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邝姐姐相信自己具有阴眼。她看得到那些已经去世、现在住在阴间的鬼，那些鬼会从冥界来拜访她位于旧金山巴尔博亚街的厨房。
“利比—阿，”她对我说，“猜猜看昨天我看到谁了，猜猜看。”而我根本不必猜就知道她在谈的是某个死者了。
邝实际上只是我的半个姐姐，不过我可不想把这事到处加以宣扬，那将是一种侮辱，仿佛她从我们家里只得到了一半的爱。可把遗传记载摊开来说，也就这些：邝和我有着一个共同的父亲。她出生在中国，而我的兄弟凯文和汤米以及我，却是在我们的父亲——杰克·伊——移居到这儿并娶了我妈妈露易丝·肯菲尔德后，出生在旧金山的。
妈妈称她自己是“美国炙什锦——一些肥肥的、白白的、煎炸过的东西”。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莫斯科市，是那儿第一流的军乐队女指挥，还曾经因为种出过一个轮廓像杰米·杜兰特的变形马铃薯而获得过县里博览会的奖项。她告诉我，她曾梦想有一天会长得与众不同——苗条、洋气、高贵，就像在《美好的地球》里因扮演奥兰而获得奥斯卡奖的露丝·雷纳一样。当妈妈搬到旧金山来住而且又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后，她做了件稍逊于最佳的事：嫁给了我爸爸。妈妈觉得她在盎格鲁种族之外的婚嫁使得她成了一个自由党人，“在杰克和我相遇时，”她一直在告诉人们，“还有着禁止种族间通婚的法律呢，我们为爱情冲破了法律。”可她忘了提起这些法律并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实施过。
在邝十八岁以前，我们——包括我妈妈在内——还没人见过她。事实上，直到我们的父亲死于肾衰竭之前不久，妈妈甚至都不知道有邝的存在。父亲去世时我才不到四岁，但我依然还记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东倒西歪地向前挪着步子倒在他的臂弯里；在浅水池里摸索寻找他扔进去的硬币；还有他去世的那天，我在医院里看到了他，而听了他说的事则吓得我多年以后都不得安宁。
凯文也在那儿，他当时五岁。而汤米还只是个婴儿，所以他与我妈妈的亲戚贝蒂·杜普利——我们必须叫她贝蒂婶婶，她也是从爱达荷州迁居过来的——一起待在接待室里。我当时坐在一张硬塑椅子上，吃着我父亲从他的午餐托盘里拿给我的一碗草莓果冻；父亲则被撑高躺在床上，沉重地呼吸着。妈妈是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快活地忙乎着。我竭力想弄清楚有什么不对头。我所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父亲在低声说着什么，而妈妈则俯身贴近倾听着。她的嘴巴张得越来越大，接着她的脑袋猛地朝我扭过来，满脸都恐怖得变了形。我也被吓坏了：他怎么会知道的？父亲怎么会发现那天早晨我把我的乌龟或慢慢地戳着，或快速地戳着给冲下马桶去了的呢？我曾想看看它们没了龟甲会是个什么样，而弄到最后却是拉断了它们的头。
“你的女儿？”我听到妈妈在说，“把她带回来？”我确信他是在叫她把我带到那个禁闭处去，在我们的狗巴顿丝咬坏了沙发后他就是那么做的。在那以后，我所记得的就是一片混乱：果冻碗摔落到了地板上，妈妈瞠目瞪着一张照片，凯文抓过去哈哈笑起来，而后是我看到了这张小小的黑白快照，上面是一个有着一头乱发的瘦小孩子。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听到妈妈在叫喊：“奥利弗，别再争辩了，你现在必须离开。”而我则在哭叫着：“可我会听话的。”
在那以后不久，我母亲宣告说：“你爹离开我们了。”她也告诉我们她将把父亲的另一个女儿从中国带来住到我们家里。她没有说要把我送到那个禁闭处去，但我依然哭泣着，相信所有这一切之间都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旋转着被冲下马桶去的无头乌龟、弃我们而去的父亲、另一个很快就要来取代我的女孩儿。甚至在我见到邝之前我就被她吓坏了。
等我到了十岁，我知道了是我父亲的肾脏害死了他。妈妈说他生来就有四个而不是通常的两个肾脏，而且这四个肾脏还全是坏的。贝蒂婶婶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有一套说法。她从来不会没有说法，而且这些说法通常都是来源于像《世界新闻周刊）｝这类刊物。她说他原应是一对联体婴儿，但是在子宫里时，我父亲——较强壮的一个——吞食了较弱的另一个，并把额外的两只肾脏也攫为己用。“或许他也有两颗心脏、两个胃，谁知道呢。”贝蒂婶婶作出这样的说明时，《生活》杂志刚好在刊登有关来自俄国的联体婴儿的图片。我也看过同一个故事：两个女孩子，塔莎和莎莎，在臀部处相联。她俩美得令人心碎，真不该是畸形儿。这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大约在我学会分数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希望我们能把邝和那对联体婴儿交换一下呢，那样我就会有相当于一个整人的两个半体妹妹。我估计那时这地区所有的孩子就都会想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观看我们跳绳或玩“造房子”的游戏。
贝蒂婶婶也涉及了有关邝出生的故事。这故事不是令人心碎，却是使人困恼。在战争期间，她说，我的父亲是桂林的一个大学生。他经常到露天市场去，从一个名叫李晨的年轻女人那儿买活青蛙做菜吃。后来他娶了她；她于1944年生了他们的女儿邝，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瘦小孩子。
贝蒂婶婶对于这桩婚姻同样也有一套说法。“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你爹长得确是相貌堂堂。他受过大学教育，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和你妈妈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要娶一个小农女呢？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那就是原因。”而那时的我已长大到足以懂得没有办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不管是什么病症，总之，在1948年，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死于肺部疾病——或许是肺结核。我父亲去了香港以寻找工作，把邝留给他妻子的妹妹李彬彬照料。李彬彬住在一个名叫长鸣的小山村里。当然了，他送钱给她们维持生活——哪个父亲会不这样做呢？可是到了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大陆，我父亲不再可能为他五岁的女儿而回去了。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香港，去美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并忘怀了他身后那些悲哀的往事。十一年以后，当他在医院中濒临死亡时，他妻子的亡魂出现在他的床脚，“召回你的女儿，”她警告说，“否则死后就要受到报应！”那就是我父亲在临死前讲的故事——多年以后，贝蒂婶婶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回溯往事，我能够想象出我妈妈在初次听说这件事时势必会有的那种感受。另一个妻子？一个在中国的女儿？可我们是一个现代美国家庭，我们说的是英语；没错，我们是吃中国食物，但也是像每个人一样，吃的是外卖；我们住在德利市一幢具有农场风格的房子里；我父亲为政府的会计署工作；我母亲出席家长一教师协会的会议；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听我父亲谈论过中国的迷信呢，他们的行事也和中国的迷信刚好相反：他们做礼拜并买生命保险。
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仍不断地对大家说他曾是怎样对待她：“就像待中国的皇后一样。”她面对上帝和我父亲的坟墓作了各种各样悲伤欲绝的许诺。按照贝蒂婶婶的说法，我母亲在葬礼上发誓永远也不再结婚了，她发誓要教导我们这些孩子给伊家争光，她发誓要找到我父亲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邝，并把她带到美国来。
她仅仅信守了最后一个诺言。
我母亲一直因她的慈悲心肠——由季节性的自愿奉献冲动融合组成——而不得安宁。有一年夏天，她成了约克玩赏狗拯救行动的一个收养者，弄得家里至今仍是一股狗尿的臭味儿；有两个圣诞节期间，她在圣安东尼餐厅给无家可归者分发食物；而现在她与一个是她当前男友的人去了夏威夷。她散发过请援书，筹措过慈善资金，也在促进健康组织的委员会服务过。当此期间，她的热情是真诚的，可到了最终，情况总是这样：原有的热情消退下去了，于是她又关注起新的什么事情来。我猜测我母亲是把邝当作了一个她将会作上一年东道主的外国交换学生，一个中国的灰姑娘——她将会自立，而后拥有一种奇妙的美国生活。
在邝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妈妈带头营造着快乐的气氛，以使我和我的弟弟们能精神振奋地去欢迎一个姐姐进入我们的生活。汤米还太小，除了在妈妈说话时点头外什么也干不了。“又要有一个姐姐了，你们难道不激动吗？”凯文只是耸耸肩，表现出一副讨厌样。只有我像个狂热的新兵一样欢腾雀跃，这原因部分是因为我异常欣喜地得知邝不是来取代我，而是来加入我们家的。
虽说我是个孤独的孩子，可我本来还是宁愿要一只新的乌龟甚或是一个玩具娃娃，而不愿有个什么人来争夺我母亲那早已分派开来的注意力，迫使我去与之分享那已是菲薄如纪念品的母爱。在回想这一切时，我当然知道我母亲还是爱我的，但不是那么全心全意。每当我比较她花在别人——甚至是那些丝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身上的时间量时，我就会感到自己在她喜爱者的行列中是滑得越来越远，而且一路上还东碰西撞，摔得鼻青脸肿。在她的生活中，她总是有着大量的空闲去与男人约会或与她所谓的女朋友共进午餐，但对我，她却是难以信赖的。带我去看电影或游泳池游泳的许诺，轻易地就会被她以各种借口或忘却取消，或比这还糟：说过的事和说的意思会被她偷偷摸摸地改变：“我恨你那样撅嘴板脸的，奥利弗。”她有一次告诉我说，“我并没有保证我与你去游泳，我说的是我想去。”我怎能以我的要求去反驳她的意图呢？
我学会了对事情别太认真，并把我的希望贴上封签然后搁到难以企及的高架上。我告诉自己在那些希望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的，由此来避免深度失望的伤害。这种伤痛并不比打针时的快速刺痛更糟，然而想起这总会让我再次头疼起来。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孩子，我怎会知道我本该得到她更多的爱呢？是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感情储存呢？
所以，我当然是不想邝来作我的姐姐的。恰巧相反，这还正是我为什么要在妈妈面前极力显得高兴的原因。这是一种反向逻辑的曲解形式：如果希望永远不会实现，那么就希望你所不想要的东西。
妈妈说，一个大姐姐就是较大的一个我，又可爱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国人，而且能帮我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于是我想象的就不是一个姐姐，而是另一个我，一个年龄大一点儿的我——手舞足蹈，穿着轻柔合身的衣服，有着令人哀伤可又使人着迷的生活经历，就像是在《梦断城西》——这部片子我五岁时就看过——里饰演女主人公玛利亚的著名女明星纳塔莉·伍德，只不过这个纳塔莉·伍德眉梢是吊起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和母亲都是按着那些拿腔捏调地说话的女演员在塑造我们希望的模特儿。
有天晚上，母亲在把我塞进被子里之前，问我是不是要做祈祷。我知道做祈祷意味着说一些别人想听的好话，而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祈求上帝和耶稣能帮助我成为好孩子，接着我又说由于我妈妈一直都在念叨，我希望我的姐姐很快就会到来。当我说“阿门”时，我看到她满脸是泪，但又骄傲地笑着。就在我母亲的眼皮底下，我开始收集给邝的欢迎礼物：我的口蒂婶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围巾、我在圣诞节收到的香橙花科隆香水儿、腻牙的万圣节糖果，并把这些变质和发着怪味儿、东拼西凑的东西以一副可爱样儿放进妈妈标着“给奥利维亚的大姐姐”的箱子里。我深信由于自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好孩子，所以妈妈不久就会认识到我们并不需要另一个姐妹。
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兄弟们要找到邝是多么的困难。“在那些日子里，”她说，“你不能就这么写上一封信，贴上邮票，而后寄到长鸣去。我不得不闯过成堆的官样文章，填写数十份表格。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打破常规来帮助某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贝蒂婶婶认为我简直是在发疯！她对我说：‘你怎么能去收养一个几乎已经成年，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的女孩呢？她将无法分辨对与错或左与右。’”
书面工作并不是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必须克服的唯一障碍。在我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妈妈嫁给了鲍伯·拉贾尼。凯文现在称之为“在我们母亲与外国移居者的约会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那只是因为她以为拉贾尼是个墨西哥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妈妈随了鲍伯的姓，从而使得我的兄弟和我的姓名也以拉贾尼结束——当我嫁给了西蒙后，我是很高兴地把它改成了毕晓普。问题在于鲍伯首先就绝不愿邝来，而妈妈一般总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的。在他们离婚以后——那时我正读大学——妈妈告诉了我鲍伯是如何就在结婚之前对她施加压力以取消为邝搞的那些文件。我认为她曾打算这样做并把此事给忘了。但是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观察了你的祈祷，你看上去是那样的可爱和忧伤，祈求着上帝：‘请给我送来中国的姐姐吧。’”
邝来到这个国家时，我已大约六岁。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海关区域等待着邝。贝蒂婶婶也在那儿。我的母亲是既紧张又兴奋，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听着，孩子们，她可能会害羞，所以不要跳到她身上去……她会像竹竿一样的皮包骨头，所以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嘲笑她……”
当海关官员最终护送邝进入我们等待着的大厅时，贝蒂婶婶指着说：“那就是她，我告诉你们那就是她。”妈妈则摇着头。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奇怪的上了年纪的夫人，圆胖矮小，完全不像妈妈所刻画的那个饥肠辘辘的流浪儿童，或者像我心目中那个魅力四射的十多岁的姐姐。她穿着一件灰褐色的长袍，宽大的棕色脸孔两边垂着粗大的辫子。
邝压根儿就不害羞。她扔下她的包，挥动手臂大声喊叫着：“哈罗！哈罗！”她一边仍在呵呵大笑，一边蹦跳着尖声呼叫，就像我家的一条新狗在我们把它放出汽车房时的举动一样。这个全然陌生者一头倒进妈妈的怀抱，然后是父亲鲍伯的怀里。她抓住凯文和汤米的肩膀而后摇撼着。当看见了我时，她变得安静了，蹲到大厅的地板上，向我伸出了她的两只手臂。我拽拉着母亲的裙子，“那就是我的姐姐吗？”
妈妈说：“瞧，她有着和你父亲一样厚厚的黑发。”
我仍然还保存着贝蒂婶婶当时拍的照片：头发鬈曲的妈妈身穿一套马海毛服装，脸上闪着一抹古怪的笑容；我们的美籍意大利人、继父鲍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凯文和汤米戴着牛仔帽在做鬼脸；邝的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咧着嘴笑着；而我则穿着质地轻薄的聚会服装，手指头塞在正哭喊着的嘴里。
我在哭泣是因为就在拍照片之前那一片刻，邝给了我一件礼物。那是个草编的小笼子，她从她大衣宽大的袖子里抽拉出来，骄傲地递给了我。我把它凑到眼前，透过草编空隙窥视着里面。我见到的是一个六条腿的怪物：青草般绿色，长着锯齿样的嘴颚，突凸的眼睛，眉毛则是一条鞭子样的东西。我尖声叫了起来，飞快地扔掉了小笼子。
回到家，邝把那只关着已经失去了一条腿的蚱蜢的笼子挂在了那间从此开始我与她合用的卧室里。一等夜幕降临，那只蚱蜢就开始唧唧唧地鸣唱起来，声音响亮得就像是警告人们让开路的自行车铃声。
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对于妈妈来说，邝是个心灵手巧的保姆，甘心情愿、能干利落且不用花钱。在我母亲离开一个下午去美容厅或与她的女友去逛街之前，她会告诉我去粘着邝：“做个乖乖的小妹妹，给她解释任何她所不懂的东西，好吗？”于是每天放学后，邝就拴在了我身上，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等到了读一年级的时候，对于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和丢脸我已经是熟捻有余了。邝问了那么多笨拙的问题，以至于整个街区的孩子都认为她是来自于火星的人。她会说：“麦当劳是什么？”“泡泡糖是什么？”“这个突眼水手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一只眼睛没了？他是强盗吗？”甚至连凯文和汤米都笑了起来。
由于有邝的陪伴，我的母亲就能无忧无虑地延续着她与鲍伯的蜜月状态。当我的老师给妈妈打电话，说我在发烧时，是邝邝来到看护员的办公室把我带回家；当我在溜旱冰时摔跤后，是邝给我包扎的手肘；她给我梳辫子，为凯文、汤米和我准备午餐，还试着教我唱中国的儿歌；当我掉了一颗牙齿时，是她来安慰我；我洗澡时更是她来用洗澡布擦拭我的后背。
我本是应该对邝感恩戴德的：我总是能够依赖着她，而她最喜欢的也莫过于伴在我身边。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因为她替代了我母亲的位置而恨着她。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想要摆脱邝的那个日子。那是夏天，在她来后没几个月，邝、汤米以及我正坐在我家前门的草坪上，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凯文的两个朋友偷偷地溜到我们房子的边上，打开了喷淋浇水系统。我的兄弟和我都听到了喷淋浇头的喷吐声和水在管道里涌流的汩汩声，于是我们就在十几只喷头刚要喷洒出水来之前撒腿跑开了。然而邝却只是站在那儿，全身淋得湿漉漉的，一边还在惊奇刹那间居然会有那么多喷泉从地下喷发出来。凯文和他的朋友是哄笑着，我则叫道：“这样不好。”
然后凯文的朋友，一个时髦漂亮、所有的小女孩儿都会钟情的二年级学生对我说：“那个傻乎乎的中国佬是你的姐姐吗？嘿，奥利维哑，那是否意味着你也是个傻乎乎的中国佬？”
我是如此的气急败坏，以至于叫喊道：“她不是我的姐姐！我恨她！但愿她回中国去！”汤米后来把我所说的这些话告诉了鲍伯爸爸，鲍伯爸爸说：“露易丝，你最好管教一下你的女儿。”我母亲摇摇头，一副悲伤的样子，“奥利维娅，”她说，“我们从来不恨任何人。‘恨’是个可憎的字眼儿，就像伤害别人一样，它也会伤害你。”当然喽，这只是使得我更加恨邝了。
最糟糕的事情是与她一起合用我的卧室。在夜间，她喜欢拉开窗帘，让路灯的灯光倾注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并排着躺在两张配对的床上，在这“美丽的美国月亮”——就如她说的——下，邝会叽里咕噜地用中国话闲聊。我假装睡着了，而她则继续在说话；当我醒来时，她会仍然在唠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家里唯一一个懂中文者的原因。邝把中文传染给了我。在我睡觉时，我通过自己的毛孔吸收了她的语言。她把她的中国奥秘挤压进了我的大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不久，我甚至做起中国式的噩梦来了。
作为交换，邝也从我这儿学到了她的英语——按照我现在的看法，这也许就是她从未能说好英语的原因。我并不是一个热心的教师。有一次——当时我七岁——我还对她玩过一个卑劣的把戏。我们当时正躺在一片漆黑中的床上。
“利比—阿，”邝说。然后她用中文问道：“我们今天晚上吃的那美味的梨子，在美国怎么称呼？”
“巴弗①。”我说道，然后捂住自己的嘴巴，以免让她听到我的讥笑声。
①Barf，美国俚语，恶心、呕吐的意思。
她结结巴巴地念叨着这新的字音——“巴—厄—法，巴—厄—法”——然后说道，“哇，如此的美味怎么会有这样难听的名字。我从未吃过那么可口的水果，利比—阿，你真是个幸运的姑娘。要是我的母亲还活着该多好啊。”她可以从任何话题毫不间断地转到她过去生活的悲剧中去，而所有这一切她又都是用我们之间那种秘密的中国语言传递给我的。
另一次，我把情人节贺卡倒在我的床上挑拣着。她先在一旁观看，然后走过来，捡起一张卡片，问：“这是个什么形状？”
“这是颗心。它意味着爱。看，所有的卡片都有心。我必须给我们班里的每个男孩子一张卡片。但那并不真的意味着我爱所有的人。”
她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了下来。“利比—阿，”她说，“要是我的母亲没有死于心脏病该多好呵。”我叹着气，但没有朝她看。重复了一次后，她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你知道什么是心脏病吗？”
“是什么？”
“它使你的身体热乎起来，贴近你的家庭，然后把稻草屋顶吹掉，带你离开了。”
“哦”
“你知道，她不是死于肺病，不是诸如此类的病。”
然后邝告诉我父亲是如何因美梦连篇而无法自拔。他不能不去向往财富和一种轻松悠闲的生活，于是弄得丢魂失魄，从他们的生活中飘逝出去，并且慢慢地忘却了他所留下的妻子与婴儿。
“我这倒不是在说我们的父亲是个坏男人，”邝嗓子嘶哑地低语着，“不是那么回事，不过他的忠诚心确实不强。利比—阿，你知道什么是忠诚吗？”
“是什么？”
“就像这：如果你要求某人割掉他的一只手来救你不至于与屋顶一起被大风刮飞，他能立即割掉双手以显示他非常非常乐意这样做。”
“哦喔。”
“但是我们的父亲没有这样做，在我的母亲即将生另一个孩子时，他离开了我们。我不是在说谎，利比—阿，这是事实。当这一切发生时，我按中国的年龄计算法来算是四岁。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时我靠着我母亲躺着，搓揉她膨胀的肚子的情景。她的肚子就像个西瓜，有这么大。”
她尽可能远地伸出她的手臂，“然后她肚子里所有的水都喷涌出来，就像从她眼睛里涌出的眼泪一样，她是那么的悲伤。”邝的手臂突然垂落到她身体的两侧，“她肚子里的那个可怜而饥饿的婴儿在我母亲的心脏上吃出了一个洞，于是她们两个都死了。”
我确信邝的这些话里有些是用了比喻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还是把邝谈到的所有东西都看成了毫不夸张的事实：剁下的双手从一间没有屋顶的房子里飞出来；我的父亲漂浮在中国海上；那个小婴儿吮吸着他母亲的心脏。这意象变成了幻影。我就像个在观看恐怖影片的孩子一样，用手掌蒙住眼睛，通过掌间的缝隙焦急地凝视着。我是邝的心甘情愿的俘虏，而她则是我的保护者。
在结束她的故事时，邝总是说：“你是唯一的一个知情者。别告诉任何人。绝不，答应我，利比—阿？”
而我则总是摇摇头，接着又点点头，由于害怕和拥有一种特权而被迫对她忠诚不贰。
有一天晚上，我的眼帘早已因瞌睡而沉重如铅了，可她再次开始用中文嘟哝起来，“利比—阿，我必须告诉你某个被禁止传说的秘密。再要我继续恪守秘密真是叫人不堪重负。”
我打着哈欠，希望她能领悟这个暗示。
“我具有阴眼。”
“什么眼啊？”
“真的，我有阴眼，我能够看到阴间的人。”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吧，我来告诉你。但是首先你得答应我决不告诉任何人，绝不，答应我，啊？”
“好吧，我答应你。”
“阴间的人，就是那些早已死掉的人。”
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什么？你能看见死人？……你说的是鬼？”
“别告诉任何人，绝不，答应我，利比—阿？”
我屏住了呼吸，“这儿现在有鬼吗？”我悄声说。
“哦是的，很多。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
我猛地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叫他们走开。”我恳求道。
“别害怕，利比—阿。伸出头来吧，他们也是你的朋友。哦，你看，现在他们正在嘲笑你居然吓成了这副样子。”
我开始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邝叹了口气，以失望的口吻说道：“好吧，别再哭了，他们走了。”
关于那些鬼魂的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我最终从被子下面探出头来时，我看到邝笔直地坐着，全身洒满她那美国月亮的人造光芒，两眼注视着窗外，仿佛在观看她的来访者退回到黑夜中去。
第二天早晨，我跑到母亲那儿，做了我曾许诺绝不会去做的事：我把有关邝具有阴眼的事告诉了她。
由于现在已长大成人，我意识到了邝去精神病院并不是我的过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她自己招来的。那时的我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小孩。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不得不去告诉我母亲邝所说的一切。我觉得妈妈会要她停止这种胡说八道，但也仅此而已。可接着鲍伯爸爸发现了有关邝的鬼魂之事，并且勃然大怒。妈妈建议带她去老圣玛利亚教堂与牧师谈一下，但是鲍伯爸爸说不行，光忏悔还不够。他竟至于把邝送进了玛利亚援助中心的精神病院。
当我在随后的那个星期里去探访她时，邝悄声对我说：“利比—阿，我有些秘密，别去告诉任何人，啊？”随后她转而用中文说，“当那些医生和护士问我问题时，我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美国鬼魂一样——我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也不和他们说话。不久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我，那样他们就必须放我走了。”我至今还记得她视物的样子，那就像皇宫门口的狗石雕一样。
不幸的是，她对待医生的中国式沉默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医生们认为邝已患了紧张症。事情是因为他们那时还处在六十年代早期，医生们把邝的中国鬼魂诊断为严重的神经不正常，并给予她以电击治疗。治了一次，她说话了；治了两次，她哭喊起来，然后是接二连三的治疗。直至今日，我想起此事还觳觫不已。
第二次我在医院里看到她，她又对我吐露了秘密：“所有那些电玩意儿松弛了我的舌头，所以我再也无法保持像一条鱼那样的沉默了。我变成了一只乡下的鸭子，嘎嘎嘎地叫喊着，为阴间世界吹擂。随后四个恶鬼咆哮起来，‘你怎能说出我们的秘密？’他们给了我一个阴阳头——强迫我扯掉自己半边的头发。那就是护士剃掉我所有头发的原因。在我的半边脑袋变得像个西瓜一样光秃秃，另半边的头发像个椰子果之前，我无法停下来不去拔我的头发。那些鬼魂把我标识成双面人：一张脸是忠诚者的脸，一张脸是叛徒的脸。但是我不是个叛徒！看着我，利比—阿，我的脸显得忠诚吗？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所看到的情景使我害怕得几乎都无法动弹。她看上去仿佛是被人用手推的草坪刈割机剃了个平头，其糟糕之状就如同看到一只在大街上被车辆碾压过的动物，令人疑惑它曾经是只什么东西，不同的是我知道邝过去的头发是怎么样的。以前，邝的头发飘拂过腰；以前，我的手指倘祥在她那黑缎子般的发波中；以前，我会抓住她又长又密的头发，拽着它，就像拽着一头驴子的缰绳似地喊着：“快跑，邝，像驴那样叫！”
她拿过我的手，在她那砂纸似的头皮上搓擦着，一边轻声低语着她在中国的朋友和敌人。她没完没了地说着，仿佛电击治疗破坏了她上下颚的咬合肌，使她无法停止下来。我被吓坏了，惟恐会传染上她这样谈话的疯病。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邝从未为所发生的事儿责怪我。我确信她知道是我给她带来了这种麻烦。当她从玛利亚援助中心回家后，她把她的塑料身份手镯作为礼物给了我。她谈起主日学校的孩子们来到医院颂唱《沉寂的夜晚》，当一个老人大声喊着“闭嘴”时，他们如何尖叫起来。她告诉我那儿有些病人被鬼魂缠绕着，这些鬼魂不像她所熟悉的阴间好人，这真是遗憾。但她甚至连一次也未说过：“利比—阿，为什么你把我的秘密说了出去？”
然而使我记住这事的方式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此事的感觉：我背叛了她，而这正是使她头脑不清楚的原因。我相信电击治疗也是我的过错，电击把她所有的鬼魂都给放了出来。
那还是在三十余年以前的事，邝一直在哀伤：“我的头发是那样的黑亮，就像瀑布那样光洁，像游动的鳗鱼那样凉滑。现在你看看，所有那些电击治疗，就像把我持续地扔在贫瘠之家，过久地留在廉价品中。我头发所有那丰富的色泽——被耗竭尽了；所有的柔滑——皱曲起来了。我的头发现在只是些硬邦邦的铁丝儿，往我的大脑里透传着信息：不要再谈论阴间的事！他们对我这样做，哈，可我仍然没有改变。明白吗？我依然很强大。”
邝是对的。她的头发重新长出来时，显得短而硬，坚韧得就像英国小猎狗毛似的。当她梳发时，所有的发丝都会因强烈的静电而噼啪噼啪地直竖起来，就像电灯泡的灯丝烧毁时一样地噗噗响着。邝解释说：“所有那些医生硬搞进我大脑的电，现在在我的身体内就像马顺着跑道绕圈一样地奔流着。”她声称这就是她现在站在电视机三英尺之内就会使其嘶嘶作响的原因。她没有使用她的丈夫乔治给她的随身听；她不得不把收音机靠着她的大腿放置以便接地，否则的话，不管她调到什么电台，她所听到的都是“可怕的音乐：嘣啪啪，嘣啪啪”。她什么手表都不能戴。她曾收到过一只作为乒乓球赛奖品的电子表，在戴上这只表以后，表上的数字就开始像赌场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一样飞快地变化起来。两个小时以后，她的表不动了。“我得到了副好牌，”她向我们说，“八八八八八，幸运的数字，但确是只坏表。”
邝虽然没有受过技术训练，但她能在瞬息之间精确地指出一个电路中的出错之处，不管它是墙上的插座还是照相机的闪光灯。她曾这样检测过我的某些设备。要知道我是个专业摄影师，而她几乎都还操作不了傻瓜照相机呢，可是她却能够找出摄影机或电缆或电池组坏了的特等部分；后来，当我为拍摄萨克拉门托州的卡尔普里丝云的骚乱场面而把摄影器械船运到那儿去时，我发现她说得完全正确。我也看到过她就是把手指压在一只没电的无绳电话后背的充电接触点上，居然使电话短暂地接通了。她无法解释任何这种现象，我也一样不能解释。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亲眼见过她做这些事。
我觉得她的能力中最为神秘的一定是对病症的诊断。当她与陌生人握手时，不管他们是否曾经历过骨折，甚至是许多年以前就痊愈了的，她都能说得出来。她能在一瞬间就了解一个人是否患了关节炎、腱鞘炎、滑囊炎、坐骨神经痛——她对于肌肉与骨骼这些东西确实很在行——这些她称之为“烧骨”、“烫臂”、“酸关节”、“罗圈腿”的疾病。她说所有这些病都是由于同时吃热的和冷的东酉、扳指细数失意之事、过于频繁地因悔恨而摇头、或者把焦虑贮存在你的嘴颚和拳头之间而引起的。她不能当场就治好任何人，因为她并没有活动的卢尔德神龛①，但是许多人说她具有触之病愈的功能。在她工作的位于卡斯特罗社区的斯潘塞药店，她的顾客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来配药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同性恋男子——她称之为“单身汉”。因为她在那儿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所以她看到过某些长期顾客患上艾滋病并发作。当他们进来时，她会给予他们的肩膀一阵快速的按摩，与此同时又给予他们医学上的告诫：“你仍然在喝啤酒，吃辛辣的食物？一齐吃，在同一时间？哇！我告诉你什么啦？真是的！真是的！这样做你怎么会好呢？”——仿佛他们是被人数落、宠坏了的小孩子。一些她的顾客，即使他们能得到免费的家送，也每天都来。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当她把手放在你的伤痛之处时，你会觉得有一种刺痛感，仿佛有成干上百的小精灵在上窜下跳，然后就像是一股热水在你的血脉里涌流。你并没有被治愈，但是却感到焦虑消散了，情绪平静下来了，就像飘浮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①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因有会产生奇迹般治疗效果的罗马天主教神龛而闻名。
邝有一次告诉我，“在他们死后，这些阴间的单身汉仍然来探访我。他们叫我邝医生，当然喽，是开玩笑。”接着她会羞怯地再用英语说：“或许也是表示尊敬。你认为呢，利比—阿？”她总是那样问我：“你认为呢？”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谈论邝的超常能力。那将会使人们去关注我们早已知道的有关邝的古怪——即使按中国标准、按旧金山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她所说的许多东西和所做的许多事将会唤起大部分不赞成精神抑制药或者住在信徒农场的人对她的信奉。
但是我已不再认为我的姐姐是在发疯，或者即使她是发疯了，那也是全然无害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并不认真地看待她。她没有在人行道上单调地重复吟唱什么，就似那个在市场街尖声大叫“加利福尼亚注定要像一盘蛤肉样滑落到太平洋里去”的家伙一样。而且她也没有融入这个到处在牟取暴利的新世纪，你并不一定仅仅为了倾听她披露你上辈子出了什么差错而付她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她会免费告诉你，甚至你不问也罢。
邝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像别人一样，排着队伍，购买廉价商品，数叨在找头上占的便宜：“利比—阿，”她在这天早晨打来的电话里说，“昨天，我买了正出售的对折鞋子，凯威尔牌的。猜猜我少付了多少，你猜猜看。”
但邝是古怪的，这一点无法回避。偶尔它使我感到有趣，有时则使我激怒，但更多的是使我心神不定，甚至感到生气——不是对邝，而是对事情从来不会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感到生气。为什么我会有邝作我的姐姐？为什么她要找上我？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疑惑：如果邝以往更为正常些，在我和她之间的事情又会是怎样的呢。然而，谁将来说什么是正常的呢？也许在另一个国家里，邝倒会被认为是平平常常的呢。也许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香港或者台湾，她还会受到尊重呢。也许这世界上还有个地方，那儿人人都有个长着阴眼的姐姐呢。
邝现在已接近五十岁，而我则要整整年轻十二岁——不管什么时候有人客气地问起我们俩谁大时她就会骄傲地提起这一点。在别人面前，她喜欢捏着我的面颊提醒我：由于我抽烟以及喝大多的酒和咖啡——她所没有的坏习惯——我的皮肤正在起皱纹。她喜欢的口头禅是“不要上瘾，不必禁绝”。邝既不深沉也不敏锐，任何事情都是里外如一，一目了然的。其结果是没有人会猜测我们是姐妹。
凯文有一次开玩笑说，也许那些共产主义者揣测我们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给我们送来了错误的人选。听了这以后，我就幻想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说：“对不起，外国人，我们搞错了。”在那么多年里，邝从未融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每年拍的圣诞照片看起来就像那些孩子的拼板游戏，“这张照片出什么毛病啦？”每一年，邝都处于前排的中央，穿着色彩鲜艳的夏季服装，脑袋两边佩着塑料蝴蝶结发夹，傻乎乎地咧嘴笑着，嘴巴咧得都要撕开脸颊了。最终妈妈给她在一家中美餐馆找了个服务员助手的工作，邝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那儿提供的东西据说是中国食物。时间一点也没有使她美国化或者使她显示出她与我们的父亲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人们告诉我，在我父亲的孩子中，不管是容貌还是个性，我倒是最为像他的。“看看，奥利维娅能吃那么多却连一磅体重也没增加，”贝蒂婶婶总是这样说，“就像杰克一样。我母亲有一次说：“奥利维娅不遗余力地分析每一个细节，她具有她父亲的那种会计师的智力，怪不得会成为个摄影师。”这类议论使得我疑惑起来，不知到底有些什么东西通过我父亲的基因遗传给了我。我真的从他那儿继承了我那种阴郁的心境、那种把盐放在水果上的爱好、那种对微生物的憎恶吗？
反之，邝则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几乎还不到五英尺高，宛如一只瓷器店里的袖珍公牛。与她相关的每一件事都是高声大气和互不协调的。她会用青绿色的裤子来配紫色格子的夹克；她以粗哑的嗓音大声地与人说悄悄话，听起来仿佛得过中耳炎似的，而实际上却从未生过病；她给予健康告诫，推荐中草药，提供怎样修补从破碎的杯子到破裂的婚姻等一切东西的意见。她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中间插些在哪儿可找到廉价货的秘密消息。汤米有一次说，邝信仰言论自由、交往自由、免费洗车和加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邝的英语唯一的变化是她说话的速度。与此同时，邝却认为自己的英语棒极了。她经常去纠正她的丈夫，“不是stealed，”她会告诉乔治“是Stolened。”①
①在英语中，steal（偷窃）的时态变化形式分别为stole，stolen．故邝无疑是在以错纠错。
尽管我们俩有着所有那些显而易见的差别，邝却认为我和她非常相像。在她看来，把我们俩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根广大无边的中国脐带，这根脐带给了我们相同的遗传特征、个人动机、命运和运气。“我和利比—阿，”她告诉新相识说，“这儿是相同的。”而后她会拍拍我的脑袋，“都出生在猴年。哪个年龄大，你猜猜看？哪个大？”接着她就会把脸颊压在我的脸颊上。
我的名字奥利维娅，邝从来没能正确地发音。对于她来说，我始终是利比—阿，不是简简单单的利比，就像西红柿计一样；而是利比—阿，就像穆阿玛·卡达菲的那个国家似的。其结果则是，她的丈夫乔治·刘以及来自他的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儿子，还有这个家庭所有其他人也都叫我利比—阿。“阿”这部分特别惹我生气。在中文里它相当于说“嘿”，如“嘿，利比，到这儿来。”有一次我问邝，如果我向大家介绍她是“嘿，邝”，她会喜欢吗。她拍着我的手臂，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而后嗓门嘶哑地说：“我喜欢，我喜欢。”文化上的类同就那么些：永远永远都是利比—阿。
我这并不是在说我不喜欢邝。我怎能不爱我自己的姐姐呢。对于我来说，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母亲更像一个母亲。但是我却经常为自己不愿亲近她而感到不愉快。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的亲近是在说话方式上时。我们主要是通过历史，通过共享同一只壁橱、同一支牙膏、十二年来的每个早晨同样的谷类食物、在这同一个家庭里所有的例行公事和生存习惯来了解对方的一切的。我确实认为邝是可爱的，也是忠诚的，而且还是特别的忠心耿耿。如果有人说我的坏话，她甚至会去撕掉他的耳朵。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愿进一步亲近她，不像有些觉得她们是最好的朋友的姐妹那样。事实上，我并不像她所做的那样，与她共享一切。她会把她生活中最为隐秘的细枝末节之事也告诉我，像上个星期，她就把她丈夫的事讲给了我听。
“利比—阿，”她说，“我发现了一个痣，像我的鼻孔那么大，就在——你们把男人两条腿中间的东西称作什么，在中国我们叫它阴囊，圆圆的，满是皱纹，就像两颗核桃？”
“阴囊。”
“对，对，在阴囊上发现了很大的痣！现在每天——每一天，都必须检查乔治，他的阴囊，以确定那颗痣没有开始长大。”
对于邝来说，在家庭中是没有任何界限的。所有的事都可公开地进行令人讨厌和使人筋疲力尽的剖析——你在假期里花了多少钱啦，你的肤色出了什么岔子啦，为什么你看起来就像注定要遭到厄运的餐馆水槽里的鱼啦。接着她会疑惑我为什么不把她作为我社交生活有规律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她倒是邀请我每星期一次去吃饭，还有去每一个令人厌烦的家庭聚会——上个星期，是为乔治的婶婶举行的聚会，庆贺她在五十年后终于取得了美国公民权，诸如此类的事。邝认为只有出了重大的天灾人祸，我才可免于成行。她会着急地大声问：“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没什么事。”
“感到不舒服了？”
“没有。”
“需要我过来，给你带点桔子吗？我有多余的，价钱不错，一美元六磅。”
“真的，我很好。”
她就像一只孤苦无依的猫，在我的心头摩挲。我的整个一生中她都是这个样子：给我剥桔子皮儿、买糖果、赞美我的报告单并告诉我是多么的聪明，要比她能做到的更为聪明。然而我没做任何事去让她喜欢我。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拒绝和她一起玩。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朝她大喊大叫过，告诉她她妨碍了我。我都记不清自己为了避而不见对她撒了多少次谎。
与此同时，她总是把我的情感发作当成有益的劝戒、我无力的借口当成良好的意愿、我毫无生气的慈爱姿态当成忠诚的姐妹之情。而当我再也无法忍受时，我口无遮拦地痛斥她是疯了。在我来得及收回这些尖刻的词语之前，她拍拍我的手臂，微笑着而后大笑起来。她所受到的伤害立刻就自愈了，而我却永远地愧疚于心。
在近几个月里，邝变得更为令人讨厌了。通常在我第三次对某件事说“不”后，她就会放弃，现在她的心思仿佛凝定在自动倒带上了。当我没有被她激怒时，我会担心她可能又要发作精神病了。凯文说她可能正在经历更年期，但我能看得出情况比这要复杂。她的魔魇比往常更甚，有关鬼的话题说得越来越频繁了。几乎在每一次与我谈话时，她都要提起中国，提起她是多么地该在一切都未改变和时机太晚之前返回中国。至于是为什么太晚，她也搞不明白。
此外还有我的婚姻。她就是不能接受我和西蒙分手的现实。事实上，她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试图破坏我们的离婚。上个星期，我为凯文举行了一个生日晚会，邀请了我正在约会的那个家伙本·阿普菲尔鲍姆。当他告诉邝他作为一个有声音天赋的人在主持电台的商业广告节目时，她说：“啊，利比—阿，还有我，都具有摆脱棘手情势的天赋，也有随心所欲的巨大天赋。没错吧，利比—阿？”她蹙起眉毛，“你的丈夫，西蒙，我认为他是同意我的看法的，啊？”
“他即将是我的前夫，”然后我不得不向本解释说，“我们的离婚在从现在起的五个月后，十二月十五日，最终生效。”
“也许不会，也许不会。”邝说，接着掐着我的手臂哈哈大笑。她转脸向着本说：“你碰到过西蒙吗？”
本摇摇头，开始说道：“奥利维娅和我相遇在——”
“喔，非常漂亮，”邝啧啧地说。她圈起手掌围在嘴边吐露说：“西蒙看起来就像奥利维娅的孪生兄弟，半个中国人。”
“半个夏威夷人，”我说，“而且我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你的父母亲干什么工作的？”邝仔细地审视着本穿的开司米夹克。
“他们都退休了，住在密苏里。”本说。
“Misery①！呵！呵！”她看着我，“这大令人伤心了。”
①misery的意思是悲哀、悲伤，读音与密苏里相近。邝是故意以此讹音来胡搅蛮缠。
每次邝提起西蒙，我就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爆炸了，因为我恼怒万分，可又竭力想抑制住自己不尖叫起来。她认为由于是我提出离婚的，所以我可以撤回这个要求。
“为什么不能宽恕呢？”在聚会以后她说道，她正在拨弄着一簇兰花中枯萎的花枝。“固执己见加上怒不可遏，对于你是太糟糕了。”在我还来不及开口以前，她又改换方针了：“我觉得你对他仍然有着强烈的感情——呣，呣！非常、非常强的感情。呵——看！——看你的睑，那样红！这股爱的情感是从你的心灵深处涌流出来的，我说得对吗？你说，我对吗？”
她说话时我一直在翻动着邮件，在任何有着西蒙·毕晓普名字的信件上涂写“已搬走”。我从未和邝谈论过我和西蒙为什么会分手的原因，她不会理解的，那是太复杂了。没有一件事或者一次打架可以让我用手指着说：“那就是理由。”我们的破裂是众多事情的结果：一个错误的开始，不适当的时机抉择，年复一年、就像亲昵行为一样的思维习惯和沉默。在一起度过十七年，而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需要更多时，西蒙对生活的需要看来却更少了。没错，我是爱他的——过多的爱；而他也是爱我的，只是不够。我仅仅需要有一个认为我在他的生活中是头号重要的人，我再也不愿意接受情感的碎屑了。
但是邝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她不知道别人怎么能伤害你到无法补救的地步。她相信那些说对不起的人，属于那种天真、轻信的类型——相信电视广告上所说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瞧瞧她的屋子就行了：各种各样的小器具堆得到处都是——瑞士军用小刀、切片机和切块机、榨汁机和法式煎炸机，你说出品名，她就买来，因为“只限于1995年，现在定货，送货至午夜。”
“利比—阿，”邝今天在电话里说，“我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你，非常重要的消息。今天早晨，我与老鲁谈过了，我们决定：你和西蒙不要离婚。”
“真不错，”我说，“你们决定了。”我正在结算我的支票簿，一边加加减减，一边假装在听着。
“我和老鲁。你记得他的。”
“是乔治的堂兄。”邝的丈夫似乎与旧金山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亲属关系。
“不是一不是！老鲁不是堂兄。你怎能忘了？关于他我早已告诉你很多次了。老年人，秃脑袋，壮胳臂，壮腿，火爆脾气。有一次放纵脾气，也失去了脑袋，砍掉了。老鲁说——”
“等一下，是某个没有脑袋的人现在在教我该怎么处置我的婚姻吗？”
“嘿！脑袋一百多年以前就给砍掉了。现在看起来很好，没有问题。老鲁认为你、我、西蒙，我们三个去中国，一切就会好的。好吗，利比—阿？”
我叹了口气，“邝，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我手上的事情正做了一半。”
“老鲁说不能就只结算支票簿，看看你还留下了多少，也必须结算一下生活。”
邝究竟怎么会知道我正在结算我的支票簿的呢？
邝和我之间一直就是那样一种情形：一旦我不把她当回事，她就扔过来一个有力的反驳，吓得我魂不附体，使我再次成为她的俘虏。有她在周围，我永远不会拥有我自己的生活，她总会让我对她不敢稍有疏忽。
为什么我会一直是她珍爱的小妹妹？为什么她会感到我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最最重要者！为什么她要一次又一次地说，即使我们不是姐妹，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利比—阿，”她告诉我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不！我想喊叫，我什么也没干，也不会再说了。因为每一次她介入我的生活，她就把我所有的忤逆都转变成需要再补偿的爱意。我们都知道：她一直对我忠心耿耿，而终有一天我也不得不对她那样。
但是即使我剁掉双手，也无济于事。就像邝早已说过的，她永远也不会放弃我。某一天，狂风将怒号起来，她会抓紧一簇稻草屋顶，准备飞到阴界去。
“走吧！快点来！”她会压过暴风雨的呼啸悄声对我说，“但是别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利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