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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的最后一年我过得很不开心，我被一把巨大的钳子给钳住了。这钳子的一边是写作中的论文，总是要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不能痛快地自由表达；另一边就是毕业以后何去何从的焦虑，找工作的过程总是别别扭扭磕磕绊绊。这把钳子把我的心灵给夹住了，哪一边压力大一点，我都会痛得嗷嗷地叫。这嗷嗷的声音是别人听不见的，唯有我自己能听到，很清晰，是心底发出来的声音，疼痛啊，渺小啊。疼痛是渺小的疼痛，渺小是疼痛的渺小。这就是聂致远。有时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在长久的静默中倾听。
以我自己的心愿，我想回麓城师大。可有蒙天舒在那里，我心里就堵得慌。要我多么看得起他，那不可能，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可这只是我的心情，事实是他已经跑到前面很远去了，我只能远远望着他的背影。这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我的心情毫无意义，对谁都不能说，包括赵平平，说了就是自取其辱。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了蒙天舒，既然碰见了，就向他表示祝贺说：“你得了优博，北京那边都知道了！”这祝贺有点无奈，也有点虚伪。他说：“真的？”我说：“北京真的知道了。”说起来我也没有撒谎，我一个师弟提到过这事，是感叹跑关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重要。师弟在北京，他也就成了北京。蒙天舒说：“是的呢，好多人跟我说过。”我说：“不容易！”他喜滋滋地说：“搞到了就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那就是搞到了。”他的话让我心中隐痛，没搞到那就是没搞到。我说：“你还搞到了一个新娘子呢！”他说：“新娘子谁都有，你也有啊！还不是个女人？身上长得大概都是一样的。”我说：“都一样你怎么不找个村姑？”他喜滋滋地说：“大概还是有点不一样。”又小声说：“外国语学院的院花呢。”我诡笑着说：“那你天天采蜜采花粉。”他仰头哈哈大笑：“有朝一日而已，没有天天，没有天天！没你那么好的身体！”又说：“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
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话让我想了很多天。这是这个世界的生存哲学，全部的要义就是实现目标，要“搞到”，手段是无需计较的。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为什么得到，而我又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并以结果来衡量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当有人得到的回报大得超乎想象，而他就在你的身边，你还有什么理由、什么力量、什么韧性去坚守你的信仰、你的清高、你的内心骄傲？清高，这本来是一道心灵防御底线，就那样被轻易突破了，因为你不可能对身边的人的“搞到”无动于衷。商人想搞到钱，不想搞到就不是商人了；从政者想搞到位子，不想搞到就不是从政者了。这是生活现实。知识分子想搞到学问和社会责任，不想搞到就不是知识分子……可这不是生活现实。学问更多地成为了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也许，应该理解他们，就像理解我自己。可是，理解之后，人们看到的是那种悄然无声的心灵衰微景象。这让我想起刚进大学那年，在一个晴朗而凉爽深秋的下午，我拿着那本《宋明理学史》到麓山去读，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我随意地翻开书，正好瞟见了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一瞬间我激动不已，比中学时读到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名句还要激动。这是我的使命、我的道路、我的信仰、我的毕生追求。那时太阳正在落山，麓江上泛着金色的波光，在麓江对岸，麓城的高楼一望无垠，色彩缤纷，笼罩在落日的余辉之中。看着夕阳徐徐降落，我感到有一轮红日在心中缓缓升起。
这些记忆已经渺远，偶然想起，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可接下来马上又要面对现实的问题：房子装修了，家电还没有钱买；赵平平今年一定要安排生孩子了；眼下最现实的，是我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问题让我很快就没有了想哭的感觉，而以十倍精神百倍毅力，与这个世界周旋。
还是在上个学期，冯教授带我去青岛开学术会议，会上遇见了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符所长，他是冯教授的大学同学。冯教授带我去见他，说：“老同学，给你带个老乡来了！”那次符所长主动提出，要我毕业以后去他那工作，说：“我们所里还没有一个博士呢！来帮我们撑撑门面！”我当时想去的地方是麓城大学，就没有往深里说，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寒假前写了自荐书给麓城大学，这是最理想的选择。寒假过去了没有音信，到四月份还没有音信，我感到了恐慌，打电话去问，回答是今年没有名额了。他们历史学院的网站讲明了今年招聘两个人，怎么也不让我试讲一次竞争一下就没名额了？我通过朋友了解到，历史学院是要进两个人，其实已经内定。一个是职工子弟，条件也够，要优先；另一个是副校长打招呼的，还是个硕士，先进来占个坑，准备读在职博士，然后留校。我说：“怎么就不能给个机会让我竞争一下？我读博在核心刊物发了七篇文章呢！”朋友说：“中国的事，你也知道的，不想要一个人，一万条理由都有。已经是这个局面了，你赶快去占别的坑，不然来不及了！”我想，自己是个博士还占不到一个坑，不知那些没有背景的人往哪里走。生活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玻璃的墙，墙那边的东西你看得见，看得清，近在咫尺，似乎一步就可以迈过去，可你就是过不去；似乎只差那么一点点，可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
麓城师大因为蒙天舒我不想去，我看不得他那种似掩非掩的得意之态，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说，那是菩萨没雕出来，鸡巴雕（吊）出来了。这样我想起了符所长，把电话打过去说：“符所长，我是致远呢！”他迟疑说：“哪个致远？”我心里一惊，是自己太自作多情了，就见那么一面，又是小人物，谁记得你？我说：“我是冯老板冯教授冯羽的弟子聂致远，去年在青岛拜访过您的那个聂致远。”他连声说：“哦，小聂小聂小聂，有事吗？”我说：“就是那个事，求你帮忙来了！”他说：“那个事？哪个事？”我心里又一惊，又是自作多情，太把别人的话当回事了。我说：“想到您手下来工作。”他说：“欢迎，欢迎！我个人绝对是百分之百欢迎的。”要我寄份简历过去。收了线我有点心神不定，他个人欢迎，那就是说，还有别人不欢迎。
我寄了自荐书过去，等了一个月没有消息。犹豫了几天，想着是不是该跟符所长打个电话。他不是说要个博士撑门面吗，怎么就不理我呢？又等了几天，心虚了起来，实在不能再等，再等毕业就无处可去了。硬着头皮把电话打过去，符所长说：“正准备给你发信息呢。”我说：“我想请符所长收留我。”我放低了姿态这样说，心想，你们所里一个博士没有，我去了还不是给你们长脸提气吗？符所长说：“我个人是百分之百绝对欢迎你的，可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有点复杂。”我连忙说：“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别的想法没有，有时间看点书写几篇文章就行了，你看我读博期间都在核心刊物发有七篇文章了。”他说：“小聂，你可能有点误会了我，我个人百分之百绝对是欢迎的。你看我五十好几了，就希望所里来几个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你知道我们这里是老爷单位，这么多年养了一批真正胸无大志的老爷，他们都希望把现在这种和谐的局面维持下去。”我说：“怎么会这样？早知道我就只填两三篇到求职申请上就好了。”他说：“我也没想到，这些人怎么会这么狭隘？想到了我应该提醒你的。”打完电话我感到了羞耻，自己是抱着公主下嫁的心态去联系的，以为真的是撑门面的人物，没想到那张门倒是关闭的，头上碰出一个大疙瘩才醒悟了：哦，这也是一张玻璃门，而且是钢化玻璃。
形势危急。麓城就这么几所大学，最好的是南方大学，又是一所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没有历史专业。还有几所小学校，也没有历史学院，去了只能上边缘化的公共课。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麓城师大了。蒙天舒在那里，跟我是同班同学，现如今他跑出那么远了，这叫我情何以堪？这怎么玩？不好玩。可事到如今，生存需要已是压倒性的危机，还有什么资格讲情调？从前跟同学谈及将来的职业规划，同学说：“混碗饭吃。”我也跟着说：“混碗饭吃。”其实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虽然没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大志，还是想认真把学问做一做。冯教授说：“只有学问是永恒的，其他都是浮云。”传说他吃过年夜饭，一家人拥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他看了一会说：“太肤浅了。”就回书房写论文去了。想着这也应该是自己对学问的态度，看来还是有点太诗意了。
我把自荐书特快专递给了杨教授，请他推荐一下。再怎么说，他也是当过院长的，又曾是自己的导师。过了几天杨教授打电话来说：“小聂啊，你的材料昨天收到就交给院里了。”我说：“请杨院长推荐一下，别的地方我都没有联系了。”他说：“我这几年都没有管事了。”又说：“推荐那肯定是要推荐的，你这几年成果不错！”我说：“想来想去还是想为自己的母校服务，那感情是不一样的！”他说：“那你把自己的想法跟院里沟通一下。”我说：“院里是谁管这件事？”他说：“是院长助理具体操办。”又突然想起说：“他不是你的同学吗？蒙天舒啊。同学，好办！”
同学，好办。对我来说就是不好办。可是我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清高，说自己不想混碗饭吃，那是假的；说心灵的自由高于一切，那也是假的。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心灵自由？太奢侈了。我不让自己犹豫，就给蒙天舒打电话说：“听说你进院里的领导班子啦？”他嘿嘿笑说：“听谁讲的？”我说：“北京这边都知道。”他说：“暂时还是个助理。”我说：“我有一份材料托杨教授转给你了，你要用力帮我推一下。”他说：“看见了，看见了，不错。这几年在北京还是有收获啊！”我等他说下文，不错又怎么样呢？他不说，似乎在等我说。
沉默了一小会，我咳嗽一声，想证实他是不是还在听。他也咳嗽一声。我只好说：“这件事要请你用力推动一下。”他说：“你怎么不早来联系？我以为你明年毕业呢。今年北大、复旦、武大都有人来联系了，试讲好几个人，人事处也同意了，都要签了。”听他这一说，我自卑起来，说：“都是名校啊。”他说：“如今跟前几年形势大不相同，博士打堆了。”我说：“那怎么还轮得到我？”他说：“要你们学校把你的论文报北京市的优博，再要北京市报全国优博，有全国优博那就是直通车，试教都免了。”我脱口说：“我的导师又没当校长。”马上觉得犯了错误，改口说：“有几个人能写你那么扎实的论文？”他说：“扎实是一方面，主要还要创新。”我说：“创新，创新！我们一般人哪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我现在也没有联系别的地方，一心一意就想着自己的母校，你还是帮我争取一下吧，拜谢了，拜谢了！”每说一次，膝关节就不由自主地弯曲一下。又想起他说的“创新”，刚才怎么没抓住发挥一下？于是说：“优博我就不敢想了，有几个人有你那样强的创新能力？”我左手捂着嘴叹息了一声，松开来挣扎着说：“有几个人？”他说：“我那是一下子来了灵感。”我说：“灵感，灵感！”正想着是不是抓住这两个字发挥一下，他说：“今年进人的事，院务会已经讨论过了，要不下次开会我帮你特别提一下？谁叫我们是老同学？别人我就不多这个事了。”我抓住救命稻草似的说：“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那我就把希望放在老同学身上了！”他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再拿出来，龚院长会说我多事呢。那我还是要提，如果是别人我就不多这个事了。”我在这边拼命点头说：“有老同学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拜谢了，拜谢了！”
收了线我还惯性地点了几下头，又握着手机作揖几次，突然头在低下去的时候停住了，在门后的镜子中看见了自己。我慢慢抬起头来，自己的姿势怎么这么难看？我挪步到镜子跟前，又拼命地把头点了几下，膝关节也有节奏地弯曲，口里说：“老同学，老同学，拜谢了，拜谢了！”每次抬头我就瞟着镜中的自己，撇着嘴投去一丝鄙夷的微笑，口里说：“创新，创新！灵感，灵感！”最后撮着嘴对镜中的自己做出吐唾沫的姿态，又挺直了身子，双腿夹紧，双手伸得笔直垂下去贴紧大腿，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次次鞠躬，每次弯下腰，口里就嚷道：“嗨，太君，嗨，太君！”
以后隔几天我就给蒙天舒打一次电话，把“老同学”“拜谢”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讲，讲多了觉得自己的语言怎么这么苍白，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有一次出乎自己意料地说出了“感恩”，心里惊了一下，马上就适应了，成了一个常用的词。有时觉得只要思想解放，想象的空间还可以很大，比如说“恩人”，又比如说“提携”，都说不出口。半个月后终于有了结果，他说：“你这个周四过来试讲吧。我极力推荐，龚院长总算给了我一个面子，同意你过来。”我说：“这么严峻的形势，没老同学顶在那里，这机会那是不可能得到的。拜谢了，感恩了！”本来忍着不点头的，还是下意识地点了几下。顾不得下周就要答辩，赶快去买火车票。
那天有三个人试讲。我想，难道他们的机会也是作揖作来的？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呢，吃了小灶呢。我问中山大学那个人怎么来的，他说：“寄了自荐书，接到电话通知，我就来了。”我说：“形势也没那么严峻呀。”他说：“没觉得呀。说实话我在广州那边联系得差不多了，是回家顺便来试一下，备个底的。”这让我觉得这段时间白紧张了，一堆好话也白讲了，蒙天舒他不是折腾我吗？人情有这样做的吗？
试讲的时候来了五六个教授，杨教授也在，这让我很安心。蒙天舒也坐在那里，我心里有点别扭，当年我还没看起他呢，现在他倒来决定我的命运了。讲完了几个人到楼下办公室去等教授们评议的结果，我难受着，还是给蒙天舒发了信息：“美言，拜谢，老同学。”一会蒙天舒来了，代表院里跟我们谈话，讲了人才引进的政策和待遇。我填了表交给蒙天舒，说了一堆感激拜托的话，回北京去了。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麓城师大的录用通知。去人事处报到，我问人事科长说：“今年历史学院是不是还进了几个北大复旦的博士？”他说：“没听说啊。”我说：“哦，那是我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