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我怎么办？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奖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荫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峰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个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个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在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激情！虽然我们是两个孩子，但我们能为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巨大的责任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说实话，这一切使我们从那时起，心里就充满了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庄严感。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任性的孩子气了。我们拼命学习，眼睛盯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大学。可是现在，薛峰却猛然要皈依另外一种生活信仰了。
是猛然吗？细细想起来，他身上这种弯化的迹象早已开始显露，只不过是爱情那绚丽的面纱遮住了我的睛情，使我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些。这些迹象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现在几乎举不出来。但我肯定早已察觉到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变化。我的过错在于未能及时向他指出并且帮助他认识和克服这些不良倾向。结果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我知道，现在对他来说，重要的还不是留不留城市的问题，而是像通常人们说的：应该怎样做人。
无疑，在我看来，一种有害的东西已经渗入了他的意识。那天在水渠边，我发现他的眼睛都有点混混浊浊的样子。这多么叫人害怕，叫人难过。我知道，这样下去，他说不定将来会变成一个设机钻营、玩世不恭的市侩！
我决定明天找他再好好谈谈。是的，本来今天就应该去，但系里要开干部会，我是班长，必须参加。
下午开完会，我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李虹正急匆匆推着她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我和她打招呼，她却把头扭到一边不理我。我看见她一脸怒气从我身边过去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李虹为哈这样对待我？我心想，是不是她家里出了啥事，以致无心和我说话？
我很快打问明白了：她那反常的情绪原来还是因为我。
有人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纷纷传说我又突然改变主意，要留校了，因此又把已经确定留校的李虹分配到了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山区林场；而原来想去那个林场的一个男同学，却被分配到了我原来要求去的那个沙漠地区。
受到伤害的这两位同学，原来都和我关系很好。可是，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仇人。他俩降过在班上的同学中间散布我的各种谣言外，同时骑着车子到处告我的状，并且要求组织重新恢复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否则，决不罢休！
刹那间，一贯在同学们中间受到尊敬的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假先进。我受到了普遍的讥讽、挖若和攻击。
天啊，这是怎一回事？我糊涂了：是谁又把我留在了学校呢？而这个变化事先根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才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的，这肯定是薛峰利用岳志明母亲的关系而干出的事！
气愤和委屈顿进填满了我的胸膛。这种可耻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的人格——而这一点我一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面对这情况，我一下子急得手足无措。下午饭我连一口也没吃。我一个人来到体育场后边的小树林里，焦躁地转悠着，走着走着，头竟然碰在了一棵树干上。我抱住这树忍不住哭了：薛峰！薛峰！你现在把我置入了怎样一种境地啊！
我难道听任事情就这样成为现实？
不，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决定行系里的领导把情况问清楚再说。
我在系办公室找到了系主任刘文林副教授。
副教授一见我，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说开了：“小郑，我们原来就想让你留校，你自己硬说不留。可你又跑到教育局找人，让把你留在学校。这是怎么回事嘛？你是党员，又是班长，这样折腾，我们的分配工作怎进行呀？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唉，现在的青年怎能叫人尊重和信任……”头发斑白的副教授扶了扶了眼镜框，长叹了一口气。
我眼里旋转着泪水，一直等抢把话说完，才对他说：“刘主任，我也正是为这事来向您说明情况的。我并没有去教育局，也并没有改变我原来的主意……”
副教授瞪大眼睛问：“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当时就对她说，这个学生我们原来就想留校，是她自己不愿留……”
“那是我的男朋友去做的工作。”我说。
“男朋友，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副教授惊讶地望着我。
“在省师大中文系，今年也毕业。他想要留在省城，因此要让我也留下。”刘主任眼睛瞪得更大了，一下子不知自己该说什么。
我对他说：“您还是按原来的方案把我分到我要去的地方。让李虹留校吧，她学得也很好。再说，她家庭有困难，这您也知道，应该照顾她……”
刘主任沉吟了半天，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对不起，小郑，请原谅我误解了你。请相信，我仍像过去一样尊重你。你虽然是我的学生，但这四年中，我在你们班上最看重你的品质和学业……不过，你不知道，教育局主任她丈夫，就是省委组织部长老岳，曾经是我过去中学时代的校长……那是旧社会的事了。他爱人向我打过这个招呼，当时我也答应过，现在你既然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我们当然会尊重的，但我应该给高建芳同志解释一下……”
我从刘主任的办公室出来后，太阳已经沉入城市西边的一片高楼大夏之间。几片红云抹在湛蓝的天上，预示明天又将是一个炎热的日子。
现在我无心再回到宿舍去，我要立即去找薛峰。李虹的自行车我是再借不到了。现在只好去挤公共汽车了。
经过一番转车的周折，我终于踏进了薛峰的房间。
我进来时，他和一个人正在商量什么小说提纲。我猜这个人大概就是岳志明。我原来准备一进门就向他发火的。但我克制住了，因为有生人。薛峰立刻向那个人介绍说：“志明，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叫郑小芳。”“噢！”岳志明叫了一声，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站起来转身对薛峰一笑：“那你们谈吧，罢了咱再研究。”他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点点头，说；“你在。”就转身出去了。
岳志明出去后，薛峰从桌角上挂的书包里掏出一颗苹果，连同刀子一块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一边。我无心吃。
我马上问他：“你是否找过岳志明他妈？”我明知道他找了，但我还是这样问他。他有点惊讶地问：“找过了……怎啦？”
我说：“她打电话给我们系里的领导，让我留校。”
薛峰一下子兴奋地站起来，说：“啊呀，志明的话说对了！他妈可真他妈的！你不知道，她当时曾一本正经地说她不能办这种事，想不到这么快就办了。这真是个口是心非的老太婆！”他的兴奋加上满嘴的油腔滑调，一下子更让我生气了。我忍不住大声说：“你把我在学校都弄臭了！犬家都叫我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我决不留校！我决不改变原来的主意！”
薛峰脸上的高兴劲顿时一扫而光。他不理解地望着我，似乎惊讶我怎么能说出这么些话来。
老半天，他好像才反应过来，说，“小芳，我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工作……再说，我去《北方》编辑部的事已经基本决定了……”我气恼地说：“那你留你的吧！反正我要回去！”
他惶惑地望着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了。看得出来，他准备用某种雄辩的高论来来服我，但一时又找不到这种高论。
我自己也是准备了一套来说服他的，结果也只能用这么简短而明确的语言来说出我的想法。
此刻，也许实际上双方都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知道说出来大概也等于白说……谁也说服不了谁。沉默。我们都可怕地意识到，一道鸿沟已经明显地横在了我们中间。我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心碰心地交流思想和感情了。在过去那悠长的甜蜜的年月里，我们怎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种场面呢？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
薛峰默默地拉亮了电灯。灯光照出了他忧郁的脸和一双恍惚的眼睛。我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对他说：“你再去给岳志明他母亲说一说，我不留校了……”
我悲哀地望着我，说：“怎能那样哩……小芳，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别折磨我了……”
我看见，原来一个刚直的男子汉，现在已经像抽掉了骨头似的，软绵绵地站在那里，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不管怎样，我是多么爱他。此刻，我多么想用我全部温柔的情感去抚慰他。但不知为什么，我嘴里还是生硬地说：“我想了不知多少次了，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我看见他的眼睛潮湿了。
我心疼他，站起来想过去在他的头发上摸一摸。
但他却误认为我站起来是准备走呀，突然暴躁地挥着手说：“你走吧！我的脑袋都快炸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只好强忍着泪水，出了他的房门。
我把几滴泪水洒在师大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然后跳上车，径直向省教育局赶去。我要亲自向岳志明的母亲谈谈，让她重新恢复我的分配单位。
我转了好几路车，带着奔波的疲倦和心灵的痛苦来到省教育局。我走进门房准备登记。看门的老头问：“你干啥？”
我说：“我找学生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
他不高兴地用手指了指墙壁上的挂钟。
我抬头看见，已经八点钟了。唉，我已经忘记了时间。
“早下班了！”老头嘟囔了一句。
我退出了这个大门，又来到了街上。
我想：只好明天一早上班后再来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