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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上了副教授。学校的评审会还没有散我就知道了，是蒙天舒发信息告诉我的。好消息总是有人愿意传递。我回信问他评上没有？他说被别人挤下来了。其实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童校长今年出国考察去了，没参加评审，也就没掌控住局面。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平平。她在手机那边说：“臭臭，那我跟韩佳平起平坐了呀！”又说：“什么时候我们也买辆车，那就更平起平坐了。”我家里知道这件事也很高兴，爸爸用致高的手机打电话来，问我：“副教授相当于什么级别？”我说：“这跟级别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职称。”他说：“怎么会没有级别？县里机关一个什么人就有个什么级别，省里机关一个什么人那一定也有个什么级别吧。”唉，一个打鱼的人也这么关心级别问题。说了半天说不清，赵平平把手机抢过去说：“爹，致远他相当于处级呢。”把手机又递给我。爸爸说：“那跟我们郑县长是同级的呀！”我说：“平平她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她的。”他说：“致高也是这样说的，你那么谦虚干什么。”又说到家里的房子太破旧了，鱼尾镇很多人都盖了新房子，我们家出了个人物，再不盖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我不做声，想着他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出点钱。他在那边咳嗽一声，是催促的意思。我也咳嗽一声，等他开口。他又咳嗽一声，我只好说：“爸爸，你不要以为副教授有多少钱，跟原来差不多。”他说：“肯定跟郑县长不能比的，没有外水，是吧？可是再怎么样也跟郑县长平级，是吧？看我家都出了跟县长平级的人物了！”我不做声，他说：“不急呢，过年以后的事。”
放了寒假我回鱼尾镇过年，赵平平说什么都不肯去，我劝了好久，她才肯去，说初三一定要回麓城，安安给她妈一个人带，不放心。进了屋，我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拿出来，妈妈看都不看，只问我怎么不把安安带回来让她抱一抱，都快一年没有抱了。爸爸看了那些东西说：“钱不买这些东西也不会馊的，放在荷包里不好点？变成砖头就更好了。”用手指一指墙。说到房子我想起准备好的那六千块钱，就示意赵平平拿出来。赵平平好像没看见，掏出手机来玩。不一会我收到她的信息，说钱在她的包里，要我去拿。我望着她笑了一下，就回信问：“为什么你不去拿？你拿出来更好一些。”她又回信说：“那点点钱，你家会说我太厉害。”我只好到里屋把钱拿了，递给爸爸。赵平平说：“这都是致远准备的，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爸爸把钱捏了一下，也不问多少，转手交给妈妈，妈妈接过去也捏一下，不问多少，插到裤口袋里。不一会致高回来了，带着一串鱼、一大块肉，往地上一丢。我说：“买的？”他大声说：“有人客气！”这两年他紧跟范岗，范岗前年当了副镇长，去年调到县农机局当副局长了。致高半年前当了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女朋友也谈定了，就是他原来那个学校的老师。他追了好多年，女孩家不同意，他提了办公室主任，那边家长就松口了。过了年盖新房，新房盖好就结婚。我说：“你莫要别人的东西。”他指着地上说：“这点东西还算东西？别人拿给你，你不要，那别人会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收下了，那是人道主义，让他安心睡个觉。我真的不在乎，现在谁还在乎这个？”又撮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如今真要办成点事，都是这个了，米米。”
这时进来了两个人，跟我打了招呼，就跟在致高后面把房子前前后后看着，比划着，讨论年后盖房的事。那两个人在我家吃中饭。妈妈把菜端上来，只有四五个菜，都是好大一钵的。吃着饭，他们说房子的事，我才知道他们一个是建材店老板，一个是小包工头，都来帮致高的忙。说了会房子，建材老板问我：“致远哥在哪里发财？”我说：“没发财，在省里教个小书。”妈妈说：“博士呢，北京的博士，首都。如今在麓城教大学。”包工头说：“北京，那了得呀！在麓城教大学，那了得呀！博士，那了得呀！”致高说：“相当于县级呢！”包工头说：“县长，那了得呀！那个财就发得大呢。”我说：“发财是你们老板的事，我们是搞文化的，不讲发财，搞文化。”可“文化”两个字并没有对他形成威慑，他说：“那不是更发财，电视里那个赵本山也是搞文化的，他有十几部奔驰呢！一天开三部！”赵平平说：“搞文化的人，有的是发财的，有的不发财。”老板说：“不发点财那搞它干什么呢？嫂子，不会跟致远哥借钱的。”赵平平讪讪地笑笑，不再说话。老板又说：“还说搞文化，当官也是一样的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是吧，致高？”致高说：“莫乱讲呢，典型的没文化。”我还想把搞文化和发财是两回事的道理讲一讲，想着讲也白讲，就说：“这鱼汤越煮越出味了，再来一碗？”
吃完饭我把致高叫到门外，说：“你这个主任来得不容易，盖房就不要沾这些人的光了，他们也不会白白帮你。搞出什么事来，你就吃不消。”他说：“我这点事那也叫事？真的有件什么事，我想轮都轮不到呢。”我说：“你不要学那些人，他们将来都会吃大亏的。”他说：“那我房子不盖了？还得盖吧。不盖岳母娘不高兴，这是承诺了的。你那几年不也是被岳母娘逼成那样？”又说：“我这个主任来得不容易，那是下了本钱的，有机会也得收回来一点吧？我没有必要对自己那么不公平，我只想为自己讨个公平回来。”他居然说得如此理直气壮。我说：“小老板赚点钱养家糊口不容易，你不要占他们的便宜。”他说：“你以为是我找他们？他们找我，找上了是我给他们面子，不信你去问他们，说致高要换一家建材店，换一个包工头，看他们会肯不？”又说：“我也想一是一，二是二，我没有那个力量呢，力薄呢，力薄呢。我们这些人靠工资活着，那就不要活了。你以为我这个主任工资有多少？力薄呢，力薄呢！”我的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到屁股后面捏了捏钱包，感受到了力薄的难堪，就叹一声，不再说话。
这天晚上，有个人提了一大袋东西来拜年，说是我们的亲戚。什么亲戚，我爸爸也搞不清楚。他解释了半天，谁也没听明白。那人说：“简单点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聂主任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共一个爷爷的，一条根下来的呢，一笔写不出两个‘聂’字呢！开玩笑的？”他要致高想办法批一块宅基地，说：“搞成了谢聂主任两万块钱。”致高说：“没那么容易，你以为呢！现在是什么时候？有保护红线！”那人说：“所以要辛苦聂主任帮了这个忙，您老人家就辛苦下啰！三万！”致高说：“这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我不敢为了这点点钱犯错误呢！”那人说：“那就四万，四万！我实在是……实在……这已经……是吧？”志高叹一口气说：“亲戚来亲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谁叫我也姓聂？”又说：“那也只能说帮你去试一下。”
致高送他出去，我对爸爸说：“致高刚搞了个办公室主任，你提醒他别犯错误。四万块钱，这错误犯得不小！够进去的条件了。”他说：“那我知道呢，我经常敲他一下，别抓进去了，没人送牢饭。他应该不会弄那么大，小小弄一下，那没有关系的。他刚上去，是弄得最少的。”我说：“刚当一个小主任，就盖三层楼的房，太惹眼了。”他说：“盖的人多了去了，老百姓家都盖了，我家怎么能不盖？你妈想这件事都想了有十几年了，致高也是想满足你妈妈一个心愿。好孩子呢。”我想告诉他，我拿不出更多的钱，可我说不出口。家里盖房，我一个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的人，在外工作，竟只拿这一点钱，那真的不是好孩子。我说：“爸，我刚参加工作不几年，还没来得及赚钱。”他“嗯”了一声。我说：“家里那个房子每个月还要交钱给银行。”他又“嗯”了一声。我说：“去年还为妈生个孙女，也要用钱。”他还是“嗯”一声。
两人沉默了一会，我刚想找点什么话来说，爸爸说：“致远啊，到底是博士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我说：“博士又不是官。”他说：“官都不是，那读它干什么呢？读了这么多年，还读到北京去了，你妈跷着大拇指逢人便告，”他伸出左手把大拇指跷了跷，又伸出右手大拇指跷了跷，“我和你妈还以为你会在省里当个官呢。那你以后还是要去当个官，大官小官，那都是官。”我说：“爸爸你一个渔民，怎么这么官本位？当官有那么了不起吗？”他说：“官什么位？没有那个官什么位，哪里会有好日子？没有致高这个官位，我们家能盖房子？”他捏着指头算给我听，砖头、水泥、石灰等，都是有人半卖半送。我说：“危险，危险，致高这样搞很危险。”他说：“有什么危险？都是这样的。人家的东西便宜卖给我，那是人情，未必要坐牢？”
鱼尾镇的人没啥文化，看事情就这么简单，标准就是当没当官，发没发财，讲别的，他们不能理解。想一想也许应该理解他们，他们从自己的生存经验理解生活，那也没有错吧。这样想着，我说：“过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太阳？以后房盖好了，在屋顶装个太阳能热水器，冬天也能免费洗澡。”爸爸说：“那个官什么位，好呢。老二没读那么多书，在镇上搞了个官什么位，老大你读那么多书，在麓城也搞个官什么位，我们聂家那就威风呢。”我说：“太阳能热水器不要烧气的，烧太阳光，省钱呢。”爸爸说：“太阳能……你妈她别的都没什么，就是想在鱼尾镇这里威风一下。”我说：“爸呢，我是做学问的人呢，没有威风的。”他说：“一点威风没有，要那个学问有什么用呢？”我望着天上说：“威风……怎么过年了还有这么好的太阳？”我闭上眼，阳光栖息在我脸上，脸上的感觉非常微妙，我不知道那是阳光的暖意呢，还是微风的寒意。
第二天家里杀翻了一口猪，在门前的坪里杀的。杀猪的人是致高叫来的。那猪一挣，站起来就跑，把接猪血的桶子踢翻了，血溢了一地。杀猪人和致高追上去，把猪摁在地上。赵平平本来很兴奋地看热闹，刀杀下去的时候捂住双眼尖叫了一声，马上就被猪的尖叫声盖住了。她看到这满地的血，又尖叫一声，跑到屋子里去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就跑出去买了三十斤鱼，叫鱼贩剖好了提回来，妈妈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让风吹着。猪一杀过年的气氛就上来了。镇上开始有人打鞭炮，又有接二连三的鞭炮响应，街上烟腾腾地呛人，通街都是红色的炮屑。
初一那天，我和赵平平起得晚。三十晚上看春晚睡得太晚，起来也没洗漱，就去给爸爸妈妈拜年。赵平平给妈一个红包，两千块钱。刷牙的时候我说：“本来说好一千，怎么翻倍了？”她说：“谁想翻倍，钱打在自己排骨里不好些吗？被你家那个致高逼起了，一千怎么拿得出手？”到了晚上又对我说：“不盖新房，这里还有半个家是你的，盖了新房，就全是那个致高的了，致远往哪里摆？明年你回来就真的是做客了。你弟媳妇那盏灯也不是那么省油的。”我说：“我们兄弟，不计较这么细。”她说：“这还是细，那什么才是粗？”我说：“盖好了父母还要住这么多年，没怎么叫我出钱，已经是体谅我了。”她轻笑说：“哼哼，那你的意思是还沾光了。”
初三那天范岗来了。致高昨天去县里给他拜了年，他是来回拜的。进了门范岗把礼物往门边一放，双手抱拳嚷着：“老同学，老同学，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我这么多年的偶像！”我也抱了抱拳说：“致高，范局长来了。”致高跑出来，双手拉着范岗的手拼命摇着，几乎要拥抱，说：“县里的大领导下基层了！体察民情！”喝着茶，范岗说：“致远有名片吧，请教一张？”我说：“没有，没有。”把手机号拨到他的手机上。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了一下，反面顶天立地列着十个头衔，农林牧渔机械文化旅游无所不包，教育局都有一个顾问的名分。我看着名片说：“全才，全才！”他说：“有几个地方是他们硬要拉我去凑个数。教育我懂什么？只有你才是专家，专家！”说一声就拍一下巴掌：“专家！”
我把名片捏在手中，礼貌似的看着，心里想：有这么多头衔荣誉，难道是件很光荣的事？范岗和致高谈起县里的人事关系，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如何如何，头头是道。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们真的看得很深、很细，微妙之处都有精到的理解。比如他们分析一个四十出头的副县长，这次班子调整呼声很高，却还是没进常委，就是因为他太年轻。如果他这次进了常委，几乎就是下一届县长或县委书记的必然人选，否则新上来的人是降不住他的。这次没进去，说明上面没有考虑将来由他接班，也就是说，别看他年轻能干，政治前途就到此为止了。
我想着真的不能小看他们，别的本事也许没有，这个本事那他们是有的。我插话说：“范岗你爸爸这次到年龄边上了，还保住了常委的位置，那上面还是有人顶他吧！”他说：“那应该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吧！”又说：“致远你不会以为我这个年龄就当了局长，是靠我爸爸顶上去的吧？有人说我是官二代，我说真的，我除了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别的资源。能力就是我唯一的资源。”我心里想：妈的，讲得出口。当人家是傻子呀！你们这些人天生就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也只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什么时候出个科学家、艺术家给人看看？致远说：“我哥昨天还说，范局长绝对是凭自己的能力上去的，读中学就看出苗头了。”我本来想说，你们当了官，要为老百姓做几件好事，懒得说了，口里含糊地说：“天生就有升官发财的能力。”范岗没听清，把头凑过来说：“致远你说谁有能力？”我说：“你有能力，怎么看怎么觉得你有能力，前景不可限量！”他点点头说：“还有得三十年混呢，混成什么样子那不敢说，混是且有得混的。”
家里盖房子我用不上力，这让我觉得对不起父母。那几天我在家里很沉默，屋子里前前后后都浮漾着致高的声音，房子怎么盖，买什么材料，怎么送人情，都是他在嚷嚷。赵平平也不太说话，不时询问地望我一眼，我就咧着嘴冷笑一声，也不知道是笑致高的张扬，还是笑自己的无奈。
走的那天，爸爸帮我提着包。到了车站，他把包递过来的时候望着我，嘴唇动了动，发出一种含糊的声音。我没有听懂，询问地望着他。他看赵平平一眼，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更加含糊。我还是没听懂，但心里还是懂了的。他是想问明白，到底是副教授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