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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杨红没想到自己的婚姻会是这样的,原来以为结了婚了,就有了一个二人世界,就有一个人同自己朝夕相伴,卿卿我我,快乐无穷。哪里知道结了婚,反而觉得更孤独了。以前的孤独,是独翔于天空的鸟的孤独,没有陪伴,但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现在的孤独,是困在沙滩上的鱼的孤独,身后是海,但已无法退回;面前是山,攀上也是死路一条;左右望去,除了沙滩,还是沙滩。

  以前放了寒暑假,杨红都是回老家去跟父母待在一起的,虽然暑假长了,有时也觉得无聊,但至少还可以跟女伴一起玩一玩,心里还可以做做玫瑰色的梦,梦想一下未来美好的爱情。但现在不行了,周宁不愿离开H市,她一个人回去别人肯定要在背后指指点点。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镇上谁家女儿一个人跑回娘家住,别人都知道不是被丈夫赶回来了,就是自己赌气跑回来了,反正都是婚姻出了问题了。

  镇上的人还没有开通到以离异为荣的地步,肯定会说“小学杨老师的女儿刚结婚就跟丈夫闹矛盾了,这老师是怎么当的,连自己女儿都教不好”。那样连父母在镇上都抬不起头来。就算自己不怕别人说,父母也不怕别人说,但父母心里会担心,会为女儿着急。从父母知道自己跟周宁的事后,就一直说:我们也不指望你嫁个有钱有势的,嫁个知道疼你的人就行了。自己偏偏没有嫁到一个疼自己的人。自己一个人受苦也就算了,何必把父母也扯进去?

  就算能说服周宁跟自己一起回去,周宁一样要出去打麻将,镇上也不是没有打麻将的人,到处都有。你要是说中国还有没通电、没通水的地方,还有人相信,如果你说还有没通麻将的地方,恐怕是没人相信了。上次去周宁的老家周家冲,没看到哪家有自来水,但已经看见好几桌麻将了。

  周宁到杨红的老家去过几次,一去就跟当地的麻迷接上关系了。有几个杨红都不认识,或者认识但没讲过话,也不知道周宁的嗅觉为什么那么灵敏,交友的速度那么快。那时在老家呆的时间短,周宁也是出去了一会就回来了,父母都不知道。现在是暑假,如果长期住在那里,周宁肯定要跑出去打麻将,自己又没办法改变他,父母看到会怎么想?杨红不想让父母看见周宁不听她的话,而她拿周宁没办法,那等於向父母宣布:周宁不爱我。

  所以杨红只能呆在H大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

  有人说女人都是天生的象征主义者,对一件事情的象征意义看得比那件事还重。情人节送一朵三十元钱的玫瑰给女朋友,她就开心;如果送一块同等价值的猪排骨给她,她就不开心,象征意义不同嘛,尽管等未来的丈母娘烧好了,女朋友还是要吃的。男人不是不知道女人是象征主义者,也愿意配合她们,男人有时表错了情主要是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可能有不同象征意义,而女人又不告诉男人她心里想的是哪种象征意义。结婚多年以后,你还花三十元买一朵玫瑰,又可能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老婆会说你大手大脚,华而不实,问能不能退回去。不解风情的还要骂你:你把我当成什么呀?我是你老婆,不是情人!

  杨红就是一个象征主义者。其实周宁在家,她是看电视、织毛衣;周宁不在家,她还是看电视、织毛衣。但周宁在家,就象征着他想跟她在一起,象征着他爱她,感觉就不一样。有时她想,如果周宁是驻守在边疆的士兵,或是忙碌在手术台的医生,那自己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在做他的工作,他不能来陪我,而不是不愿来陪我。独处不是孤独,一个人在家不是孤独,孤独的是你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却不能跟他在一起,或者更糟:你想跟他在一起,但他不愿跟你在一起。

  人说孤独可以分为三类,人的孤独,情的孤独,心的孤独。独处是人的孤独,单恋是情的孤独,无人理解是心的孤独。杨红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孤独,就是觉得孤独,而且是毫无解脱希望的孤独。你能把麻将禁了吗?你能把周宁改变了吗?你能把婚离了吗?你能保证再找一个丈夫他一定不会去打麻将吗?

  杨红有时也赌气地想,他不愿陪我,我为什么还要想跟他呆在一起?我也出去玩。但杨红想不出可以去哪里玩。去找从前的女伴玩吧,在H市的本来就没几个,而且别人都有自己的男朋友陪,不需要你去做电灯泡。你一个人去找女友,不等於跑去告诉她你婚姻不幸吗?杨红最怕跟那个刘艳玲在一起,口口声声就是讲她的男朋友多么宠她,而且都是用一种名贬实褒的口气:“真讨厌,下个雨还跑来接我,好像我自己不会走路一样。”

  就算白天可以跑出去逛商场,会女朋友,晚上终归还是要回家来的,还是要等待一个不回家的人的。如果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你不想念我,我不想念你,你不在乎我,我不在乎你,那还叫爱情吗?那还叫婚姻吗?那还不如干干脆脆一个人,还少做一个人的饭,跑回老家去还不怕人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憧憬美好的爱情、美好的婚姻。

  (28)

  对杨红来说,最痛苦的不是等待一个不回家的人,而是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人。知道他不回家了,还等他干什么呢?她等待的是一个肯定会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的人。这就有点象听见楼上的人“咚”地脱了一只鞋,但没听见第二只鞋掉下来一样,不听见那一声就没法安心入睡。

  所以每次周宁来向杨红告假,说想出去玩一会时,杨红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周宁出发之前一般还是没有很大的野心的,也知道杨红不喜欢他出去玩,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计划做得很保守:“十一点?你说呢?如果十一点太晚了,十点四十五也行。”有时甚至自不量力地夸口:“他们今天已经有了四个角了,不差人,我就是去看一眼,马上就回来。”

  但麻坛风云谁能预测?你一去就会发现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三缺一,自不待言,你肯定跑不了,不打也要打,救场如救火。你赢了,不能走,别人等着让你把血放出来;你输了,更不能走,你自己想把钱赢回来。如果真的有了四个角,也没什么,因为过一会大半会有一个角的老婆跑来,把他拉回去。加上周宁牌风好,输了不抵赖,赢了不夸耀,牌技也了得,所以他去了,多半会有人叫某个雏站起来让位。

  杨红还不知道周宁打牌是带彩的,知道了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周宁从来没向杨红要过钱。刚开始也是不带彩的,只每人发几张扑克牌,净面的算一点,花面的算十点,记个输赢,带点刺激。后来大家都觉得只有老家伙才打这种“卫生麻将”,不带彩打得不过瘾,所以就开始带点小彩,一分,几分的,是个意思。

  周宁是身无分文的,开始还扭捏了一下,说,我没钱,我让你们打吧。但马上就有人双拳一抱,拱个手,说:小周不能走,本人愿意贷款,先借你二十大洋,赢了再还。於是,周宁就拿了这笔贷款,开始下注。周宁的小聪明到麻将桌上才真正体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投入了整个身心,总之,是先天聪明加上后天勤奋,周宁一路打来,基本是赢多输少,至少是还了那二十块,还有了一点本金。实在输光了,再向人贷款,赢了再还。周宁的牌技也日趋成熟,直向炉火纯青挺进,麻将拿在手里一摸,不用看,就知道是四筒还是四万。

  在周宁定下的回家时间之前,杨红觉得心情还不那么难受,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放在那里,知道在此之前周宁是不会回来的,所以也不作指望。无所谓希望,就无所谓失望,杨红还能做点事,看看电视,跟对面的毛姐拉拉家常。但如果过了时间周宁还没有回来,杨红就开始坐立不安了。她当然不是担心周宁出事,在楼下打麻将能出什么事呢?除非是打晕了头,抓起麻将砸了自己的脚。

  杨红不安的是周宁许下了诺言,却没有兑现,而这象征着什么呢?在周宁看来,什么也不象征,只不过是打牌打忘记了。但在杨红看来,这象征着周宁撒了谎,撒谎就象征着周宁是一个撒谎的人,一个撒谎的人就会一步一个谎,这就象征着她没法相信他了,同时也象征着他以前也撒过谎,那他以前说过的“我爱你”,真实成分就要打折扣了。他以后说的话,也不能不叫你起疑心了。

  杨红躺在床上,心里有伤心也有愤怒,想跑到牌场去把周宁叫回来,又不愿弄得满城风雨,让人笑话;想干脆不管了,自己睡自己的,又睡不着。常常都是辗转反侧,流泪流到半夜。等周宁回来,杨红责问他撒谎的事,周宁少不得把那些逼良为赌的人责备一通,咬定自己是食言而不是撒谎,并振振有辞地说:撒谎是说话时就已经存心欺骗,食言是说话时是真诚的,但事后无法实践自己的诺言。杨红被他这样一辩,也觉得周宁还没有达到撒谎的程度,应该算是食言,后悔刚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周宁又信口来几句周氏格言,最后打出他的求和王牌:做爱。杨红倒不稀罕这个,不过怕他疼,又听周宁说过,男人感到最丢面子的就是向老婆求欢被老婆拒绝,心想拒绝了他会搞得两人几天不说话,还不如顺水推舟,由他去做。

  周宁回来了,杨红也就睡得着了。周宁看到杨红象个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怀里睡了,心里就有几分爱怜:女人哪,就是心口不一,想要做就说嘛,何必绕那么大个弯,曲线救国曲得真是可以,连周某都被曲糊涂了,结果把自己也弄得这么伤心,何必呢?早说了,这爱早就做了。虽然做了爱再去打麻将可能手气不好,但为了老婆大人,这点牺牲还是可以承受的。

  食言的次数多了,杨红也看出周宁食言如食饭,是每日的功课,不食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也不把他的豪言当回事,不管周宁许愿几点回来,杨红只当周宁今夜不回来了,不用等了,反而安下心来,睡得着了。

  有时周宁打麻将打到太晚,回来后麻坛风云还在胸中激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知道自己有个怪毛病,如果刚躺下去的那一会睡不着,后面就很难睡着。而夜晚睡不好,第二天就无精打彩,格外难受,打麻将就肯定输。男人都知道做爱是最好的安眠药,扑腾一番之后,想不睡都由不得你。所以周宁躺一会,还睡不着,就顾不上杨红已经睡了,一把搂住就开工,常常是刚把杨红做得睡意全消就全面竣工了。周宁知道做爱只是短效安眠药,不抓紧时间进入睡眠,就马上失效了,所以如果杨红这时来问几句话,周宁就很不耐烦,说:“快睡吧,讲一会话,我又睡不着了。”

  而杨红这时已全醒了,躺在那里生气:拿我当什么呢?一味药?身体疼的时候当止痛药吃,睡不着的时候当安眠药吃。其它时候就拿我当厨师,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吃饱了就跑出去了。拿这个家当免费旅馆,要睡觉了就回来睡觉,睡醒了就不见了。跟对面毛姐家的鸡有什么两样?鸡还知道恋家,天一黑就回笼了,不会打扰毛姐睡觉。

  (29)

  杨红已到了需要反省为什么会跟周宁走到一起的时候了。旁观者可能早就在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旁观者一眼就看出杨红和周宁是两种不同的人,根本不该走到一起,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如果走到一起迟早会出问题。但当事人因为身处其中,常常有种被一股旋风裹挟、身不由己、无暇思考的感觉,一般要等到被旋风掼倒在地,屁股摔疼了,才有心情思考这个问题。

  被热恋的旋风裹挟的女孩一般只会痴人说梦般地谢天谢地谢命运,总之是谢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轻唤一声:命运啊,感谢你,为我造出这么好的一个人。男孩呢,虽然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但说俏皮话的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可能私下说一句:未来的岳父大人啊,感谢你于某年某月的某一夜,与我未来的岳母翻云复雨,造出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妙人儿。虽然男孩的感叹比女孩的感叹更接近事实,但女孩听了肯定会大发脾气。

  这都不算是反思“为什么会走到一起”,这些只回答了一个问题:“我的爱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而没有说清你们两个是怎么会从亿万男女中,选出一小撮候选人,又从一小撮候选人中,不选别人,偏偏选了彼此。人们一想到人海是茫茫的,过客是匆匆的,每每就会生出一点惊叹:这样大的基数,这样小的概率,我们两个竟然会走到一起,如果不用“缘分”两个字,又还有哪个字可以模棱两可、无所不包到这等程度?

  中国人一般是不会对“缘分”这个词钻牛角尖的,因为“缘分”据说原是佛教的用词,而中国文化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佛教讲究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能言传的东西是不够博大精深的,想言传的人是悟不出佛祖的真意的。一定要解释,也只能是长篇大论,举例子,打比方,也只可传达一点点皮毛。只有那些不是生长于中国文化之中的人,才会打破沙锅问(纹)到底,自不量力地想在他本族语中找一个对等词。

  有学中文的美国学生看到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缘分”,不知道如何翻译,便去问他的中国老师。老师面有难色,说这个词很难翻译,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摸爬滚打过了才能真正理解。但美国学生知道自己不可能到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去“touch,crawl,rollandbeat”,再加上美国文化是“guiltyculture”而不是“shameculture”,美国人最怕的是在上帝面前不好交代,而不是怕在别人面前丢面子,所以暗想,上帝大约也不会因为我把一个中国词译错了而不让我上天堂,便敢想敢干,根据自己已掌握的中文词汇,大胆地翻译成“apeshit",拿去问老师。老师刚一看时想捧腹大笑,指出译文比该学生上次将“吃东西”译成“eateastandwest"错得还远,继而想起自己那些曾经算得上“缘分”的东西今日已有了shit的感觉,便笑不出,反而觉得学生译得高妙。美国学生得了老师的肯定,带着自己对“缘分”的理解再读中国文学,往往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学有了另一番认识,很为自己没有到中国文化里“touch,crawl,rollandbeat”就能理解这个词而沾沾自喜。

  有时人们确实宁可用美国学生的翻译来形容自己的那段“缘分”。当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反思已经有了一点兴师问罪的成分,要追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落到这步田地。所以,人们一般都有了另一种感叹,推卸责任的会说:他当初骗了我!能一分为二看问题的人会说: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

  杨红在反思自己同周宁的爱情史时,对“缘分”已经没有感激涕零、磕头如捣蒜的感觉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过。她觉得自己同周宁走到一起的原因,真个是一言难尽,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不能简单的说是周宁骗了他,或说是自己瞎了眼,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只能说是“时势造爱情”,或者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的用语,是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在同周宁建立恋爱关系以前,杨红也有过不少追求者。不过那时候的追求,多数只是求外人来通个心曲,说“某某想跟你好,你看行不行。”也有不通过第三方,亲自来追求的,不过一般都会弄得非常鬼鬼祟祟,事先就把消踪灭迹的方法想好了,不写信,不送东西,不让外人看见,一被拒绝,撒脚就逃,觉悟低的还对人说是你追了他。有时只是旁人看着两人般配,好心帮个忙,这种情况最危险,因为你一不小心,露出口风,说自己对那人有意思,万一那人对你没意思,那就惨了。介绍人两边一问,发现只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不仅不会再帮下去,还会把你的单相思传扬出去,叫你从此在人们心中变成个花痴。

  杨红上大学时,她那个班三十多人,只有六个女生,她那个系的女生不超过六十人,与男生的比例是大大失调。如果要搞内部分配、内部消化或者强行摊派的话,差不多每一个女生平均可以摊到六、七个追求者。

  杨红脸生得很秀气,眼睛不是双眼皮,但鼻梁高且直,属於照头部特写时眼睛不够有神,照全身照时轮廓分明、亭亭玉立,照集体照时鹤立鸡群、艳压群芳的一类。身材用周宁的话说是“高胸,细腰,大屁股”。周宁当然是在婚后才敢对杨红这样说,如果结婚前说了,杨红肯定觉得受了侮辱,觉得周宁没注意到她心灵的美,说不定两人就吹了。就是结婚后,杨红也对“屁股大”一句很反感:不能换个文雅点的词吗?再说我的屁股算大吗?

  那时候讲的是心灵美,追求外表美的人都被看作是浅薄的人,甚至是下流的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是追求外在美的,往往落得个不好的下场。那时的中国人,对文字是极敬畏的,“书上说的,还有错吗?”。所以许多女孩,都以为男人爱女人是因为她们心灵美,都在心灵美上很下功夫。“腰细”还可以接受,“大屁股”简直就是骂人,“高胸”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有保守一点的,还恨不得抠偻着背,把胸藏起来。但男人看女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三围,周宁能看到的,想必其它男人也能看到,所以想跟杨红谈恋爱的人不少,托人介绍的有七、八个,只不过嘴里都说是因为杨红人好,也就是心灵美了。

  杨红这个人,爱情小说看得不多,浪漫主义情结倒很坚固,可以称为“先天性浪漫主义”,或者“朴素浪漫主义”,就是称为“原始浪漫主义”也不算过分。由於有原始浪漫主义情结,杨红被人介绍撮合时就老觉得“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多半都以“学业太忙”“年龄太小”为理由拒绝了。

  (30)

  杨红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什么人追求她,或者没追求到她认为当得起“追求”这个词的程度。追求嘛,顾名思义,就是要追要求。追,就是要有一点对方仓惶逃窜,我方穷追猛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的味道。如果对方等在那里,就用不着追了。求,就是要恳求,拒绝,再恳求,再拒绝,再低三下四地求,再心高气傲地拒绝,再低六下八地求…,直到对方不再拒绝或者自己心灰意冷为止。

  一拍即合不是追求,因为你一开口,女孩就同意了,何来“追”?何来“求”?一打即逃也不是追求,一点挫折都经不起,只能说明爱之不深。如果你真的爱了,你还顾得上她爱不爱你?有没有男朋友?拒绝你多少次?爱入膏肓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何况面子乎?何况道德乎?所以追求是要追到死打烂缠的地步才算追出了境界的,当然这个死打烂缠不好听,有“纠缠”的味道,换做“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对追求者来说比较公平一点,对被追求者来说也显得高雅一点。但其实质是一样的,用什么词只是反映说话人对你的追求持什么态度。说你是痴心不改的,是喜欢你死打烂缠的人;说你死打烂缠的,是不喜欢你痴心不改的人。

  但杨红的那些追求者呢,就缺乏这样一种穷追猛打、低三下四的精神,他们太绅士,太自爱,太文质彬彬,太温良恭俭让,追她的时候就让她感到他们只不过象老师要找一个留下来做清洁的人一样,手里拿着一个事先列好的名单,点一个,说:愿不愿意跟我谈恋爱?如果被点的人说:愿意。那后面的名就不用再点了,就说声:“那好,走,我们谈恋爱去”,就去了。如果被点名的人说:“不愿意”,点名的人也不伤心,也不追问,也不纠缠,自顾自地就点下一个名去了,搞得刚才被点名的人不认为自己被追求过了,反倒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或者被冷落了。

  如果这样理解“追求”和“纠缠,那杨红这一生中,对她追求得最紧的要算那些到学生宿舍来用鸡蛋换粮票的鸡蛋贩子了。

  那时候还作兴用粮票,每个人一个月三十来斤,用不完可以存起来,等那些换鸡蛋的小贩来了,同他换了鸡蛋,在电炉上做了改善生活。那些人都象是一个象征派大师教出来的一样,喊起来是一个腔调:“粮—票—换————–鸡蛋!”前两个字是一定要字正腔圆,以象徵粮票的正统性,毕竟粮票乃国家所发放。中间这个“换”字咧,当然要拖得长,影射讨价还价的过程是漫长而坚苦卓绝的。这最后两个字一定是短促、高亢而又平滑,好像一个光滑的鸡蛋一下子滚了出来。

  那些换鸡蛋的人是见人就追的。如果杨红从水房出来不幸被一个鸡蛋贩子看见,那人就会象马路求爱者一样,眼睛一亮,尾随而来,盯得你背上发热,以为自己貌若天仙。

  “姑娘,换不换鸡蛋?”

  如果你不啃声,夺路而逃,他会追上来,宣讲他的鸡蛋的新鲜,鸡蛋的营养价值,吃鸡蛋的好处,不吃鸡蛋的坏处,鸡蛋对人类历史的贡献,鸡蛋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你把他的话当真,你会以为共产主义到现在还没实现就是因为自己没换他的鸡蛋。

  如果你不明就理,不幸竟问了一句:“换几个?”那他就象得了进中南海的派司一样,气壮如牛,仿佛直接就要去见毛主席。他就紧跟着你,向你“三个?五个?四个?”地不停发问。你如果不肯换,他还会颇不耐烦地问:“那你说几个呢?”他可以缠着你几十分钟,叫你明天的考试泡汤。杨红每次都不得不把守门的张黑头搬出来恐吓那些小贩:“再不走,我报告张黑头了!”

  那小贩听了这话,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戏了,但仍会如屡遭拒绝但仍然情深深意绵绵的追求者一样,走到走廊尽头,还回过头来,拼尽全力,哀怨地叫一声“粮—票—换————鸡蛋!”

  如果不管他喊的内容,只听声音,那真算得上回肠荡气,撕心裂肺了。

  (31)

  杨红一生中唯一的一个追求者,是她高中时的同学。杨红觉得他算是一个追求者,不是因为他达到了穷追猛打的地步,而是因为其他人更算不上追求,至少这一个还是自发找上门来、不是托人传话的,而且还写过情书。

  这个高中同学也叫杨红,班主任为了区分他们,就叫他们“男生杨红”,“女生杨红”。刚开始,杨红还有点恨班主任,觉得给她起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搞得大家老拿她取笑,叫她“小日本鬼子”。后来看到隔壁班上那两个叫“刘东”的人的命运,就对自己的班主任感激涕零,没叫自己“杨红2”已是功德无量了。

  那两个刘东都是男的,名字不能用性别来区分,隔壁那个班主任又是教数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就叫他们“刘东1”,“刘东2”。也许班主任这样取名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用意,但那两个刘东就象中了魔法一样,被名字主宰了命运。刘东1在班上就老是第1名,而刘东2就一直是倒数第2名。

  “男生杨红”和“女生杨红”似乎没受改名的影响,男生依然是男生,女生依然是女生。两个人成绩不相上下,有时“男生杨红”在“女生杨红”前,有时“女生杨红”在“男生杨红”前。那时“女生杨红”一心一意要赶超“男生杨红”,心情之切,差不多要向上天祷告,让“男生杨红”病倒个十天半月的。好在后来两人都保送上了大学,去了不同的学校。“男生杨红”去了机械工学院,“女生杨红”去了H大,从此不再竞争。

  上大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男生杨红”写来一封信,收信人那一栏,没有名字,落款也是含含糊糊的写着“与你同名的人”,信中都是讲些自己那边学校的情况。杨红接了信,看到落款,知道是“男生杨红”写的,心里希望是情书,因为自从不用与他竞争,杨红对他还生出了几份好感。但那信写得那么公事公办的,你也搞不懂他是不是有那份情。杨红很在意女孩儿的那份矜持,但也不想把他吓跑,毕竟是第一个写信给她的男生,就也含含糊糊地回了一信,也不写称呼,落款也是“与你同名的人”。

  他们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各自写了十几封信,把自己学校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都写遍了,就是没写一个“爱”或“情”字。最后还是“男生杨红”沉不住气了,写来一封信:“总是听你说你们校园美,还没见过,想这个星期天来看看,可以吗?”

  杨红看了信好笑:说的好像是来看我的学校而不是看我一样,学校又不是我的,你来看还用得着我同意?当然她不会这样说,这样说就把这个宝贵的追求者吓跑了。杨红就回信说你过来看吧,我带你去转转。

  真的要见面了,杨红免不了设想一下会面的结果。如果他提出来跟她谈恋爱,同不同意呢?“男生杨红”真的是很不错,但还没令她有“就是他”的感觉,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遇到更不错的人。

  杨红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对她提出的问题,都是单项选择题,而那些个选择都是一次性的,给了你,你不选,就过期作废了。所有的选择又不是一下就给你,而是一个一个地给。A选择来了,你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是要还是不要。你要了,A可能是错的,其后果你要终生承担,后面的选择你却再无权过目;你不要,A可能是对的,但A不会再来了,你只能在剩下的错误选择中挑选一个。

  当“女生杨红”走去会“男生杨红”的时候,还在想:命运啊,可不可以把我今生所有的追求者全部一次性地拿到我眼前来让我看看?我比较了,鉴别了,选定一个,就终生不变,也终生不悔。

  “女生杨红”见到“男生杨红”的时候,觉得他没有自己印象当中那么英俊,可能印象是错的,也可能他长变了一些。不管怎么说,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一个男生单独在一起,心跳得有点快。

  两个在H大四处走走,说些“这棵树好高啊”之类的话,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三个小时。杨红想,他是不是就是来看看H大的啊?走这么半天也只说些鸡毛蒜皮,不关痛痒的话。最后走到人工湖边,杨红在一个石头凳上坐下,摆出个“参观结束,言归正传”的架式。“男生杨红”就在她对面的一个石头凳上坐下。两个人就象比耐心一样,都不说话。杨红觉得这时才真正理解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男生杨红”可能是不想在沉默中灭亡,终於结结巴巴地说:“我读高中时就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杨红松了口气,总算打破沉默了,不会灭亡了,但她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人,再说,一帆风顺的爱情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想设一个小小的考验,看“男生杨红”能不能更追求一点。杨红就有点调皮地说:“你也叫杨红,我也叫杨红,那以后—”。她没有说完下半句,因为她也不知道下半句是什么。她希望“男生杨红”能轻而易举地跨过这个“障碍”,本来嘛,一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呢?再说,自己也没说名字相同有什么不对。

  杨红正在考虑就这一个考验够不够,就见“男生杨红”局促不安地站起来,神色慌张地说:“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既然你也有这个担心,那就算了吧。”不等杨红回话,他丢下一句“我会把你的信寄还给你的,也请你把我的信寄还给我”就飞也似地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