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都是女人，都用同一个部位爱。从头讲吧。
“咱们都得从头儿开始讲。”爱丽什卡宣布。“只求你们让我最后一个讲。让我开头儿，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吉娜笑道，“咱们都是女人，对吧？咱们都用同一个部位爱，对吧？”
“你指的是哪个部位？”阿尔宾娜眯起眼睛问道。她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连名字都带点洋味儿。
“她指的是心。”瓦伦蒂娜迅速替吉娜打圆常瓦伦蒂娜是党员，还是个什么官儿。
“嗨，原来是心。”阿尔宾娜失望地叹了口气，还闷闷地打了个哈欠。她显然是在跟瓦伦蒂娜寻开心，其实她一听到讲故事就来神儿，一双大眼闪闪发亮。
可瓦伦蒂娜还在坚持：“不知什么原因，一提‘爱’这个词，总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发笑。在我们国家里，爱也是国家大事，因为家庭都是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家庭又是组成国家的一个细胞。”
“太对了。”一直没说话的奥尔佳插了进来。她是造船厂的工人。“我的初恋甚至牵扯到两个国家，苏联和东德。”
“是吗？快给我们讲讲，奥尔佳，快讲讲。”女人们吵闹着，都从床上坐起来，洗耳恭听。于是奥尔佳就讲起了她的初恋。
故事之一
由奥尔佳讲述。她是船厂的工人，讲的是一位德国造船技工与一位苏联女工之间的一段富有国际色彩的罗曼史。这恋情涉及到两国政府，结果却以破灭而告终。
我的初恋很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是海军造船厂喷漆车间的油漆工。挣钱不少，这没说的，可头儿们总是跟我过不去。像公费旅游啦，分房子啦，都没我的份儿。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和一个德国人订了婚。当然，他是东德人，可尽管如此……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船厂帮德国建造一艘油轮。那是一项俄德联合工程——对不起，应该称为“苏德”。德国负责生产船身与机器，我们负责组装。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便有一场友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终于使油轮提前半年完工。以后的８个月就用来检查质量上的漏洞。有时油轮上载着德国技师们开进我们厂，有时我们还在船上检修，船就连我们一同被调回罗斯托克港。我们就这样往返于罗斯托克与列宁格勒之间。这里的年轻人很多，有的还相爱了。
我渐渐对一位德国技工产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们的习惯可以叫他彼特亚。他干净，漂亮，严肃认真，还会讲俄语。只有一点不太好，他信教。这在民主德国并不稀奇。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得知我怀孕时，他只字不提去做流产，而是赶快跑到他们领导那里去申请和我结婚。他的领导同意了，可我的领导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把我调离油轮，在党委会、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甚至毫不客气地讲：“去把孩子做掉。我们绝不会放你走。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
可这怎么可能呢。在罗斯托克，彼特亚有父母兄弟，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而我是个孤女，挤在集体宿舍里祝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够逼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聪明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我们没给你们房子，你们不也怀了孩子。”
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使我体力不支，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是个男婴。不过我的身体还好，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到了我的预产期，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我抱着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后来我收到他的绝交信，他说我欺骗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或许是邻居们出于妒嫉，从他给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组织上出面了结了此事。
后来怎样了。唉，没什么好说的。我和船厂的一个不错的人结了婚。他爱喝两盅，但其它方面还可以。当然不能同彼特亚相比。彼特亚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亚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远也穿不坏。
有时我会抱它大哭一场：你这个坏东西，我对它说，为什么你不快点磨破，也好让我把你忘掉？可我又舍不得卖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忆……“是的，真正的猫皮是穿不坏的……”尼尔娅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位音乐教师，态度文静，肤色微黑。“我母亲也有一件，穿着它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后来还给我改了条大衣领子呢。”
“这不新鲜，”奥尔佳笑道，“四年时间对毛皮大衣来说并不算长，我那件还跟新的差不多呢。”
“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穿的：在地洞里穿，在集中营里当铺盖，还有一次在法西斯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呢。”
“给我们讲讲吧，”爱玛道。
尼尔娅含泪摇了摇头：“以后吧，行不行？现在我不能……以后吧。”
拉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我来讲讲我的初恋，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听。”女人们喊道。拉丽莎一直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她性格沉静，独立性很强。来探望她的只有几位同事，仅仅来过三四次，可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来。病友们自然都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这么自强、自重的。
拉丽莎稍加思索，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二
由生物学博士拉丽莎讲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恋爱，这爱情由单恋发展到双方的倾心；她还战胜了一个情敌。她曾一度以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仍在痴心地等待，直到他又回到她的身边。
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别了，她等啊等，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时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期望着能再遇见一个像他那样的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她决定不再寻觅，便打算生个孩子自己抚养。
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发生在我５岁的时候……你们别笑，先听我讲，等我讲完后，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战争年代。我父亲主管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母亲是一名军医，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怕我在战乱中丢失，不愿将我寄放在亲友家中或儿童养育院里，就把我带在身边。机场随着战线的移动不停地搬迁，我也跟着他们一同转移。我伪装起来，躲在一包衣服下面，遇到检查，便一动不动。上级领导到单位视察时，他们便把我藏起来。我就这样跟着流动部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有一次从航空学校分来一名新飞行员，他才１８岁，是这里最年轻的战士，可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很大，是个大人。
他个头高高的，满头金发，一张晒得黑红的脸膛，一双蓝眼睛。他性情活泼，胆量过人。他叫弗洛德卡，人缘特别好。单位的医务室和病房里有几个姑娘，还有一位名叫拉伊什卡的女报务员，都盯上了弗洛德卡。那个拉伊什卡好像还真有点门儿。可我还是把弗洛德卡从她手中抢了过来。你们别笑，这是真的。
那个男孩——如今在我这个快４０岁的老太婆眼里他那时的确是个男孩——他怎么会被我这个部队里人人娇惯的女娃迷住，我不得而知。可当时我们确实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立刻跑到飞行员宿舍。大家隔窗望见我，就朝弗洛德卡喊：“你女朋友一大早就来看你了，还不快接她去。”
弗洛德卡便跑到门口迎接我，将我一把抱起来，然后才一同到食堂吃早饭。他盘子里的好吃的，一般是一两块果脯什么的（这在战时都是难得的佳肴），常常理所当然地归我享用，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呀。我父母不让他这么惯着我，有一次居然一整天都没放我出去，怕我打扰他。我在家里又哭又闹。当弗洛德卡出现在门口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他在门口向父亲行军礼，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把女朋友带走；到了我们检查飞机的时候了。”
他们便放我跟弗洛德卡走了。我们俩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常弗洛德卡清理、维修他那架飞机。那是一架Ｕ２型侦察机，他的同伴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书橱”。他检修发动机，拧拧这儿，弄弄那儿；我呢，爬上机身，拿块抹布四处擦灰。弄完之后，弗洛德卡又把我抱进机舱，我们就绕机场转上两圈。
这也得到了父亲的允许。下了“班”，我们俩一起去吃晚饭。
食堂里的飞行员们就会逗我：“喂，劳卡，你的飞机怎么样？”
“一切正常。”我郑重其事地回答。
一次，弗洛德卡为了我和另一位飞行员干了一仗。那天我玩累了，跑到他房里去喝水。有几个人在宿舍里偷着喝酒，可他们并不避我，弗洛德卡教过我要对朋友讲义气。单位里的事我都知道，有时甚至比我父亲的消息还要灵通。我进了屋，发现弗洛德卡不在，就随便拉住一个人向他要水喝。这个混蛋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给了我一杯烈酒。我喝了一大口，呛了，哭得死去活来。弗洛德卡一听到我的哭声就奔了过来。
他立刻看出事情的原委，把我抱在怀里，给我灌水喝。我不知他在干什么，还继续号啕大哭。等我不哭了，弗洛德卡放我躺在他的床上，然后揪住那个捣蛋鬼的衣领子把他拖到外面，揍得他鼻青脸肿，一星期都没消。当然这件事我父亲压根不知道。从那以后，我愈加觉得弗洛德卡是我的头等保护人，比父亲还高一级呢。
可过了没多久，他和那个女报务员拉伊什卡之间开始了一段罗曼史。这个妖精。我至今还恨她呢，他们常常在我睡着之后幽会。我不知道他们好了多久，好到什么程度，直到一天有人跟我开玩笑：“你那位弗洛德卡和拉伊什卡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顿时妒火中烧，满腔愤怒，又伤心绝望。但我还是下决心把弗洛德卡从拉伊什卡手中夺回来，于是便采取了行动。
什么方式？就是直接把他抢过来。每当我看见拉伊什卡接近他，我就跑过去冲她喊：“走开。他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你的。”
人们哄我，劝我，可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决不让拉伊什卡靠近弗洛德卡。最后，我父亲急了，揍我，把我屁股都打红了。可我的鬼点子多得很。我跑到弗洛德卡那里，当着众人脱下裤子露出小屁股给他看，还告诉他说：“你看看吧，这都是因为你那个傻瓜拉伊什卡。我爸爸还说如果你再跟她见面我还会挨打的。”
我父亲当然不是这么说的。知道后来怎样了吗？不知是因为弗洛德卡对我的情敌没有那么深的感情，还是因为她受不了人们的风言风语——说她在这嘲三角”关系中注定要失败，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从那以后，每次看见拉伊什卡，我都骄傲地转过头去，从不理睬这位败在我手下的情敌。
要问我们的爱情除了这些蠢事之外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纯真的爱情。弗洛德卡没有任务时，我们就一同在机场周围散步，有时也到附近的村子里转转。我记不清当时我们尽聊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不停地交谈着。难以想象什么话题能让一个１８岁的青年和５岁的女孩谈个没完没了。我还记得我们谈话时的气氛，是那么单纯、宁静、严肃。有时我们讨论蚂蚱的生活，除我俩之外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有时我们谈论战争，谈论成年人的生活。这个大孩子和我一样，被战争夺去了平静的生活。唯有他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童年生活——田野，树林，童话。我们自己也编故事，看见什么就编什么。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绝对的安全感——甚至从父母那里都感受不到的安全感，只有弗洛德卡才能带给我。那时我们常遭到敌人的轰炸。尽管机场伪装成一个小树林，可不知怎么还是被法西斯发现了，所以我们又得搬迁。我是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对于伤痛、死亡、弹坑、炸毁的房屋、坠毁的飞机之类早就习以为常。我至今忘不了当时飞行员的葬礼，竖在坟墓上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支螺旋桨。可当我和弗洛德卡在一起时，我知道他能保护我，使我天上不受德国飞机轰，地上不挨敌人地雷炸。
遇到弗洛德卡执行任务时——他驾驶Ｕ２型飞机在空中进行侦察摄影——我便像个小妇人一样等他回来。我不再玩耍，而是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谛听着。我能在很远的地方分辨出他那架飞机的声音。然后飞奔到飞机跑道上高兴地呼喊：“弗洛德卡回来啦。”我一次都没有说错过。
有一次他没回来。有人向父亲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向弗洛德卡开火，打中了他的飞机，在空中就烧了起来。单位里人人都听说了此事，也包括我。他们都非常难过——他的朋友们，我的父母，还有拉伊什卡，出来进去眼睛红红的，可我不相信他牺牲了。结果还是我说对了。没有我的弗洛德卡，我感到寒冷、孤独，心里非常难过。可每当他们劝我、安慰我时，我却说：“我难受、孤独是因为我在等待弗洛德卡。他快回来了。”
几个月过去了。冬季的一天，我母亲回家后对我说：“快，弗洛德卡回来了。”
不知为什么，她讲这些话时并不显得高兴，可我当时也没在意。我立刻跑了出去，连外衣都没穿，直奔营地。我看到了弗洛德卡，向他扑过去时，听到有人喊道：“小心。”
可我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我觉出他在抱我的时候踉跄了一步，马上就有人扶住了他。原来弗洛德卡拄着双拐，只剩下一条腿。这又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足以使人相信我们之间的纯真爱情。在那次战斗中弗洛德卡受了相当严重的烧伤，刚回来时，没有人能认得出是他。他整个脸被烧成了紧绷绷、亮闪闪的紫皮，面颊上还留下几道深深的青色伤疤。可我根本不用看他的脸就能认出他来，我直扑过去，心中明白这就是我的弗洛德卡。我们坐在桌旁，他将我搂在怀中，讲着他的冒险经历。当时那种完美的平静、爱意和安心的感觉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我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疤痕问道：“这儿疼不疼？这儿呢？我亲一下就不疼了吧？”
因为那次英勇的飞行，弗洛德卡被提升为上尉。我又给他起了个更庄严的新名字：我的彭斯上尉。一个月以后，他安了条假腿，重返蓝天。
跟德国的仗打完了，也到了和彭斯上尉、我的弗洛德卡分别的时候了。我们一家要回到列宁格勒，而他却被派往远东。临分别的日子，弗洛德卡对我说：“和日本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你也会长成美丽的大姑娘，那时我就来找你，娶你作我的妻子。”
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我也不认为弗洛德卡在开玩笑。分手的那天，他只和我一个人讲话。我们的车开动时，我被塞进吉普车，不停地哭着喊着，他说：“再见，我心爱的人。等着我。”
年复一年，时光飞转，可弗洛德卡没有回来。我又长大几岁后，渐渐觉得不好意思向父母打听有关他的事。我不声不响，默默地等着他。到了１６岁，我开始自己寻找。我心中知道弗洛德卡并没有忘记我，他也在寻找我。只有一点弄不明白：他是最有本领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找到我？我向父亲和熟悉的飞行人员打听他的消息，却一无所获，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好在搞飞行的人毕竟不算多，我相信迟早会打听得到的。事实正是如此。
你们是否还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许多秘密都得到了公开？不少孩子们从未听说过的亲友这时出现了；不少妻子至今才得知自己那被发配劳改营的丈夫是死是活。以前，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弗洛德卡，她都难过地摇着头，可忽然有一天，她让我坐在身旁听她讲述他的不幸遭遇。那次英勇的飞行之后，弗洛德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提升并荣获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可是后来，当他们“澄清此事”之后，他被送到劳改营。原来弗洛德卡把飞机降落在德军阵线后面，然后他抓起摄影器材，带着烧伤和断腿，穿过重重防线向我们一方前进。开始他们想把他树成第二个马特洛索夫，可后来又决定一个英雄就足够了。于是他就在柯利马消失了。
这就是我初恋的全部。我再也没有过第二次恋爱。我观察过和我同龄的男孩子，长大后又观察男人，可就是找不到弗洛德卡那样的男子汉。有几次我打算结婚，可最终还是作罢。临到下决心时，我就告诉自己：“不，这个人也不是弗洛德卡那样的人。我还得再等等看。”
可是我终于没有找到弗洛德卡那样的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决定成立一个没有丈夫的家庭。现在我生下了我儿子，名叫弗洛德卡，我要独自把他抚养成人。
“现在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会这么坚强，这么自信，”瓦伦蒂娜说。她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列宁格勒市的文化处工作。
“对别人的严格要求使你首先加强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促使你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喽，国家会给你和孩子提供一点救济的。”
“我谢谢了。”拉丽莎笑道，“我自己大概还能挣到那５卢布。”
“得了吧。”“浪荡女”吉娜笑着插进来，“５卢布能买半升啤酒，或者买三杯白酒呢。”
大家便由此开起玩笑。算着每月５卢布能给孩子买些什么：一只童鞋；４斤国营商店的黄油或２斤自由市场的黄油；２斤自由市场的苹果或６斤公家店里的苹果；小学生校服的一个袖筒或者婴儿车的一只轮子。
唯独娜塔莎没有笑。这也是位现代女性，只是不像拉丽莎那么自信。
“我认为，拉丽莎，”她说道，“你的全部力量来自于你的不安全感，现在许多妇女都处于这种状态。并非我们自己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而是男人的软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强。他们变得越来越没男子气，这太可怕了。在家中，丈夫就是另一个孩子，只不过比孩子更贪婪些罢了。”
大家又开始数落起自己的丈夫。然后她们让吉娜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由吉娜讲述。她是个流浪女。按官方的说法，是“无业游民”。她准备讲一讲一位英勇的苏维埃战士对她的一片热情，以及他如何把她弄到野地里，成了好事，同时也激起了她的热情。这对情人分别之后，吉娜的母亲打算为女儿挽回名誉，却没有成功。
嘿，姑娘们，我的初恋也是和一个军人。当时一个工兵营驻扎在我们村外。战士们常到俱乐部去玩儿，还追我们村的女孩子。一次看完电影，一个大兵送我回家，半路上把我拉进树丛里，干得我心旌摇动。他可真够壮的，那个死鬼。我也不敢声张出去。过了一个星期，我壮着胆子跟母亲讲了。她立刻冲进营部去告那个兵的状，可是他已经拍屁股溜走了——他复员了。他叫瓦斯亚。也许是科尔亚？不，就是瓦斯亚。这就是我的初恋。
大家都笑了起来。
“吉娜。这算什么爱情？”
“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是最最自然的一种。如果那会儿拉丽莎再大１０岁的话，弗洛卡早就把她那个了。她要是１５岁，就不会四处跟他去逮蚂蚱，而是要逮大点儿的玩意儿喽。你们这些人小时候都在父母的翅膀底下捂得严严实实，从来没让男人干过，所以才会相信那些关于爱情的鬼话呢。”
吉娜气恼地转过脸去。她旁边的那位刚刚发表了关于男人雌化论的娜塔莎，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吉娜，别生我们的气，也不要抱怨生活。毕竟不是每人都有一份称心的初恋呵。即使有，也许自己当时并不懂得珍惜呢。否则，所有的家庭不就都成了初恋的结果了吗？但这早就是不可能的事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来讲讲我是怎样愚蠢地毁了我的初恋。”
故事之四
由女工程师娜塔莎讲她那段带有古典色彩的爱情以及她表姐年纪虽小却异常奸诈的行为。
我的初恋来得不早不晚，正是时候——１７岁。
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父母让我到苏呼米过暑假。他们把我托付给当地的一位格鲁吉亚亲戚，也好有个照应。我表姐娜丹卡和我一起去。她在医专上学，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
我们俩都是不爱出门、文静好学的女孩。除了功课之外，我们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了，也只是为了自己消遣而已。我们在家都是极听话的孝顺女儿，甚至还梳着在当时根本不流行的长辫子。
我和娜丹卡到了苏呼米，一下火车就到车站理发店剪掉了辫子，把头发削成男孩式的短发。也就是说，我们终于自由了。可我们也仅此而已，像舞会、电影院什么的我们还是不敢去，因为早就风闻格鲁吉亚人拐骗白俄少女的事屡屡发生。白天我们到海滨玩的时候，爱特丽姑妈寸步不离，警惕地守护着我们，唯恐我们同生人搭话。可当地的男孩子们很快就盯上了我们。我现在生了孩子，不知变成何等模样了，可那会儿我刚１７岁，相当漂亮。我表姐也同样引人注目。每到傍晚，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时，就会有一群男孩在附近转悠。
他们边弹边唱，有时爱特丽姑妈碰巧不在场，他们就半起哄地邀我们去跟他们散步。我和娜丹卡虽然并不愿意坐在那儿喝茶，可还得硬着头皮呆下去，不敢乱说乱动。姑妈对我俩的表现十分满意，而我们却在盘算着如何跑出去。
甭管是祸是福，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狂风大作，海浪滔天。我们那天早晨下的海滩。姑妈不准我们游泳。娜丹卡很听话，可我忍不住央求姑妈道：“您就让我们在附近游一小会儿吧，我们保证不走远。毕竟是在海边长大的，从生下来我们就像小青蛙一样游来游去。”
被我缠不过，姑妈只好答应：“可别游得太远。”
别游得太远，嘿。我们扎进海里，游得飞快。一会儿在海面上漂，一会儿又潜入水中，一会儿又在浪涛里翻跟头，玩得开心极了。开始涨潮了。我们往回游，可怎么也上不了岸。
我们游到岸边，脚踩到了沙滩，可还没等站稳就被大浪掀到了礁石上。姑妈看到后，快步跑到水边，舞动着胳膊大声嚷嚷着，像只老母鸡。这样一来情况更糟，因为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使我们俩也慌了手脚。娜丹卡开始叫唤起来，我给她打气：“别慌，咱们还游回海里休息一下再说。”
我们又游回海里，却不像刚才那样轻松自如了。我们躺在海面上想恢复体力，一会儿再游上岸。过了一会儿，忽然看到两个男孩走近正在指手划脚的姑妈跟前。他们甩掉衣服，一头扎进水里来救我们。他们教我们巧法子：潜入海浪里游到浅滩处，然后赶快站起来，在下一个浪头打过来之前就跑到岸上。我们四人手拉着手，终于爬上了岸。姑妈向我们的两位救命恩人道谢时，我和娜丹卡惭愧得看都不敢看他们一眼。
以后的两天姑妈禁止我们去海滩，作为对我们的惩罚。到了第三天，老太太开始可怜我们，便又带我们到了海边。刚到滩上，那两个男孩就过来对姑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海上保护她们。”
“也在岸上保护她们。”另一个又加了一句。
姑妈有点疑心地看了他们一眼，但还是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游泳。他们俩毕竟救了我们一命。后来，她也允许我们跟他们散步。但有一条规定：只能白天玩，然后他们必须把我们送回她手中。
我们四个人不久就分成两对，各自谈起了恋爱，娜丹卡和沙尔瓦，我跟阿米兰。起初大家一道出去，到后来就变成分头活动了，事先商量好集合的地点，为的是能一同回家。后来我和娜丹卡还学会从卧室的窗口顺着藤子爬下来。姑妈对我俩赞不绝口：“我的姑娘们可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整天乱逛。她们俩像小鸟一样，天一黑就睡觉了。”
我们确实像鸟儿那么早就上床了，可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出去玩个不亦乐乎。直到一唱雄鸡天下白时，我们才悄悄爬回屋子。
最初我们只是夜间挽着手在林荫道上来回转悠。后来有一次我和阿米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他突然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吓得哭叫起来。那个可怜的家伙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哄我是好。后来他穿着衣服和鞋子径直走进海水里，声称：“只要你还哭，我就喝海水。”说着，就一把又一把地捧起海水喝了起来，还不停地嘟嚷着：“太难喝了。恶心死了。”
我害怕了，向他喊道：“别喝了。别喝了。我不生气了。”
可那个小坏蛋答道：“你必须亲我一下我才停下来呢。”
我只好让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亲他，按照他的意愿亲了个够。不过仅此而已。
那真是个美妙的夏天……阿米兰带我到所有他喜欢的地方去玩。我们上山采野果，下海拾贝壳，坐小船钓鱼。我们一起憧憬着未来：他还有一年就中学毕业了，然后到列宁格勒上大学，到了夏天我们就回到海边。他教我游泳，使我的水平大有长进，遇到风暴，我们反而玩得更开心。我就像小海豚一样在浪里钻来钻去。而且我自己也出落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丰满漂亮。那年夏天我换了两次胸罩的号码。
我和娜丹卡该回列宁格勒了。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和阿米兰恋恋不舍，在海边坐了一夜。他不能为我送行，因为有爱特丽姑妈在场，她会认为这太过分了。火车开动时，我们正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忽然我们车厢的门响了一下，沙尔瓦和阿米兰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阿米兰手捧一大把木兰花——他知道我最喜欢这种花。你们不知道，那次我在列宁格勒下车后，捧着花从车站走回家，一路上有多少人盯着我看。他们二人把我们送到阿德勒站才下车，分手时约好明年暑假再见。我们当时还真以为能够再见面呢。
家乡已进入秋季，黄叶开始飘落。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听到大海的低语和阿米兰温存的声音。我还养成了一个坏毛勃-常常舔自己的嘴唇，想以此来重温他的亲吻。这个习惯持续了很久。那束干枯的木兰花被我钉在床头的墙上，花瓣落光了，花苞枯黄了，可每当我凑过去闻一闻，都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尤其是合上眼睛的时候。
我和阿米兰相互通起信来。他给我寄来他的近影，我将它珍藏在书包里。我学习成绩不如从前了。因为我的思绪常常飞回海边。
又过了３个月，到了大雪纷飞的时节，娜丹卡来我家小祝见到她我非常高兴，急不可待地把她拉进我的小屋，问题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沙尔瓦给你写信了吗？你想他了吗？”
娜丹卡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说些什么呀，娜塔莎？是指夏天的那段小插曲吗？忘了它吧，那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旅游区的男孩常找度假的姑娘们玩儿，谁还真当一回事？”
“我就当回事。我和阿米兰都是真心实意的。”
娜丹卡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你这个傻丫头，娜塔莎。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不会成功的。不说别的，首先你们的家庭环境就大不相同。好了，把阿米兰写的信给我看看。”
我像个傻子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信来递给她。娜丹卡边看边笑，随后拿起一支红铅笔，把信中的错字病句统统标了出来。我脸涨得通红，但又不好阻止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每一行里都标上红线，那些红线就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她读完后把信还给我说：“拿去给你的同学看看，再跟她们吹一吹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一言不发地把信装进书包，当然不是为了给同学们看。
在阿米兰的下一封信里，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许多错误，而且一心专挑错误却不看信的内容，因而也听不到他说这些话时的声音了。一个月以后，娜丹卡又来了，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嘿，现在清醒了吗？是不是不般配？别忘了，你父母绝不会同意你嫁给一个格鲁吉亚半文盲的。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到街上摆起蔬菜水果摊来。”
她又一次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们从小就认为做买卖，特别是个体经营是极不光彩的下贱职业。
“好了，我来帮你写封绝交信吧。他看了这封信准会把这件蠢事忘个一干二净。”
我同意了。她教我写了一封态度极为恶劣的信。里面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内容我不想在这里细说，大意就是：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子，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格鲁吉亚人别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们种点水果，从游客身上赚几个钱算了。
娜丹卡一边口授这封令人恶心的信，我心中暗自盘算着：绝不能把信寄出去；等她一走，我就把信烧掉。可她比我精明得多：她把信随身带走了。
“说不定你会变卦的。我既是你的姐姐，就要拿出做姐姐的样子来，免得你在这场丑事中难以自拔。不然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父母。”
那封信就这么寄给了阿米兰。他没回信，一个字都没给我写。我把木兰花从墙上摘下来，只留下一小片叶子夹在书中，后来也弄丢了。
５年以后，我和娜丹卡都结了婚，而且非常幸福。一天她对我说：“还记得那年暑假的小插曲吧？你知道吗？我当时深深地爱上了阿米兰。可追我的不是他，却是他的朋友，我简直气昏了。我逼你跟他吹，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他。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这样的结局更好。他确实配不上你。”
我爱我丈夫，现在依然如此，可那次娜丹卡把真相告诉我后，我趴在枕头上哭了一夜。我为自己的幼稚、愚蠢而伤心，也因别人的狡诈而感到恐惧。因为这件事，我和娜丹卡疏远了，后来连面都不见了。
大家对娜丹卡的狡诈都感到震惊，并一致同意花一天时间讲一讲“坏女人”的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她说：“你表姐给你灌输民族沙文主义这固然不对。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你同格鲁吉亚人结婚，这无可厚非。不过有一点你表姐是正确的：你和他不会有共同的志趣和抱负，况且没有这些，你们就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家庭。姐妹们，我的初恋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基础上的真实的、强烈的感情。请大家注意听。”
故事之五
由瓦伦蒂娜讲述。她是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干部。故事虽然简短，却足以表明她对健康的苏维埃家庭的观点。
我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都是从大学直接分配到地区共青团委员会工作的。他任指导员，我给他当助手。我们配合默契，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就决定成立一个健康的苏维埃家庭。同志们都非常支持我俩，并着手为我们要房子。我们分到了一个单元后马上就结了婚。现在生了儿子，我们还计划过３年再生个女儿。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当初头脑都相当清醒，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缘故。
大家听完瓦伦蒂娜的短篇，都觉得这不像是谈初恋，倒像是作了个简短的政治报告。于是便急着想听阿尔宾娜讲。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在妇产医院住院都不忘化妆打扮，还带了一大包进口的化妆品。
“喂，瓦伦蒡娜——不知你姓什么——你刚刚讲了你的健康家庭，”阿尔宾娜说道，“但据我看来，会干的男人才是好样儿的。人们都这么说，对吧，吉娜？而且，作为男人，还应该给他的女人提供物质上的享受。有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女人的一切烦恼都来自我们的幻想。可我要问问大家，这些幻想从何而来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被干得不够，就拿你来说吧，瓦伦蒂娜，你结实的身材和朴素的发型是一副典型的政工干部模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级别不低。可有时你也脸红，眼睛也闪闪发亮，这都是掩饰不住的。你刚才讲了健康的苏维埃家庭……但我敢打赌，你在床上跟丈夫谈的绝不会是什么全体会议公报之类。这你无法否认。好了，姑娘们，现在我给你们讲讲我那美好的初恋，准把你们都震了。”
故事之六
空姐儿阿尔宾娜给大家讲当今的纨-子弟是怎样寻欢作乐的。她还讲了一种在青年中极为流行的“野菊花”游戏，以及其它一些在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里所进行的性革命的种种见闻。阿尔宾娜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历尽磨难。由此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快过年了。我刚刚又做了一次流产，才出院，就接到朋友们的电话：“阿尔卡，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我很爱交际，朋友多极了。这些朋友不是父母有钱，就是自己能赚大钱——倒爷，发廊老板，还有高级饭店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些纨-子弟。能跟他们去玩当然好——好吃好喝这不用说，而且都是平日见不到的紧俏货，还有跳舞，吸“草”，玩“野菊花”什么的。可我刚做完流产，对“野菊花”不太感冒……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草”和“野菊花”？唉，也难怪，你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草”就是大麻，印第安麻。对人没什么害处，很柔和的一种，却能令人腾云驾雾，心舒体泰。至于“野菊花”，那是年轻人玩的。女孩子们躺在地毯上，头朝中央，腿向周边伸出去，组成一朵野菊花形状，然后哥儿几个一起上来轮换着……你们这帮幼儿园水平的娃娃，别大惊小怪好不好？要是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最讨厌假正经。我要真带你们到一个这类场合，敢保证你们还没进门就急得要脱裤子。如果没体验过生活的种种乐趣，就老老实实地听着，也许能学点什么。好了，我是讲下去还是停下来你们说吧。那好吧，我就接着讲……我决定先去找其中的一位朋友，看看她给我找的“老头儿”怎么样。要是她糊弄我，我就叫辆出租找别的朋友玩儿去。
我去了朋友家。屋里很暗，一切正常。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是普格乔娃那个傻帽儿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xx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
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跟他的那３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我期满以后——他只要２０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２０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我从没见过美洲虎，也没见过犰狳——在它的甲胄里伸曲，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滚落吧——滚落到里约热内卢——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滚落——滚落到古拉格——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４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在这里讲了她是如何先学会了恨，而不是爱。本书作者把这个中篇敬献给那位最善良的俄国诗人——诺姆-柯扎文，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人折磨孩子”的诗，写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这首诗在苏联的劳改营广为传抄——这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作者还建议那些对尼尔娅的故事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找来诺姆-柯扎文的诗读一读。
我在大战的前夕生于利沃夫，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波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犹太民族习惯让孩子随母亲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们以后就会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爱音乐。我对那时生活的唯一记忆就是母亲在弹钢琴。后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那个记忆是一场梦：那时的生活怎么会那样美好？窗户半开着，和风荡起带花边的窗帘，花边轻轻地触着钢琴。母亲坐在钢琴前，穿着洁白的衣裙，是那样美丽动人。她不时地把微笑着的脸庞向我转过来，头随着乐曲的节奏轻微地点着——在光洁如镜的琴盖上，在她洁白如云的衣裙上，在清香宜人的嫩黄色地板上，一束束阳光也在音乐的伴奏下轻快地舞蹈。窗外，一株大树轻轻摇动，树叶在舞蹈，窗帘在舞蹈，我也手舞足蹈起来——手抓住小床的栏杆，一蹦一蹦的，可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舞蹈。以后再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弄清楚这不是一场梦……这就是那时的情景。后来战争爆发了，这也印在我的记忆中，法西斯开进了利沃夫，开始了犹太人大搜捕。我们的父亲——这是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的——决定还是收拾东西，第二天早晨赶到火车站，这是对所有犹太人下的命令。我们家的犹太人包括母亲和她的３个孩子。我两岁，哥哥列夫什卡１２岁，姐姐琴娅７岁。对犹太人下的命令不包括我父亲，我说过他是波兰人……母亲哭了起来——她担心３个孩子。
“你担什么心呀，”父亲有点发急，“德国是文明之国，他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会被疏散到德国的安全地带，到那儿以后你就给我写信。别忘记首先告诉他们你是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说不定他们会在德国为你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呢。他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芭丝娅。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
可父亲的话并没有使母亲平静下来，她说要到亲戚家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她匆忙赶到阿朗舅舅家，想听听他的主意。
阿朗舅舅非常聪明、有见识。他悄悄地告诉大家，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倾听法西斯的每一项命令，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母亲来到阿朗舅舅家时发现他们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你们不是去火车站吧？”她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不去。”阿朗舅舅说，“我们要去地下。”
原来阿朗舅舅和其他几位有勇有谋的犹太人设法搞到了一份利沃夫市区地下排污系统的图纸，他们决定顺着污水管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食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子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深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花园来到很远的一处院子里。这里有一个能钻进人去的洞口，通着排水道，洞口的盖子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进去，太小的孩子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处都在滴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子们哭闹着要出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紧紧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子，到处乱窜，偷吃我们带的干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紧紧地把干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干粮袋交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姐姐琴娅看管，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子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子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食品偷了个精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子咬破了她的皮大衣，又啃坏了口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根针，用破口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出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４０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１２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１２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３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头还不得不住在牢房里。”
“给咱讲讲女营里的事儿吧。”
“今天就算了吧，姑娘们。一天讲两个‘营’太多了。下回再讲。这会儿咱们让爱玛讲吧；这都是她出的点子，咱们听听她讲的。”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如何成为一位初次恋爱的小伙子的进攻目标。
我给大家讲讲一个毛头小伙儿是怎样爱上我的，而且爱得那样无私，甚至发狂。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校园恋爱的产物，很不成功，也很短暂：一年之后便离婚了。这要感谢那项新法律，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精神折磨。和那位同学分手后我很快又结婚了。他也是个演员，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角呢，虽然已到了强弩之末。他现在酗酒成性，早已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可在当初，我还觉得我们的婚姻相当成功，唯一使我苦恼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婚外恋。他每演一个新角色都会很快爱上和他配戏的搭档。为此我们吵阿打啊，最后我决定我们俩离开这里去外地，或许这是挽救这桩婚姻的唯一途径。我调到西伯利亚一个新建小城里的一个刚成立的剧团当导演。我们打好行李，离开了列宁格勒。我丈夫的想法是：在外地他肯定会成为那里的台柱子，包演所有的主角，何况他妻子还是导演呢。结果确实如此。我导的第一出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尽管从他的年龄和外形来看演傻胖子福斯塔夫更合适，当然，演李尔王他还不够老。你们也许猜到了，他在排练时又爱上了朱丽叶。演朱丽叶的那小姑娘确实漂亮，她刚从戏剧学校毕业，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段。显然她也被我那位旧日的明星给蒙骗住了。他之所以喜欢年轻姑娘也正是如此：稍微老成一些的女人便会一眼看穿他那肤浅的感情。随之而来的事真让我大伤脑筋。排戏时，我那个缺德老头子无耻地向朱丽叶一会儿飞个媚眼，一会儿又捏捏她的手，可自己的戏却演得糟糕极了，台词记不住，语调也不对。你们想想，４０多岁的人了，还能演什么罗密欧。在场的演员、舞台监督，还有舞台工作人员等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还好奇地打量着我，有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但更多的人是想看热闹。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工作。第一场还没排完，我就感到了极度的精神疲劳。
就在我几乎快到精神崩溃之际，我忽然注意到，那位年轻的布景美工阿辽沙常常用充满忧郁和爱恋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感觉好多了。以后排练时，每当我那位老来俏罗密欧再当众跟傻丫头朱丽叶调情时，我便看着阿辽沙，这样一来感觉就会好些。
有一天排完戏后，阿辽沙还不走，他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剧常他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抚摸一下他的脸颊，就走开了。可他还是每次排练都来，自始至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到了首场演出的日子。演出相当成功，当地的领导们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席间，男主角宣布他要离开我，与他的朱丽叶结合。他真够可以的，选这样美好的场合来解决家庭纠纷。我伤心透了，宴会结束后便和阿辽沙一起绕小城漫步，然后回到他在剧团里的那间小屋，跟他过了夜。此后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感到这种做法对我丈夫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也有好处。再看见他时，就不那么伤心了，再看看阿辽沙，感觉更好了。
一天阿辽沙问我：“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吃惊地望着他，告诉他这不可能。
“你敢戏弄我。”他怒气冲天，“别忘了，你现在没在剧场里。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就自杀。”
我耸了耸肩：“想用一支道具手枪枪毙自己吗？那就祝你顺利。”然后扬长而去。
几个小时后我去排练，发现阿辽沙没来。没什么关系，我想，这样我可以安心工作了。近来他盯人的目光常常搞得我心烦意乱。不来更好……突然票房经理跑进来告诉我阿辽沙被送进医院正洗胃呢：他吃安眠药中毒了。我第一个念头是：“他怎么敢这样。这不是让我丢丑吗。”
一位年轻演员跑到医院去打听情况，虽然我心急如焚，但还是克制住自己，继续排练，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告诉我阿辽沙吃安眠药过量了，已经奄奄一息。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去看他。医院的人知道我是他的领导后让我进了病房。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可他认出是我，小眼睛闪出光来。“你现在不会离开我了吧？”他耳语般地问道。
“当然不离开你了。”我口里这样答道，心里却在暗自思忖着：拿这个傻瓜怎么办好呢？怎样才能甩掉他呢？
阿辽沙住院期间我又办回了列宁格勒，可你们猜怎么着？
他身体一恢复，就辞去剧院的工作，一路追我而来。
此后的事简直是场恶梦：他在列宁格勒没有工作，没有住处，到处游荡，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对他讲：“阿辽沙，你又不是女孩子，又不是我先勾引你，让你怀了孩子后甩了你。你也不害臊。你怎么没一点男人气儿呢？”
可这傻瓜还是不明白。他说：“如果我们真有个孩子，我就养着他，这样也许还好受些。”
结果我因精神过度紧张，进了精神病院。这才使阿辽沙死了心，离开了列宁格勒。他受的打击不校现在每当我听说女孩子被引诱后遭到遗弃时，我总在考虑究竟谁的日子最不好过，是她，还是他。你们知道吗，我宁可自己被人遗弃，也不愿被那疯狂的爱缠个没完没了。这种初恋，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看看舞台上的爱情呢，那里的匕首都是硬纸板做的，毒药呢，是兑上颜料的水。
女人们有的同情阿辽沙，有的同情爱玛。
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一位好看的胖姑娘，是牛奶厂主任的秘书。
故事之十
爱丽什卡讲的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我第一次遇见瑟约什卡，我后来的丈夫，是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沙滩上。那天天气很热，大家都在游泳，可我正好闹嗓子。我坐在水边一棵倒了的柳树干上，燥热，难受。突然，一只大黑狗跳了过来，开始在我身上嗅起来。我害怕不认识的狗，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想起爸爸说的：“害怕狗时不要动，别显出害怕的样子。”
随后听到一个愉快的声音：“米什卡。你干什么呢？吓唬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孩儿？你看看，她差不多跟你一样漂亮呢。”
狗的主人走了过来，挨着我坐在树干上。“米什卡游泳时，我在这坐一会儿，你不生气吧？”
“你爱坐多久就坐多久。你为什么不跟它一块儿游泳呢？”
“不行，我嗓子疼。你怎么不游泳？”
“我也嗓子疼。”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看米什卡游吧。”
我们就坐着，看着，一会儿米什卡从水里出来跑向我们，抖了抖身上的水。它毛上的水像雨点一样落了我们一身，可我们很快活，也不那么热了。
“你叫什么名字？”
“爱拉。你呢？”
“瑟约什卡。在那边晒太阳的是我妈妈。你想见见她吗？
来吧。”
我们来到瑟约什卡的妈妈那里，他说：“妈妈，你看我跟米什卡找到一位多好看的女孩儿。你说呢？她那双眼睛像小母牛的一样。我能和她结婚吗？”
瑟约什卡的妈妈说可以，但要等到将来，她一边说着，一边让我们吃草莓。她从包里拿出一罐草莓来给了我们，瑟约什卡把最大的挑出来给我吃。
“你为什么把最大的都给我呢？这不公平。”
“因为你嗓子疼呀。”
“你也是埃”
“那不算什么，我比你结实，比你有劲儿，我要时时照顾你。说定了？”
“好吧。”
然后我领他去见我的姐姐们，告诉她们他将来要跟我结婚，而且他妈妈已经同意了。她们笑了起来，但都是善意的笑。
该回家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
“你明天还来吗？我每天都在那棵树旁带米什卡散步。”
“只要妈妈让我一个人出来。不过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家有电话。记住这个号码。”
我把号码告诉瑟约什卡，他怕忘了，又重复了几遍。
可是第二天我的病加重了，由嗓子发炎引起心脏的毛病，被送进医院。我躺在床上，想到瑟约什卡在树旁等不到我的难过样子我就哭了起来。我哭还因为自己剃成秃头，这是为了治玻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像米什卡了。那些天真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护士进来让我穿上衣服到走廊里去，说：“有人来看你。”
我很惊讶，因为那天妈妈已经来过了。原来是瑟约什卡和他妈妈来了。他一看见我被剃成秃子就喊了起来。
“你再也不像米什卡了。他们把你弄得好丑好丑。”
我想瑟约什卡一定不再爱我了，我便嚎啕大哭着跑进病房。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忧郁而死。但我刚走到门口，瑟约什卡就追了过来。
“你去哪儿？我们带来好多葡萄给你。妈妈说你吃了就会好得快些。好了，别哭了。”
后来我们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吃葡萄时，瑟约什卡对我说：“你现在一点也不好看了。你就像一只淋湿的小猫。”
他妈妈说他不应该老把女孩子比做各种动物，她不让他再伤我的心了。她说到做到，从此以后，每当她认为瑟约什卡伤我心时，她都出来保护我。不过他后来再也没有伤过我的感情，生活再也没有这种戏剧般的情节了。我们俩上学后同桌坐了１０年，毕业后就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初恋，一直到现在。
这个故事讲完后，就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一天。
正在这时，婴儿们被护士用车推了进来，母亲们纷纷抱起自己的孩子准备喂奶。她们商定明天大家讲被引诱与遗弃的故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