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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客商全部被安排在无锡湖滨大酒店，我与萧老板住一间，也成了“台商”。
台湾人在一起抱得很紧，他们之间做生意也蛮讲义气，一般不会互相欺诈或无限期地拖延货款。我陪着萧老板整天与他们泡在一起，感觉也很开心，他们对我很友好，说什么事也不回避我，只是有一点不太习惯，他们太喜欢找小姐，而且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不知是炫耀还是以此表示关系亲密。有人说台湾人小气，在我看来这要看是什么事，对什么人，至少，他们在找小姐时是很大方的。说台湾人小气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相对与香港人而言的。就我与他们的实际交往来看，总体感觉是：台湾人更象大陆人，而香港人多少有点被西化了；台湾人普遍比香港人文化程度高，香港人普遍比台湾人富裕；台湾人比较有事业心，香港人讲究生活得开心；台湾人与台湾人之间抱得很紧，相互之间作生意也将信誉，但台湾人对大陆的男人和女人采取的是“重女轻男”政策，香港人这方面不明显。
跟这一批台湾商人在一起的另一感觉是他们似乎只是对祖国大陆的人民币和美少女感兴趣，而对大陆的秀丽风光却视而不见。在无锡的几天里，我曾多次提醒他们沿太湖去看看鼋头渚，看看三山，顺便登鹿顶山，再跨六十孔桥，游梅园，但他们一概没有反应，不仅不去我推荐的这些名胜，就是近在咫尺的蠡园他们也不屑一进，那情景就好像无锡的这些风景都是我家的，是我为客人精心准备的礼物，而客人却不愿接受一般。
在无锡泡了几天，我对萧老板此次江浙之行的目的也逐渐清楚。台湾自行车行业不仅在深圳东莞有一些工厂，在江浙一带也有不少。萧老板一直想做他们的生意，但从深圳长途运输显然不切实际，并且他在深圳凤凰冈的这间工厂规模也太小，深圳市场已经供不应求，不可能再分出一部分供应江浙的台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长江三角洲再建一间厂，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不行，眼下萧博儒没有这么多钱。事实上，就是凤凰冈这间小厂的钱他还借了青年创业投资基金和他大姐夫的钱。于是，萧博儒打算借机下蛋，也就是从我们去的宁波那家工厂采购现成的花鼓，然后再卖给长江三角洲这边的台湾自行车企业，只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所有的产品全部打上“宏大”的商标印记。如此一来，他不仅可以赚取差价，而且可以先占领长江三角洲这块肥市场。他只能选择宁波，不能选择无锡或昆山，生产与使用的双方不能离得太近，太近了会露馅。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的家乡马鞍山有这种工厂就好了，马鞍山距离虽近，但不属于一个省，最好。可惜马鞍山没有，没办法，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都不行。
台湾人之间做生意似乎很顺利，我看常常是萧老板只说“我在浙江搞了个分厂”，对方马上就说“好啊，你给我发货吧”，没想到他们之间生意这么好做！萧博儒不虚此行。
下一站是南京。南京离马鞍山只有四十多公里了。我在无锡的时候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婆，老婆认为我离开恒基算是赚了个大便宜，没想到台资厂还有假公济私出差回家的机会，并说眼下回乡带来个台湾老板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们是中午到达南京的。由于我一心想着老婆孩子，玩起来也仿佛心不在焉。先是去看了中山陵。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台湾人是一定要去中山陵的，那时候还没听说过民进党，我总是将台湾和国民党划等号，中山陵上不是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图案吗？萧博儒对中山陵以及中山陵上面的青天白日图案确实是比较有兴趣，但这种兴趣远比不上他对金陵美女的兴趣。萧老板很聪明，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晚餐时，他对一个服务员产生了兴趣，于是故意装疯卖傻地问一些傻问题，引起服务员的一阵笑声，我赶忙解释：我这位朋友刚从台湾来。
那时候内地不比深圳，深圳的洗头妹可以天天按摩台湾人的头皮甚至更进一步，内地人拿台湾人当稀罕物。听说萧博儒是台湾老板，服务员的眼睛马上发亮，对他所提的一切幼稚可笑的问题都给予耐心地解答。比如萧博儒问服务员叫什么，服务员回答叫陈颖，萧博儒问是什么“颖”，服务员告诉他是邓颖超的颖，萧博儒又问“邓颖超”是什么人？服务员忍不住又笑了，当时的大陆人谁不知道邓颖超？笑归笑，服务员还是极有耐心地为他慢慢解释。那一刻，萧博儒仿佛变成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而我们年轻漂亮的服务员则成了幼儿园里尽职的小阿姨。突然，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像是想起了什么，执意要对热情而极具耐心的服务员表示感谢，感谢的方式是赠送礼品，服务员不敢要，萧博儒坚决要给，最后引来了经理，我怕闹误会，赶紧向经理解释：我这位台湾朋友对你们餐厅和这位服务员的服务相当满意，执意要送服务员一件小纪念品，服务员不敢要，说你们有规定，您看怎么办？经理听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他这间小餐厅居然深得台湾同胞如此厚爱，居然要给我们免单。
“免单是什么意思？”萧博儒继续装疯卖傻，要装就要装到底。这次我没让小服务员再费心了，我抢在她前面对萧博儒解释了。萧博儒把那个蛤蟆脑袋摇晃了几下，连声说不行。最后，单肯定是照买了，不但单照买了，而且那份礼物也在经理的首肯之下由小服务员收下。经理一直将我们送至马路上，双方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不太高兴，因为我发现那份贵重的礼品竟然是我们在杭州春江楼免费索取的那些小纪念品。我有一种服务员被欺骗甚至被玷污的感觉，仿佛餐馆服务员是我的同胞，而萧老板是日本人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这种感觉是怎么冒出来的。
萧老板很给面子，不仅按照我的要求与我家乡的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还实地考察了几个当地的地方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给国营企业解困收购兼并这一说，双方只是谈合作谈投资的事。萧老板是比较诚实的，我亲耳听他对协作办主任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只是前年才争取到青年创业投资贷款办起了这家小公司。”但协作办主任对萧博儒到底能不能投资似乎并不介意，只要他能按协作办的要求到他指定的企业去“考察”就好像心满意足了。实事求是地说，协作办主任还是比较务实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个“意向投资协议书”，如果他有这项要求，我也会尽力满足他的，如果那样，他当年的“政绩”肯定会更好些，但协作办主任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个蛮正派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而感到欣慰，也为主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陆人丢脸而对他心存感激。大约感激是互相的，协作办主任对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觉得我为家乡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他当官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说客气话，其实不然，他是当真的。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协作办主任将我拉到一边，正儿八经地说：“你看，你对家乡这么关心，我们真的想好好感谢你，这样吧，你看你有什么事需要市里面出面帮忙的，尽管说，没问题。”我刚开始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感觉，但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如果不找他帮点忙倒像是反而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想了想，还真想出了事来。我说：“是这样，我现在跟单位算是请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把人事关系挂到市里？”主任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着，我就帮你把关系挂在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你们院虽说是与市里平级的，但只要我发函，他们肯定会给面子。
萧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空手的。尽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那天恰好我岳父在我家，他们还聊了天。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一千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十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十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一百，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萧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萧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还是主任的盛情，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萧老板更放心，反正出差回来后萧博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萧博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十五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一百五十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萧博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拿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