还会做些微积分的题。从他的故事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喜欢单口相声，是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笑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能够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2007年底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假期没有用掉，所以我就决定12月份的时候在家休息。白天看孩子，晚上去喜剧演播室表演。那段时间，我白天写了很多东西，晚上去讲。但是尽管付出了努力，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写出什么好段子。
2008年开始了，进展依然缓慢。我参加了一些演出，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在继续写作和表演的同时，我还要强迫自己每个星期都做一件和自己喜剧事业有关的生意方面的事情，例如和一些代理机构联系，或者给俱乐部老板打电话，或者跟其他的单口相声演员聊聊天。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接触范围，多寻找一些机会。虽然没有很大收获，但至少这些努力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损失。
我的岳父母2007年底回国后，我和太太都比以前忙多了。我常常下班后去接孩子，回家后一只手抱儿子一只手做饭，晚饭后再去表演。有一天晚上表演之前，我和凯文·诺克斯聊了一会儿。凯文是波士顿相声界的老将，号称“相声狂人”，他从前在拉斯维加斯表演后会把观众带到大街上狂欢一通。他当时正在化疗，身体非常虚弱。我对凯文说我已对成功不抱希望了，他对我说：“你会一路走到最高的地方。不要因为现在还在给别人免费表演或只赚50块钱就丧气。好莱坞总是在找新题材、新明星。”凯文2010年死于癌症复发。他给了年轻的相声演员莫大的鼓励。
我在中国的唯一一次单口相声表演
我们一家三口在2008年4月份的时候回了趟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国内的变化又让我吃了一惊。
我儿子那时还非常小，所以我决定不回白山，因为那里没有机场。我和父母还有弟弟就在上海见了面，然后我们再从上海一起飞到牡丹江我太太的老家。不管怎么说那里还有一个飞机场。
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去看过单口相声演出。2008年回国之前，我和国内的一些相声俱乐部联系了一下。我试了一个月，才和丁广泉老师联系上。丁老师为我在海淀剧院安排了一场演出。
我从牡丹江回来后在北京待了几天。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不同的俱乐部看表演。中国的观众看单口相声和美国观众有点不一样，在美国，大部分的相声俱乐部都是晚上有节目，好一点的俱乐部的天棚都比较低，俱乐部的室内温度也调得比较低，观众一边喝酒一边看演出。在中国有很多相声演出是在白天或者傍晚，观众基本喝茶，吃花生，嗑瓜子，很少有喝酒的；美国的观众比较爱笑，中国的观众比较爱鼓掌。
演出那天王向东带着我去了海淀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加里·莫尔曼也去给我捧场。丁广泉那天没有去看我演出，因为他当时在唐山参加一个喜剧节，他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
我在更衣室里等待的时候，当天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是自己来的吗？”我说：“是的。”当时我才意识到，国内大部分都是对口相声。然后他又问我：“你的西装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表演传统段子应该穿长袍，表演比较现代的段子应该穿西装。幸亏当时我带了一件西装外套。我上台的时候他们又让我把眼镜摘下来，但我没有同意，最后他们只好很不情愿地让我戴着眼镜在舞台上表演。
我之前花了两天时间把我的笑话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那个星期天下午，在这个能容纳300人的剧场里大概只有三五十个观众。我对着这些观众表演了7分钟左右，我的笑话大部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观众确实掌声鼓励了两次。通过这次演出我发现，找出逻辑错误的笑话，或者通过逻辑引申的一些笑话比较容易把观众逗笑。其他和文化背景相关的以及玩文字游戏的英文笑话中国观众不容易理解。我还记得当天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笑话是：如果我在一起车祸里丧生，我希望能够和一个水泥搅拌车撞在一起，这样我死以后马上就会有一尊我的雕像。这基本上就属于玩逻辑的笑话。那天同台表演的还有很多其他相声演员，大部分人的演出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国表演单口相声，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要比我第一次在美国表演的效果好得多。
相声表演结束以后，我和一个看上去经验很丰富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他当时一边吸烟一边跟我讲：“你的这些段子，大家需要想一会儿才笑，所以你讲的还不是相声。”他的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因为在美国也有人跟我提过类似的建议。
2010年4月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无法把13亿中国人逗笑，而且还说丁广泉认为我的段子不好。但丁广泉那天根本就没在现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丁老师是否说过这句话，因为那篇报道登载了一些我自己也没有说过的话。
在中国的外国人
加里·莫尔曼后来邀请我去了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聚会。我们约在东直门地铁站见面，他来的时候骑了一辆小摩托车，让我坐在他身后的后座上。他在拥挤的人群里开得非常快，我在后面心惊胆战。我从来没有把一个男人抱得这么紧。
参加聚会需要带一个礼物，加里把我带到了一个西方人开的非常小的杂货店。中国人在美国开的杂货店一般都非常狭小，这次我才看到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开了非常狭小的杂货店。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我知道有很多外国人在北京住，而且很多是在国内的演艺圈里混。当时我听说在北京的外国人汉语越流利薪水越高。那时候加里刚在一部中国电影里面找到角色，那部电影是关于中国的第一个奥运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英国的种族主义者。
谎言的诞生
我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电影《谎言的诞生》想请我出演一个角色。美国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好莱坞拍的，但是后来马萨诸塞州在税收方面给电影工业一些优惠的政策，所以也有些电影会在波士顿拍摄。我在那部电影里面演一个村民，提一些关于上帝的问题。5月份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了拍摄现场。我发现在电影里有台词的演员和群众演员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有台词的演员有自己的休息室，有一些比较好的专供食品。有一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冷，马上就有一个助手跑上来搓我的手，让我暖和一点。
瑞奇·热维斯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他还是一个在英国和美国都比较有名的喜剧演员，主演了在两国都非常受欢迎的喜剧《办公室》（TheOffice）。瑞奇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比较轻松。在拍摄的时候，他突然从人群里钻出来，用一支玩具枪朝史蒂夫射击。史蒂夫是和他一起合作写剧本的人，在电影里客串一个小角色。后来瑞奇表演的时候，史蒂夫改掉了自己本应说的台词，突然对瑞奇讲：“我喜欢美国的办公室，我觉得美国的办公室比英国的办公室好。”结果现场又哄堂大笑，因为瑞奇是英国人。
那天参加拍摄的很多演员是演舞台剧出身，所以他们的声音比较洪亮。这些舞台剧演员在拍摄的时候，瑞奇需要提醒他们不要太夸张，但轮到我说台词的时候，瑞奇没有给我任何指导，他只是告诉我再把台词念一遍。那一句台词一共拍了三次，每次我说那句台词的时候，其他演员都忍不住笑。拍摄结束以后，剧组让我第二天再来做一些即兴表演。
第二天，在拍摄现场，连那些化妆师都告诉新来的人，我前一天非常有趣。尽管那时候有一些从纽约和洛杉矶来的演员，而且有很多演员都在电影和电视上露过面，但我还是觉得那天我像个明星一样，因为大家都在议论我的表演多么有趣。
第二天我做完即兴表演后，有一些演员告诉我，他们觉得我表演时说的那些话非常有趣。但一年半以后电影在剧场里放映的时候，我即兴表演的那些镜头都被剪掉了。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