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亡潮”
1962年5月，是《明报》最重要的转折点。“五月逃亡潮”（或称“五月人潮”）改变了这张报纸和金庸的命运。
1959年到1962年内地发生大饥荒，广东靠近香港，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老百姓来说，偷渡来港自然成为他们的活路。1957年六七月就发生过一次“大逃港”，最高峰时每月有几千人偷渡，但与1962年相比，这个规模根本算不得什么。这次“大逃港”到5月达到高潮，每天都有几千人涌入香港，不仅有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乃至外省的。主政广东的陶铸一度下令把边关的岗哨撤了，从5月5日到5月22日，人潮涌动，纷纷涌入香港，最多时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9月才全面收缩。保守估计逃出人数不少于20万人。①
①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82，183、197、199页。
香港这块弹丸之地，1961年5月30日的人口统计已超过313万，交通、住房、医疗、饮水等方面压力都相当大。突如其来的逃亡潮席卷香港，港督柏立基束手无策。“即捕即解”只是仓促应对之策，堵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流依然潮水般涌来，警察只能将他们堵在深圳河边的梧桐山一带。
报纸以报道新闻为天职，面对“逃亡潮”这样全社会关心的大新闻，怎么能保持沉默？在政治上坚持中立，竭力不左不右、不抱成见的《明报》，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也不愿多惹是非，一直没有登载，只是5月8日以“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为题，在头条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难民被集体遣返内地，送行亲友临风涕泣、哀声动地的新闻。港英当局声明，5月最初的十一天中因非法入境被捕的就有上万人。
困在梧桐山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港英当局一筹莫展。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再安于做一张娱乐性的报纸。“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的编辑不断地问：‘登不登这消息？’每个记者都在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①
金庸出身于《大公报》，深知左派对付异己的态度，内心顾虑多多，知道会得罪许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将来，左派会借故进攻，什么帽子都会送来，甚至以后一生的日子都很不平安。面对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他的内心在挣扎，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大篇幅地如实报道，发表成千成万同胞的苦难。从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明报》头版连日都是有关“逃亡潮”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5月13日，他发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评，指出这样大的“逃亡潮”，是由于“连续三年来内地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逃亡潮”令香港当局很感头痛，内地当局想必也感到头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亲友。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①《敬请指教和答复》十一，《明报》1964年12月8日。
5月14日刊出的《边境采访记》报道，“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当天，查良镛安排龙国云等记者前往梧桐山一带采访，由于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许多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吃树皮、木菌，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生平不会哭的龙国云，每天都睁着双眼流泪。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陈非（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大字标题非常醒目。另有一篇《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慈母背婴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俱无人加以援手。他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与此相呼应：
……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也都是从内地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标题，震撼人心。有人说，这是查良镛开始受读者注意，与读者拉近距离的一篇社评。《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5月21日、22日，他发表社评《协助警方，共渡难关》《请勿加重警方困难》，23日他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
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面对“逃亡潮”，查良镛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查良镛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当时，《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都在大力报道“逃亡潮”，但对难民的实际救助远不如《明报》。《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出现希望的转机，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让所有的大报黯然失色，几乎一夜之间就让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销量在2万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5月份平均日发行量31068份①，当年下半年突破4万份。
二、“自由谈”副刊
从这时起，《明报》加强了对内地新闻的报道。查良镛不讳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报》对内地批评的意见增加了，态度也变得比较尖锐。《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自由谈”副刊的开辟成为这一转型的重要标志。
1962年6月8日，“逃亡潮”后不久，《明报》刊登“自由谈”征稿启事：
本报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谈”副刊，内容自由之极，自国家大事、本港兴革、赛马电影，以至饮食男女、吸烟跳舞，无所不谈。……《明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自由谈”副刊由本报总编辑亲自处理来稿，保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对任何读者均极端尊重。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08页。
“自由谈”的名称是查良镛与潘粤生、董千里一起议定的。6月17日，“自由谈”正式问世，发刊词指出它追溯《申报》“自由谈”副刊传统，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园地。“自由谈”以刊登关心内地的杂文、随感为主，大量的读者来稿都有在内地亲身经历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讽香港左派报纸的“车大炮”（指吹牛浮夸），对粮食“放卫星”等假大空新闻不但大字套红标题，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图片，甚至有特派记者亲睹，结果老百姓饿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间，查良镛以“华小民”的笔名为“自由谈”写了《天灾的好处》《民食不足是谁之过》等历史随笔，借古讽今，直指当下。
他在“自由谈”上与曹聚仁发生过小小的笔战。曹是资深记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备受“礼遇”，在香港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无视“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反而以一连串“数字”大夸内地的建设成就。也曾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查良镛，此时已转而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性主义。他说，曹先生从不信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则是从信到不信，他们两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个什么地方有过交叉点。①
与纯粹娱乐性的副刊不同，“自由谈”谈王实味，谈陈寅恪，谈《红楼梦》等，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气息。
“自由谈”以浓厚的书生色彩，深受知识分子尤其那些离乡背井、从内地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喜欢。②本来每周只出一期，因大受读者欢迎，从7月14日起就变成一周两期，每周逢三、六刊出。1963年1月11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笔名投稿“自由谈”：“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内地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鲠在喉中的由衷之言。”①
①参考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②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12、118页。
金庸在1963年3月10日的《明报》社评说，“本报创办‘自由谈’副刊，目的就是诉诸读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请读者们不要受任何宣传所蒙蔽，不要凭一时冲动而轻下判断”。《明报》从面向小市民的休闲报纸，转变为知识分子报纸，“自由谈”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成为整个《明报》的报训不是偶然的。
三、社评初露锋芒
查良镛有长期编副刊的经验，他最初只想办一份副刊性的报纸，但那种只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并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自由谈”寄托了他的某些理想。他毕竟受过转向前的老《大公报》熏陶，“文人论政”的梦潜伏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
《明报》初创，他每隔两三天才写一篇社评，从1959年底起，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三五百字，但“观点平平”，影响力无法与他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进入1962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写社评，他在5月13日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令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
“逃亡潮”使查良镛的社评浮出水面。8月31日他在社评中批评北京支持阿尔及尔新政府，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这个决定让香港人反感。内地粮食不足，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回内地，但内地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送粮九千吨，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港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9月18日，距离“逃亡潮”不到三个月，成千上万饥饿的同胞涌来香港的情景如在眼前，他发表《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社评，当时传来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消息，他说不如分给老百姓吃了为妙。9月22日，他的《“预卜有大秋”》社评从陈毅9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体诗说起——
①转引自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土地全公有、吃大锅饭、全部集体化的政策优越，我们对这种解释不表同意。
大陆农村经济有所好转，那是农民自留地增加……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的结果。……“人民公社好”口头上说说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死硬到底，坚持人民公社的生产办法，那就“预卜有大冬”了……
9月23日，查良镛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评中继续说：
听说大陆今年农业生产比去年好，港人感到高兴。中国经过了这三年来的惨痛教训，大概已不得不认识到：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然而，“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现在农民有自留地了，鸡鸭可以自养了，尽管仍旧要农民在公社地里劳动，农民当作是不得不付出的“捐税”，那是可以忍耐的。
这些社评得罪了左派的老朋友，日后都将成为他的“罪状”。
内地针对头脑中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良镛认为强行洗脑的做法根本违反人的自由，1963年3月24日，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军队在手，政权在握，实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异己分子造反。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想，为了追求一个‘未必在中国一定行得通’的目标，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当然，他的社评也有对内地的肯定，1963年12月5日，他的社评《顶硬上还债，人穷志不穷》说，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的外债约一百亿港币左右，“中共在经济最困难的年月中，咬紧牙关还了苏联的欠债，那可说是‘人穷志不穷’了”。
四、“裤子与核子”
金庸在《大公报》系统工作近十年，虽不满其“左”的方针而离开，但终究是有感情的。他自办《明报》坚持中立的原则，《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最初对《明报》不仅没有敌意，而且将其看作是朋友的报纸。《明报》头版的许多社会性特稿，都由左派报纸的记者、编辑提供，创刊号头条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译文就是《大公报》编辑潘思勉翻译的。《明报》记者出去采访，也常常搭左派报纸的车。
1960年2月，台北警察查禁武侠小说，其中有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大公报》19日作了报道，21日发表评论《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署名“迎侠”），为他们鸣不平：“何况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的）‘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大公报》为武侠小说辩护无非是借题发挥，出发点是政治性的，但说明他们对他这位昔日的同人还是友好的。从1955年到1960年，金庸几乎年年都应邀为《新晚报》报庆撰文庆贺。《明报》经济困难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动要提供白报纸。金庸为保持《明报》的独立性，婉言谢绝。《明报》初创的三年，他之所以不断表明中立的立场，也是要摆脱左派阵营的影响。
“逃亡潮”后，《明报》支持港府遣返难民，批评内地，引起《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不满，但矛盾的公开化要等到一年多后。
1963年，《明报》平均日发行5万多份，已经稳定。7月3日，从德辅道中搬到湾仔谢斐道399号，共租用四层，包括二楼、三楼、四楼及地下一层。地下是机房，二楼是排字房，三楼是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和员工食堂。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北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这年1月21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赤色巨龙将有核子牙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挖苦中国如果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得穿。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驳斥这一嘲弄，表示不管中国有多穷，“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①日本各大报纸报道了“宁无裤子，也要核子”，全世界各大传媒纷纷转载，“核裤论”引起广泛关注。向来反对制造核武器的金庸，10月30日在《明报》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
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决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如此不留情面，尖锐地批评内地还是第一次。此论一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汇报》《新晚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左派报纸群起而攻之。10月31日，《文汇报》在“编余漫笔”发表评论《怕中国有？是什么人！》，不点名地指责他，“一望而知这是毒蛇嘴里的玫瑰”，“那决不是好人”，“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同一天，他的老同事羊朱在《新晚报》的“夕夕谈”发表评论《裤子固要，核子也要》。左派报刊虽然给他加了许多罪名，如“不是中国人”“其心可诛”等，但这次还算客气，并没有点名。
面对左派报纸阵营的围攻，《明报》孤军应战，但金庸没有低头，左派的围攻反而成全了他，他的社评读者与日俱增，《明报》的日发行量不断攀升。他在10月31日、11月1日继续发表社评《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31日，副刊上还发表三苏的《有核无裤、无核有裤与核裤皆无论》。11月2日，他发表社评《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重申自创刊《明报》以来，一贯反对核试验，主张全面、坚决、彻底、干净地销毁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立场。
①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11—112页。
“纵然无裤也要核论”……我们对这句话深感愤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极为不利。我们还认为，陈毅的话根本不通。中共要制造核弹，未必要牺牲人民的裤子，即使要减少一些裤子，也决不至于全国人民都无裤子。如果真的如陈毅所云，“全国人民没有裤子”，我们相信核弹决计造不出来。
奇怪的是，左派报纸暂时偃旗息鼓，不再反击了。
五、笔战《大公报》
1963年，金庸成为国际新闻协会（ipi）的会员。这是世界性的新闻工作者组织，经常有机会到各国参加活动。1964年1月，他以《明报》记者身份应邀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报人座谈会。4月，他再次赴日，参加国际新闻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他发现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高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到外相大平正芳对《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时为日本新闻协会会长的本田态度恭敬得很，本田却潇洒自在，并没觉得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
他参观日销日报420万份、晚报280万份的《朝日新闻》，报社有几十架印报机，报纸一出来，就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现代化的报纸运作方式。日本三大报的记者外出采访可以坐各自报社的飞机。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体会最深的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政府绝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①
1964年，《明报》从日出对开一大张扩充为对开两大张，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格。自转型为知识分子报纸后，经常会接到读者来信，反对他们以大量篇幅刊载马经、狗经以及无聊小说。10月12日，金庸在社评中回应：
①《金庸散文集》，279—281页。
每封读者来信我们都很重视，也很感谢。但我们真诚地以为，政治与学术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是很严肃的东西，但在人的生活之中，娱乐决不是不重要的。……本报在各方面的缺点很多很多……然而“注重娱乐”，我们以为这并不是缺点……同时也决不能不注重正经严肃的事物。
金庸景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人类有前途吗？》，抨击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他译为中文，在《明报》连载。当年9月底，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宣布中国将于近期举行核试验，但何日何时，北京方面严加保密，美方也一无所知。10月1日，金庸在《中共核爆应在下午举行》社评中指出：
我们相信中共造成原子弹的日子已不在远。鲁斯克所以提前宣布，目的是减少这个新闻的耸人听闻性，以削弱中共在这件事上所企图获得的宣传与心理效果。……因此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正是深夜，仪器中查到之时，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
他对时间的预测不久就得到证实，10月1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功爆炸，引爆时间是下午三时。10月18日，他在《明报》重登10月1日的社评，表示预测准确。此时，他感到十分为难。他一贯反对核试验，如跟着左派报纸说那是中国人的光荣，有悖良心。沉默原是个聪明的办法，既可不得罪人，也不违背良心。但到10月20日，他还是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社评，“我们不赞成中共制造核弹，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但我们赞成中共政府16日这个声明。他们主张彻底销毁核弹，大家保证不使用核弹，这是对人类前途有利的意见”。23日、24日，他接连发表社评《核弹是一种罪恶》《赞成全面毁灭核弹》，“觉得我们社评中的意见，没有改动的必要”。正好这时，10月22日，《明报》港闻版刊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电影《血手印》宣传广告，有“血手出现，兵燹可消”等词句，因漏印“广告”二字，被《大公报》抓住把柄，指责“血手淋淋，妖言凿凿”。
10月25日，《香港商报》发表社评《也谈核弹》，指控“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状，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从这一天起，《大公报》发表《略揭最恶毒反华的的画皮》《主笔的罪恶》《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这些人头上》等文章，指名道姓攻击金庸和《明报》，不仅翻出了“核裤论”的老账，还从1959年以来他的近两千篇社评中找出大量的“毛病”，称他“下流反华”“恶毒反华”，是香港报界“反华宣称最敏感的动物”，指责他“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明报》的人不是未到过中国（内地），他在内地的亲戚绝不会是光着屁股的，这样大做裤子文章，岂不太卑劣了吗？……
这本来是他的反华妖术之一，就是不管来源是否可靠，只要得到一点捕风捉影之词，立刻加油添醋，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
《略揭最恶毒反华的的画皮》说：
让我们在这里给它做一次义务宣传：《明报》者，一张进行恶毒反华的报纸是也。
……在这一块中立的画皮下，它的法很多，它常常走私夹带，在一个看来没有关联的问题上，它会塞进一点私货。……当《明报》向你嘻嘻哈哈的时候，冷不防一支暗箭就会射过来，或者在被它认为要害的地方点你一点，叫你防不胜防。
10月27日，金庸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社评中作出回应：“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我们的批评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坚持有批评的权利。”结果引来更凌厉的炮火。
《大公报》和《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联合出击，向金庸和《明报》展开新一轮的围攻，这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布置的。老同事陈凡以“张恨奴”笔名写的长文《的妖畜和妖术》（10月28日、29日）、《再谈的妖言和妖术》（11月1日）分三次刊登，最具攻击性。遥想当年，陈凡曾为他的《书剑恩仇录》题词：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
他们同在《大公报》副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没想到，昔日的同事、同道，如今却因政治观点而势成水火。“十年萍散”，真是一词成谶。“当时并辔……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不仅各有各的人生际遇，而且反目成仇。①
11月13日，《明报》“自由谈”副刊发表《略揭凡块“画皮”》，指出《大公报》的说法幼稚得可以了。从11月26日起，金庸在《明报》发起反击，直到12月22日，在二十六天中他以“《明报》编辑部”名义，每天在头版或二版头条位置发表《敬请指教和答复》系列长文，就“劳民”与“扰民”、人民公社，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要不要民主自由、“修正主义”，“一切归功于党”、“核子与裤子”，“试验核弹是不是罪恶”、“批评左派便是‘反华’”、“马列主义就是‘华’吗”等一系列问题，向《大公报》发起连珠炮一般的还击。
陈凡批刘金庸的武侠小说，“思想内容大都是反正义、反爱国的”。他反唇相讥，说自己的小说“写得差，内容也很无聊，荒诞不经，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其中四篇就登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
金庸请《大公报》指教的第七个问题是“要不要民主自由”：“我们赞扬民主自由，认为每个普通百姓应当各有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尊严，贵报认为这样说就是贩毒，是不是要每个人都永远听党的话，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自由，每个报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歌德派’的积极分子，那便戒了毒？”
要不要收回俄占地？他质问《大公报》：
①《海光文艺》1966年第3期，13页。
到底应不应该主张收回我国被俄国强占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方英里的土地？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全力主张收回？在什么情况之下应当完全置之脑后？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苏联老大哥万岁而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自私主义”？
要不要援助外国？他质问《大公报》：
缅甸三十万华侨生活上正陷入空前的困难和痛苦，这是不是事实？贵报为什么对这事完全不予报道和评论？我们要求中共替华侨出头，为什么是恶毒反华？我们要求中共不要援外而照顾本国同胞生活，为什么是恶毒反华？从什么时候起古巴、缅甸等外国变成了“华”，而中国同胞反而不是“华”？
他在7月14日曾发表过一篇社评《不援同胞援异族》。
12月22日，他发表《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指出：“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我们这些文字写得很匆促，一定有不够周详的地方，必须引用康利上尉的一句话：‘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敬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同一天，《明报》在头版刊登《谨向读者致谢及道歉》，感谢许多读者来信支持、鼓励，还有许多读者给“自由谈”投稿，对这场笔战提出不少意见，大部分都热诚爱护《明报》，向对方据理力争，因无法一一登出，《明报》表示诚恳的歉意。
当金庸全面出击时，《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没有大举反击，是因为受到北京高层的阻止。“五家左报的爱国热情很可贵，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人，所以开战不久就受到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批评，陈毅也告诫爱国报纸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陈毅还说过一句话：“《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①金庸对陈毅也心生好感，“文革”时陈毅挨红卫兵批斗，他在社评中赞扬陈为“核裤论”做过说明。1972年1月12日，他在陈毅去世后的社评中称许陈“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再次提及“核裤论”不过是一个比喻。
①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12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31页。
在香港市民眼里，《明报》与左派报纸的笔战如同一幕精彩的大戏，大大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热切地追看报纸，就像看武侠小说连载一般。有人以不无调侃的口吻说，《明报》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大公报》的帮忙，如果不是这场笔战，《明报》是不是能成为大报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话未必完全准确，却道出了一个实情。这也是商业社会的特定现象。有人为了炒作报纸，提高发行量，有意向其他报纸寻衅，打笔仗，这在报业史上并不鲜见。
金庸和《明报》成为这场笔战的大赢家，《大公报》做了《明报》的义务宣传员，有读者来信说，本来是《大公报》的长期读者，以往从来不看《明报》，因为笔战才有了兴趣。金庸感谢《大公报》替《明报》做了义务广告，介绍了不少读者，使《明报》近来销量大增，发行量从笔战前平均日销62075份，12月10日达到70516份，1965年1月达到73254份①，跃居《文汇报》《大公报》之上，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经常卖到断市。作为商人，他开始日进斗金。
六、《天龙八部》
《倚天屠龙记》连载了两年多，到1963年9月2日结束时，《明报》已在香港报界站住脚，发行量、报格都大大提升了。9月3日，《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和《南洋商报》同时连载。
经过“逃亡潮”事件、“核裤论”风波，《明报》不仅以武侠小说招徕市民读者，而且以社评和“自由谈”副刊吸引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逐渐成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大报。但金庸并没有放弃武侠小说的写作，即使在与《大公报》笔战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下。
有读者记得，一天早上，渡海时遇到一位老朋友，对方照例买了早报在船上看，坐下来正谈得投机，那位朋友拿起《明报》，立即打开，竟一言不发，完全不再理会他，全神贯注地看上面连载的《天龙八部》。他本人以后也成为追读者。①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32页。
《天龙八部》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线索复杂，其中贯穿着两条主线，即人类对权力的贪婪和对爱情的痴迷。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导致了武林的血雨腥风。为了早已失去的王权，慕容家族不惜挑起江湖杀戮，“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也是为了争夺失去的王权，丁春秋、天山童姥、鸠摩智一样为建立武林霸权而厮杀……权力是多么诱人的东西，古往今来，无数人不惜为此流血遍野。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段正淳风流成性、到处留情，他的儿子段誉却是段延庆所生。康敏对乔峰的刻骨仇恨仅是因为他对她的美貌视而不见。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反目成仇无非是为无涯子到底爱谁，其实无涯子另有所爱。段誉对权力、武功毫无兴趣，一心追求爱情，一连串的偶然性，使他练成了“六脉神剑”“凌波微步”，并继承了大理国王位。四大皆空的小和尚虚竹阴错阳差，不仅成为西夏驸马，而且得到逍遥派神功，成了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灵鹫宫主人。一心追求王权的慕容复什么也没有得到，他醉心于权力，不顾一切想恢复慕容家族百年前的大燕王朝，为此放弃了表妹王语嫣纯洁无瑕的真挚爱情，践踏了包不同、风波恶等人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兄弟情义，他的心中只有王朝的美梦。对权力的痴迷，终于导致众叛亲离，从名满江湖的翩翩公子变成一个疯子，端坐土坟，纸冠俨然。王霸雄图、血海深仇终究要归尘土，荣华富贵也终将如浮云般飘逝。此时在金庸心目中，爱情、友情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无疑要比帝王的权杖更加重要。
《天龙八部》前后写了四年，正是金庸与自己出身的左派报纸阵营交恶、发生笔战时，昔日的同伴与他断绝交往，甚至恶毒咒骂，恩恩怨怨一言难尽，所谓正、邪之争如同他当时面临的左右对立，他遭遇过与乔峰相似的困境。第十九章《虽万千人吾往矣》乔峰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与旧日丐帮兄弟干杯断义，随后生死搏杀——
乔峰端起一碗酒来，说道：“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证见。”……丐帮的旧人饮酒绝交已毕，其余帮会门派中的英豪，一一过来和他对饮。
①《明报》“自由谈”1969年5月17日。
对他相当了解的梁羽生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金庸不同意这个看法，在《一个“讲故事人”》中婉转地表示，这个批评完全错了。但他笔下的武侠世界，确乎与他自身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相对应，在人物的遭遇、痛苦中折射出了他经历的曲折心路。现实中的风雨，无意中流露在每日连载的武侠小说中。①
在《神雕侠侣》之前，他笔下的主角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等都是一望而知的正派人物，基本上走的是正、邪不两立的传统路子。之后，正、邪就没有那么截然分明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比郭靖复杂丰富得多，他有陈家洛等书生剑士型的细腻情感及敏捷思想，而没有他们的优柔寡断及幼稚天真”（吴霭仪语）。乔峰豪饮干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的气势，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的悲壮，曾让多少人为之倾倒。乔峰是金庸笔下英雄中的英雄，在他身上，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英雄的美德。他的爱深沉、专一，没有山盟海誓，但永远信守如初；他的恨刻骨铭心，一刻也不敢忘记。他是契丹人，却是汉族人抚养成人的。因为他的血统，他无法见容于汉家武林，但他又逼辽帝不能在有生之年侵犯宋界，背弃了自己的民族。这样一个豪气冲天、视金钱权势如粪土的英雄却受命运的捉弄而走投无路，最终免不了折箭自杀的结局。乔峰的死，作者和读者一样万念俱灰。现实是多么严酷，怎么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也免不了一死。②
七、《连城诀》
为扩大《明报》销路，他们效法《星岛日报》，星期天加送一份彩色大型画报。沈宝新找东南亚的《南洋商报》合作，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地一起发行，取名为《东南亚周刊》，知识性与娱乐性并重，有图片，有漫画，报道软性时事，也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开本很大，彩色精印，16页。从1964年1月12日起，每逢星期日随《明报》赠送，不另收费。金庸的《素心剑》（后来改名为《连城诀》）从第一天起就在这上面连载。
①参考严晓星《对金庸生平研究的几点思考》，《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高之岩《香港文学的一枝奇葩——金庸的武侠小说》，《太原日报》1997年7月7日。
这是从金庸埋藏心底的一个儿时故事发展出来的。他家有个叫和生的长工，是个残疾的驼子，小时他发现爸爸妈妈对和生很客气，从来不差和生做什么事，只是让他在家扫地、抹尘，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堂。遇到下雪、下雨的日子，和生总是抱着他上学，是他记忆中一个很亲切的老人。和生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结果他被一家财主诬陷为贼，下到狱中，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父亲、母亲都气死了，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有一天和生在街上撞到财主少爷，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将那财主少爷刺了个重伤。和生也不逃。正好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做丹阳知县，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和生的冤屈，十分同情，不过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查文清辞官时，索性悄悄将和生带回家来。和生当然不是真名。
《连城诀》的故事本身未脱武侠小说的秘籍、宝藏之类的俗套，但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主角狄云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和生的影子，狄云和师妹戚芳的悲剧，丁典与凌霜华的惨死以及“铃剑双侠”的分手，三对青年男女不同的遭遇，写出了人间爱情的脆弱、命运的无定，狄云等“素心人”在世间遭遇的尽是悲剧。为了“连城诀”，三个徒弟不惜联手杀死师父，三人之间又展开长期的明争暗斗。为了“连城诀”，道貌岸然的翰林、知府凌退思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和生命。最后在宝藏面前，形形色色的人都像发了疯一般，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和贪婪的一面。
《连城诀》写成以后，金庸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他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基督山伯爵》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虽不是故意抄袭，但无意中多多少少受了大仲马的影响。“但全书已经写好，再作重大修改未免辛苦，何况丁典的爱情既高尚又深刻，自具风格，非《基督山伯爵》的法利亚神父所能有。即使在我自己所写的各个爱情故事中，丁典与凌霜华的情史，两人的性格，也都是卓荦不凡，算是第一流的。要舍弃这段情节实在可惜。”①
八、倪匡代笔
写武侠小说的连载很辛苦，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特别是他要到国外旅行，要么先写好几段留下来，要么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拼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②
1965年金庸先后去过埃及、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等地。这年5月，他应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会议，并计划顺便在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好好休息一下。为了支撑《明报》，他已多年没有放过长假了。此时，《天龙八部》在《明报》连载了一年半，每天一段，从没间断，总不能先停下来吧，于是金庸想到请人代笔。但此时整部小说复杂的线索都已展开，结构、人物关系千头万绪，找人代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想到了“因文字而成为知己好友”的倪匡，不过倪匡会不会答应他心里没底。
早在1963年，《倚天屠龙记》连载结束以后，东南亚一带读者反应热烈，新加坡一个报纸想请金庸续写《倚天屠龙记》，他没有时间，就推荐了倪匡。三人相约在一家酒店见面，他正式提出请倪匡续写《倚天屠龙记》，“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纸编辑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以胜任”。新加坡来的编辑也说：“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倪匡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声，几乎飘飘欲仙”，除了大口喝酒，半晌无语，然后神情严肃地说：“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写他的小说，真的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续写之事就此作罢。
这次金庸找到倪匡，首先强调是“代写”不是“续写”，请他“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只管写你自己的”。总之不让倪匡有推辞的机会。当时他的另一个文字之交董千里（项庄）也在场，他接着对倪匡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深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倪匡答应了，金庸放心出门。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3、194页。
②《金庸散文集》，237页。
1965年金庸（前排左一）在土耳其
1967年金庸（前排右二）在日内瓦
在英国伯明翰，金庸在一家中国馆子天桥饭店请一批各国同业吃饭，饭店侍者都是从香港新界来的，其中三人在港是《明报》读者，听说他代表《明报》来开会，大为兴奋。到了伦敦，周榆瑞带他去东星酒楼饮茶，主人是《明报》读者，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在爱丁堡的青龙酒家，老板王胜既要订《明报》，也要订《武侠与历史》，并千万拜托金庸回香港一定要代他去看看父亲。
《天龙八部》的连载有倪匡代笔，但社评只能停写了，金庸在欧洲不断寄回“旅游寄简”，从6月到7月，署名“金庸”刊登在社评位置的，有《饮茶与中国饭店》《贝鲁特的国立大赌场》《伦敦的几个宴会》《周榆瑞在伦敦》《在莎士比亚故乡》《新界青年在英国》等。在莎士比亚的木屋，他忽然想到英国人对莎翁如此尊崇，而我们的《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等伟大的戏剧正在惨遭清算，不禁黯然。
倪匡自称，代写《天龙八部》，虽然“战战兢兢”，“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但金庸既然说可以自由发挥，他就写了一段基本上独立的故事，只是他不喜欢阿紫这个人物，就把她的眼睛写瞎了。金庸回港，已知道他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一见面就望着他，倪匡不无歉意地说：“你临走时叫我不要弄死人嘛，我是弄伤了，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嘛。”①
倪匡代写的部分有四万多字，等《天龙八部》出单行本时，金庸征得他的同意删去了。倪匡崇拜金庸，替金庸代笔是他引以为豪、沾沾自喜的一件事，他写过一副对联：
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②
①《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7页。
②张彻（1922—2002），原名张易扬，浙江宁波人，香港著名导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侠片的象征性人物，影片《独臂刀》开创票房过百万的纪录。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龙八部》连载了近三年。由于连载的时间跨度太长，出场人物有数百个，情节错综复杂，每天写一段，仅年龄、时间就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也有人批评结构松散，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美国华裔学者陈世骧酷爱此书，两次写信给金庸，称誉“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以陈氏之学术地位，从文学批评高度对此书所作的评价，自然令以“讲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宠若惊。另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夏济安也很推崇这部作品，陈世骧从日本路经香港，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吃饭时，特别告诉他一件事，夏济安有一天在书铺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画了四个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恶人”，就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托陈世骧转寄给他，陈随手放在杂物之中，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陈世骧、夏济安的赞许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说，“夏先生和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重大的作品出现”。①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