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完全违背了我爸的意愿，但是他多少还是帮了一点我的忙。他断了我的退路。在我妈去英国旅行的时候，我和他达成了协议，最初五年，除非我辞职，否则我不能管他要钱。这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协议，只对他有意义，因为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我给自己的期限更久，比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认，我和我爸妈的关系比较奇特，从小我妈和我不亲近，她和另一个孩子待的时间更长，是一个我小时候的邻居。因为我没兴趣读书，她就把时间花在那个孩子身上，教她读书，把她压箱底的东西都教给她，结果到了那女孩儿十二岁的时候，我们搬了家，从此失去音信，我曾经偷看过她的日记（她藏得并不隐秘，当然她自己不这么觉得），这么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听那个女孩儿的下落，可是没有一点线索，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那些两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边读书的岁月，好像被什么人用手一扬，消散在空气里。后来她爱上了旅游和收藏，我们家有好多画、瓷器和旅行的纪念品，我爸给她弄了一间大屋子，专门放这些东西。昂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廉价的，可以无限复制的旅游区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么别扭。我爸从印制烟盒起家，在某一段时期，因为他的运作疏通而造成的垄断，他的印刷机器和印钞机差不了多少，后来他又进入房地产、餐饮、汽车美容、母婴产品。在我大学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儿去看电影，正在亲吻时，余光看见电影片头的出品人里，有他的名字。他这一辈子干干净净，对我妈言听计从，自从做了烟盒，就把烟戒了。对于生意上的朋友和对手，他很少在家里提及，我感觉，在他心里，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相互需要，也让彼此疲惫。在我印象里，即使他喝得烂醉，只要想回家，总能独自一人找回来，前提是我妈也要在家，帮他校准方位。我妈通常不会说他，给他煮碗面，有时候他进门一头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后关上门。我爸常说我叛逆，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斗殴，作为头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实我也受了点轻伤，眉骨开了个小口，值班的民警给我拿了一板创可贴，坐在栅栏外面和我说话。你知道混混以后有什么出路吗？他说。我记得他很年轻，胡子好像还没有我的密。我没有说话，自己把创可贴贴上，在眉毛上打了个叉。他说，要么变成惯犯，要么成为比普通人还普通的人。我没有说话，他说，你以为你多牛逼呢？你将来能干什么？我没有说话。他跷着二郎腿，不断打响手里的打火机。他说，你知道每天全国要死多少警察吗？我没有说话。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隔三岔五就得进来一回，都是为别人出头，你说你将来能干啥？你那帮朋友，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哪个回头看你一眼，哪个不是溜溜地赶紧走了？我说，操你妈，有种你进来和我单挑。他说，单挑？我一枪就打死你。我开枪不犯法，你会开枪吗？你知道枪怎么拿吗？傻逼。我把手从栅栏里，伸出去，抓他的衣服，他没动，衣服被我紧紧攥着，他说，你好好摸摸，这叫警服，昨天有个毒贩，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抢了六百块钱，他爸临死之前还告诉他钱藏在哪，让他快点跑，你这个臭傻逼，你敢吗，你敢动这种人吗？告诉你，今天收拾完你，我明天就把他抓回来，你们这帮傻逼。说完，他把我的手腕一拧，我咬紧牙没有出声，松开了他的警服。他没有回头看我，我听见他开门出去的声音，然后走远了。
我一直记着他的样子和他的警号，他是一个辅警。没有编制的辅警。后来我知道，他也没有用枪的权力。大约两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伤人进去，我在我爸那拿了点钱，去看守所帮他，那年我十九岁，正在念高四，复读，好几个警察都认识我。一个警察看见我说，有日子没来了，跟你爸做生意了？我说没有，然后说了一个警号，还有他的样子，问他在吗，我想让他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着他，好几次有人找我去打架，我都想起他。一个人说，你找他干吗？我说，没事儿。问问。那人说，他让人报复了。我盯着他看，等着他往下说，他说，死在自己家楼下，让人从背后捅死了。媳妇饭都做好了。说完，他接过我的钱，进了别的屋，我想问人抓住了吗，可是嘴唇动了动，发现喉咙发不出声音，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我把事情办完，我的朋友看见我，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转身走了。
从考上警校，到从警校毕业，我妈没跟我说什么话，但在我报考之前，有一天我妈突然问我，真想当警察？我说，是。她说，别逞能。我说，没有。她说，为什么想当警察？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就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旁边喝牛奶，她喝了一口，用手指轻轻擦掉嘴边的白色沫子，抬起头问我。我说，人迟早要死的吧？她说，嗯，要死。我说，想干点对别人有意义，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多。她说，挺好。然后不再说话，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牛奶。后来我爸告诉我，她跟我爸说，如果我考不上，让我爸找找关系，让我念上。我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种心理。也许在她眼中，我做什么都无所谓，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警校四年，她从来没去学校看过我，即使是毕业时，我成了优秀毕业生，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但她还是没出现，倒是我爸开车到了学校，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还请我吃了顿饭，西餐。他说我妈去了南非，他都联系不上，但是她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幅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守门，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画很简单，铅笔的，画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
那顿饭，我爸想要说服我，去市局坐办公室，做文职工作。我拒绝了，结果我爸提前结了账，把我扔在饭桌旁走了。
和他达成协议之后，趁他俩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搬到局里安排的宿舍。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成了一名实习刑警。开始的半年里，我参加了几次相对轻松的行动，那阵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几个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个省市，在村庄，在工地，在矿井，把逃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杀人犯带回来。没有一点危险。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下上来，看见我们在等他，说，我洗个澡。老警察说，来不及了，车等着呢。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他的头发上都是煤渣，我年少时的玩伴，随便哪个，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他说，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说，让他们去看你吧。在奔机场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早来就好了，我把那娘俩坑了。
2007年9月，我正式成为刑警，出警时可申请配枪，若是要案，可随时配枪。9月4日晚，和平区行政执法大队的一个城管，喝了些酒穿过公园回家，遭到枪击，尸体被拖到公园的人工湖里。市局的刑警开了动员会，骨干们又单独开了案情分析会，这是这个月里第二个遭到袭击的城管。第一个被钝物砸中后脑，倒在自家的楼洞口，再没起来。我因为毕业成绩还可以，实习期间的表现也过得去，分析会时允许旁听。枪是警用手枪，子弹也是警用子弹，64式7.62毫米手枪，64式7.62毫米子弹。被枪击的城管，也曾先被钝物击中后脑，从法医鉴定和现场分析，这一击并未致命（怀疑是锤子或扳子），他负伤逃走，袭击者追上再给予枪击。那个城管我不认识，和我也不是一个系统，但是葬礼我还是参加了。因为上面的要求，葬礼比较简单，遗像也没有着制服，而是穿着休闲装，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作案的手枪，有记录可查，十二年前属于一个叫蒋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钓鱼行动，凶手逃脱，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脑袋被车玻璃击中后，又被钝物击打），因为是工伤，所有费用都由市局承担。受伤时他还未成家（虽然已经三十七岁），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顾，1998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从未醒来，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那次行动的另一个后果，是他携带的两把警用64手枪，两个弹夹，一共十四发子弹，丢了。
当时的案子是一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串案，一直未能侦破，不过蒋不凡出事之后，这起系列案件也随之停止了。而这两起袭击城管的案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两个城管比较著名。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行政执法中，没收了一个女人的苞米锅，争执中，女人十二岁的女儿摔倒在煤炉上，被严重烫伤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两人因此登上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媒，而有关部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属于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两人并无重大过失，内部警告，继续留用。
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会上，会议室烟雾缭绕，主抓这个案子的大队长叫赵小东，当年的钓鱼行动有他一份，那时他的妻子怀孕待产，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二岁，念初一，而他的战友蒋不凡没有子嗣，死了近十年。蒋父已去世，只剩下一个老母亲，住在女儿家。他每年都要去几回，局里发东西，或多或少，带过去一点。他说，没想到过去那个死案又有了活气儿。如果在退休之前，还破不了这个案子，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调查，如果在他死前还破不了，就让他儿子当警察继续破。会议室里静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着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可是在这个案子上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想着，那两把枪里，还有不少子弹。
自从参加工作之后，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发言，我说，领导，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说两句，请大家指正。赵队说，不用客套，说。我说，我看了当年的卷宗，也看了卷宗里的现场照片，还去了事发的现场。赵队打断我说，什么时候去的？我说，前天，参加完城管的葬礼，坐公交车去的。赵队说，谁让你去的？我说，我自己想去看看。赵队说，继续讲。我说，当年的高粱地，现在都盖上了楼，卖七千块钱一平，那条土路，已经变成四排车道的柏油路。蒋不凡被发现的草地，现在是沃尔玛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赵队说，你他妈是想干房产中介？我说，没这个意思，我查了当年的报纸，并且问了周边的人，有一个发现，距离当年事发地点向东两站地，有一个私人诊所，是中医，十二年前就在，现在还在。我在诊所门口等了半天，问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上岁数的患者，他告诉我这里原来的大夫孙育新，曾经是工人，下乡的时候在村里跟着一个江湖郎中学过一阵中医，1994年下岗，第二年自己开了个诊所，没想到就一直开下来了。他2006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现在坐诊的是他儿子孙天博。
所有人都看着我，赵队把烟掐在烟灰缸里，瞪着我说，继续说。我说，当年那起案子，一死一伤，死的是蒋不凡，伤的是卡车司机刘磊，他当时前额撞上方向盘，大量出血，晕厥，什么也没看见，只记得突然看见一辆红车的车尾，而车祸之前，他属于疲劳驾驶，据他所说，眼前只有一片黑夜，所以他连个目击证人都不算。出租车内有血迹，当时也做了检验，不是蒋不凡的，推测属于凶手，但是蒋不凡被车碎片击中的位置在车外，所以我做了一个推测，除了凶手和蒋不凡，出租车上还有另一个人。赵队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庄树。他说，小庄，从今天起，你跟这个案子，和家里打个招呼。继续讲。我说，那个人在蒋不凡和凶手离开车后，还在车中，坐在副驾驶位置，卡车撞上出租车后，车倾覆到路边，他受到重创。蒋不凡倒下后，凶手拿走蒋不凡的手枪，把那人从车中救出，离开现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不凡藏在车中的手枪也被拿走了，如果车里没人，他怎么能发现那把手枪呢？赵队站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他们去了那个诊所？我说，我只是推测，怕打草惊蛇，没敢去诊所里面调查，但是我感觉，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