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为重大的时刻作准备了
2009年12月以后，我开始为即将来临的美国记者年会作准备。能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美国的相声演员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因为记者年会每年只请一流的单口相声演员作为领衔主演。而且美国总统有95%的可能会出席年会。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我来讲是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平时讲的笑话很少涉及政治。大部分去相声俱乐部的人都不是很喜欢涉及政治话题的相声，而且很多电视里的脱口秀节目经常谈论政治，所以我觉得在相声俱乐部里谈政治好像有些多余。政治上的笑话也容易过时，因为政治事件热一阵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表演对我非常有挑战性。不过我也非常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之所以用英语说相声也是因为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拿奥巴马开玩笑很不容易。因为奥巴马总统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个人缺陷。布什以愚蠢出名，克林顿有性丑闻，但是至今为止，美国的单口相声演员很少有人能够讲一些关于奥巴马的经典笑话。不过我自信可以编出一些有关奥巴马的不错的笑话。奥巴马当时正在搞健康保险的改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也可以作为笑话的素材。正如一些美国的喜剧演员所说：我只跟我爱的人开玩笑。当你对一个人的背景非常感兴趣、非常着迷的时候，你可以写出一些关于他的很好的笑话。我看过奥巴马的自传，他对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公民的看法和感受我也非常认同。为了准备这个年会的表演，我开始关注政治新闻，而且还要注意电视上的脱口秀里面已经讲过了哪些笑话，这样我就不会偶然写出和其他人一样或者类似的笑话。每天早上，我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后，就马上去一家咖啡馆，坐在那里写上一小时，然后再去上班。
《莱特曼秀》表演以后，我开始接到一些作为领衔主演的邀请。领衔主演经常需要讲45分钟，所以在我领衔主演的时候，我会把在记者年会上要讲的段子穿插进来练习一下。在记者年会上我大概需要表演20分钟，把这20分钟的段子穿插在45分钟的表演里，即使观众不喜欢这20分钟里的笑话，我还是可以利用其他25分钟把他们逗笑。我在排练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个观众叫到台上，假装他就是奥巴马，然后对着他练那些笑话。另外我还决定，把我在2003年拍的那个竞选总统的短片里的一个角色用到这次演出里来。
《莱特曼秀》听说我要在记者年会上表演的消息以后，2010年2月又请我到他们节目上表演了一次。莱特曼先生向观众宣布我将在美国记者年会上领衔主演的消息后，他又加了一句：“你看，有的时候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次在《莱特曼秀》表演结束后，我的经纪人罗里跟我说：“门外有很多摄影记者在等着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给我拍照，还以为经纪人在跟我开玩笑。这些记者堵在沙利文剧场的门口，我根本没法躲开他们。后来有一个摄影记者给我拍的照片还登在了2010年的《纽约时报》上。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安德鲁·卡耐基的大幅公益广告，那个公益广告的标题是：移民，美国的骄傲。在这个大幅广告上有很多在美国取得杰出成就的移民，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华人、著名的音乐家以及鄙人。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一期的《纽约时报》。
记者年会
在记者年会开始前大约两个星期，有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正在街上走的时候接到了经纪人罗里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接到通知，总统不会出席记者年会的晚宴。我当时感到特别沮丧，但我没有很多时间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副总统将代替总统出席记者年会，所以我又需要准备一些关于副总统的笑话。
我太太非常重视这场演出，要我全力以赴准备，不要管家里的事。她说：“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在晚宴的前一天，我和我太太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去会场试一下音响系统。表演是在晚上，但是音响系统必须在一大早就调试好，因为调试好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还要花几个小时在现场作安全检查。那天中午我和罗里一起吃了午饭，各自聊了些个人生活经历，总感觉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工作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因为我们俩的背景迥异。那天晚上我穿了燕尾服，我的太太也穿上了她的黑色礼服和高跟鞋。她的鞋跟非常高，以至于我们根本没办法步行至演出现场，尽管旅店离会场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可我们还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在演出之前我们和几位参议员、众议员以及记者协会的主席琳达·斯科特聊了一会儿。演出开始后我就需要坐到主席台上，坐在我身边的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另外一边是当时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助手。在主席台上，我们面对着2400名观众。我看见很多电视台的记者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活动开始的时候要奏美国国歌，同时海军陆战队扛着美国国旗走进来。之后还有一些颁奖仪式，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会上作了15分钟的讲演。当晚奥巴马没能出席年会，他通过录像向大家致词。但他们请了奥巴马的模仿者在宴会上表演了几分钟。当主持人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马上就要站在几千个记者面前讲笑话，如果我说得不好，这些记者可能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不同的媒体里面谈这件事。我的表演在开始的时候反响不是很热烈，这些记者的反应比我在相声俱乐部排练时面对的观众要冷淡得多。因为记者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以难逗笑而出名。而且这一屋子的人也确实是美国的精英，从副总统到国会议员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美国最出名的记者，这些人都是以文字游戏为生的。我对此也早有思想准备，但是逐渐地，我的表演还是吸引了他们，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掌声也越来越多。后来有人问我：“你在台上讲笑话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说实话，在台上的时候，从我的角度刚好可以看见在观众席坐着的凯西·格里芬①的脸。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凯西·格里芬为什么会在观众席上，是那个人长得像凯西·格里芬呢，还是就是凯西·格里芬本人。
在台上表演的15分钟过得非常快，我表演完以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喝彩。那次讲演是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在演出结束以后，我还和副总统拜登聊了一会儿。他讲话也非常有意思，他对我说：“黄西，你将来成了大名人以后，如果你的佣人告诉你乔·拜登在门口等你呢，请千万不要问‘Who？’”
在演出结束之后的一个聚会上，我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简直就像大明星一样，每个人都拉着我们照相。过了一阵儿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低着头悄悄离开了。
记者年会表演后的反响
在表演结束的第二天，我接到华盛顿的两家电视台的采访邀请，但是很不巧，我第二天就要飞回波士顿，所以没有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刚一回到波士顿，又收到了CBS晚间新闻主持人的采访邀请。但CBS的总部在纽约，而我在波士顿，那天又正好是星期五，所以没有来得及把卫星信号搭好。等到星期天的时候，美国医疗改革的新闻占据了整个新闻时间，所以CBS的采访也泡汤了。不过后来美国有线电视频道里最大的新闻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采访了我一次。
人们对我在记者年会上的表演评价都非常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把我称为中国喜剧界的新面孔。从美国和中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塞满了我的邮箱。表演之后没有几个星期，我的表演视频在中国和美国的网站上就达到了上百万次的点击。
一开始，也有一些中国人觉得我是在拿中国开玩笑来取悦美国人，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笑话。现在有很多中国人都跟我说，在看我那次表演的时候觉得做中国人非常自豪。
在街上走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把我认出来。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边上的一条路上就遇到一些学生跟我打招呼。我没有念过哈佛大学，但是却有一些哈佛的学生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黄西，你是我的偶像。”
还有一个晚上，一个在停车库里值班的人认出了我，他用一口浓重的牙买加口音问我：“你是不是那个喜剧演员啊？”我说：“是。”然后他说：“你拿乔·拜登开玩笑了对吧？”能够得到其他族群移民的认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有一次，几个堪萨斯大学的中国教授去看了我的表演。他们是这样说给我听的：在一个加油站里，一辆卡车在他们边上停下来，卡车司机把窗户摇下来问他们：“嘿，你们认识黄西吗？”
2010年底的时候，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个记者专门飞到波士顿来采访我。这个记者告诉我：“我采访你是因为我去过你在中国的老家白山。”他在日本的一本中文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我的故事，深感好奇，为什么一个从我老家那种地方出来的人会在美国取得成功。
对我自己来讲，记者年会讲演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表演。不仅因为演出的成功，还因为作为第一个亚洲人站在这么高的平台上为几百年华裔移民史振臂一呼，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在美国记者年会的那场表演也是你现在正在读这本书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
记者年会表演前后，我收到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卡洛琳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有关我的报道，尽管她平时的报道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方面。我听了以后挺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是美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也是一份国际性的报纸。我没有想到这么牛的报纸愿意报道我的故事。
卡洛琳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女记者，因为都是中国人的缘故，我和她聊了很多。她还采访了我在中国的家人以及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不过她对喜剧的概念以及喜剧的形式都非常陌生。很多人都缺乏敏锐的幽默感，也不理解笑话里比较细腻的地方。但是给《华尔街日报》写有关喜剧的报道时，如果你只会照搬别人的观点，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卡洛琳的那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以后，她非常骄傲，还在我的个人主页的留言板里留言：头版刊登。结果有一个喜剧演员马上就在她的留言下评论道：这个记者好像一点也不懂喜剧。在私下里，卡洛琳两次给我的语音信箱留言说：“请不要因为这篇文章憎恨我，编辑对我的文章作了很多修改。”我从来没有给她回过电话，因为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自己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都没有把握。
我对整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报纸写的内容是不是准确的。我接受其他报纸例如《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报纸工作人员有时会给我打电话核实我是不是说了某件事，但是《华尔街日报》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而且他们还把我引用的别人的话给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