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实无足怪。但是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世界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这句话的意思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性欲的作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性欲文学，我是要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专述性交的状态象中国所有者直可称为独步于古今中外。我诚然浅学，未尝多读西洋的小说，尤起是专写性欲的小说见的很少，但是赤裸裸地描写性欲的西洋小说为世所称者，如莫泊桑（Maupassant）的《Bel－ami》（《漂亮朋友》）之类，其中虽有极碍目的篇章，（此已为译者所不愿照译），然而方之中国小说内的性欲描写，尚不免类于小巫见大巫。莫泊桑的《一生》中也有几段性欲描写岂不雅驯，然而总还在情理之中，不如中国的性欲描写出乎情理之外。左拉（Zola）的小说内尝说浪子荡妇喜观“黄皮书”，意即为淫书；可是朋友告诉我，法国秘密发售的低等淫书，亦未有象中国的淫书专述性交状态。莫泊桑有许多短篇，淫荡已极，但对于性交却还是虚写，不象中国小说之实写。故就实写性交，甚至绘声绘影，仪态万方，如中国小说之所有者，浅陋如我，实未于其他各民族的文学中见过；这便是我们谈到中国性欲文学时首先觉得是奇怪的一件事。
为什么中国的性欲描写会进了这种“魔道”，自然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本篇所要论列的主要点，此亦其一，不过现在我们姑且搁开这一点，先来谈一谈中国性欲文学的大概面目。
就通例而观，性欲描写的文学大都是变态性欲的研究。但中国的性欲文学竟是例外。中国有许多写平常的才子佳人恋爱的故事里往往要嵌进一段性交的实写；其余以变态性欲为描写主题的小说，更是无往而非实写性交。所以若问中国性欲作品的大概面目是什么？有两句话可以包括净尽：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房术。所有中国小说内实写的性交，几乎无非性交方法。这些性交方法的描写，在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本身就不是文学。不过在变态性欲的病理的研究上，却也有些用处。至于可称为文学的性欲描写，则除伪称伶玄作之《飞燕外传》与《西厢》中《酬简》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没有了。所以着着实实讲来，我们没有性欲文学可供研究材料，我们只能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
二
现在所传的性欲小说——淫书，大都是明以后的作品；故中国性欲描写始盛于明代，是无疑的。但是我很疑西汉末已有许多描写性欲的文学出现，不过多不传于后世罢了。西汉诸王，大都淫乱，烝父姬，通姊妹，攘弟妇，诸如此类，史不绝书。菑川王终古甚且使所爱奴与八子（妾号）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臝（裸体也）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前汉书》三十八）这简直是很厉害的色情狂了。而成帝宫闱秽乱，亦复不能讳言。在此种环境内，性欲描写的作品的发生是可能的。今所传，有《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赵后遗事》（旧题宋秦醇，言得自同里李生与《飞燕外传》大同小异），《飞燕遗事》（阙名，共琐闻五则），而尤以《飞燕外传》一篇为最著名，且文词亦较胜。此篇叙赵飞燕姊妹出身，得幸之原因，至成帝纵欲丧身而止。末有伶玄自叙，谓字子于，潞水人，由小吏，渐至淮南相；其妾樊通德为樊嬺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妹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序末又称玄为河东都尉时，辱班彪之从父，故彪续史记不见收录。
（按今通行本无此序，此据《四库提要》所引）两段文岂不接，且亦不类自序口吻。所以很多人疑心序既假造，文亦伪作。然古来通人如晁公武器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但又云通德拥髻等事（见自序中），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见本文中），司马公载之《通鉴》，则又为回护。平心而论，我们自然不能说伶玄之必有是人，与必作是文，但后世作伪者不拿别人作题材，而偏偏挑了一个正史上不算十分荒淫的汉成帝为题材（按《汉书。成帝纪》仅有沉湎酒色轻轻一句，《外起传》亦唯记赵后姊妹妒杀后宫子而已），则大有可疑；如果当时毫无关于飞燕姊妹淫佚的传说，则作伪者为何无中生有拉上个成帝与飞燕姊妹呢？因此，我们不妨假定西汉末年或许有不少的描写性欲的文章都是以飞燕姊妹作题材的，（按《西京杂记》载飞燕事凡三则，皆见《外传》；《西京杂记》旧题葛洪撰，有洪跋称得刘歆《汉书》一百卷，取校班作，有小异同，其为班固所不取者，不过二万言，抄出为《西京杂记》云云。然《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出于里巷；亦不言作者为何人。《酉阳杂俎广动植物》篇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始言是葛洪撰，《杂俎语资》篇又载庾信语，谓是吴均所作。总而观之，此书传自晋世，出于里巷，盖传说之碎断者，云为葛洪作，或吴均作，皆依托也。然据此可见汉晋之间正多此种流传之故事。飞燕姊妹之事仅其题材之一。）后来有人纂集而成《飞燕外传》乃加以伶玄一名托为撰者。故《飞燕外传》一文虽在汉家历史上毫无价值，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未便过于抹煞。又据晁公武语，及通德拥髻之事文士多用，二者而观，也可想见此文流传已久，恐系唐以前人所作。若问西汉末既有不少描写性欲的作品，何以今仅传飞燕故事，则解答亦甚易易。第一，因性欲描写究是禁书，在雕版术已发明后，流传尚极困难，何况汉代并未有印刷，仅恃手抄。第二，中国小说自唐以前，皆为Romance体，凡百故事，皆假托一二历史人物以为主体；又因题材既集中，便生出（a）后人合并诸故事而加改作，与（b）趣味较浅的故事渐归消灭，两个结果。所以我们不便以今日所存之少而致疑于古时——当时——之未必多。
再就《飞燕外传》的内容而观，则此短文直可称为后世性欲小说的泉源，换言之，即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的。《外传》言飞燕居家时与羽林射鸟者私通，既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嬺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恐成帝窥破飞燕之已为妇人。及后既幸，流丹浃藉，嬺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耶？”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这是后代性欲小说侈谈“采补术”的托始。《外传》又言“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飞燕妹合德）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嬺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人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春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这又是后代性欲小说的种种春方淫器及脱阳而死的托始了。而金瓶梅写西门庆饮药逾量，脱阳而死的一节，竟仿佛是《外传》写成帝暴崩的注脚。《外传》写成帝窥昭仪浴，赂侍迫使无得言；又谓后（飞燕）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蕴香，昭仪仅浴豆蔻汤，傅露华百英粉；然帝私谓樊嬺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赵后遗事》写此事更为淫艳：“昭仪方浴，帝私窥之，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扬，若无所主……。后知昭仪以浴益宠幸，乃具汤浴，请帝以观。既往，后入浴，裸体而立，以水沃之。后愈亲近，而帝愈不乐，不幸而去”。这一段简单的描写，显然也给了后人许多暗示。《赵后遗事》一书，据《说郛》本，题宋秦醇传，有小序曰：“余里中有李生，世习儒术而业甚贫。余尝过其家，墙角一破筐藏古抄书数十册，中有赵氏琐事，虽纸墨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气之以归，补正编次成篇，传诸好事者”。这些话自然未便遽认作真，恐此《遗事》即为秦醇所作而假托李生所有旧钞；果真如此，则《遗事》当亦为摹仿《外传》而作，或竟为根据另一种关于飞燕的传说；并可证明古老的《外传》正堪称为性欲文学的始祖了。
三
《晋书》谓惠帝后贾氏名南风，荒淫放恣。洛南有小吏端丽美容止，一日忽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卜师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簏箱中，行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痣；见留数夕，临赠以衣饰甚多。后小吏稍衒其衣饰，众疑是盗窃，小吏具言其遇。闻者多知妇人即贾后也。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据这段记述，可见贾后的荒淫又别开生面。然而后世性欲文学内竟不见描写贾后的淫艳故事。此层似乎可怪。最简便的说明即因叠遭丧乱而亡佚，但根本的原因，决不在此。我以为根本的原因乃在后世文人不喜欢将短黑有痣的贾南风作为香艳的性欲小说的主人公。“淫书”里的女主人必为美人，几乎已成中国性欲文学的定例。贾后丑黑，故不能感发许多文人为她特造故事；不然，设密室，猎取美男子，以恣淫乐，正是性欲文学的好材料，后世的性欲描写者安肯割爱？
反之，因为隋炀帝后宫多佳丽，武则天，杨太真乃绝世美人，于是后世就流传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据历史看来，武则天的淫佚未必过于吕雉，然而后人不把吕雉来做性欲描写的材料，而独取武曌（袁枚所传的《控鹤监记》乃出枚伪造），大概也为的吕雉不是个绝色美人罢。
至于隋炀的故事，旧有《大业拾遗记》，《迷楼记》，《海山记》等。《大业拾遗记》一名《南部烟花录》，旧题唐颜师古撰，末有跋语，称会昌中僧志彻得之瓦棺寺阁，本各《南部烟花录》云云。姚宽以为《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西溪丛话》）《迷楼记》及《海山记》不著撰人名氏，明人妄增为韩偓撰。然刘斧《青琐高议》并载此二文，可信为北宋人作。《海山记》述炀帝西苑事，所录炀帝诸歌——《望江南调》，乃唐李德裕所始作，大业中无此体；是其作伪之迹，已显然可见。《迷楼记》谓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又谓稠复进转关车，“车周挽之，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又谓炀帝得乌铜起，环于寝所，而御女于其中，纤毫皆入鉴中。又谓“大业八年，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荡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凡此七段，皆写极端的色情狂，虽甚简略，已足为此后作《隋炀艳史》者的暗示。
我们如果假定《飞燕外传》一类的性欲小说出在前，而《迷楼记》在后，则二者不同之点，亦颇堪注意。《飞燕外传》有两个根本思想，一为采补术，一为春方壮阳而至丧身。
至于描写性交本身，未有特异之处。但《迷楼记》中所记，如御童女车，转关车，乌铜器取影等，都是新颖的性交本身的描写。盖因仅仅采补术与春方二事，在描写上颇嫌单薄，故进而描写“房术”。此在性交描写上不能不说是进步，但从此转入恶魔道，完全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了。
唐人创作言情的传奇小说，极委宛动人，而描写性欲的作品却很少。现代人叶德辉所刊书中有《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云是白行简所撰，得之燉煌县鸣沙山石室唐人抄本。此赋专写性交之乐趣，故曰大乐；首写新婚之夕，次写夫妇四时之乐，后则杂写“婉娩姝姬，轻盈爱妾”，“明窗之下，白昼迁延”，及偷情野合，甚至变态性欲的“男风”，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极类《金瓶梅》中的文字。此赋若真出白行简手，倒是研究唐代性欲描写文字的重要材料；但是我很疑叶氏的话，未必可靠。而叶氏跋谓“注（原注）引《洞玄子》《素女经》，皆唐以前古书，……于此益证两书之异出同原，信非后人所能伪造，而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竟专以此赋证明《洞玄子》《素女经》（按此二书，本刻在叶氏《观古堂丛书》中，近又辑刊于《医心方》中，虽托古籍，实为伪作）。之非伪，尤叫人犯疑。考白行简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贞元末进士，事迹附见白居易传。行简有集二十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三梦记》见《说郛》，风格意境都与《大乐赋》不类。《李娃传》言荥阳巨族之子奉父命入都应试，游于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父侦知，挞之几死而弃于路旁。既而创伤溃烂，同辈患之，复弃之；幸得不死，行乞都中。后大雪夜，至一宅乞食，宅即李娃新居，见而怜之，乃回心相受，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其中毫无性欲描写，事迹曲折而动人同情，极缠绵可观，足称为言情佳作。所以，要说作《李娃传》的人同时会忽然色情狂起来，作一篇《大乐赋》，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至于《三梦记》述三人之梦，幻异可喜，非但没有一毫色情狂的气味，更与性欲无关。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已。
四
据上所述，足知宋以前性欲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Romance（即专以帝皇及武侠士为题材的小说）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庚戌（一六一○年）始有刻本，作者不知何人；相传谓是王世贞，则因沈德符《野获编》云出嘉靖间大名士手，故世人拟为王世贞；或谓乃王之门人所作（谢颐序）。此书描写世情，极为深刻，尤多赤裸裸的性欲描写。《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性欲之处，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性交描写之大成。全书事实，假《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故事的开端即为西门庆私通潘金莲，鸩死武大，占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寻西门庆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西门庆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儿者，其夫花子虚故与西门庆相识，家资富有；西门庆阴使党羽勾花子虚嫖娼，而自与李瓶儿私通。
后花子虚以虚症死，瓶儿遂挟家产归西门庆为妾。西门庆又娶孀妇孟玉楼，亦有私财甚多。因此西门庆愈纵欲无度。复得胡僧春药，淫心益炽；家奴颇有姿色者，无不私通。潘金莲因善媚，尤得宠。一夕，西门庆醉归，金莲以胡僧春药七丸进之，狂荡竟夕，西门庆竟脱阳而死。从此西门庆家一天一天的败落。潘金莲及其婢春梅与庆婿陈敬济私通，事发被斥卖；李娇儿孟玉楼等亦下堂求去。庆妻吴月娘后带儿子孝哥避金兵，欲奔济南，路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就有许多人摹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沈德符曾见首卷，谓“秽黩百端，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至于书中故事，则托为因果报应，与《金瓶梅》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题“紫阳道人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性欲，亦仿《金瓶梅》，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气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金瓶梅》。然而后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性交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性交，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性欲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亵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
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五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的意义，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又全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性交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性欲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性欲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报”为惩戒，却是不妥。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性欲小说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这三者确可算是中国性欲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性欲文学内多常见之，然如中国性欲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无色情狂即无性欲描写——却也是独特的。至于采补术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
又如绘声绘影的性交描写则我已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性欲小说。无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描写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淫书，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全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