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从周家房顶扫过，雪粉落了周秉昆一身，也落了些在后衣领内，使他不禁打了个哆嗦。
周秉昆那日第一次“享受”到由单位的车直接送到家门口的优待——尽管只不过是辆旧的小卡车，一路昏昏沉沉的,半点儿都没有“享受”之感。
老工人师傅问他:“小周，没大事儿吧？要觉得确实不对劲儿，那咱们去医院。”
他已跳下了车，眼睛半睁半闭地站在家门前，挥挥手说:“没事儿，你们快走吧，我是因为早上没吃东西……”
他为自己昏倒而感到羞耻，本能地予以遮掩。
另一位师傅说：“我猜也是，难怪的。”
他们便都没下车。那么冷的天，挨了两个多小时的冻，谁都想赶快回到厂里找地方暖和暖和身子。
“秉昆，发什么呆呢？”
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她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她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她和父母便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的。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邻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她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泡罢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她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
春燕与秉昆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小子类型。
不过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燕，到了一九七二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形），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儿尖下颁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那日春燕头戴白毛线织的贝雷帽，围鲜红的长围巾，穿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双锂亮的高黝靴子——看上去挺摩登的。
秉昆好久没见过她了，一时有判若两人之感。
春燕大声问：“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到我跟你打招呼呀？”
秉昆红了脸说：“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
春燕就走到周家小院外，隔着矮板障子问：“你们木材厂去人了？”秉昆点头。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前后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啊？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志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哇！你信不信？信不信？”
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编穗儿抚秉昆的脸。
秉昆说：“我信。”
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袋鼠”。
她问：“我怎么样？”
秉昆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任人摆布，不像我，明明自己觉得心里别扭的事，别人的态度一硬，我就只有服从了。”
春燕说：“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她一手仍抓着长围巾下摆，举着，模特似的摆了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个圈。
秉昆装出欣赏的样子说：“不像了，早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
春燕似乎有种与秉昆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秉昆也正希望与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他叹道：“我也是。我做噩梦都梦不到，和我住前后小街上，从小相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是劳动搭档的人,忽然一天成了杀人犯……太想不到了！但杀人了那就得偿命啊，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不是？”
春燕深有同感地说：“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他和一小个子又痛条腿的男人一块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我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害羞劲儿早过去了。他称那腐子大哥,他那大哥特绅士,不像某些浑蛋男人，成心似的，光着身子只围条浴巾就到我跟前了，他俩可是都穿着我们那儿发的短裤背心去的。他那大哥彬彬有礼地说：’姑娘，给您添麻烦了啊。’之后不忘说句，’姑娘，多谢了啊。’强子陪在边上吸烟，他那大哥说：’别让人家姑娘吸二手烟，掐了。‘看得出他对那大哥可尊敬了，赶紧就掐了。为他俩修完脚，那大哥朝他递了个眼色，他就给了我十元钱，两张五元的。我当然不收了，强子小声说：’就当是你哥给你的。’我说：’去你的！我没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当然知道了。但你就不想有个哥吗？想有的话，就当我是你哥。‘那时他那大哥已到修脚部外等着去了，他朝门外瞥一眼，小声又说:'有了我这个哥，保证全市没谁敢欺负你了。‘其实我心里是乐意收的，十元钱差不多等于我十天的工资呢！他既然非要给我，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收下了。你说这算什么事儿，我收下过一个被枪决了的杀人犯给的小费！解放后早就不许来那套了呀……”
春燕眼泪汪汪的，想到自己所说之事，她的心情分明很复杂。
秉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家门忽然开了，母亲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汨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的眼睛患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大不如前。
秉昆急忙接过汨水桶，对母亲说：“妈，你别管了，我倒。”
母亲小声问：“那姑娘是谁？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春燕说：“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母亲定睛看着她，微笑道：“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去相亲啊?
春燕笑道：“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都往家里寄点儿。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月能存个十元八元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秉昆他们当工人挣得少，我干吗不在自己的衣着上多花点儿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啊？大娘，我的想法对不？”
母亲说：“对，对，怎么不对呢！”
她走近矮板障子，端详着春燕的脸又说:“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像活观音。”
秉昆听出，母亲说的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哝了一句：“有穿双靴子的观音吗？”
母亲不悦地说：“你别挑我的话。”
春燕却被奉承得大为高兴，眉开眼笑地对秉昆说:“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你把沿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秉昆说：“不用，别弄脏了你的靴子和衣服。”
母亲也说：“春燕你快回家吧，我和他去倒。”
春燕说:“天冷，大娘你进屋吧。你穿得少，别感冒了，我和秉昆抬着。”
她说时，已看中了板障子间的一根木棍，动手便拔。
秉昆急说：“哎，你别……”
春燕却已将木棍拔起了，并说：“你家板障子反正也该修了，秉昆你开春上心修修啊！你留城就有责任把家里这类活儿全干好。大娘，我说的也对吧？”
母亲连说：“对，对，你把大娘要跟他说的话替大娘说了。”
于是，春燕高高兴兴地与秉昆抬起了满桶泪水。
整条街上只有一处倒污水的下水道口，像往年一样，周围结了厚厚的五颜六色的冰。哪种颜色都不正，一层覆盖一层，冻着米饭粒、咸菜条、萝卜皮、白菜帮什么的。虽然五颜六色，看上去却绝不美丽，比单一颜色更令人作呕。当年的任何衣服都掉色，哪户人家一冬季都得洗几次衣服。
汨水桶放在冰上后，秉昆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下水道口已被冻严了。
春燕问：“你又发什么呆呀？”
秉昆说：“也没处往下流啊，不跟随便一倒一回事吗？”
春燕说：“你没冬天倒过泪水啊？从来就是这样的！”
她抬起只脚，脚尖轻轻往桶上一点，汨水桶滑倒了。
在周家，秉昆确实还从没倒过汨水。哥哥姐姐在家时，他们争着倒o他们离家不久，自己开始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没想到过自己应该为家里倒汨水。
他望着一桶泪水在肮脏的冰上缓缓流淌、边流边冻住的情形，内心产生一种大惭愧。母亲已经害下严重的眼病，万一再因为倒汨水滑倒摔伤，家中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呢？
他不敢想下去，望着春燕自言自语：“我不是个好儿子，但我一定要学着做个好儿子。”
春燕白了他一眼，讥讽道:“别以为你妈奉承我的话，我听不出来，我真有那么傻吗？全光字片的人家，有几户不夸你们周家的儿女好的？你哥一表人才，是重点中学尖子生。你姐是大美人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你虽然长得一般，学习也一般，跟我一样上的是破垃圾中学，但打小就是乖小孩儿，从不调皮捣蛋。哎，你是不是没从我这儿也听到几句奉承话，就觉得亏了呀？”
秉昆呆呆地看着，变哑巴了。他嘴笨，别人一讽刺他或顶他几句，往往就无话可说。有时，在外边被别人挤对了，回到家里也会发闷几小时。
春燕从兜里掏出澡票递给他：“好久不见了，给你两张澡票作为见面礼。”
他接过后看着说：“不是两张，是三张。”
春燕说：“那就三张都给你吧。我爸妈洗澡不需要澡票，只要是去我上班那儿，一说是我爸妈，谁把门儿都得客客气气地往里请。我师傅快退了，现在招不上修脚这一行的学徒来，我成了他目前唯一的高徒，关门弟子。我要不干了，去那儿洗澡的人准少一半儿。我一闹情绪，连我们领导都让几分，我成了那儿的香悖悖了。咱姐们儿每天全心全意为人民修脚，凡是热爱人民的人，就得发自内心地敬着我！”
春燕感觉良好，自我吹捧了一番。
秉昆闷头闷脑地说：“春燕，我也是热爱人民的人啊，真的，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敬着你。”
春燕被他的话逗得扑哧笑了，豪迈地说：“秉昆，那什么，三张澡票你可以全送人的。只要是到我们那儿去洗澡，你也根本不必用澡票。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说你是我表哥。快春节了，哪天你陪大娘一起去吧！”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用报纸糊墙。
他提醒道：“妈你可得小心点儿，别把有毛主席头像的糊倒了。”母亲说：“我知道自己视力差了，可注意呢，你看那样行不？”
秉昆顺母亲手指看去，见火炕里边那面墙二尺以上的地方，报与报互相压住半边，这就使主席头像与头像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横溜儿二十几个头像排列还怪齐的。
母亲问：“那么糊没什么问题吧？”
秉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母亲又问：“没糊歪吧？”
秉昆说：“不歪。”
“挺好看的是不？”
“挺好看的。”
“妈给你煮了个荷包蛋，热在锅里呢，还有个两掺面馒头，吃了快去上下午班吧。”
“妈我有点儿头疼，下午不去了。”
“预先没请假，不去行？”
“行。”
“妈去你们厂替你请假吧？”
“没那必要。大冷的天，吃饱了撑的啊？”
“要不你把你们厂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妈，妈到派出所去，用他们那儿的电话替你请假，妈跟他们都挺熟的。”
“更没那必要了。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把我半天没上班没请假当成回事儿，根本就算不上是件事儿。”
秉昆将母亲为他热在锅里的午饭吃得一干二净，蹬掉鞋上了炕，脱去棉袄棉裤盖上被子倒头便睡，居然酣睡了两个多小时。全市多数人家都买不到好煤，一个冬天不暖和，周家也不例外。少数有暖气的干部家，因为锅炉有好煤保障着，才一如既往温暖如春。幸而母亲一直将火炕烧得挺热乎，秉昆竟睡出了汗。哥哥姐姐在家时，哥哥与秉昆睡外屋，姐姐和母亲睡里屋。哥哥和姐姐如今都远走高飞，为了省煤，冬季外屋的火炕就不烧了，秉昆便睡到里屋，为的也是每晩能躺在炕上陪母亲说说话。
“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于A市大多数老百姓的影响，与对全国其他城市老百姓的影响不太一样。A市老百姓的儿女去往兵团和农场的占多数，而他们是挣工资的。三十二元是工厂里一级工的月工资。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去往兵团或农场的子女，每人每月往家里寄十元钱，那户人家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少了两个人的吃穿费用，每月多了二十元钱，就少了以往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拮据。春燕家如此，秉昆家也是这样。他一领了工资，留下几元零花钱，其余全都交给母亲。母亲也花不着他的钱，替他存着。母亲还让他写信告诉父亲，千万不必为了每月往家里多寄点儿，省衣节食地亏待自己。父亲呢，每月也就少往家里寄十元，自己那边也有余钱可攒了。
晩上，待母亲也躺下，关了灯，秉昆睡不着了。
黑暗中，母亲问：“后天是星期日吧？”
他说：“对。”
母亲说：“那你想着，星期日给你姐寄二十元钱去。”
他说广记住了。”
母亲沉默片刻，又说：“她毕竟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说不想她不惦记她，那是自己骗自己呀，儿子。”
他说：“妈，我明白。”
母亲说：“你放心，妈不会动你的钱，你挣的钱永远是你的。妈每年春节前寄给你姐的，是从你爸寄回家的钱中省下的。”
他说:“妈,你根本没必要分得这么清。什么我挣的我爸寄回家的,我听了心里别扭。我挣的钱你可以随便花,想给我姐寄多少我都没意见。她是我亲姐，我也想她惦记她啊，只不过不说罢了。”
母亲说：“妈也明白。”
母亲的声音就哽咽了。
自从一九六八年秋，周蓉以让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去，四年多没回过一次家。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她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写给家里的信有的很短，有的挺长。短信分明就是为了报个平安，对母亲和弟弟的意义类似于平安电报。而长信，又只不过写些贵州山区的风花雪月、民俗村习，像是见闻式散文的“投稿”，毫无家信的意义可言。
每当秉昆念“投稿”般的家信时，母亲会不耐烦地打断他，问：“像上封一样的内容？”
秉昆只有如实回答：“对。”
母亲往往还要问一句：“一点儿别的内容都没有？”
如果秉昆回答“对”，那么母亲便会说：“别念了，好好收起来吧。”
之后，母亲就走到外屋，甚至走到小院去无声而泣。
结果，母亲的眼病就又犯了。
去年，姐姐来信说她已经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了，却连他俩的结婚照也没随信寄回一张。收到那封使母亲和弟弟内心忧虑纠结的信不久，周志刚回来探家了。父亲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母亲鼓足勇气将姐姐的事告诉了父亲，结果脾气一向很好、被公认特别扛得住事的父亲勃然大怒，不但斥责母亲没尽好做母亲的责任，也骂秉昆不是个好儿子，是个白养活在家里吃闲饭完全没用的东西。两个大活人整天在家，怎么就能叫周蓉她那样走成功了？父亲摔了东西，还扇了秉昆一耳光。多亏是冬季，门窗严实，没将邻居惊动到家里来。
由于母亲说起了姐姐，秉昆那晚非常想念姐姐。
他一闭上眼睛就做梦，一梦接一梦，连得乱七八糟的，先梦到姐姐寄来一张大寸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男人竟是涂志强！
一惊，醒了。
好不容易再睡过去，结果梦到的还是涂志强！
脸白如纸的涂志强手拎一根铁钎子，挖苦地对他说：“瞧你那点儿胆儿，我自己都不怕死，你还吓昏过去了？”
又惊醒了，惊出一身冷汗。
接着梦到了春燕。
她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他惨笑道：“没想到吧？强子他杀死的是我！你个傻帽儿，这世上你想不到的事儿多了，我俩一条心，就是要给你这种傻帽一个大意外，刺激刺激你们的神经！哈哈，哈哈……”
他在春燕狂笑时喊出了梦话：“哥哥快来救我！”
结果将母亲也惊醒了。
秉昆感到自己没法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
厂里为他另配了一名出料工肖国庆。二人一块儿干活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叫人家“强子哥”。肖国庆与他的关系蛮好，实际上秉昆在厂里挺有人缘，大家与他的关系都蛮好。他起初几次叫肖国庆“强子哥”时，人家并没太在意。频频叫，终使那性子和他一样温良的肖国庆大光其火，当胸给了他一拳，怒道：“你他妈的有完没完啊？总拿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叫我！以为我好欺负咋的？”
他只有鞠躬道歉不止，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的。”
这是涂志强被枪决三天以后的事。如果不是工友们拉开，肖国庆非抄起木板拍他不可。
那三天里，只要他一进入木材加工厂大门，便觉得涂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涂志强的声音似乎也时时在他耳边，或大声或小声地叫他：“昆子，昆子……”
在秉昆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肖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肖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脸，对他玩世不恭地笑，骇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
一次休息时，他独自躲得远远的，望着锯台那儿。飞转的锯片旋入圆木，其声刺耳、锯末四溅的情形，使他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名舍身救人的老锯工令人崇敬的死，也想到了涂志强干过的一件坏事——
某日，涂志强踏下跳板时问他：“昆子，累了吧？”
他说：“累极了。”
涂志强坏笑道：“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了，哥保证，至少让你休息上半小时。”
他说：“半小时前刚休息过啊！”
涂志强说:“那不是才休息了十来分钟嘛。咱哥俩先不扛了,吸支烟。”他没接涂志强的烟，怕自己染上烟瘾。
涂志强也不硬塞给他，自个儿吸着烟，靠着木料堆站那儿，面无表情地望着是他父亲徒弟的电锯手缓缓将大圆木推向前去。
突然，但听一声刺耳的锐响，电锯崩齿了。圆木进厂时往往带有大钉子，是装卸工人钉上的，为了盘住箍紧圆木的卡车上用的绳索。圆木进厂后需有人检查，检查员马虎了那也是常有的事。
电锯一崩齿，就得拉下电闸修铿，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重新安装上。
涂志强扭头朝秉昆挤挤眼睛，一摆下巴，“走，跟哥到厂门口去，哥请你喝汽水儿。”
秉昆觉得，一定是“强子哥”偷偷将特大的长钉子砸进了圆木中。
他没敢问。
那怎么问呢？
他也没说：“强子哥，可别再干了，会出危险的。”
那样岂不是等于直接说“是你干的”吗？
没凭没据的，怎么可以那么说呢？
当然，他也没向厂里汇报，那不等于是告发吗？即使是自己亲眼所见，那也应该劝诫在前，告发在后啊。未经劝诫又毫无证据地告发，岂不等于卑鄙的出卖吗？
事关做人，他尤其一根筋，常钻牛角尖。
所以，他决定将自己的怀疑闷在内心，不对任何人讲。
实际上他也没对任何人说过。
远远地望着望着，在他看来，那锯手的脸不知怎么也仿佛变成了涂志强的脸。涂志强一边缓缓推着圆木，一边望着他满脸恶意地冷笑。
在他看来，一声电锯破碎、锯片横飞的惨剧转眼就要发生！
他一跃而起，冲过去猛地将电闸按下了。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愕然地看着他。
第三天下午，周秉昆去向厂领导请假。
厂领导问：“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请假不可？”
他毫不动摇地点头。
领导又问：“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你这么急着去办？”
他毫不动摇地说：“很急的事。”
领导不高兴了，“周秉昆你究竟出什么情况了？自从涂志强被处决T,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你对处决他心怀不满怎么的？”
他愣了愣，像用手枪射出四颗子弹似的说：“去、你、妈、的!
领导霍地站起，一拍桌子：“周秉昆，我开除你！”
他摘下垫肩，扯下套袖往桌上一摔，针锋相对地说：“老子不干了!说罢扬长而去。
半小时后，周秉昆匆匆来到拖拉机制造厂的正门外，他急欲见到蔡晓光。
一九六八年，他身为一名合法的留城待业青年面临工作分配时，特想成为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该厂在全市属于较大型国有企业，两千多人呢。全厂大多数工人一直是“捍卫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的一股力量,与专执一念要轰垮省革委会的“炮轰派”势不两立。“炮轰派”被镇压下去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转入地下进行活动的“炮轰派”的“残渣余孽”被省革委会宣布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市的“别动队”，厂里的“捍联总”一派总算是牢牢地掌握了大权。庆祝“彻底铲除了厂内’炮轰派'势力”的时候，省市两级革委会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参加了活动。无论是该厂较大型国有企业的性质，还是该厂工人阶级“文革”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使它成为合法留城青年们心向往之的单位，秉昆更是做梦都希望成为该厂的工人。
依他想来，凭蔡晓光与姐姐的恋爱关系，凭蔡晓光父亲的权力，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吗？拖拉机制造厂离家很近，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不必天天带饭。回家吃完午饭，眯上一小觉再去上下午班都可以从从容容，那多美呀，他会成为光字片每一个青年都大为羡慕的人。退而求其次，能分配到亚麻厂也不错。亚麻厂也在共乐区，比拖拉机制造厂离家远点儿，也远不到哪儿去。亚麻厂女工多，漂亮姑娘也多。亚麻厂的工作服是亚麻布，每年发一套，一套三四年都穿不破。新发的工作服便等于是福利，稍加改变，可成为像呢子哗叽那么笔挺的衣装。春秋两季穿在身上，让姑娘小伙子们很提精神。有以上两点好处，亚麻厂也是共乐区小青年削尖了脑袋都想进去的单位。
当年，秉昆和妈妈对他的工作问题安心淡定——有蔡晓光保驾护航，瞎急个什么劲儿呢？准姐夫怎么能不对未来小舅子的事上心呢？再者说了，那点儿事，对于曾经的大校师长、省革委会常委，它就根本不算个事嘛！谁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授衔的大校，那也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大小也是新中国的功臣！虽然两家尚无来往，但有晓光这层关系，他父亲打个电话写个条子的忙不会不帮啊！
谁料得到周蓉演了那么一出戏！
无论周秉昆还是周母，都没法向蔡晓光开口相求了。
后来，蔡晓光再没登过周家的门。
秉昆却不止一次在路上遇到过他。光字片那街口，是蔡晓光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的街口，二人想一次也不遇到都不可能。每次相遇，总要站住说几句话。二人都尽量装出一如从前的样子，客客气气半亲不亲半近不近地以礼相待，都只字不提周蓉。秉昆的感觉是，蔡晓光仍与姐姐有联系。
一次，蔡晓光说：“劝你妈想开点儿，你姐那边一切还行。你姐是特殊的女性，跟一般女性不一样的。她既然那么选择了爱情，就必定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能够坦然面对种种人生考验。”
还有一次，时间是前年秋季。蔡晓光看见秉昆，刹住自行车叫他。
秉昆走过去，蔡晓光一脸严肃地说：“告诉你一件大事——林彪一家乘军用飞机外逃，企图叛国，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了！暂时还是国家最高机密，先别到处乱说啊！不过说了也没什么，不久就会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只不过说早了会给自己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
秉昆听了如五雷轰顶，也一脸严肃地说：“一定是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晓光哥你可千万别传谣，查到你头上罪名大了，也许会被枪毙的！”
蔡晓光笑道：“我什么时候传过谣啊！告诉你是因为你老弟头脑简单，一根筋，怕人人表态的时候你偏说自己转不过弯子。我也得嘱咐你一句，厂里开会人人表态的时候别犯傻啊！”
他拍一下秉昆的肩，蹬起自行车走了。
多亏蔡晓光预先给秉昆打过了“别犯傻”的预防针，他居然能在长达十几天的学习、讨论、表态过程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过。屡屡从别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头脑简单”“一根筋”之类的，年轻的他已开始承认自己确实不如别人的头脑灵活，甚至承认自己比乔春燕的头脑还要差一个等级。他就有了点儿自知之明，在特殊情况之下，只说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半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他居然能总结有利于自己的经验了，像自己这种“头脑简单”“一根筋”的人，往往是由于说了多余的话才犯傻。总结了这样一条关于说话的经验，他对自己的头脑亦抱有几分乐观，这证明自己还是有救的呀！
他竟然不感激蔡晓光的提醒。非但不感激，还由此愤愤不平。同是中国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人家蔡晓光可是在向全国公布之前就知道了的。而在那些日子里，像他这种同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家的儿子却蒙在鼓里，当然他们的父母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许多人家里，照样挂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并肩检阅红卫兵的“光辉合影”。许多像他那样的青年寄出或收到的信中，还照例写有“同时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信封上贴的仍是印着“光辉合影”的邮票。这不明显地将“红五类”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吗？如果全中国人被分成了“红”“黑”两大类，“红五类”中又进而分成了三六九等，那么共产主义要哪辈子才能实现啊？共产主义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他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起初自己把自己吓呆了良久，随之暗自窃喜——足以证明自己不但有望像别人一样头脑灵活起来，还证明自己的头脑也同样可以产生思想这种东西呀！
于是，他高兴得吹起了口哨。
那日的周秉昆下班后没直接回家，去到一家小饭馆单独吃饭，为的是喝一瓶啤酒，对自己头脑的尚可救药予以祝贺。
而此刻，周秉昆那尚可救药的头脑指令明确地告诉他，若想拯救自己于厄境，便只有向人求助，而那个人只能是蔡晓光，不管他周秉昆自尊方面的感觉好或不好。在二百多万人口的A市，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周家，除了蔡晓光外，不再认识任何一个与权力沾边的人，他不求助蔡晓光还能求助谁呢？
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老门卫听他说找蔡晓光，上下打量着他，问他与蔡晓光什么关系，他那尚可救药的头脑立刻发出了又一个机智的指令，脱口而出地回答：“他是我堂哥。”
“那么，你是他堂弟啰？”老门卫一脸的不相信，怀疑的目光落在他工作服的左上方，那儿印着“木材加工厂”五个字。
老门卫又问：“你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吗？”其表情的意思是一一蔡晓光的堂弟会是木材加工厂的？
周秉昆赶紧为对方解惑：“我父亲和我伯父是一块儿参军的。我父亲不像我伯父那么为子女费心，他反对搞特权。”
他脸上不动声色，像与人随便聊天似的，其实内心里扬扬得意，为自己的回答技巧叫绝不止。
“是这样啊，明白了，难怪你是木材加工厂的，看来干部和干部还真不一样。外边天冷，小伙子进传达室来吧！”
老门卫因为对他的“干部父亲”心生好感，对他也刮目相看了。在温暖的传达室里，老门卫给蔡晓光所在的厂办挂电话后，遗憾地告诉他“蔡副主任”不在厂里，被借调到市备战指挥部去了。
周秉昆那天才知道，蔡晓光已是拖拉机厂的办公室副主任了。
他内心里又生出不平之感来。
老门卫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小伙子，你要见到堂哥也很容易。我们厂派出一批人去挖防空洞，小蔡主任也在那儿。过会儿有车给他们送晚饭，你坐炉边等着，车到门口跟车去好了。”
送饭的是辆卡车，老门卫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朝秉昆招招手，让他坐进了驾驶室。
半小时后，卡车停在某大学校园内的一处防空洞洞口。
司机下车朝洞口喊了几句，挖防空洞的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洞外。
司机对其中一人大声说：“蔡主任，我把你堂弟捎来了！”
秉昆认出，那人正是蔡晓光。他怕自己的谎言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紧接着喊：“堂哥，我是秉昆啊！老想你啦，所以非要见你一面。”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怎么成了你堂哥呢？”
秉昆也小声说：“不跟你攀上亲，见到你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门卫问三问四的。晓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相求……”
蔡晓光打断道：“停，你先诚实地回答我，是你个人的急事还是你家的急事？”
秉昆诚实地回答：“我个人的事。”
蔡晓光说：“你个人的事，急也不会是多么严重的事。我饿了，等我解决了肚子的抗议问题后再听你说。”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秉昆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蔡晓光笑道：“又来你那种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我叔和我爸是一块儿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人家我堂弟也在部队当连长呢。我求你了，以后千万别再谎称是我堂弟了！”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秉昆撒谎时内心里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
他尴尬极了，有点儿无地自容。
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你不饿？”
秉昆木讷地回答：“也饿。”
蔡晓光说:“还是的。”他大声对周围人喊:“我和堂弟好久不见了，得找地方请他一顿，否则他会向我叔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到洞里去啊。我肯定要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儿。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等于不拿我当回事儿！”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边很清静。刚进去，先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
蔡晓光亲自为秉昆倒满了酒，举杯道：“来，咱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们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秉昆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一一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爸爸”，另一位指的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
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他想，才不白当了一次儿子还祝别人的父亲“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
蔡晓光问：“你父亲今年回来探家不？”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他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秉昆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他淡淡地说：“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这时饺子上来了。
他心绪不宁地说：“晓光哥，我求你的事是……”
蔡晓光说：“吃，吃完再谈。”
他便只有忍住不说。
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使他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与他共进晩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地虚情假意地应付。
他没忍住又说了一句：“你变了。”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将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哪方面？”他说：“深沉了。”
蔡晓光笑道：“嘿，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二字了，证明你也变了嘛。给我乖乖地吃，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
一九七二年，在A城，“鸟话”“鸟人”成了男青年们的口头禅。本市批林批孔大批判小组的几位专职秀才在大字报中率先将孔子和林彪归为“鸟人”，将他们的话统统贬为“鸟话”。小青年们认为秀才们的话当然特有文化，鹦鹉学舌，仿佛自己也引导了语言新潮流。
二人终于吃罢。秉昆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
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秉昆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得样子那么老到了，而且吸的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A市的特供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角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
秉昆难为情地说：“没想到你会吸烟了，我也没……就……”
蔡晓光笑道：“后悔也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