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是不是Teresa？”
杨红觉得右肩被人轻拍了一下，忙睁开眼，发现右手边站着一个年青女孩，但想不起来是谁。
还没等她作出反应，女孩便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上下左右打量着说：“哇，真是Teresa，剪了个长碎发，又穿得这么cute，刚才还以为认错了人！”
杨红听她提到自己的发型和衣着，只觉得一股热浪从两个耳朵边烧起，脸上飞红，好像撒谎被人当场戳穿一样，不好意思地说：“都是几件旧衣服了。”
这点她倒没撒谎，身上穿的那件条纹的衬衣的确是三个月前买的，但她平时上班没怎么敢穿，因为腰收得紧，曲线毕露。这样的衣服穿到学校去，不出半天老院长就会对她说“你是院党委副书记，穿成这样，别人会有意见的”。老院长说了，你就不好再穿了。记得她穿过一件套头的带风帽的运动衣到学校去，有好几个同事不阴不阳地说她穿得象个小女孩，搞得她没敢穿第二次。
这次出国，以为不会碰到认识的人，哪知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头发倒是新剪的，”杨红解释说，“本来说剪剪齐就行了，哪知美容店那几个师傅听说我要出国，都劝我剪个长碎发，说是以后料理起来简单。听说在美国烫发贵，所以就剪了这个发型。”
“这样挺好的，”女孩按她坐下，自己也在她右手边的18B上坐下，“你背景check通过了？”说完又笑起来，“好老土的问题，不通过你怎么会坐在国际航班上？”
“五月份就通过了。”杨红见女孩没再注意她的穿着，松了口气。
“我也被check了，等到八月中才签到证，美国很多学校早就开学了，别人早去美国了，搞得我现在一个人飞去，路上得几十个小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好，现在碰到你。”
杨红想不起女孩的名字了，但从她知道自己有Teresa这个英语名字来看，一定是新东方口语班的同学。今年四月，杨红报名去新东方在H市的听力和口语班上了一个月的课。“你是新东方的吧？”杨红略带抱歉地说，“有点想不起你的名字来了。”
“我是Tracey,跟你一样，都是朱Peter班上的。你肯定不记得我了，”Tracey调皮地说，“不过你那时可是象朱Peter说的那样：鸡立鹤群，我们班肯定每个人都记得你。”
杨红听她提起朱Peter，想起他上课第一天对自己的嘲笑，有点不快地说：“那个朱Peter，油嘴滑舌，哪象个老师。”
“朱Peter说话是太损了点。”Tracey说，“不过，你还别说，经他那么一调教，你还真大变了样。你瞧现在你这打扮，比三个月前至少年青了十岁。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你本科生呢。”
“还本科生，都研究生导师了。”杨红嘴里谦虚着，心里却十分舒坦，对朱Peter的恨意也消了许多。
“听说你那会儿在校长面前参了朱Peter一本，后来怎么样，把朱Peter赶走了没有？”Tracey好奇地问。
“没有，”杨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不是要把他赶走，只是刚开始不太习惯他那样的教学方法。”她不想提那件尴尬的事，於是问道，“怎么，你不知道他一直教完我们那个班？”
“我没上几天课就走了。”
“是吗？为什么？”
“忙起来了呗，”Tracey对杨红挤挤眼，学着朱Peter的腔调说，“Iwasfuckingbusybutnotbusyfucking!”
(6)
在遇到朱Peter以前，杨红根本不知道这个F-word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英语里面的“4-letter-word”，她也不用中文里的脏字。她是老师，讲究个为人师表。更何况无论什么骂人的话，都是跟性和生殖器有关的，脏就一个字。
周宁倒是有点喜欢带个脏字，不过只限於他家乡话中那个用来指代男性生殖器的单音节的名词。在周宁家乡，这个字已经超越了骂人的境界，基本上是用作一个助词，用来加强语气，有时能化平淡为神奇，话就说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比如男人们讲狠的时候，就喜欢扯着嗓子：“我怕个X！那个X人，我一抬X脚，就可以把他踢个半X死。”对手是X人，自己的脚是X脚。你从他不分敌我，一律以X称之这一点，就知道X并不是骂人的话。
所以周宁使用这个字的频率就很高。遇到麻烦的事，他必然会嘀咕一句：“真是麻X烦。”评价一个他瞧不起的人，也必然不屑地称之为“那个X人”。遇到心情奇糟的时候，更是但凡遇到动词加名词的结构，就在中间夹一个X字。“受X罪”，“造X孽”，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结婚前，杨红没怎么注意到他这个习惯，一来因为周宁正在热恋之中，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值也比较高，身不由己的就想把自己造就成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二来因为还没领结婚证，怎么样都觉得象是没转正的学徒工一样，总想在老板面前留下个兢兢业业的印象，脑子里那根弦就绷得比较紧，嘴上也就多个岗哨。那时不要说是指代那个部位的字，就连与那个部位相邻地区的词都从他口中消失了。明明是肚子疼，说出来就成了“胃疼”。
其实那时即便偶而疏忽，用了那个字，杨红也不会注意，因为杨红自己也处在热恋之中，脑子也是晕晕乎乎的，而且杨红跟周宁的老家隔山隔水，两个人的家乡话完全象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指代那个部位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周宁的那个X字，对杨红的来说完全是个生词，恐怕查字典都查不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没那个释义。
结婚后，周宁就有点大意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把这个字在他家乡话中的字义告诉杨红。杨红知道了这个字的含义，听周宁左一个X，右一个X的，就觉得很刺耳。为此，两口子经常发生口角。有时是因为周宁说顺了口，对杨红那边的亲戚也用上了这个字。“你哥那个细X–”，虽然他的原意是“你哥哥的那个小孩”，但在杨红听来就象是在恶意地评价她哥哥身体的某一部分。
后来经周宁赌咒发誓地解释，尤其是到他老家去过了几次，亲耳听到那里的人讲话，才知道周宁说的基本属实。
杨红虽然听不懂周宁家乡的方言，但那个字还是听得出来的。周宁一回老家就变得满口家乡话，只对杨红才说H市话。杨红就觉得很孤独，听周宁的父母讲话比听英语还难。听个托福英语磁带，她还能懂个百分之五十，听公婆说话，杨红只能偶而捕捉到几个X字，这是她唯一能懂的词汇，听懂一个就很有成就感。好在那个地方的人用这个字的频率高，扬红凑凑合合可以听懂个百分之十左右。
周宁在那个镇上颇有名气，虽然镇上也不乏出了大学生的家庭，但娶了博士做老婆的，他还是头一个。而且老婆还是党委书记，小镇的人不管你是院党委书记，还是校党委的书记，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之为“大学的书记”。
每次一听说周家的老二带老婆回家探亲来了，镇上相干不相干的人就会跑来坐一阵，闲聊聊，看看城里媳妇的模样。如果是暑假高考之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提着礼物，来求大学的书记把自家的子女招到H大去。
周宁一般还是很考虑杨红的难处的，能拒绝的就拒绝了。不过有时来求他的是自家的亲戚，或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被人灌几杯汾酒或者竟是茅台，就一口应承下来。趁着酒兴，就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应承告诉杨红，弄得杨红十分为难。开后门招这个学生吧，又违背政策，整起风来，吃不了兜着走。而且自己权力有限，不象镇上人想的那样，既然是大学的书记，在自己的大学还不是一手遮天？想招谁就招谁，你说不行，肯定是嫌礼物送得太少，或者是交情不够。
所以搞到最后，杨红就怕跟周宁回老家，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周宁说她是厌恶他的家乡，嫌他是乡下人，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摆架子，存心让他丢脸。杨红说他一回老家就是烟酒牌，还拉扯来一大堆人情后门，害她违法乱纪。起先两个人都怕家人知道，所以就折衷，哪个的老家都不去，就呆在H市。
吵到后来，就有点顾不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有一次，周宁竟然丢下怀孕的杨红一个人跑回老家去了。
(7)
“看你那个样子，还在恨Peter啊？”Tracey见杨红怔在那里，以为她还在为新东方的事生气，就笑着说，“难怪有人说无情才是真豪杰，原来仇恨就是力量。”Tracey见杨红嘴张了张，好像要解释的样子，也不给她插嘴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的理论，“就因为你恨他，你对他才有免疫力。不象别的女孩，第一天就被他电倒，成了他的扇子。你知不知道那个Samantha？她可不是一般的扇子，可以称得上是铁扇公主级的。Peter到哪里开班，她就扇到哪里听课。上个月Peter去了美国，听说Samantha就扇到美国去了。”
杨红觉得Tracey说的话，有点象托福听力考试的那些paragraph，那里面一个一个的词，似乎都不是生词，听的时候以为个个都听懂了，但回头来想整个段落的意思，却发现自己一点都没听懂。听力老师总说不要为了一两个词在那里流连忘返，你把一段话当作整体听完了，那一两个不懂的词在上下文里面，自然就好懂了。但对杨红来说，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关键词不懂，整个一段就全部泡汤了。
象Tracey的这段话，“免疫力”是耳熟能详。“什么什么就是力量”更是个天天讲的句型。“无情才是真豪杰”，好像是鲁迅的名言，又好像不是。是不是无所谓，听得懂就是了。但就因为她不懂那个“扇子”什么的，这一段话就把她听得一头雾水，最后只记住了一点：朱Peter和Samantha到美国去了。
Tracey谈兴正高，杨红也不好问她扇子的事，就由她去讲。“你还记不记得Peter的开场白？超级幽默！”Tracey一扭身从座位上站起，也不管前后的人都在看她，只管学着朱Peter的口气说：“我叫PeterZhu，你们可以叫我PeterZhu，orZhuPeter，orPeter,orZhu。Whateveryoulike。"
学到这里，Tracey更来劲了：
“叫我PeterZhu的人—-(pause)是崇洋媚外的人；
叫我ZhuPeter的人—-(pause)是土洋结合的人；
叫我Peter的人—-(pause)是我的至爱亲朋；
叫我Zhu的人呢——-(longpause)哈哈，是喂猪的人。”
Tracey学到这里，已笑得花枝乱颤。
杨红也附和着笑，心里却想，看来我对朱Peter还真的有免疫力，他这番自我介绍，还真没把我电倒，而是把我气倒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不传授知识，却在那里油嘴滑舌，哗众取宠，如果是我院里的老师这么教书，早就受到警告了。
杨红最反感的是朱Peter的汉英混杂。她自己能讲好几种方言，但她从来不把两种方言夹杂在一起说，免得别人听了难受。她在学校跟同事和学生讲普通话，在家跟周宁讲H市话，回自己的老家跟父母讲家乡话，在周宁老家，她基本是打哑语，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嘛。等她到了美国，她当然就要讲英语，她就是为这才到新东方学听力和口语的。
哪知这个朱Peter却把个英语和汉语混在一起，使她听得很难受。你说英文就说英文，说中文就说中文，知道你是在说哪国话，听的人心里也有个准备，知道把大脑里哪个字库打开。你一下中文，一下英文，别人刚刚顺着中文的思路开始走，你又换成英文了，别人又要忙不迭地换一条思路。
杨红恨朱Peter的中英混杂，就象恨周宁在她开车时老叫她换道一样。每次杨红开车，只要周宁在旁边，她就没有好日子过。好端端的一条道他不让你一口气开完，无端地就逼你换道。“换左边去！左边去！。”
她刚换了道，惊魂未定，气还没喘匀，周宁又叫了，“右边！右边—-，见鬼。叫你换你不换，现在被人家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