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
记忆里，我从来没有上楼同父母睡过觉。我陪爷爷睡觉，睡在一楼厢房里，东厢房，一向如此。东厢房对面当然是西厢房，是我们家吃饭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小天井。天井外面直通大门，里面连着前堂，前堂后面是退堂。退堂是烧饭和上楼以及去后院的地方，开有后门后窗；后门出去是猪圈、柴屋，我的兔子就养在那里；后窗下是一只大土灶，对着一架木楼梯；楼梯贴着前堂板壁，有人上下楼时吱嘎吱嘎响，像部风车。前堂是祭祖的地方，板壁正中以前挂的是我爷爷父母的画像（我叫他们阿太），现在挂的是毛主席像，下面横着一张长条阁几，阁几上以前摆着祭祀用的东西，现在有的被母亲收起藏好，有的被红卫兵缴走，不知去向，也许是烧掉了。
我很少上楼，但也总是上过。我知道，退堂楼上没住人，住的是老鼠，因为谷仓就在那里。当然老鼠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父亲在那儿埋着两副捕鼠夹，夹子里撒着比谷米更香的黄豆，黄豆说：老鼠，你来吧，来了就夹死你。东厢房楼上——即我和爷爷楼上——以前住着大姐，现在住着大哥；父母住在西厢房楼上。前堂楼上一半是过道，一半是房间，以前住着大哥和二哥，现在基本空着，因为大哥搬走，而二哥很少回家。如果要看后山只要去退堂楼上，打开窗户，后山几乎伸手摸得到。爷爷讲，他小时光住在西厢房楼上，爬上窗台，找一个角度，可以远远看到前山和溪坎。现在什么也看不到，都是墙角屋檐，挡着堵着，前山的风都吹不过来。
前山我是不大去的，太远，溪坎我是天天要见到的，去上学也好，放学去田地里割兔草也好，绕不开的。夏天，我有时整天泡在溪坎里，游水，摸鱼，拔水草。溪坎有名字，叫大源溪，顾名思义水源是充足的，因为前山像海一样大嘛。山水山水，山水是连着的，海大的前山连的必定是“大源”，不会是“小源”。冬天，溪流瘦弱得病恹恹的，但一开春，溪水便一夜夜涨，到夏天甚至经常发洪水，湍急的溪流裹挟着连根拔起的树木、毛竹、各种庄稼，浩浩荡荡奔腾着；奔走不了几公里，汇入富春江。如果富春江发洪水，江水倒灌，溪水就会越过溪坎，顺着弄堂，挨家挨户乱串门。
爷爷讲，富春江里有大鱼，民国一十二年，富春江爆发百年不遇的洪水，村子里水深一米多，可以撑船；洪水退走时，他在我家楼梯下逮到一条七十八斤重的大白条鱼，那鱼立起来比我奶奶还高，躺在地上一身白亮，把整个灶屋都照亮。但这是一个阴谋，不等家里人把鱼吃完，我奶奶的寿命已经走完。爷爷讲，这鱼是阴府派出的考官，专门来考他的！他考败了，吃了鱼，丢了奶奶。从那以后，他在前堂摆设香炉、烛台、关公像，祭祖拜神，消灾辟邪，直到红卫兵把这些法器抄走。后来我家的日子越过越晦气，惹出一堆事，可能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吧。
因为祭祀要用，前堂固定有一套桌凳，桌子是一张八仙桌，凳子是三条长板凳，两张太师椅，正中摆放。平时，我经常在八仙桌上做作业，爷爷在厢房里睡午觉，爷爷打呼噜我听得一清二楚，我读课文也会吵到他，不许的。所以，每次爷爷睡午觉前，只要看我在那儿做作业，总交代我只准写字，不准读课文。晚上也是这样，睡觉前爷爷总会去前堂看看，如果有人他要赶：走了，走了，我要睡觉了。除非你是一个人，除非你们保证不出声，讲悄悄话。
爷爷讲，我睡觉像死猪，雷都劈不醒，他睡觉像松鼠，掉一片树叶都会醒。
但这天夜里，“死猪”却“活”了。我是说，这天夜里，我半夜三更醒了。
四十
不知是身上痒的缘故，还是月光太亮，照到我眼睛，总之我一下醒来。先是朦胧听到有人在嘀咕，后来听到有人在哽咽，呜呜咽咽的，时有时无。听见这呜咽声，我像着了火，一下坐起身，本能地。我这才发现，床上只有我一人，爷爷已经不知去向。门稀开一条缝，切进来一路月光，仿佛爷爷乘着月光走了；同时那个呜咽声也一同被月光照亮，满当当地挤拥在我心里：恐惧、好奇、刺激、紧张、混乱的感觉，在黑暗和呜咽声中左冲右突，起伏跌宕。
是谁在哭？
一个男的。
一个大人。
但不是我父亲，也不是爷爷，更不像大哥。
是谁？强大的好奇心战胜恐惧，我悄悄下了床，一步一步，猫一样轻悄。门缝够宽，我可以轻松侧身出去，然后如临深渊地循着声音去。声音来自我家退堂，灶屋里，最旮旯的角落，最避人耳目的地方。谁干吗半夜三更躲到那鬼地方去哭？四处没有开灯，我从月光里走过去，什么也看不到，一片乌黑，那呜咽声仿佛也变得乌黑，像鬼在哭。他的声音我似曾相识，又像被黑夜包裹着，使我无法辨识。只有一点很清晰，很奇怪，就是：他好似不会哭又好似不敢哭，不肯哭，哭得乱七八糟的，时而呜呜咽咽，泣不成声，时而哼哼哧哧，怒气冲冲。
他到底是谁？我有种要裂开来的痛快和痛苦。
门关得死死，我当然不敢闯进去看，但我知道阁几一头有个破洞（其实板壁上有多处缝隙和孔眼）可以看到退堂。借着月光，我蹑手蹑脚走近阁几，找到那个破洞。巧得很，我眼睛刚凑上去，只听里面嚓一声，一支火柴像闪电一样撕破黑幕，又比闪电持续更长时间。在火柴熄灭前，我已完全看清楚：点烟的是爷爷，正对着我，缩手蜷脚地坐在炉膛前的小板凳上，一脸肃穆、在行大事的样子；一个高大的人背着我，偻着腰，身子前倾，半个屁股坐在方凳上（母亲经常坐在上面一边守着饭菜一边纳鞋底），双肘撑在灶台上，两只手抱着耷拉的脑袋，肩膀一耸一耸的——就是这个人在呜呜，悲痛得不成样子了，散架了，上半身几乎瘫在灶台上。我也看到了父亲，他盲目地傻傻地站在那人身边，是一副累极的样子，也是丧魂落魄的样子。
那人是谁？
在火柴熄灭前的一刹那，我从衣服上一下认出：他是上校！他穿的是我晚上送去的那件白汗衫，背上印着一个大大的红号码：12。
我记得清楚，父亲交给我这件汗衫时，爷爷曾责备他，夜里蚊虫多，应该拿件长袖衬衫才对。父亲解释，这衣裳是上校母亲从普陀山寺院里请来的，或许有法力，可以保佑上校平安。我敢断定这就是我给上校送去的那件衣裳，如果不出意外穿它的人当然是上校。
可是……可是……上校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跟我心目中的上校完全不一样，颠倒不像！黑白不像！我心中只有一个上校，腰笔挺，大嗓门，风趣爽朗，胆大勇敢，天塌下来都不怕。即使给我一百个上校，我也想象不到这个样子的上校：这么伤心的样子！这么委屈的样子！这么狼狈的样子！
这真是上校吗？
是的，错不了，衣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背影也是他的。
四一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第一想到的是猫，猫出事了，跑了。不，是死了，跑了应该大家去找才对。不，死了猫也不至于这样子，这是天塌下来的样子！再说，死了猫小瞎子也不会放他出来。于是我想到他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会不会是她死了？老太婆病病歪歪的，还整天不着家，四方八远烧香拜佛，神神叨叨的，是快死怕死的样子。
想到这里，我心头反而松宽下来，因为这跟我家没关系。我愣着，想着，一红一黑的烟头，像鬼火，一呜一咽的声音，像鬼哭。如果真是那个叨老太婆子死了，村里倒是少了一个多嘴的人——她有些爱多管闲事，平常看见我们调皮捣蛋，不是横加指责就是念阿弥陀佛吓我们。我胡思乱想着，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只希望有人出来发话，尽快给出我一个答案。
爷爷像摸到我心思，咳嗽一声，发话，声音里没有一点感伤和迟疑。“不走笃定死路一条。”爷爷讲，是长辈老子的口气，带着见多识广的权威和坚决，“要走得尽快，必须在天亮前走，晚了就走不成了。”
接着是父亲的声音，低落、沉缓、落寞的，仿佛掺着上校的泪水。“是的，走吧，死在这小畜生身上值不得。”父亲想拉上校起身，上校却不配合，不动，赖着，像被灶沿吸住似的。
爷爷立起身，催促道：“赶紧走，还要收拾东西，不能耽误了。”一边也过来拉上校起身，“快起来，走了。”
上校似乎刚从梦中醒来，丢了魂似的站不稳，一边机械地呢喃着：“走？去哪里？”声音嘶哑、胆怯、茫然、孤苦。这哪像他，平时他总是给别人解决问题，排忧解难，教人这个那个，有时气定神闲，有时神气活现，现在却这般怯懦惶惶，无头苍蝇一样。
爷爷讲：“天下那么大，哪里不能走，非要走一条死路。”
父亲讲：“你外面朋友那么多，哪里不能去，去哪里都比在这儿等死好。”
爷爷对上校讲：“快走，没时光耽误了。”
爷爷对父亲讲：“拉他走，天亮就走不成了。”
我从爷爷红旺的烟头中依稀看到上校被父亲拉起身。我知道他们要出来，连忙回到厢房，闪在门后躲着，这样可以正面看到他们出来。不一会儿，他们果然开门出来，从黑暗里走出来，走进月光里。月光又冷又亮，我看到父亲拽着上校手臂，牵着，爷爷在后面押着，赶着，有时推着，不准他停下来。就这样，上校亦步亦趋跟着父亲，耷拉着脑袋，佝着腰，僵手僵脚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停停走走，向大门移去，挪去。出门时他双脚甚至连门槛都迈不过，差点被门槛绊倒。他像一下子变成比爷爷还要老迈的老头子，像发生的事情把他迅速报废了。
这是我在村里最后一次见到他，月光下，他面色是那么苍白凄冷，神情是那样惊慌迷离，步履是那么沉重拖沓，腰杆是那么佝偻，耷拉的头垂得似乎要掉下来，整个人像团奄奄一息的炭火，和我印象中的他完全不是同个人——像白天和黑夜的不同，像活人和死鬼的不同，像清泉和污水的不同。
走到门口，我已经看不见，却听见他们停下来，讲起来——
爷爷讲：“走啊。”
上校讲：“我的猫呢。”
父亲讲：“猫好着，放心，我会给你管好的。”
上校讲：“我要带走。”
爷爷讲：“这个不行。”
父亲讲：“你带走猫就指明你来过我们家。”
爷爷讲：“是啊，别为了你的猫让我们去蹲牢房。”
父亲讲：“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管好你的猫，以后有机会再给你送去。”
爷爷催促道：“别磨蹭了，快走！”
我听到上校又悲悲泣泣起来，好像还想在门槛上坐下来。但父亲和爷爷的态度坚决而强硬，像训小孩子一样，不准他出声，不准他磨蹭啰唆，果断地又拉又推，然后我听到父亲和他的脚步声响起来，渐渐走远。
爷爷没有马上回来，逗在门口抽了一支烟，大概是观察一下的意思，也是安一下心的意思。等他回来，看到并知道我刚才一直在偷听偷看，他安下去的心瞬间又腾沸起来。长这么大我没见过爷爷对我发这么大火，他一直很宠我，不像父亲，会打我骂我。在我挨打受骂的屈辱史上，爷爷扮的一向不是凶手，凶手总是父亲，母亲有时是帮凶，爷爷总是保护我，安抚我，是罩着我的大佬的角色。
但这回，爷爷干脆利落地出手了，狠狠扇我一巴掌，压着嗓门对我怒吼：
“听着！你给我记牢，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做梦了！”
我没明白爷爷的意思，傻乎乎地强调我确实看见了。我的愚蠢激怒了爷爷，他一把揪住我耳朵，穷凶极恶地警告我：
“把它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知道吗！”
爷爷死死揪住我的耳朵不放，越揪越紧，想要把它撕下来一样。我大声叫痛，他依然不松手，骂我：
“痛算什么，如果你不把它忘掉是要死人的，我们全家人都得死！”
我知道出了大事，可我对它一无所知，已知的——看到的、听到的——也都要忘掉，忘不掉要死人，全家人都要死！我吓坏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怎样才能忘掉这些事。我为自己的鲁莽和无知感到羞愧，恨不得死掉。
四二
天蒙蒙亮，我被噩梦惊醒，发现爷爷又不在屋里，他坐在天井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屁股散落一地，数不清。我知道他在等父亲回来，父亲却迟迟没有回来，直到一家人吃早饭时，总算回来，身上湿漉漉的，手上居然拎着两只灰毛野兔。父亲似乎很高兴，脸上难得地堆满笑容，立在门前，对我们大声嚷嚷：
“你们看，夜里我在后山放了两副枷，都有收成呢。”
这个位置，这么大声，用心是要让邻居听到。
我看出，两只野兔身上没有一处伤，它们可能是父亲在送上校不知去哪儿的回来途中从不知哪个猎人的手上买的。父亲这么刻意掩盖事实，让我更加确信爷爷对我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我必须忘掉夜里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如果有人问我父亲昨晚去了哪里，我只能说他去山上狩猎了，什么上校的伤心啊，什么父亲送他走啊，什么爷爷的警告啊，我都没看见没听见没经历，那是我做的噩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爷爷都再三这么警告我，叮嘱我，恨不得用烙铁烙在我心头。
可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一夜，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我和过去彻底隔开，现在的我满脑子是疑问，是恐惧，是孤独，是无助，是冤屈，是被黑暗的谜团重重包围的样子，是天塌地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我养的兔子，被拔光了毛，一种大祸临头的兆头包抄着我，撕裂着我，随时可能爆掉，四分五裂。
谜底在两个小时后揭开，那时几乎全村人都蜂拥到学校，看小瞎子。干吗？他出了大事了，被人动了刀子，浑身是血，全身是伤。伤成什么样？舌头被割了，讲不成话了，成哑巴了；手筋也被挑断了，两只手僵掉，伸不直，十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合不拢，弯不起，报废了，完蛋了。
是老保长最先发现小瞎子被害的，他老光棍一个，一向不做早饭，早饭常常去凤凰杨花摆在祠堂门口的小吃铺买油条和煎包吃。当他经过学校大门时，发现门口不像前几天那样有红卫兵把守，就溜进去，想去看看上校，结果看到的是血淋淋的小瞎子，要死不活的样子，把他吓成一个话痨。
“啊哟哟，那样子真吓死人啊！”我曾多次听老保长这样对人讲，“我一踏进柴屋，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屎臭味扑上头，像刚杀过猪。我想他妈的完蛋了，这样子，这个血腥糊臭的样子，太监八成是被打死了，不死也快死了，一定是七窍流血，屎尿失禁了。屋里乌漆麻黑的，我都害怕往里走，怕一脚踏在尸首上。好在我摸到开关线，开了灯，看到风车边蜷着一个人，背朝我，一动不动，没反应，我大呼小叫也没反应。这时我想他十成是死了。真他妈的倒霉，大清早撞见死人。你们知晓太监这人，他对我不仁，但我不能对他不义啊，死了要替他收尸。可走近一看，他妈的，我又吓一跳，原来不是他，是瞎佬那儿子，小瞎子。当时他那样子真像是死翘翘了，吓得我根本不敢碰他，连忙出来报信。你们想，我碰了他，万一真死了，红卫兵找我算账怎么办？讲不清爽的。我活一辈子，什么兵都见过，最怕的就是红卫兵，横的不讲理，竖的不讲人性，叫你彻底没话讲，没理论。”
当然，其实没死，只是昏死，后来红卫兵赶来，把他抬到屋外，凉风一吹，阳光一照，他醒过来了。醒过来就嗷嗷叫，哇哇哭，叫什么谁都听不懂，只见叫一声嘴里冒出一口血；他不停地叫，血不停地冒，同时两只手跟鸡爪子一样乱抓乱舞，活脱脱一个僵尸吸血鬼，吓死人！
必须送医院，越快越好。
要快只有叫拖拉机送，但开拖拉机的师傅已经出工，要去田畈里找。消息就这样传开，等拖拉机开来时学校里已经乌泱泱的都是人，比开批斗会人还多，我当然是其中一员。老实说，看到小瞎子那鬼样子时，我马上想到这是上校下的手。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想得到，好多事实和关系明摆着的，用后来胡司令的话讲：上校作案的证据比比皆是。
首先，上校不见了，跑了，失踪了——胡司令讲，这是畏罪潜逃。其次，上校有作案动机，他恨死小瞎子——胡司令讲，因为正是小瞎子用“捉猫计”把他骗回来的。再次，老保长发现小瞎子时他是被绑在风车脚上的，而绑他那根绳子原来是绑上校的。表哥告诉我，为防止上校逃跑，只要关进柴屋，他们总是用那根绳子捆住他，然后再绑在风车脚上——胡司令讲，现在同一根绳子绑在小瞎子身上，这说明什么？很显然是他作的案，他作了案，逃跑了，这是一个铁证。
证据越来越多。时近中午，医院传来消息，医生确诊小瞎子的舌头是人为割掉的，割掉小半截，割得整齐，并且专门缝了针，针脚也缝得整齐。手为什么僵掉？也是因为手筋被切断，切的位置很准，不上不下，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医生讲，人的舌头是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如果任伤口敞着，不缝针，病人可能因失血过多致死。总之，这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得有专业的工具、知识、技术。无疑，这是又一个铁证！村里只有杀猪杀鸡屠牛宰羊的那些刀具，谁有这专门的工具、知识、技术？只有上校，人家是金一刀，一等一的外科医生，前半辈子是专业干这行的。
至此，胡司令完全确定上校是案犯，便向公安局报案，一边组织红卫兵抓捕上校。
公安局派出两名民警，带着村里十多位基干民兵，在村里村外找，家家户户查，山上山下搜。我们家是首先来的，一名民警和两个民兵，坐在前堂八仙桌前，找父亲和爷爷问了一通话。父亲不慌不张，有问必答，答的都是编的瞎话，却是有证有据：捕兽枷子、野兔子（有了血迹）、泥泞的鞋子（走过山路）、隔壁邻居和路人的证词，人证物证都有。甚至连兽证都有，就是上校留下的两只猫。
父亲引出两只猫，对公安民警振振有词：“村里谁不晓得，这是他的心肝宝贝，他要是来过我家，这两只畜生早被领走了。”
爷爷接着父亲的话讲：“他宁愿留下自己性命也不会愿意留下它们。”然后排出一长串“所以”，“所以，依我看，他不是逃了，而是死了，至少是准备去死了，所以才不管它们了；所以，依我看，你们将来找到的只能是他的尸体了；所以，能不能找着他其实已无所谓了，因为反正死了。”
我躲在厢房里听爷爷和父亲讲，听得心惊肉跳，只怕民警发现破绽，也怕民警来找我盘问。好在民警和民兵都是大笨蛋，也是懒汉，他们喝着茶，抽着烟，楼上、猪圈、退堂这些可能藏人的地方都没有去查看，连身子都懒得动一下，问过，听过，就走了，好似十分信任我爷爷和父亲。
你无法想象，听到他们走后我激动得哭了。
这一天我哭了好几次，真是难忘的一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