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奋斗(1927-1935)
毛走向了山岭，这是唯一的去处。路上他不时地停下来，鼓励千余名情绪低落的追随者．
到达文家市时，毛已有了一个新的计策。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他已找到了挽救革命的方法，但是他手下的人胆敢跟着他干吗?
一些人确是跟定他。另一些人中途退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前景实在是不妙。想家是一种通病，很多人都渴望回家种田。有人以为为国民党而战可能会更有好处。
在三湾村，毛的部队都集结在一座破庙里，以躲避连绵的秋雨和那沾满草鞋的红泥。毛连续地讲了好几个小时。他阐述了自己关于军队的一些想法，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支农民武装不象一支军事队伍，反倒更象一个政治团体。他强调在部队中实行民主，而有些军官认为，这样做会丢掉一些理应存在的差别。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提出异议。而在困境中仍有胆识则是毛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几个月前还有五万名党员，现在只剩下七千名。左翼的国民党人士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被迫流亡国外。湖南和广东的大部分农民运动领导人要么牺牲，要么被捕。
毛的这支在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也几乎损失90％。他现在又在劝说剩下的10％拥护他的新奇计划，而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汗水和眼泪。他们肯定都已猜测到了毛在党内的不利处境。那么还值得为这位独辟蹊径的领导人去效力吗?
毛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尽管他被党的机关除名的消息在三个月后才传到，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光是来自上海的非难——党中央硬是要搬回上海，就象一群蚂蚁被蜂蜜所诱惑而无视险要的环境——就足以使毛烦恼不已，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就连他自己创建的湖南党组织也在诋毁他。
回想整个夏天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心肯定会因懊悔而隐隐作痛。他已和开慧及其他亲近的人分离，显得既消瘦又疲惫不堪，眼神也变得暗淡无光，头发象扫帚一样蓬乱，破烂的衣衫里藏满了虱子。
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个星期里起了作用。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个阴暗的冬季，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人烟稀少的山里很难遇到地主，因此食物短缺，战士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毛的下属军官只有极少数是党员，而且有些人想要离开队伍。有几个军官对毛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十分恼火，在离开三湾继续撤退时，他们明显地想要暗杀毛。
然而，毛毫不动摇。他带着湖南人特有的固执去实行自己的方针。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敢向前。一个全新的战略在他攻打城市失败后就已形成。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践。
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毛抱有成见。最好是独立奋斗。
毛从未想过去欧洲避难，而在1927年有好多著名的左派分子都流亡国外。毛评论这一趋向的措词表明了他是何等依恋乡土：“许多党的领导人都被党指派到苏联、上海或是安全的地方去了。”
毛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交给了大自然。似乎他的求生之术与他选择的崇山峻岭有着密切的联系。毛剩下的那几个扎根于泥土的共产党员，或许会象自然界万物轮回一样得到更新和壮大。
毛在云遮雾罩的井冈山扎了营。这是一个雄伟而荒凉的世界，毛用他那集农民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敏锐目光选中了这块根据地。这个主意很简单，他的余部确实弱小不堪。但敌人肯定也有弱点，怎样才能寻出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
军阀们各自为政，不能组成统～的力量。当他们相互争夺地盘时，为适台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军事利益，这种争夺就更加激烈，便不可能同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的区域性农业经济。
敌人外强中干。他们虽然占据着城镇，而粮食却来自乡村。如果说中国仍然要靠农村吃饭的话，共产党就应该在稻田里扎下。根。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钢。起义者每时每刻都要有防卫的武器。
毛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确实应成为一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一个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
这不是欧洲或上海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后来成了为中国听接受的毛主义并延及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抓住枪杆子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行动。
二十年代早期，他在广东和上海忙于组织工作，几乎没有注意到军事问题，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从未用枪杀过人。
从1925年起，毛开始转向农村工作，但他并没有马上对军事感兴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未分析军事力量。
自1927年中期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拿起了枪，他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同事们也都握枪在手(在陈独秀教授回到上海的书房后)。但当时的目标是占据城市，忙乱地把一些人拼凑在一起，根本不能称其为正规的军队。
井冈山不仅仅是避难处所，毛在这里建立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
城市道路在两种意义上讲都已行不通。毛开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直到二十年后他才回到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暴力抗斗，毛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坦率地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上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③
五四运动在井冈山收获了它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果实，这是何等的矛盾!1919年的那场运动是学生们在城里发起的，他们反对儒家的思想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这些又和枪杆子及稻田有何联系呢?
这是英雄的争斗。如果说，自1923年至1926年，毛在臃肿繁杂的官僚机构中任职时辜负了杨教授对他所作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评价的话，那么，1928年，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使他真正成了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毛知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④
从思想意识范围内说，五四时期的学生是钢铁般的英雄。游行示威时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刷子。他们只是言词激烈而已。毛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都不能称为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人。
毛似乎不象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或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自可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协调。
毛用枪杆子表达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直到逝世，他还坚信，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这一道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二者都绝对不可少。
在井冈山，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比喻，那就是，他把军队比做“鱼”，而老百姓是“水”。在中国，侠士总被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没有完全用暴力之争取代道德之争，即不是西方战争理论中所公认的那种边打边谈，而是在战争的进行之中展开道德斗争，他们常和敌人展开论战!毛也是如此，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与敌人进行激烈的论战。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毛，而且它们分另Ⅱ被他所敬仰的两个教授信奉。一条道路叫做“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所抓住的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日俱增，革命将是其必然的结果。
第二条道路则强调“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不管二者比例多么匀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在早期是信奉“过程”理论的，工会、城市、十月革命。他象位记事员站在历史的大门口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上耗费了很多时间。这是陈教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