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北京红遍了。可是，它的市民们却还没有见到这位改变北京颜色的著名丹青妙手。他真的存在吗?一些信息不灵的人们这样问。国民党军队收编7周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京。一些知情人猜测，是因为1918-1920年的北京冷遇过他呢，还是他已决定把他的政权安扎在别的什么地方?
然而1949年的一天，小街小巷传来了一条消息，毛泽东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他的飞机刚从石家庄起飞，将于3月23日到达北京。石家庄在北京160公里以南，是解放军攻克的华北第一座城市。从河北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所说的这一历史典故中的农民起义领袖曾试图在1644年建立一个王朝。
《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缎京。”报童们用高嗓门喊着。标题是四英寸的红色字体。路人红纷抢购，仅仅45分钟的时间报纸一售而空。
进步人士和左派人士为形势的变化欢欣鼓舞，富人则担惊贾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前景。每个人都在谈论毛润东，他的性格，他的权位。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勤杂工回忆起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杂志……”姓王的管理员盯着那地方，“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有30年了，从照片上看，他现在胖了点儿……”
他们俩一起上楼，去看一看毛泽东在业余时间读书的阁楼。
郭用扫帚把指着说:“就是这里，30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有时候，一读就是一整天呐。”
王管理员对着天花板感叹:“当时谁知道啊?"也许他希望在1920年应该对毛泽东好一点，应为他读书提供一些帮助。
王管理员是对的，毛泽东是胖了一些，“你胖了。”四年前见过毛泽东的一位来访者对他说。“反动派把我变瘦了，”毛泽东带着胜利者的幽默说，“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has}睡觉是一个因素，他睡觉睡得早的时候就会发胖。
当长沙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一封祝捷电报送达毛泽东的手中。电报是杨开慧的哥哥发来的。五天以后，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简函。他告诉杨家一些家事，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北京。毛岸青在上学，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泽东又加了一句。[绷隔年，毛泽东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回湖南，但不是同行。毛岸英于1950年回到湖南，毛岸青在1951年才回去。他们来到母亲的墓前志哀，拜访了杨家的人。毛泽东还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他在长沙清水塘和杨开慧一起生活时，陈玉英是他们家的保姆。毛泽东曾四次邀她到北京，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单独陪着她。
毛泽东没有去感受北京街头的热烈气氛，他径直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带着他的书、烟卷、卫士、旧衣物等用品—住在那里。香山位于城西，那里更安全。后来，他于1949年冬末至1950年出访莫斯科归来，就迁址被环绕宫殿的红墙隔开的紫禁城。他的住所名叫菊香书屋，在松柏掩映之间，其卧室像个舞厅。
把家选在这里的确有眼光。在其后的几年中，北京很多旧建筑都进行了修整。城墙、城门都像演出后落幕一样推倒在地。工匠们不再制作艺术品，而是被派去制作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被要求搬出原使馆区优雅的住宅，到闭塞的郊区建造新馆。
然而，毛泽东没有建造斯大林式的小别墅，他住在过去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
“房子”是明代建筑的楼阁，坐落于王朝的心脏紫禁城一个静僻的角落。金黄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绿荫丛中，红色的立柱像卫兵一样立在那深棕色的木墙周围。
毛泽东住房窗外的青铜雕龙，张着大嘴，像是诉说着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在1949年的北京没有人能在此中听到龙吟。汉白玉台阶一直延伸到宽大的田字型琉璃门下，门内用下垂的窗帘遮住。
这地方是中南海。毛泽东站在他的前门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湖水。
房子里简朴而雅致，毛泽东不喜欢花或其他的装饰品。高高的屋顶有一种阴森的气氛。高大的窗户投下的光线像是教堂一样。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i0英尺高的地方。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中国古书都是这样放法。书籍中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可能这是毛泽东不时攻读英语的工具书。
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置在毛泽东那罩着台布的书桌上。
木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振书}so}，另一边是痰盂。
衣服挂在衣架上像是医生的白大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怪亥亦黑老间颗或伏熹时一常去照料地里的菜豆。这是皇帝所没有做过的。
毛泽东那心灵的眼睛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长沙《大公报》是怎样辩论的?人民解放军经过龟山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又如何?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卸去脊梁上因袭的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的评价就要看他在办公室里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
1949年5月，表明是新中国新闻处起草的社论以上海解放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句:“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政策。”是年中，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去上海送一封专信给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婿她被邀请北上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写于6月19日的信谦逊而恭敬。两周之内，宋庆龄于7月1日对毛泽东发出悦耳之言，祝贺共产党人“从泥腿子成为最高领导”，并祝贺他们“英雄的长征”。得到宋庆龄的评价，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也许1949年这一年真的是毛泽东的生涯中的分水岭—一种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为重要—因此之故，那与之俱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便等着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不过，往后的年头基本上与这些任务相反。毛泽东总是经常反对他自己。奋起而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f37
毛泽东下了一道批示。于是政府不顾繁忙的公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之题写了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
毛泽东感谢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雄们……，，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段:毛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想到的不仅仅是3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段，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泽东所书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亩的坦荡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历史篇章留下的证言。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康有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有为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7毛泽东找到了这条路。他以一个归复马克思主义者的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现像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有为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则实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是跟马克思的，而康有为是尊孔夫子的。康有为相信，如果正确地去解读的话，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儒家的学说中能找到。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过去确实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把西方还置于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他宣称，中国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艾奇逊之流”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称之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l0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e]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新的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一个盛产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风习习的岛屿，以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