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
我知道，马科斯先生，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离世，因为把信交给您的同时，我请求过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开。我要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在过去七年里与您相识，相处，是何等的愉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充满感情地回想起这段岁月，我们在花园里年复一年地种西红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来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们还随兴所至，互教互学，做过不少波斯语①和英语的功课。我感谢您的友谊，您的体贴，以及您在我国从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会把我的谢意转达给您善良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女士，她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请您代我向她勇敢、可爱的女儿罗诗致意。
我应该告诉您，马科斯先生，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您的，还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转交此人，其中的缘由，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因此，如果我重复了一些您已经知道的事，还要请您海涵。之所以有写下这些事的必要，是因为她。马科斯先生，您将会看到，信中不仅包含忏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体的事，让我产生了写信的念头。基于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须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故事该从何说起。这对一个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头子来说，实非易事。就像我这一辈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样，我到底多大年纪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说个大概的岁数，那我心里还是蛮有谱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和萨布尔打过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后来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们听说有人朝纳第尔沙开了枪，把他杀了，纳第尔沙的儿子，年轻的查希尔，已经登基做了国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蛮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不过还是换个别的开头吧。故事就像行进中的火车：不管你在哪儿跳上去，都能到达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哪儿结束，也就该从哪儿开始。是的，我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那就从妮拉·瓦赫达提开始吧。
我是1949年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嫁给了瓦赫达提先生。当时我已经为苏莱曼·瓦赫达提先生工作了两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区，在另一户人家干过一年。我1946年来了喀布尔，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马科斯先生，我离开沙德巴格的前因后果，可不是什么引以为荣的事。请把这当做我的第一个忏悔吧，因为我要说的是，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我无意为自己脱罪，马科斯先生，可我当时是个大小伙子，渴望着闯荡世界，满脑子的梦想，很简单，也很模糊，我的梦想历来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来的路越来越窄，我就离开了，去找事做养活两个妹妹。是的，这是实话，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为瓦赫达提先生全职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里。当时这房子，马科斯先生，可一点都不像您2002年刚到喀布尔时看到的那样破败。它是个漂亮的、宏伟的宅邸。那个时候，这房子洁白耀眼，好像周身镶嵌着钻石。正门外是一条宽宽的柏油车道，一进来就是屋顶高高的门厅，摆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镜框的圆镜子，正好位于有段时间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机在海滩上拍的那张。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亮闪闪的，有一部分铺上了深红色的土库曼地毯。地毯现在已经没了，皮沙发、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红木柜子也都没了。那些豪华的家具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它们恐怕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头一次走进那贴着石头墙砖的厨房时，嘴巴都合不拢。我想，厨房盖这么大，让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体村民来这儿吃饭都成。六灶的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锅、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具供我使用。卫生间总共有四个，贴着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墙砖，装着陶瓷的洗手池。马科斯先生，楼上您卫生间的台子上，有四个方洞对吗？里面本来镶的是青金石。
接下来要说说后园。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园，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样。过去要进花园，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游廊，栏杆上爬着绿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实，翠绿，处处花团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边上是两排果树。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樱桃树下，闭上眼睛，听着微风从树叶之间侧身而过，一定会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住处了。
我自己住的，是后园最里面的一间窝棚。它有一扇窗户，四面白墙，粉刷得干干净净，对一个没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来说，屋里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
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②，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帽子往这边拉拉，再往另一边拽拽，全神贯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妮拉面前。此时就算有只黄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门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会想法多绕一段，绕远是为了拖长路程，多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是不会多到让她生疑——由此延长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严格的自我控制，绝不透过后视镜看她，只在她和我说话时才这样做。只要她坐在后座上，我便已经很满足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各种味道——昂贵的香皂、润肤露、香水、口香糖，还有烟味儿。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味道都足以让我情绪高昂。
正是在车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谈。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也就是说，不算无数次的她让我拿这拿那。我载着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她问我：“纳比，你们村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来着？”
“沙德巴格，尊贵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说说。”
“也没啥好说的，尊贵的太太。跟别的村子一样。”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心里却一片狂乱，拼命想回忆起点什么，奇花啊，异草啊，得像个样子，能让她感兴趣，能让她听了高兴。可这没用。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没啥见识的小人物，又能说出什么，让她这样的女人听了为之心动？
“葡萄挺棒的。”我说。可是一咕噜出这两个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葡萄？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窝里开始冒汗。
“有一种很特别的葡萄，”我说，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据说只有沙德巴格才种得出来。它非常娇贵，怎么说呢，非常难活。你要是在别的地方种它，哪怕是在旁边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后死掉。它会枯萎。会死于忧伤。沙德巴格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然了，没有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尊贵的太太。忧伤。”
“很动人，纳比。”
我冒险往后视镜里飞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过后的余韵。我精神为之一振，随即听到自己又开了口：“我可以再给您讲个故事吗，尊贵的太太？”
“尽管讲。”打火机咔嗒一声，烟从后座朝我飘来。
“嗯，在沙德巴格我们有个毛拉。当然了，每个村子都有毛拉。我们这一位叫谢基卜毛拉，他是个故事大王。他会讲多少个故事，我说不上来。可是有件事，他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让人大大吃惊的东西。他们的掌纹一模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穆斯林左手的掌纹构成了阿拉伯数字里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数字18。81减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归真的年龄，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我听见后座传来一声低笑。
“后来，有个旅行家路过。理所当然，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谢基卜毛拉一块吃饭。旅行家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谢基卜毛拉，请您恕我直言，我从前遇见过一个犹太人，我发誓他的两只手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掌纹。这件事您怎样来解释呢？’毛拉说：‘这个嘛，那犹太人骨子里也是个穆斯林。’”
猛然间，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这笑声里。就好像——真主宽恕我的不敬——就好像乐园从天堂降临我身，如经书所言，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③。
请您理解，马科斯先生，让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尽管这美貌已足以让人着迷。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妮拉这样的年轻女人。她做的一切——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样——事事都让我觉得新奇。对女人如何举手投足，妮拉动摇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种概念。我知道，这些特点必定会遭到某些人顽固的反对，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萨布尔，还有我们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对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诱惑与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甚至后来别的工友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的笑声还回荡在我耳畔。我龇着牙，美滋滋地，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叽叽呱呱，耳边只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也很有几分得意，因为我知道自己讲了个聪明的故事，让她从婚姻的不满足中得到了少许的缓解。她真是个非凡的女人。那天夜里上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几分不凡。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所在。
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爱，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
“真主啊。”她低声道。
“说点高兴的吧，”我说，“我妹妹又怀上了。”
到了村里，光脚板的孩子们照例蜂拥而上，追着车欢迎我们，可等妮拉一从后座上下来，小孩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直往后退，也许是怕她骂人。可是妮拉表现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来，微笑着，和每个孩子讲话，握他们的手，摸他们的脏脸蛋，抚弄他们的脏头发。让我尴尬的是，村民们聚拢过来，围观妮拉。其中就有我的发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们一起，蹲在房檐上往这边看，活像一排乌鸦，全都在嘴里嚼着纳斯瓦尔烟末子。他父亲谢基卜毛拉也在，和三个白胡子老头一起，坐在一堵墙下的阴凉里，漠然地捻着手里的念珠，眼珠子却不嫌老，紧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我把妮拉介绍给萨布尔，然后一块走向他和帕尔瓦娜的小土房，身后跟着一帮看热闹的。到了门口，尽管萨布尔告诉妮拉不必多礼，可她还是非要把鞋脱掉。大伙一进屋，我就看见帕尔瓦娜默默坐在角落里，紧绷绷地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向妮拉问了好，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萨布尔朝阿卜杜拉扬扬眉毛。“上茶，儿子。”
“噢，别麻烦了。”妮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帕尔瓦娜身边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经闪身进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厨房，又是他和帕丽睡觉的地方。门洞上钉着一块脏乎乎的塑料布，用来隔开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我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车钥匙，后悔没机会提前和我妹妹说一声，告诉她有人要来串门，好让她有时间收拾收拾。煤烟熏黑了龟裂的土墙，妮拉坐的破床垫也沾了一层灰，屋里仅有的一个窗户上星星点点，全是苍蝇屎。
“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小毯子。它是大红色的，图案是大象的脚印。这是萨布尔和帕尔瓦娜拥有的惟一值钱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来，它就要被卖掉了。
“原来是我父亲的。”萨布尔说。
“是土库曼地毯吗？”
“是。”
“我特别喜欢他们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难以置信。”
萨布尔点了点头。哪怕和她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进来了，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有几个茶杯。他把托盘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给她倒了杯茶，便盘起腿，坐到她对面。妮拉和他拉话，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可阿卜杜拉只是点着他剃光的脑袋，吭哧出一两个字作答，之后便怯生生地看着妮拉。我跟这孩子讲话时留了个心眼，就算骂他失礼也要和颜悦色。我会采用一种友善的方式，因为我喜欢这孩子，他生性认真而且能干。
“什么时候生？”妮拉问帕尔瓦娜。
我妹妹低着头，说预产期在冬天。
“你真幸运。”妮拉说，“马上就有宝宝了。而且还有这么一位懂事的继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旧面无表情。
帕尔瓦娜嘟哝了一句什么，可能说的是“谢谢”。
“还有个小姑娘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妮拉问，“帕丽？”
“她在睡觉。”阿卜杜拉马上说。
“噢。听说她好可爱。”
“去把你妹妹抱来。”萨布尔说。
阿卜杜拉磨蹭着，看看父亲，又看了看妮拉，这才满脸不情愿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责任，也会说，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间不过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可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没人知道他俩为什么选择了彼此。这是个谜。我从未见过两个人之间能有这样的亲和力。实际上，阿卜杜拉更像帕丽的父亲，而不仅仅是兄长。当她还是个婴儿，还在半夜里哭闹的时候，正是阿卜杜拉从睡觉的小床上爬起来，走到她身边。是他承担起了给她换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觉的责任。他对帕丽的耐心是无限的。他抱着她满村转，到处显摆，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让人渴望得到的奖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丽抱进房间，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着脸，不放心地递过妹妹，好像心里已经出于本能，拉响了警报。
“噢，她真是个小可爱。”妮拉叫出声来，笨手笨脚地晃荡着，暴露出她对怎么带孩子一窍不通。帕丽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后开哭。阿卜杜拉一把将她从妮拉手里抱了回来。
“瞧她的眼睛！”妮拉说，“噢，还有那小脸蛋！多可爱啊，是不是，纳比？”
“就是，尊贵的太太。”我说。
“名字也取得这么好听：帕丽。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搂着帕丽，摇晃着她，同时看着妮拉，脸色越来越难看。
回喀布尔的路上，妮拉无力地坐在后座上，头倚着车窗，很久都没说一个字。后来，她突然哭了。
我把车停到路边。
她很长时间都不讲话，只是用两手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呜呜咽咽。最后，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谢谢你，纳比。”她说。
“谢我什么，尊贵的太太？”
“谢你带我去那儿。见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们的福分才对。也是我的。我们很荣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阳镜，轻轻擦着眼睛。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最好还是先把嘴巴闭上。可是刚才她当着我的面哭了鼻子，这么不见外，我总该有些言语上的表示才对。我轻声说道：“您也会有的，尊贵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会看在眼里。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会的。真主看不到这些。”
“当然会。真主会看到的，尊贵的太太。您这么年轻。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会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疲惫不堪，这样无精打采。“已经没了。在印度就被整个拿掉了。我身子里是空的。”
这一番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真想爬到后座上，揽她入怀，用不停的亲吻来抚慰她。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的手已经伸到了后面，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本以为她会抽回去，可她带着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于是我们便坐在车里，不看对方，只是望着身边的原野，满目的灰黄，无尽的枯萎，只被干涸的灌渠划破，丛生的灌木与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点点的生命微澜。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电线杆，目光跟随着一辆运货的卡车，它在远方缓慢行进，车后尘土漫卷，哪怕就这样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带我回家。”她最后说，松开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点休息。”
“是，尊贵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挂上了一挡。
她进了卧室，好几天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以往，她偶尔会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楼上卧室的窗边，坐在那儿，吸着香烟，一只脚摇晃着，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讲话。她不换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头。可这一次，她连饭也不吃了。异常的态势引起了瓦赫达提先生异常的警觉。
第四天，有人敲响了大门。我去开门，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细烫的西装，闪闪发亮的乐福鞋。他看上去仪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为他站在那儿，犹如泰山压顶，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双手握着锃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权杖。他一个字还没说，我就已经感到，此人必已习惯了发号施令。
“听说我女儿过得不痛快。”他说。
这位一准就是老太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是的，老爷。我想您说得很对。”我说。
“那就靠边站，年轻人。”他从我身边扬长而过。
我在花园里忙碌，把一大块木头劈成柴火。从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见老爷子就在屋里，朝妮拉弯着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阵妖风重重地摔了一下门。
那天晚上，她吃了饭。
几天之后，妮拉把我叫进房里，说她要开个派对。瓦赫达提先生结婚之前，家里即使举办过派对，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进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办两三次。派对前一天，妮拉会给我具体指示，要我准备开胃品和饭食，我便开车去市场，一一采办。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从未买过，瓦赫达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他厌恶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却对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们戏称为“药房”，到那儿偷偷摸摸买一瓶“药”的花销，可以赶得上我两个月的工钱。为这种事跑腿带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虽然是在参与犯罪活动，但是，取悦妮拉的需要总是压倒了一切。
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们也开派对，庆祝结婚或是举行割礼，活动要分成两个房子进行，一处给女人们，另一处给我们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对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块的。大多数女人都像妮拉那样穿衣打扮，胳膊整条整条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们吸烟。她们还喝酒，杯子半满着，有的无色，有的是红色，或者暗红，装的都是烈酒。她们说笑话，哈哈大笑，还随随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这屋子里别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盘的波拉尼烙饼和卢拉烤肉串，在烟雾缭绕的一个个房间，一堆堆客人间穿行。此时电唱机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乐，而是妮拉所说的什么“爵士”。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赏这种音乐。在我听来，钢琴叮叮当当地乱弹，喇叭怪腔怪调地号丧，实在是又乱又不和谐。可是妮拉喜欢这个，我老听到她跟客人们说，这张唱片一定要听，那张唱片不听不行。整个晚上，她都杯不离手，举杯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品尝我上的饭菜。
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monseul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④。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⑤，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⑤。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戚们成群结队地登门造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饭，伺候这个大爷，那个大姨，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从早到晚，大门的门铃响个不停，人们涌进家里，在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来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头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没在家里见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只是过来点个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表示问候，而不是来看望那位总也不照面的病人，他们和他之间的亲情实在少得可怜。母亲大人当然也来了，谢天谢地，没带那两条狗。她冲进家里，一手拿一条手帕，用来擦红肿的眼睛和汤汤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头，就开始哭。不仅如此，她还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发凉，就好像她儿子已经死了一样。
不过这么说也对，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有半张脸成了僵死的面具，两条腿几乎完全不听使唤，左胳膊还能活动，但是右边那条只剩下了骨头和松垮垮的肉。他讲起话来，只是一串嘶哑的咕噜和呻吟，谁也没法听出个所以然。
大夫告诉我们，瓦赫达提先生还是能感受到各种情感的，在这方面，他和中风前一样，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应。
然而这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只过了一个来礼拜，他对来访者的感受，包括对他母亲的态度，就表露得相当清楚了。即使病到这个分上，他也不改孤独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们的怜悯，不需要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更不要他们绝望地摇着头，把他当成惨绝人寰的奇景。他们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挥起能动的左手，做出愤怒的，往外轰人的动作。他们和他说话，他就把脸扭过去。如果他们坐到他身边，他就挠床单，哼哼着，拿拳头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离开。和帕丽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封闭程度丝毫不减，只是温和了许多。她带着玩具过来，在他床头玩，这时他便仰望着我，满脸恳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泪，下巴颤抖着，直到我把帕丽领出房间。他不打算和孩子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让她伤心。
访客大撤退让妮拉松了口气。当初人们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丽一起躲到楼上，躲进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对此极为反感，她肯定希望——说实在的，谁会怪她呢？——妮拉守在儿子身边，就算不为别的，至少做个样子也行。当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么样子不样子的，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她。闲话可多了。“这算什么媳妇啊？”我听见婆婆不止一次这样大声嚷嚷。她对所有肯听的人数落妮拉的不是，说她狠心，说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现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儿呢？丢下这么忠诚有爱的丈夫不管，这算什么媳妇啊？
当然，老太婆有些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实际上，人家总是看见我守在瓦赫达提先生的床头，我喂他吃药，有人进屋，也是我迎来送往。大夫总是找我谈话，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听瓦赫达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达提先生轰走了来访者，减轻了妮拉的不快，却给她带来了别的烦恼。过去，她躲进帕丽的房间，关上门，不仅就此避开难缠的婆婆，也让自己远离了身处困境的丈夫。现在家里空了，妻子的义务摆在面前，而这恰恰是她最难承担的。
她承担不了。
她也没有承担。
我不是说她狠心，也不是说她无情。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有一件事总是明白的：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做出评判时，最好怀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和宽容。我必须告诉您，有一天，我走进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正看见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呜呜地哭，她手里还抓着一只汤匙，扁豆汤正顺着瓦赫达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围嘴上。
“让我来吧，尊贵的太太。”我轻声说道。我从她手里拿过汤匙，抹净瓦赫达提先生的嘴巴，接着喂他，可他呻吟着，死死闭上眼睛，把脸扭到一边。
此后没过多久，我便把两个行李箱提下了楼，递给一个司机。汽车没熄火，他把行李装进了汽车的后备厢。帕丽穿着她最喜欢的黄外套，我扶着她爬到后座上。
“纳比，妈芒说了，你会带爸爸到巴黎来看我们的，对吗？”她问，咧开嘴，豁着牙，冲我一笑。
我告诉她，我肯定会的，等她父亲好些了就去。我挨个亲吻了她两只小手的手背。“帕丽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乐如意。”我说。
我在楼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阶的妮拉，她眼睛肿着，眼线也花了。刚才她待在瓦赫达提先生屋里，和他道别。
我问她，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说，接着又道，“不过也许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链，把背带甩到肩后。
“别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儿。这样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证，谁也不告诉。
她对我说，会很快写信回来，然后久久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挚的情感。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
“我很高兴，纳比，因为有你陪着他。”
说完，她上前拥抱了我。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鼻子里都是她头发的香气，她香水的味道。
“原来是你啊，纳比。”她在我耳边说，“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不容我开口发问，她已抽身离去。她低着头，靴子跟儿踏响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车道。她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坐到帕丽身边，看了看我，便张开手，按住了玻璃。汽车驶离车道，而这只按在车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看着她离去，等着汽车转过街角，才把大门关上。然后我靠在门上，像小孩一样地哭了。
虽然瓦赫达提先生不乐意，还是有几个访客陆续登门，不过也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到了最后，只剩下他母亲还来看他了。她大约每个礼拜来一趟。她冲我打个响指，我便为她拉过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边，马上就开始唠唠叨叨，数落他已经走掉的妻子，攻击她的人品，骂她是个娼妓，骗子，酒鬼。说她胆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儿。对这种话，瓦赫达提先生只是听着，不吭声，无动于衷地望着她身后的窗子。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新闻和动态，大部分无聊透顶，让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对表姐妹吵了架，因为其中一个居然厚着脸皮，买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茶几。谁上个礼拜五从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瘪了一只车胎。谁又理了个新发型。不停地说啊说。有时候瓦赫达提先生会咕哝两声，他母亲便回头看我。
“你。他说什么？”她一向用这种字眼儿称呼我，说起话来既尖刻又不中听。
我几乎整天守在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慢慢地破译了他的语音。我会凑到很近的地方，别人听起来无法理解的呻吟声和咕哝声，我却能听得出来是要水，要便盆，还是要翻身。我已经成了他事实上的翻译。
“您儿子说，他想睡觉。”
老太婆叹口气，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她得走了。她弯下腰，亲一亲他的脑门，保证很快再来。她的司机等在大门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坐到他床边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时我们四目相对，他会摇晃着脑袋，歪咧着嘴巴笑起来。
此时我分内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开车出去只是买些食品杂货，每个礼拜一两次就够了，做饭也只有两个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钱请别的仆人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这些话跟瓦赫达提先生说了，他做了个手势。我凑近了去听。
“你会累坏的。”
“不会，老爷。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问我是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他是的。
他的眼睛湿了，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最喜怒不形于色，可是自从中风之后，最细微的小事也足以让他激动，焦虑，涕泪横流。
“纳比，听我说。”
“听着呢，老爷。”
“你给自己开工钱，开多少都行。”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必要谈钱。
“你知道我放钱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爷。”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我说我打算午餐做个汤。“怎么样，喝汤行吗？我自己想喝，您也考虑考虑。”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会。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我将不许他们再进瓦赫达提先生家，花他的钱，来这儿给自己找乐子。解雇扎希德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乐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来洗衣服，我来把它们挂到绳子上晾干。我照看树，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种菜。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他房间，清扫天花板上边边角角的蛛网。正值夏日，热浪逼人，又干燥得厉害。我已经给瓦赫达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单，卷起了睡裤的裤腿，窗户都打开了，头顶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转着，可还是不管用，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
屋里有个挺大的衣橱，我早就盘算着把它打扫一遍，现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动手。我把橱门拉开，从西装开始，一件件掸去灰尘，不过我也明白，十有八九，这些衣服瓦赫达提先生再也不会穿了。里面有一堆书，积了灰，我把它们也一并抹干净。我拿了块布，擦净他的鞋子，一双双摆放整齐。我发现了一个大纸箱，放在几件冬天穿的长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摆垂落着，把它挡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我把它拉出来打开。里面装满了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遗迹。
我从纸箱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写本，随便翻到一页。我的腿一下就软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是一本。一页又一页，从我眼前翻过，每一页都发出低低的叹息，轻轻吹拂着我的脸，每一页都用炭笔画着相同的主题。那是我，是从二楼卧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车的前脸。那是从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铁锹。纸上还有我在系鞋带，劈柴，给矮树烧水，从水壶里倒茶，做礼拜，打盹。还有汽车停在加尔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盘后面，车窗摇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后座上画着一个朦胧的身影，群鸟在空中盘旋。
原来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吗？
我低头看看瓦赫达提先生。他还在侧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写本放回纸箱，合上盖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后我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免得把他吵醒。我走过昏暗的走廊，走下楼梯。我知道自己没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热，走过车道，推开大门，迈步上街，转过街角，一直走，不回头。
我该不该留下来？我不知道。对此前的发现，我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感到荣幸，马科斯先生，可我确实心烦意乱。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在纸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让事事都蒙上了一层尸布。这种事没有办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抛在一边。可是他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达提先生的，最起码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讨他妻子的欢心。
我走进餐厅，坐到玻璃桌边，闭上眼睛。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出了响动。我睁开眼，看到阳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灌了一壶水，烧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子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头。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毛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高，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进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欢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干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子们在街上嬉闹，听水果贩子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进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轮椅从门厅推了进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马上摇起了头。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管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出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子。”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轮椅。我拿毯子给他盖好，推着他出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色，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什么味儿，我马上就能闻得出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子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感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情，来承担手头这份艰巨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子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擦洗身子，用一块湿布，两天擦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擦干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尿布，尿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无需开口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种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入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轮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出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巴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子，搬进了一幢两层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马路对面，隔着三户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出租车司机举起大巴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欢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道。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肉的屠户说说笑笑，跟指挥交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塞进老雪佛兰的后座，轮椅收进后备厢，开车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出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精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给他盖上腿，挨着他的轮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头发柔润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身后的曲线，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边，被她的气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感到一种突然高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
我没有。
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把水晒热，还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给你端便盆吗，苏莱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聋子还是懒虫？
还用得着选吗？你两个都是！
真不要脸，自己成天躺在床上，还说我是懒虫。
没完没了。
我喂他吃东西，他使劲把脑袋拧来拧去。我干脆不管他了，临走时还把门重重地一摔。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成心气他。我走出家门，让他哭去。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装一去不返。当然了，我只是上街转转，抽根烟，抽烟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养成的，不过只是生气的时候才抽。有时我在外面待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会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房间，把他翻过去，抖松枕头，我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等着对方求和。
战火终于平息了，因为塔利班来了。那是一帮年轻人，脸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胡子，画着黑眼圈，拿着鞭子。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虐无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所以我还是要说，马科斯先生，没有什么必要再给您一一列举他们的暴行了。应该说，足够讽刺的是，他们在喀布尔这几年，倒让我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个老头子。我对塔利班政权的主要让步，就是蓄起了胡须，老实说，这让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脸的苦差。
“这太正式了，纳比。”苏莱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从我身边经过，好像我是头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装出一副温顺的蠢牛模样，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一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妮拉，怎样对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时，我在心中唤她出场，看她手拿香槟，在派对上大笑，看她光裸的双臂，又细又长的双腿，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凭空想像。仿佛她从未真正地存在过。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还有我，以及帕丽，以及年轻而健壮的苏莱曼，甚至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那个家。
后来，200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馕，走进苏莱曼的房间。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枯死的脸色突然变得远甚以往，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串沙哑的噪音，比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盘子，冲到他身边。
“我去叫大夫，苏莱曼。”我说，“你等着就行。我们一定能让你好起来，像从前那样。”
我转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画着。
我凑近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他不断地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我怎么也听不清。
“对不起，苏莱曼。”我说，“你必须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来。”
他又摇起了头，这一次摇得很慢，泪水涌出他被白内障阻遏的双眼。他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他把头转向床头柜，我问他是不是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只有药，老花镜，一瓶旧古龙水，一个记事本，他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笔，除了这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正要问他让我找什么，就一下子看见了。它折叠着放在记事本下面，是个信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苏莱曼歪歪扭扭的笔迹。信封里有一张纸，他在纸上只写了一段话。我读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阳穴，嶙峋的脸颊，深陷的双眼。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
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
这封信就快结束了，马科斯先生。
现在我也大限将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会太久。感谢真主。也要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感谢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时间来看我，坐下来陪我喝茶，给我讲您在蒂诺斯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近况，还跟我谈起您童年的朋友萨丽娅，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您对我国人民的同情，感谢您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的无价服务。
也要感谢您对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过不久，我也要在这屋檐底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曾怀着失望与悲伤，见证了它的衰败。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园的院墙修好了，窗户换了，我曾度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让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谢谢您，我的朋友，为了您种下的树，为了园中再次盛开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种方式，为您给予本城人民的服务出过力，那么您礼尚往来，对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要付给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会显得贪得无厌，我还是要冒昧地请求您两件事，其一是为了我，其二是为别人。首先，请您把我埋在喀布尔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从大门进去，往北走到头，不用花太多时间，您就能找到苏莱曼·瓦赫达提的坟。请在附近给我选个地方，把我埋在那儿。我为自己对您的请求就是这些。
第二件事，请您在我死后，尽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不会太难——互联网这东西是个令人惊奇的工具。您会看到我随信附上的遗嘱，其中写明，我把房子、钱，还有我不多的几件东西都留给了她。我请求您把这封信和遗嘱一并交给她。也请您告诉她，告诉她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引发的无数结果，告诉她我只能从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论现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经找到了人生可以拥有的最多的安宁、恩宠和爱。
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愿真主佑护您。
您永远的朋友，
纳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