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油发辣子葱姜蒜
葱姜蒜世人都是识得的，油发辣子却是敝乡独有的风味。干红辣子，切成小段，伴以素油，文火焙炒。眼见得辣子香脆了，倒入擂钵捣碎。擂钵需是土陶的，擂棰得用硬木的。陈年老擂钵擂出的油发辣子，口感更好。做油发辣子很有讲究，须焙炒得法，脆而不焦。擂时得使暗劲，捣得越碎越好。上好的油发辣子，多淋些素油，黏稠红亮，见着馋人。敝乡口味重，不论小炒凉拌，少不了放油发辣子。逢年过节，十几个碗碟上桌，满堂红光。单放辣子还不够，葱姜蒜也是少不得的。
敝乡好吃狗肉，我做的小炒狗肉，很得朋友赞许。这朋友应是南方人，不是湖南蛮子，也离不得云贵川鄂。我炒菜没跟过师傅，全凭自己悟性。欲具此等悟性，首先是得好吃。喜欢操勺下厨的，多半属饕餮之徒。小炒狗肉，最好选带皮肉，切成小丁，先滚水过了，去血除腥。再将素油烧老，入锅爆炒。炒至七成熟，淋白酒少许，佐以香桂，盖了锅子，拿文火去焖。火候到了，放入葱段、姜丝、油发辣子，飞快起锅。若有花椒嫩叶放些进去，香味更浓。花椒叶难得碰上，摘老柑橘叶切丝亦可充之。
我别样得意之作是炒水鸭，手法大抵同上，只是不放椒叶或橘叶，生蒜籽却断不可少。倘若拿黄豆炒水鸭，这道菜就更绝了。先将黄豆炒得酥脆喷香备用，待鸭子火候刚好，混入拌匀，稍稍一焖，加上油发辣子葱姜蒜，即可盛盘。我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总喜欢把甜面酱换成辣椒油，叫人大惑不解。胃是自己的水土养成的，真没办法。
因为口味重，敝乡父老吃饭，少有不大汗淋漓的。乡村文化有些凝滞，大家遇着同样场景，都会说同样的话，代代如此。比方下了太阳雨，总有人会说：边出日头边落雨，皇帝老儿嫁满女。遇着别人吃饭流汗，有人就会说：牛变的，辛苦命。因为牛鼻尖上的汗总是不干的。乡下谁又不是辛苦人呢？我做了几十年的城里人，如今吃饭弄不好就汗流浃背。自然是个辛苦命。
夫人虽是湘人，却自小生长粤桂，口味清淡。她老是笑话我，说我炒菜的绝招就是油发辣子葱姜蒜，但凡辛辣刺激的作料，尽数放齐。我却自嘲道：在下勺中几味，祛邪驱毒，通气醒脑，好比医家猛药。
2、几个真实故事
北方农民想象毛主席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毛主席天天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江青就在城楼上架了纺车纺棉花。毛主席抽屉里的麻花糖一年四季不断，江青每天纺的棉花比农村妇女多远了。人家手艺好，不然毛主席看得上？我这是从别人书里看到的。
我自小长在乡下，耳闻目睹很多好玩的故事。都是真实的，都有中国特色。稍加梳理，忍俊不禁；静而思之，大义存焉。
土改时，驻村工作队都是北方人。北方话南方人听不明白，很多话又是从没听说过的官话，故而误会多多。敝乡称北方干部讲的话为解放话，而这解放话又被引伸为空话、大话、套话。这都是后话。单说土改时，有回开会，工作队长操着北方话，字正腔圆：大家回去都要找差距，明天准备发言。“差距”和“发言”，老百姓就是闻所未闻的官话。他们只知那纺车上纺缍中间那根生铁做的轴，叫车株，南方话读作“差距”。这就不明白了，明天开会要带车株去干什么？“发言”大家都听成了“发盐”，那会儿盐正紧缺。共产党说自己是来帮穷人闹翻身的，一点儿不假，开会还要发盐。次日，去开会的农民手里都拿着两样东西，一根车株，一个钵子。
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老百姓大多以为是支援军。顾名思义，去支援朝鲜人民嘛。粗通文字的，理解力自然强些，就说“志愿”与“支援”是同义词。有人还作了考证：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里面“的”字，就是“得”的意思。他老人家学问好，就喜欢用同义词。干部作抗美援朝动员，大讲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坏。有回会上提问，谁知道杜鲁门是什么东西吗？贫下中农大眼瞪小眼，半天没人接腔。有人终于壮了胆，答道：我知道，杜鲁门是个乌脑壳鸭公。干部哭笑不得，问：怎么说呢？这人回答说：我儿子是初中生，他知道的东西多。我家养了十几只鸭，只有那只乌脑壳鸭公讨厌些，喜欢乱跑。我儿子老是拿土坨打它，边打边骂，你这个杜鲁门！你这个杜鲁门！
老百姓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有年，县里一位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我村劳动改造。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只知道他是坏人，就仇恨他。某日，大队开会，集体开餐。不知什么原因，直等到大家饭都吃完了，那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才去食堂。一食堂打饭村妇，义愤填膺，破口大骂：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这个时候才来，哪有饭你吃？这鸡窝鸡窝分子笑笑，只好夹着饭钵子往回走。
有些年月，老是忆苦思甜。生产队晚上开会，人未到齐，大家就一遍一遍唱“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人把冤伸”。拿现在的话说，这歌很是煽情，有人真的就唱得眼泪汪汪。大队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我们队的政治活动自然丰富多彩些，群众觉悟当然也高些。支部书记有个女儿，喜欢唱歌，很有觉悟。有回，她同别人发生了争论。人家说那句歌词是“止不住的辛酸泪”，她硬说是“支部书记分三类”。有人问她：你爸爸是哪一类呢？她说：我爸爸当然是最好的一类。
言必称语录，亦有好玩的故事。一日生产队分谷，某户分得很少，同队长吵了起来。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人回道，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家不能没有饭吃。队长说，毛主席说，要克服懒汉懦夫思想。按工分计算，你家只有那多谷。那人说，毛主席讲，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队长说，毛主席讲，你愉懒，就饿死你。争来争去，两人吵架的话全成了毛主席语录。又有某日，大队护林员抓了个偷砍树木的，要处罚他。两人争执起来。正好公社书记来了，严厉喝道：毛主席说的，不准乱砍滥伐。不料那护林员听了，脸色通红，支吾半天说：书记，他先乱砍，我才乱罚。我是最听毛主席话的。
批林批孔期间，有个经典段子，家喻户晓：*披着*的大衣，带着一群臭老婆，偷了毛主席三只鸡，跑到蒙古吃早饭。怕年久失考，解释如下：*披着*主义外衣，带着叶群臭老婆，偷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个段子明显是群众口头创作的，太过精致。我亲自见识一个故事，异曲同工。某日晚，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主题说是要剥开*的三张画皮。哪三张画皮，我当时年纪虽小，却记得十分清楚；但时过境迁，现在一张都记不得了。可有位村妇的发言，我字字铭记在心。那村妇因家务太忙，饭都没来得及吃，怕扣工分，端着饭就跑到会场来了。台上坐的是县里来的干部，正讲得起劲，忽见下面有人居然端着碗饭听他讲话，大为感动。立即指着这位村妇说：像这位社员同志，觉悟很高，我们请她发个言，批驳*的三张画皮！那村妇哪敢上台？大队干部硬是把她推了上去。她凑到话筒前，忽然愤慨起来：我没文化，话讲得丑。我说*，人心不得足，卵毛不得直。他就一儿一女，要那么多被子干什么？还偷了毛主席三床花被。我家去年大儿子结婚，才置了一床花被，红缎子的。
正是批林批孔那几年，公社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去韶山瞻仰。一个老党员，土改根子，作风很过硬，党性特别强。他在火车上小解，不会开厕所门，把自己关在厕所里老半天。列车员发现了，才把他放了出来。一路上，党员们都拿这事开玩笑。这位老党员总是憨厚地笑。回村后，党员们就忘了这事儿。有天，一位党员忽然想了起来，就说了这个笑话。不料那老党员勃然大怒：党内的事情，到外面乱说！
同样是批林批孔那几年，广播和报纸上经常见到两句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两句话是专说孔子的，他老人家只知道读死书，不参加劳动。有回生产队分谷子，一懒汉工分少，分的谷子自然就少。他找队长论理，说：毛主席说了，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不给我口粮，就是反对毛主席。队长说：毛主席说了，要克服懦夫懒汉思想。你四体不勤，我就五谷不分！队长按照这个理由，就是不多分谷子给那个懒汉。
我能记住的年代最近的此类故事，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生产队长去公社开了一天会议，当晚就召集全体社员传达。事情重大，过不得夜。队长脸色铁青，说起话来嘴皮子不停地颤。可见他气坏了：社员同志们，那个*，掀起了右倾翻案风，胡说什么金不如锡。这不是把我贫下中农当个卵在弄吗？金子和锡哪个值钱，未必我们都不知道了吗？他硬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日头讲成月亮，把黄牛讲成驴子，说金不如锡。社员同志们，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不知当时有没有人清楚，“金不如锡”其实是“今不如昔”。反正会场气氛严肃，没人吭声。
多年没在乡下待了，不知有新的故事诞生吗？这些年城里倒是不断有新段子问世，荤素兼备，雅俗皆具。这些段子尽管很具原创性，但斧凿痕迹太重。不如那些乡下故事，就发生在生活里，不是现编的。
3、想念一所房子
我是否过早地暮气了，总想回老家去。不敢说归隐。未曾有显，隐从何来？何况，潇洒或自命潇洒的人都说大隐隐于市，而我偏想回到故乡。那是一方平常不过的山水，一望无际的稻稼、橘园、甘蔗、油菜花，低低的山峦，浅浅的河水。
自出乡关二十年，便同故乡日渐隔膜起来。我涂抹过不少文字，居然没有写到乡村。乡村留给我的，只有顽固的乡音。偶尔回到故乡，同乡亲们打招呼，竭力用最纯正的方言。村里人便直夸我没有忘本，不像谁谁谁，回到乡下来，讲一口京腔，酸不溜秋。其实我内心的窘迫，乡亲们是没法知晓的。
可是，中年渐近，故乡的风物人事没来由地直逼到梦中来。我做过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梦：似乎两个生活场景同时呈现，一边是我的黄嘴孩提，一边是我的垂垂暮年。孩提的我捡起一块石头，朝暮年的我猛砸而来。夜半醒来，怔然良久。孩时早已离我远去，暮年于我尚欠时日。我伫立于中年，前后顾盼，颇感惶惑与落寞。这梦是上苍的启示吗？想告诉我什么？
今年四月，我悄然回乡。雨没日没夜地下，我大多独坐在老宅窗下。鸡唱犬吠，不绝于耳。我这么长时间待在老家，乡亲们颇感诧异。我说，在城里老睡不着，回来好好睡几天。我说的是实话，乡亲们却越发觉得奇怪。他们硬是不明白，城里人吃得好穿得好，怎么就不会安心睡觉。
老父亲带我去看他的橘园。三亩多地，围墙圈着，几十棵橘树森森然。
我说，爹，我想过几年回家盖几间房子。
爹说，这橘园给你留着吧。
我是个容易遇事成痴的人，说想盖房子，那房子就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了。先想盖两层的，后来觉得不如盖平房；本来想好了盖砖木结构，结果又感觉纯木屋更有味道；最后想，还是盖砖混平房，再用木头里外装修，看上去还是木屋子。屋子四周得有宽宽的檐廊，可以徜徉，可以闲坐。木材就用本地杉松原木，窗户需是木格子。反正不要洋楼样式，就盖那种乡下随处可见的汉屋。
原本有条古老官道穿村而过，路上尽铺着水亮水亮的青石板。小时候，一俟夏天，我就缠着大哥做双木屐，踢在石板路上橐橐地响。古官道早已废弃了，只剩下一个破败的亭子。这亭子是我儿时最觉神秘的地方，砖墙上长着青苔，爬满了厚厚的长青藤。我白天喜欢去那里玩，晚上却怕从那里走过。总觉得到了晚上，那里就该是狐仙出没的地方。这次回去，我同弟弟去了亭子。这亭子曾是高高的风火墙围着个木屋四合院，眼前只余下几堵残墙和条石砌成的墙脚了。
我嘱咐弟弟，要是哪天拆这亭子，你就替我把这些旧砖同条石全部买下来。
弟弟笑笑，说这些东西没人要的，我找人拉回去就是了。
我想用这些砖石砌成围墙，我想在这围墙内的小木屋里喝茶，看旧书，想四散天涯的朋友。围墙上应爬满金银花，那是我家乡常见的物种。金银花原来有个很雅的名字，忍冬花。忍冬二字很有意趣。冬是需要忍的。世间万事，很多都需要忍。不忍，又能怎样呢？我想，忍其实是我们苟活于世的理由。周作人引用别人的一句诗说，忍过事堪喜。此言信矣！
我的乡间小屋，就叫做忍冬居吧。在家乡小住的那些日子，我像琢磨小说，虚构着自己的乡居梦。听说夏日的田野又有白鹭栖落了，我很是高兴。白鹭翔集是我儿时常见的风景，后来竟然不复有了。这些年，白鹭又回来了。待我退居乡村，白鹭必定在田野里等着我的。春日还有啾啾翻飞的燕子，就像自家养的鸡鸭，筑巢檐下。神往之余，四句打油诗脱口而出：深居临水复傍花，淡淡春光到我家；燕子斜飞穿旧牖，老妻又唤试新茶。
4、溆水入梦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哆哆嗦嗦，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梆梆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便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顽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你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
5、亲情四章（1）
爸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着。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待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待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你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你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5、亲情四章（2）
周末我回家，远远地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很快就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啊！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象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副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沓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会不断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你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你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你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了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绝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何等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不！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5、亲情四章（3）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二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二年？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爬到床上，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到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我却死不认账。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三十一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她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又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籴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5、亲情四章（4）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籴米。米铺老板接过钱，忙摇头说，你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籴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巍巍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赶来，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你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重病。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只是不停地抽烟。闷头闷脑地像在想什么大事。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的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也许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呢？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呢？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呢？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象渔网了，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洒洒，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安葬在我家屋子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劈劈啪啪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