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喻在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过成了好日子
其实一个好机会到这时已经不好了，变成了一个坏机会。与其抓住一个坏机会，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输，认失败。现在的老几却连把马拴回去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解放军正吆喝着往这边走。老几的斜前方是糖厂的红影子。红影子朦胧在一大片黑刺丛后面。这就是他的逃生之路了。天色将暗不暗，上苍和大地那可怖的宽阔把人和物都压得扁扁的。青灰马上的老几就是这样扁扁的一人一骑，在年轻的军人眼前远去。
军人愣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青灰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老几骑着光荣退伍的青灰马一路逃去。他不是从饥荒里逃生去的。这年饥荒已经过去，饿死人的事从1962年就开始减少。连着两年，青稞收成都很好，犯人肿得明晃晃的大脸蛋都小下去，成了打皱的皮革。老几逃跑的这天早上，关于死人的故事都被说絮了。
随着甜菜汤上的油珠增多，大型的围猎减少了。猎物也都猎得差不多了。我祖父的回忆录记载了这种大型围猎场面，记得生动详尽，我从字面上都能看到被饥饿鞭策得勇敢残忍的人群。每年夏秋交接，围猎把犯人召出监狱，跟在上千的管教人员后面，和家属孩子一起，拉起一道八九十公里长的半圆形围猎线。无论犯人还是非犯人，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饭盒、大茶缸，一面用树棍敲打，一面齐声吼喊。围猎线在青海湖边收口，被围出来的动物绝望地跳进青海湖，不甘淹死，又跳回来。那些被大迁移留下的病弱老幼的黄羊、野马在青海湖里扑腾，一两丈高的浪白花花的。它们呛饱了咸水，明白水里也是绝境，便返身朝人群冲来。黄羊挺着头上的角，野马扬起前蹄，要和发出“呕呕”吼声的人类背水一战：和他们拼了。就在此刻，枪声响成一片。上千个管教干部击毙了不屈的牲畜，但总有一小部分撕开缜密的猎网逃出去。那都是牲畜里的最优秀分子，勇猛强悍矫健，它们可以跳得比人头还高，跑得比子弹还快，总是在踏伤或踏死一两个人类成员之后自由地远去。
我祖父看着它们远去，就像看着自己远去一样充满悲壮的感动。围猎结束后，犯人总是等着那顿羊肠子汤。说准确点，是羊肠子气味汤。
但那都过去了。连羊肠子气味也没份儿闻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因此，老几背向钢铁垃圾骑马逃去的时候，这些人和事正在被犯人们淡忘。老几不是在逃离饥荒。让老几做逃犯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祖母冯婉喻。婉喻的信一月一封，谈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她说得详尽极了，都是细节，当时2岁的我误把一颗话梅放进嘴里，酸出一张怎样的滑稽面孔，婉喻都用她娟秀的小楷一笔一划写给了丈夫。孩子们的成长他一点都没有错过。家里成员的生活也从来没落下过他。婉喻的信里，一半写现时，还有一半，是写过去。焉识、婉喻还有恩娘的过去，在婉喻那里都有完整的备份。看信的时候，陆焉识发现冯婉喻总是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婉喻在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过成了好日子。
婉喻总是在信上这样问，焉识，记得……吗？他想告诉她，他记得的，只是记得的和她记得的大相出入。但他从来没有在回信里这样告诉她。他还想告诉她，他们俩的过去，或美好或庸常，都是他们自己的，私密的，都不该给××信箱后面的眼睛去看。老几多次被赤身露体地搜身，但××信箱后面的眼睛让他觉得自己和婉喻更加赤身露体。
老几靠记忆把婉喻的信存档，按年月日编号，一封不漏地保留起来，然后就把实质的信纸烧毁。婉喻娇羞的字展露给××信箱后面的眼睛是无奈的，但绝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眼睛里；那都是些什么眼睛——看过凶杀和暴行，看惯了血污和粪土，满映着同伴多日不洗的污垢面孔和漆黑的鼻孔。
也许他的逃亡就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告诉婉喻，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要婉喻原谅，他最好的年华没有给她。他一定要婉喻原谅他对她的心不在焉，在她身边的他仅仅是一份面带微笑的在场。
老几刚刚跑出黑刺林子就听见后面的喊声。年轻军人倒仓嗓门叫完一声“啊！”之后，想起他该叫的来了：“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老几想，犯人来了十来个，军人不可能放了那十来个追他一个人。军人的枪举起了，62岁的老几觉得准星锁住了自己花白的脑勺。就在稀疏的花白卷发和薄薄的颅骨下，他那存有多部手稿和婉喻百封家信的记忆，此刻正在被准星锁定，任何千分之一秒，子弹都会使那些精彩记忆崩出，热乎乎地流淌到正在枯干发白的草地上。但老几还是决定跟子弹赌一局。“啪！”的一枪。老几身后的一截树梢飞出去。又是连续两枪，老几觉得现在是自己的脊梁在军人的准星里。
一个军人也骑上了马，朝老几追杀过来。老几对于马的那点学问可帮了他大忙。青灰马是正确选择。青灰马还有个好胜的性子，只要屁股后面有追的，它就觉得称心。青灰马和追来的黑马距离越扯越大。
此刻暮色一下子从草原四周的雪山卷来。另一个军人赶着十来个犯人组成了步兵追捕队。犯人们跑在前，解放军端着步枪跑在最后。饥荒毕竟刚刚过去，犯人们的身体亏空一时补不上。老几听见某个犯人发出哭腔，抱怨跑不动了。军人也出了哭腔，说跑不动就枪毙。老几听着自己62岁的胸腔轰轰作响，他知道自己随时会缺氧倒毙。他有什么选择吗？要是现在投降，军人一气之下是可以毙掉他的。毙掉了老几，婉喻怎么办？婉喻就听不到他的懊悔了。他一定要告诉婉喻，一个浪子的回头就要这么大的代价。
糖厂的红砖围墙出现在一个枯草坡后面。老几顺着围墙跑了一截子，他勒住缰绳，马放慢了速度。前半生的公子哥教养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他的下马非常漂亮精干。他在跳下马的同时给了马屁股恶狠狠的一巴掌，失去骑手的马继续向前跑去。
糖厂的红砖围墙有一米半高，墙头上的玻璃碴子怒指苍天，排得十分密集，老几没什么选择，只能任它们割进手心。破烂手套下面是多日积留的污垢以及十多年磨出的老茧，多少挡住一点玻璃的锋利。老几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墙头。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了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老几的反应终于跟上来：发黑的液体是糖浆。幸亏天冷，糖浆一出炉热度就散发了，不然老几一定已经熟了。也幸亏他的棉袄棉裤厚实，浓稠的糖浆一时还浸不透。
听觉越过轰隆的机器噪音，能听见枪声穿过糖厂，跟着跑去的青灰马远去。老几从糖浆池子里爬上来，浑身重得他一步也走不动。泡透糖浆的老几成了个铅灌的老几，迈着铅一样的步子，挪到一个角落。角落里堆放了许多破烂口袋，等着被缝补好了再去盛装原糖，老几就藏在口袋堆里。
骑马的军人还要花一点气力追上青灰马呢。即便追上，他也不一定会马上想到诡计多端的老几在糖厂就已经金蝉脱壳。
大约十分钟之后，老几听见糖厂的犯人换班了，有人朝棚子里走来。他赶紧挪着铅一般的步子，挪到院子里。院子乱七八糟，废机械，破机床，大捆的干甜菜，任何阴影都庞大宽阔，足够把老几拥入黑色的怀抱。
天完全黑下来。糖厂里日班已经换成了夜班。老几是蹲着躲藏的，等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几乎不可能：他下蹲的姿势已经随着灌满棉袄棉裤的糖浆凝固，被铸成了一个蹲着的糖人。他蹲着慢慢向一侧走，仅仅几步，所耗费的体力不亚于那场跟子弹的赛跑。但他不敢坐下，生怕一坐自己又成了一具坐姿的糖人。月光很好，老几在月光里看到了一根棍子，他开始往那里挪动。他终于移动到了棍子跟前。由于棉袄袖子把他的胳膊塑成了抱膝的姿势，他很难痛快地用棍子敲打棉袄关节处凝固的糖浆。他改变了策略，开始用棍子敲打棉袄前襟的纽扣。
一块块糖被敲下来，老几把它们塞进嘴里。一股股甜水流进他的胃，成了燃料。燃料把老几发动了，他一次次发力，终于把自己从糖衣棉袄里剥离。零下好几度的气温，多亏老几运动量巨大，也多亏有糖给他加油。大概十几分钟以后，老几把棉衣和棉裤关节部位的糖敲了下来。他摸了摸棉袄里子藏的东西。东西好好的，没有沾上糖浆。那是他最后的库存：46块9毛钱，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
月亮上到山顶的时候，老几僵硬地上了路。不能走大路，大路此刻正热闹，军人一个排一个连地到达，见什么都叫“站住！”老几连小路都躲开了。他就在荒草里开路，他照相般的记忆这时可是好使，还有他的知识，这些都避免他迷途。他不急不慌地走着，200公里行程，急不得的。
第二天他花了大半天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那块黑布和那团插着针的黑线。他把黑布缝在了棉袄脊背上。黑布不大不小，正好遮挡住“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成一双血手才大致完成缝缀。
这以后的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老几却破了例。他的破例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足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阳春一般。
身上的糖够老几三生吃的。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块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20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吃完雪鸡后，老几告别了东乡族老乡。老浪子心情不错，有个留学生时代的歌就在嗓子眼做痒，但他还是把它硬压回去了。老几算着，老浪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出现在婉喻面前。老浪子要好好地抱住婉喻，让婉喻知道这回是把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婉喻来抱的，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和心是特地为婉喻而动情的，仅仅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20多岁、30多岁、40多岁那些心猿意马的抱都不算，那都是尽职而已。甚至都不怎么尽职，时常敷衍，时常躲懒。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儿就要给他吃完的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走到身后去了。这天傍晚，他碰到一条浅溪，马饮水那样伏在溪里灌了一肚子，又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还留给大草漠。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老得爱不动了。
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蹒跚前进、几乎把他心里的方向走失的时候，我的祖母冯婉喻正从一辆电车上下来，往自己弄堂口走去。
我祖母并不知道我祖父劳改的地方在青海，××信箱就是陆焉识这个人的地址。一周前，中学的党委副书记找到她，把一张通缉令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一下子没搞清通缉令上的陌生人跟她有什么关系。戴上老花镜后，她又辨认了一会，才认出一点焉识的影子。她的人开始瑟缩，手抖起来，就像我太祖母冯仪芳的帕金森后期。她对党委副书记的所有要求都眨眼皮、点头。
我祖父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小村镇停下来。再往前就是西宁郊区了。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把心爱的婉喻害得多苦。党委副书记和冯婉喻谈话的口气很不客气，一口一个“敌属”。陆焉识在到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左右看看，没有熟人，便走近一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通缉令是专门要贴到冯婉喻住的这个弄堂来的，因为公安人员认为逃犯陆焉识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来了，弄堂里看熟了逃犯面孔的大人孩子就会认出他。婉喻暗暗巴望人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她的焉识。路灯下看，通缉令上是一张可怕的脸，呆滞木讷，所有理想希望早早死去了的一双眼睛。但每次看这张照片，冯婉喻的心就死一次：照片上真的是焉识，那张脸就是1933年被她从远洋轮上迎下来的卓然不群的脸。
这时冯婉喻又一次死心，从通缉令旁边慢慢走开。而陆焉识走进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