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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阅书阁 > 人文 > 没有玻璃的花房 > 第十章 顾代表,鞠师傅

  军代表老顾是山东人,长得十分严肃,眼睛大,眉毛很黑很浓,说话前先干咳一声。谁见他都有些怕,第一次露面,工宣队刘师傅为大家介绍,他连个简单的笑脸都没有,很严肃地说:“到部队都叫首长,这地方上,以后就叫俺老顾同志好了,要不,就叫俺老顾。”没人称呼他叫老顾同志,更没有人直呼老顾,大家不知怎么统一了口径,都喊他顾代表。顾代表是当时戏校的最高行政领导,他一开始并不喜欢这称呼,都坚持这么叫,习惯也就成了自然。

  顾代表来之前,戏校的大事小事工宣队说了算,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顾代表是军方的代表,他身上没有带着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余威还在。大家聚在一起说着什么,一看见他,脖子那里立刻像绳子打了结一样,顿时都不敢吭声。顾代表来戏校不久,便来拜访李道始。李道始那时候已结束挖防空洞的活儿,依然还在努力改造着世界观,依然是谁的话都老老实实听,见了什么人都俯首帖耳。顾代表的突然来访让李道始受宠若惊,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明知道顾代表不是来教训他的,依然摆出一副准备听训的神情。李道始老实巴交的样子让顾代表觉得好笑,他反客为主地说:

  “来来,老李,我们坐下来谈,不要老站着。”

  顾代表即使笑起来,也仍然很严肃。这次谈话是李道始即将被起用的一个重要信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李道始像畜生一样地被关进牛棚,这是人生旅途中的最低点,过了这道坎,行情就开始触底反弹,一天天好起来。乱哄哄的戏校已好几年没有招收新生,现在,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各类中专学校也要跟着一起动作。顾代表来找李道始,目的就是想谈谈招生的事情。顾代表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说的,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话说得好哇,真抓业务,还要依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有人说你们是臭知识分子,臭气熏天,这话俺不赞同,经过改造,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香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为什么不能变成香老九。

  顾代表板着脸说:“人也还得有些知识才好,对不对?”

  顾代表一边说,突然发出怪异而又爽朗的笑声。他大笑不止,听话的人一时捉摸不透他的意思。顾代表强调戏校的情况有些特殊,光靠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方式肯定不行。在当时,群众推荐是必须的,但是,既然是招来当演员,年龄太大便没有培养前途。顾代表希望李道始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李道始老老实实地听着,不做任何表态。顾代表说,你怎么不说话,俺来就是想听听你老李怎么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李道始继续装聋作哑,一脸傻笑,顾代表说什么他都点头。顾代表后来也受不了了,说老李你怎么老是点头。

  顾代表和李道始谈话的时候,木木正伏在一张小桌子上,用电烙铁往线路板上焊电子元件。那时候,我开始迷恋半导体,买了各式各样的零部件,自己装配收音机,从一个三极管玩到六个三极管的。顾代表和李道始聊了很长时间,两人似乎很投机,先是顾代表一个劲地说,后来李道始的话也多起来。终于谈完了工作,顾代表向木木走过来,对我正在进行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津津有味地看着,赞赏有加,最后摸着我的脑袋,说小家伙很聪明嘛,你这到底是在忙什么。李道始在一旁连忙献殷勤,说自己儿子喜欢玩无线电,已忙了许多天,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服气地说:“谁说没有,有声音的时候你又不在。”

  李道始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以后,顾代表经常来谈工作。顾代表最愿意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虽然他看上去很严肃,时间一长,就知道他其实是个很容易让人接近的人。顾代表终于有机会欣赏我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一个由肥皂盒改装的小收音机,得用耳机听,只能收到两个电台。顾代表对木木的成绩十分敬佩,当他听说我那个怪怪的耳机,是用一个塑料的清凉油空盒和一截旧的钢笔笔套改制而成,立刻伸出大拇指,把木木好一顿夸奖。

  “这孩子太聪明了,”顾代表说的那个太字,非常有地方特色,“要俺说,这孩子日后一定出息。”

  我对顾代表的好感不仅是因为他常夸木木聪明,我喜欢顾代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许诺让我去当兵。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参加人民解放军是每个男孩子最美好的梦想。那时候,当兵不仅要体格强壮,还有严格的政审条件,通常都要开些后门才行。顾代表说,他搞了那么多年的后勤,让木木当个兵,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解放军是个最好的大学校,干什么都没有当兵好,参军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复员以后还可以有最好的工作。顾代表告诉木木,有谁谁谁,还有谁谁谁,都是他打了个招呼,很轻易地参了军。顾代表一天都穿着军装,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木木没有理由不相信。

  顾代表说:“当兵好,当了兵,还可以搞你的无线电嘛。”

  “你说话要算话。”

  “这孩子,”顾代表信誓旦旦地说,“俺说话不算话,谁说话才能算话。”

  顾代表有六个女儿,两个大的在部队里当兵,老三回老家务农,更多的时候是赖在父母身边,老四中学刚毕业,在家里待业,老五与木木同一届,与我同校不同班,老六比我低两届,已经读完小学。顾代表的家是个女人成堆的地方,他老婆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老婆孩子丈母娘加上一个离了婚的小姨子,浩浩荡荡地都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或许是房子太挤的缘故,顾代表常以办公室为家,不是吃饭和睡觉绝不回去。

  顾代表的军人脾气在戏校成为奇谈,他闹牙疼,不去医院,却咧着嘴跑到电工班要了一把老虎钳。他差点把几个女教师吓晕过去,因为在替自己拔牙的时候,他的嘴角不停地流血,他对着镜子,舞动着老虎钳,一次又一次把老虎钳塞进嘴里。他仿佛一条吞了鱼饵的鱼一样乱晃,差点就把自己拎起来悬在空中,那颗血淋淋的牙齿终于被拔了下来,他疼得不住地用山东话骂娘,然后好像展览什么战利品一样向周围的人炫耀着他的勇敢。据说他当年在战场上,就以不怕死闻名,渡江战役时,他领着一个加强连冲锋,迎面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似的扫过来,身边的人差不多全死了,偏偏他幸存了下来。

  顾代表喜欢给男孩子们说一些战争年代的故事,解放战争怎么样,抗美援朝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些孩子当时瞎操心的一个问题,是顾代表如何与他老婆睡觉。他们家就像一个大的军用帐篷,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子,所有的床几乎都挨在一起。我们非常无聊同时又非常热烈地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顾代表只能摸着黑办事。黑灯瞎火的,万一弄错了又怎么办。还有,要干事总会有些动静,按照顾代表的脾气性格,那叽叽嘎嘎的声音肯定小不了。大家有理由相信,顾代表很可能把战场挪到办公室去。在顾代表的办公室,有一张全戏校最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台板,玻璃台板已有了好几道裂纹,用白色的卫生胶带粘着,下面压着一张世界地图。

  顾代表的老婆常常到办公室去喊他回去吃饭,有时候喊着喊着就没了声音。办公室的门被悄悄带上,于是大家有充足的理由认定,顾代表的那张大办公桌,此时已成了剁肉的砧板,他老婆此时正坐在那冰凉的玻璃台板上,硕大的屁股底下压迫着全世界的版图。顾家的女人都是大屁股,无论是六个女儿,还是顾代表的老婆和小姨子,走路的时候,结实饱满的屁股永远高傲地撅着,而且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此外,与女性特征有关的东西都十分显眼,除了屁股大,xx子也大,大得仿佛充了气的气球,仿佛灌满了水的塑料口袋。她们还有一个惊人的遗传基因,所有人的嘴都像鱼唇似的,不只是翘,而且尺寸也大,大得有些夸张,大得都能把自己的拳头放进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顾氏六姐妹的大嘴成为男孩子喋喋不休的话题,为了将她们区别开来,就好像是称呼大学生,我们用大一大二直至大六来称呼顾氏姐妹。有一天,“小眼睛”很神秘地向大家宣布,说人的某些特征都有象征意义,男人的鼻子女人的嘴,上面怎么样,下面也怎么样。这是他母亲金凤的经验之谈,根据这个逻辑,顾家的女人们进一步成为我们的嘲笑对象。那个年头,所有的男孩都像十恶不赦的小流氓,我们正准备进入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好好读书,成天嘻嘻哈哈说笑,熟练地运用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隐语。有一天,我们正在练功房门口的台阶上玩,顾老三从我们身边走过,马小双十分惊叹地说:

  “乖乖,真是他妈的大!”

  马小双那时候早已经是戏校大院孩子中当然的第一号人物,不仅是在戏校,周围那一大片地方,他的名声也是最响。在前不久结束的一次比较大的械斗中,他将四十五中学的老黄河打得鼻青脸肿。老黄河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因为长得又高又大,大家把他比喻成当时马路上常见的黄河牌大货车。谁也没想到老黄河竟然不是马小双的对手,从明显的占着上风,到最后竟然不顾体面地落荒而逃。马小双从此以后,威名更加远扬,直到后来被送去劳教,似乎还没有听说过谁是他的对手。顾老三显然听到了马小双流里流气的声音,她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忍不住都笑起来。不怀好意的笑声让马小双感到很得意,他继续发出感叹,做出百思不解的样子,大家便明知故问,油腔滑调地问是什么东西大。

  马小双说:“什么东西都大。”

  于是我们齐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妈妈的屁股大”,“爹亲娘亲,不如妈妈的xx子亲”。如果在前两年这么唱,逮着了就是现行反革命,可是自从林副主席从天上掉下来以后,孩子们的胆也大了,气也壮了,一个比一个更不要脸。在孩子们淫秽的歌声中,戏曲班的学员在杨春芳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来。那是些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现在是她们练功的时候,杨春芳是形体课老师,她正在教学员如何走台步,如何下腰,如何甩水袖。

  这也是我们这些男孩子天天聚在练功房门口的重要原因。女孩子都穿着运动衫,是那种式样很呆板的运动衫,为了节省布料,每一件都显得十分瘦小,紧紧地裹在身上。我们不怀好意地在一旁看着,看着她们下腰,看着她们露出肚脐眼,看着她们因为出汗,已经潮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结果Rx房隆起的部位看得十分真切。人一旦不要脸,事情反而好办,我们若无其事地评头论足,指手画脚,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这些女学员的xx子和顾氏姐妹比起来,要相差好几个级别,那是成人和孩子的差异,是大肉包子和小笼包子的差异。我们肆无忌惮地议论着,一个个老气横秋,一个个眉飞色舞,男孩子的存在终于让杨春芳感到忍无可忍,女学员在我们下流的目光下,一个个都有些分心,做什么动作都不能到位,于是杨春芳愤怒地冲了过来,对着我们又喊又叫:

  “滚开,你们这些不要脸的男孩!”

  杨春芳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她是学刀马旦的,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她曾经是个很不错的演员,后来嗓子突然坏了,没办法再登台演戏,只好调到戏校来当武功教师。形体课是戏校学员的必修课程,杨春芳上课的时候,手上喜欢拿根小棍子,动不动就对地板上来一下。我们从来没见她真用小棍子抽打过谁,然而她老是穷凶极恶,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行凶打人一样,结果女学员见了她都有些害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杨春芳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在练功房里,在她的咿里哇啦督促下,谁也别想偷一点懒。

  那年夏天,杨春芳和工宣队鞠师傅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再也没什么比男女之间的纠葛更让我们这些孩子入迷。杨春芳比鞠师傅大了差不多有十岁,消息刚传开的时候,孩子们又一次奔走相告。我们聚集在练功房门口,趴在玻璃窗台上,一边看女学员练功,一边兴高采烈地对种种传闻进行议论。鞠师傅当时已三十岁出头,长得黑黑的,是一张娃娃脸,眼睛炯炯有神。因为是未婚,一段时间内,替他做媒的人络绎不绝。据说工宣队刘师傅的一个徒弟就对他有些意思,但是他根本就看不中人家。鞠师傅拒绝了很多好姑娘,偏偏对徐娘半老的杨春芳情有独钟。

  杨春芳丈夫是一个地方戏剧团的小领导,生活方面犯过些小错误,因为有把柄捏在别人手里,遇事都让着老婆。关于杨春芳丈夫的生活错误,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每一个版本都为我们这些孩子所熟悉。其中最荒唐滑稽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巧妙地利用女人之间的仇恨,把一部戏中的AB女主角都睡了。这是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两位女主角明争暗斗,几乎同时成了杨春芳丈夫的毒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事情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女人都写大字报互相检举揭发对方,结果发现他在不同的女人床头,说的完全是相同的一番话,用的都是同样的词汇,编造了同样的谎言。在A角面前,他拼命地说B角有什么不好,有什么思想方面的问题,到了B角面前,正好反过来说A角。

  工宣队刘师傅早就警告过鞠师傅,他对杨春芳并没什么好感。刘师傅语重心长地开导着年轻的鞠师傅,希望他不要被女色迷住了心窍。工人阶级正担负着改造知识分子的艰巨任务,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刘师傅现在最担心或者说最痛心的,就是工宣队在知识分子堆里,弄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来。资产阶级是一个大染缸,工人阶级真的得当心红的进来,黑的出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也值得注意,刘师傅一遍遍地告诫鞠师傅:

  “千万要记住,我们是来改造资产阶级的,不是来同流合污的。”

  那年的暑假,戏校大院的男孩和鞠师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此之前,生着一张娃娃脸的鞠师傅和孩子们关系一向不错。显然是杨春芳从中挑唆,有一天,大家正趴在练功房的窗台上说笑,说着笑着,鞠师傅突然凶神恶煞一般冲了过来,拎着两个小孩的耳朵,不容分辩地就往总务处办公室拖。被拎耳朵的孩子立刻杀猪似的哭起来,其他的人一哄而散,鞠师傅气势汹汹地威胁说,以后谁要是再敢到练功房这边来乱转,看到谁就把谁捉起来。正在上形体课的女学员都跑到门口来看热闹,杨春芳幸灾乐祸地在一旁帮腔。

  这次冲突导致了紧接着的一场战争,孩子们并没有把鞠师傅不许再接近练功房的威胁放在心上,恰恰相反,由于早就听说他和杨春芳之间的关系不明不白,大家决定针锋相对,同时向他们两人开战。我们主动进攻,找到了杨春芳的儿子,把他骗出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猛揪他的耳朵,然后把鞠师傅和他母亲之间的丑闻,添油加醋地对他描述了一番。我们以活报剧的形式,现编现演,夸张地表演着故事中的淫秽情节。看着他噙着热泪,紧咬嘴唇,我们情绪饱满,充满了一种初战告捷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偷偷地溜进练功房,在地板上用粉笔写上“杨春芳与鞠某某乱搞男女关系”的字样,再用护垫轻轻地盖好。到第二天,来上形体课的女学员移开护垫,顿时被那些字惊呆了。对于那个时代中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这已经是最淫秽的字眼,她们不知所措,既不敢告诉杨春芳,又不愿意将那些粉笔字擦去。结果目不斜视的杨春芳依然上课,老一套地做着示范动作,那些粉笔字就踩在她的脚底下。女学员忍不住要笑,杨春芳便跑过来撵我们走:

  “你们这帮小孩脸皮实在太厚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远没有结束。一个星期以后,鞠师傅和马小双在练功房前的空地上,竟然动起手来。马小双纯属打抱不平,因为鞠师傅又一次在这里将大院的孩子打得哇哇乱叫,正好路过的马小双,指着鞠师傅的脸说:“你他妈什么玩意,老是欺负小孩子,有本事碰碰我看!”接下来两个人就打起来,如果不是被很快地拉开,鞠师傅那天肯定还会大吃苦头。这是他第一次在戏校中遭遇如此强硬的挑战,尽管看上去身强力壮,鞠师傅显然不是马小双的对手。马小双打架的本事是在无数次战斗中培养出来的,鞠师傅伸出手气势汹汹地想去抓他,马小双一个箭步跳开,然后一退一进,左右开弓,每一拳都打在鞠师傅的脸上,前后不过几秒钟,鞠师傅顿时皮开肉绽,血流满面。

  鞠师傅的被打伤,意味着工宣队在戏校中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此之前,谁也不敢设想,竟然有人会与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师傅动手。工宣队的负责人刘师傅力主严惩凶手,要将马小双送到派出所去。马延龄被叫去训话,他一声不吭地听着,并不把对他的训斥当回事。马延龄无可奈何地告诉刘师傅,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中学也毕业了,现在谁也管不了他。马小双曾经被送去劳动教养过半年,这半年他不仅没有学好,反而像上了什么速成提高班一样,比原来更坏,更堕落。

  刘师傅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儿子会成为小流氓,就是你们这种资产阶级家庭教育的结果。”

  戏校前后有过好几位工宣队师傅,大家能够记住的好像只有刘师傅和鞠师傅。刘师傅永远是一张严肃的脸,看什么都不太顺眼。他曾是个很有技术的锻工,据说最拿手的绝活是抡大锤敲玻璃酒瓶,能将酒瓶插入泥地而不碎。在他主持戏校工作的那段时期里,整个大院里怨声载道,提起他就摇头。刘师傅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充满仇恨。他来戏校不久,就借口维修不方便,将家属区有卫生间人家的抽水马桶全部拆除。拆除工作带有明显的赌气,好端端的白瓷马桶被敲碎,管道里被填进了水泥。不仅抽水马桶被拆除了,家属区仅有的一个小公共厕所,也被改建成一个堆破烂的小仓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戏校大院家属区最滑稽也最尴尬的一个场景,便是源源不断地有人端着痰盂拎着马桶进出校园。

  戏校恢复招生以后,各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学员开始陆续进校,在开学典礼上,刘师傅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项铁的纪律,坚决不允许谈恋爱。他指出必须毫不留情地与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旦在上学期间发现这种不好的苗头,立刻开除学籍。刘师傅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分管学员的生活,对学生的态度比军人出身的顾代表还要严格。刘师傅和顾代表的共同之处都是以校为家,上下班制度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那时候,戏校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要有人值班,刘师傅要么干脆住在学校,要么就是很晚才回去。自从鞠师傅和杨春芳的流言蜚语传开以后,刘师傅一次次找鞠师傅谈话,提醒他要注意影响,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鞠师傅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继续保持着与杨春芳的来往。在那段时间里,常常可以看到空白的墙上,光溜溜的电线杆上,甚至校门口报道时事的黑板上,冷不丁会出现一条口号似的标语,内容无非是鞠师傅与杨春芳如何如何。

  刘师傅将这些情况视为很严肃的问题,把它们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开始有耐心地守候伏击,既想抓到写标语的孩子,同时更想抓到鞠师傅与杨春芳通奸的确凿把柄。他把戏校大院的孩子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大谈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然后分别与每一个人谈话,希望他们把自己知道的小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在他的暗示下,本来就兴趣盎然的孩子们开始密切注意鞠师傅的动静。尽管大院所有的孩子都讨厌刘师傅,都以与他作对为乐,但是在对鞠师傅的态度上,双方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我们监视着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发现了任何蛛丝马迹,立刻毫不犹豫地奔去向刘师傅汇报。

  监视杨春芳家的最佳地点,是小老保家的屋顶上。趴在这,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杨春芳究竟在家里干什么。那年月许多人家都没有窗帘,有些什么秘密活动,通常只能关了灯在黑暗中进行。杨春芳的丈夫随剧团去农村体验生活了,两个孩子半大不小,她在家里总是吆五喝六,不是训斥大的,就是责骂小的。只要是个机会,鞠师傅就往杨春芳家里钻。他仿佛是杨家的男保姆,什么事情都帮着做。杨春芳大大咧咧的像个男人,鞠师傅帮她做饭,帮她买菜,帮她洗衣服,帮她哄小孩讲故事,甚至在天黑的情况下,帮她去倒痰盂。

  为了表示清白,杨春芳家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双方都在较劲,一方极力要抓住把柄,通过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监视着杨春芳和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另一方似乎也意识到了到处存在着这种偷窥的目光,就好比在舞台上演戏,既然有那么多热心的观众注视,这两个人索性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尽情表演。他们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窃窃私语,若无其事地打情骂俏,即使在杨春芳丈夫回来探亲的日子里,当着那位真正的男主人的面,他们仍然像两口子一样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场戏始终没有以大家满意的方式收场,事实上,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几十年以后,鞠师傅还是没有结婚,还是一个光棍,还是杨春芳家最好的朋友。这个家庭中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到鞠师傅忙乱的身影。杨春芳住医院进行Rx房切除手术,她丈夫补办离休手续,大儿子结婚,小儿子离婚,孙子进幼儿园,上小学借读,没一件事不是他亲自出马。鞠师傅是杨家的秘书长,是她家的大管家,就像当初坚信他们之间不清白一样,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流言蜚语终于自生自灭,大家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精神的恋爱。

  然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关心精神上的事情。在一开始,或许是受到孩子们好奇心的启发,刘师傅只是关注鞠师傅的这件风流案子,到后来,刘师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捉奸运动的总指挥。监视鞠师傅的行动很快就由自发,发展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一九七二年的春夏之际,在刘师傅的直接指挥下,戏校的孩子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在警惕的目光监视之下。只要鞠师傅一跨过杨春芳家的门槛,处于最佳监视位置的小老保家的屋顶上,立刻就有孩子趴在那里。戏校家属区有一大排平房,对于孩子们来说,爬上高高的屋顶并不是什么难事。大家通常是先爬上最西端的那棵大梧桐树,借助树枝的弹性,顺利地达到屋顶上,然后像猫一样往东面爬。

  尽管有过许多种传闻,戏校的孩子并没有在这些行动中,看到过他们有什么真正见不得人的画面。鞠师傅在杨春芳家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轻浮举动。那段时候,鞠师傅也搬到戏校来住,他是单身汉,就住在男生宿舍。吃过晚饭,过不了多久,他老一套地去杨春芳家做客,在那里熬到很晚才回去。鞠师傅的表现让所有关心他的人失望,因为想看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只好把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孩子们的耐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既然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于是索性胡编乱造,凭空杜撰出许多故事来。

  五十多岁的刘师傅终于成了这些故事的受害者。端午节的第二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完全不顾自己的年龄和实际能力,在孩子们的引诱下,冒冒失失地爬上了那棵又高又大的梧桐树。后悔已经来不及,上树容易下树难,从树上降落到屋顶斜坡上更难,随着树枝的摆动,刘师傅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眼看着就要行了,他脚下一滑,跌落在屋顶上,然后顺着斜坡,一直往下滚,活生生地从屋顶上摔了下来。

  工宣队刘师傅的伤情诊断是尾骨粉碎性骨折。这件事的直接后果,给了顾代表家的女人们一个严重警告,从此她们在洗澡的时候,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开着灯。她们再也不敢一边咿里哇啦地哼唱样板戏,一边把水声弄得稀里哗啦乱响。对于我们来说,偷窥顾家的女人们洗澡,完全是随带,因为顾家紧挨着杨春芳家,对杨春芳的监视,同样意味着对顾家的窥视。顾家老老小小到齐了,一共有九个女人,她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房间里沐浴,会成为一群青春期男孩子的偷窥目标。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有些不同寻常,戏校大院的男孩子仿佛突然之间长大,一个个脸上长出了青春痘,一个比一个更色胆包天。

  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对异性的强烈兴趣。我们公开地议论着顾家女人们的身体,从老的谈到小的,丝毫不以为耻。乘凉晚会给了孩子们聚集的机会,夜晚进一步地掩盖了大家的羞涩之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朱利巴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朱利巴是民乐班的学员,已经二十岁出头,非常喜欢和戏校大院的家属一起玩。他的个头很矮、很瘦,在玩乐器方面是个多面手,大提琴小提琴,二胡琵琶,只要是个东西,就能即兴表演一番。朱利巴是会说故事的能手,能把许多平庸的色情故事,说得栩栩如生,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很快成为大家的朋友。

  民乐班有个很漂亮的女孩,高鼻子,棕色眼睛,长得非常像外国人。我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小洋人”,“小洋人”一度是马小双苦苦追求的目标。让大家想不明白的是朱利巴放着漂亮的“小洋人”不追,偏偏下死力气地去追顾代表家的老三和老四。朱利巴是民乐班的班长,在他的帮助下,马小双果然和“小洋人”处了一段时间的朋友。那时候,马小双虽然已经显现出了好色之徒的本性,然而在对付异性方面还没怎么开窍,好在“小洋人”是个没心没肺的女孩子,单纯得像个小学生,把她弄到手并不要什么了不得的手腕。

  朱利巴追求顾家老三老四的目的简单明了,他想通过顾代表混入部队文工团。想当兵是那个特殊年月里很多人的美梦,为了实现这一美好梦想,朱利巴决定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向顾家老三老四轮番地发起进攻,大胆热烈而且浪漫滑稽,姐妹俩青春纯洁的脑袋瓜很快就让他搞得晕乎乎的。那段日子里,朱利巴借口要教小老保一件乐器,天天坐在他家门口的石凳子上拉二胡。反反复复地拉着当时最流行的《苗岭的早晨》,其中有许多模仿鸟叫的小特技,他白天黑夜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地拉着。由于这里正对着顾代表家的后窗,老三老四姐妹一听到叽叽嘎嘎二胡声,就情不自禁地伏在窗台上。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根本绕不明白朱利巴是想追求顾家老三,还是追求顾家老四,甚至朱利巴自己也不太明白。由于他帮过马小双的忙,为了促成朱利巴与顾家小姐的好事,马小双出于哥们义气,投桃报李,竟然发动整个戏校大院的男孩出来帮助拉皮条。虽然有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的严格禁令,自从刘师傅摔伤以后,戏校学员的风流韵事就再也没有间断过。我们全力以赴,热心过度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密切留意朱利巴与顾家姐妹之间的交往。要看电影,立刻有人主动替他们排队买票,要偷偷约会,有人悄悄地替他们递纸条传消息,并且为他们站岗放哨。双管齐下的朱利巴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到秋天开始落树叶的时候,他已经让顾氏姐妹双双都陷入情网不能自拔。

  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成天为毫不相干的事情瞎忙,为朱利巴和顾氏姐妹之间的任何进展欢呼雀跃。我们津津有味地听朱利巴叙述自己的故事,他很乐意与大家共同分享爱情上的成功,很乐意向大家透露这方面的最新动态和细节。一段时间里,朱利巴悠扬的二胡声不仅让顾氏姐妹动情,也让戏校大院中所有的男孩子心猿意马。大家的注意力都跟着二胡的旋律在走,这样的场景随时都会发生,朱利巴坐在那一本正经地拉二胡,没完没了,一首接着一首,我们和顾氏姐妹各带着不同的心情,围绕在一旁认真地听。尽管在背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说过,朱利巴在女性面前显得非常优雅,非常从容不迫,活像一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对顾家老三老四都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十分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即使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对一大帮男孩子的目光,他也能挥洒自如,一会儿与顾老三卿卿我我,一会儿与顾老四眉来眼去。

  “哄女人就好像哄小孩,”情场得意让朱利巴忘乎所以,他说起这方面的经验总是一套又一套,“是女人必吃这一手,你得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说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她。”

  朱利巴讨好女性的最大法宝,是让女人坚信他向别的女人献殷勤,只不过是为了要掩饰他对你好的真相。在朱利巴的猛烈攻击下,顾氏姐妹神魂颠倒,都到了非他不嫁的坚决地步。很显然,朱利巴自己也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对男孩子们绘声绘色讲述自己的故事,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样。顾氏姐妹现在是搁在砧板上的两条鱼,是已经烧好的两盘菜,朱利巴既想表现得像个小流氓一样,照单全收,把姐妹俩都占为己有,然而骨子里又是非常的胆小,前怕狼后怕虎进退维谷。事情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我们七嘴八舌地还讨论他究竟应该对谁下手的时候,顾氏姐妹已经等不及了,她们突然大打出手,你骂我不要脸,我骂你下贱,两人撕扯成一团,然后在怒不可遏的顾代表率领下,直奔朱利巴宿舍。

  耿直的顾代表似乎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影响,他一脚踹开了宿舍大门,上前一把揪住朱利巴的耳朵,像拎只兔子似的使劲往上拎。我们没有一哄而散,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热闹。随着顾代表手上不断用劲,朱利巴拼命地护着他那可怜的耳朵,一次次地往上蹿,他的脚一次次离地,脚底下仿佛装了弹簧一样。顾氏姐妹与我们一样也成了旁观者,她们气势汹汹,而且都很自信,希望今天朱利巴能给她们一个准确的交待。

  顾代表恶狠狠地说:“小兔崽子,你还真有一手,枪法倒不错,想一枪打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