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明明告诉小舅，黄泥是姥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
秉昆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
秉昆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儿干得很不痛快。
父亲却说：“你是瓦工的儿子，和泥抹墙，这活你必须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太让人笑话了。”
秉昆说：“都快到上冻的季节了，抹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往下掉？”
父亲说：“明年那就是我的事了，不是你的事。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着干就是！”
到了十月底，秉昆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抹新泥的地方抹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抹着，父亲手握根棍，这捅捅，那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秉昆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
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秉昆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
秉昆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她，他见了她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十一月三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昆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阴阴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
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
周志刚说：“你还果然这时候回来了，回来得正好。”
秉昆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
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秉昆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他的东西。
秉昆光火地说：“爸，你抽的什么风？要送我下乡？你别忘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
周志刚说：“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我可真扇你了，走！”
路上，秉昆忍不住又问：“送我去劳改？”
周志刚说：“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昆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
周志刚说：“那你的东西你拎着。”
秉昆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周志刚又说:“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从今天起，你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别以为我好骗，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为什么非要你学会和泥、抹墙？就她家那屋子，如果每年不里外好好抹一遍，还能住几年？你勤快点儿，那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你连和泥抹墙都不会的话,两年后它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比较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暂时不要和你一块儿回来,我怕你妈见到她犯病，我拿她毫无办法。今后，你的担子那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话，你记住了？”
秉昆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
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
秉昆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泪如泉涌。
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
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五年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秉昆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口角。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一米，光明每晚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抽屉”里睡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秉昆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搂住。
郑娟正做饭，笑道：“快放开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咼兴?
秉昆说：“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
郑娟从他怀里挣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机灵地反问：“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婚后的幸福让她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收音机，也不订报。秉昆一上班,她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山楂。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她是不知道的，她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
秉昆兴奋地说：“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平反了！”
郑娟说：“那确实是好事，要不，中国以后没有肯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儿血性的人也没了吗？”她踮起脚冲他耳朵又小声说：“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儿血性，今晩我好好犒赏你哈！”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
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过年节他们连瓶酒都舍不得花钱买来喝的年代，后一种庆祝方式不但不需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
她在喜悦中智慧地说：“小人物不管大事情，咱们以后不参与那些事了！这一次平反了是你们的侥幸，再来一次绝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他却不开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
她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嗔道：“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郑娟的话对秉昆竟然也有影响。自那日后，秉昆在甲三号那些人的眼里变得日渐成熟。其实，成熟并非多难的事，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他本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须任何人督促。他本是沉默寡言的，但这与低调是两码事。寡言到见了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的感觉，那是不讨人喜欢的。甲三号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今儿调走一个，明儿调走一个，调走了就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有什么资格“冷”呢？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昆并不思考这些做人原则一一说不定哪天又被发落回酱油厂去了，思考那些有什么必要呢？平反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为转正排除了障碍，且有了极大可能性。这件事上，兴许甲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时，她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对人热情点儿、嘴甜点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吗不呢？
他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她说：“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他说：“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她说：“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他一想，也是的，自己其实早已不知不觉改变了天生的性格啊。
她又说：“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吧？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咱们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如果不是因为你曜甜，我能心甘情愿为你家做事吗？”
他说：“咱俩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那儿有些人架子哄哄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又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儿，嘴甜点儿呢？”
她说：“你觉得别人架子哄哄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是懂得一点儿做人道理的呀。我妈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者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那儿就可耻了呢？”
那晚秉昆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他与她不怎么谈单位事，认为不会从她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后来则很乐于和她谈，甚至有点儿视她为枕边师了。
甲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秉昆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哄哄的人，见了他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让秉昆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敬文和白笑川喜在心中。他俩本也像秉昆一样，到了编辑部就如同小姐进了闺房，绝不往别的屋里去，都是自我幽闭式的工作狂，因而也都是给别人印象很冷的人。
邵敬文和白笑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甲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文艺界如沐春风，闻讯的人都说太应该聚在一起高兴高兴了。一个个憋屈了那么多年，他们中不少人渴望有机会释放释放,消除以往猜疑，重结友谊。任务落到秉昆身上，他邀请了《大众说唱》多位作者，均表示愿意参加。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一一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机会。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联欢会在甲三号会议室举行，百余人到场，可谓名流云集，群星荟萃，气氛隆重。省委市委宣传部派人前来讲话，报社派来了记者，电台有人来录音。当年电视机是稀罕物，电台的实况录音就是最高规格了。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秉昆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她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上，让他睡前看一小会儿。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昆也差不到哪儿去。每晩必背，妻子抄在小本上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无嗯无呀，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报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露水地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儿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令人反感。
春节后的一天,邵敬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笑川说：“你陪秉昆到外边去待会儿，十分钟后回来。”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笑川问:“哪儿来的电话？搞得神神秘秘的！”
邵敬文说是有关方面打来的，向他了解秉昆的情况。
白笑川替徒弟问：“'有关方面’是哪方面？”
邵敬文很原则地回答：“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秉昆知道。”
白笑川又问：“了解些什么呢？”
邵敬文说：“较全面的情况，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
白笑川再问：“你是怎么汇报的呢？”
邵敬文说：“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啊！在我眼里秉昆本来就好嘛！”
秉昆忍不住也问：“你就直说，你估计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吧？”邵敬文沉吟片刻说：“对方完全是一种履行公务的官腔，还真听不出来……”
三人相互望着，沉默一会儿，白笑川拍着秉昆肩说：“脚正不怕鞋歪，就当没这么回事！”
然而秉昆却做不到，接连多日睡不踏实。他一再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无非两个“污点”。第一个已经平反了；第二个与癇子和“棉猴”有关，他俩已判刑几年，要出卖自己早就交代了，不至于等到如今才有交代。毕竟多了桩心事，他不愿让郑娟不安，就憋在胸中，经常郁闷。
转眼到了五月，宣传部的同志宣布：正式任命邵敬文为《大众说唱》主编,任命白笑川为副主编，二人属于正副处级干部;周秉昆正式调入《大众说唱》，任编辑部代理主任……
甲三号的人纷纷来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表达祝贺。不少人认为，以秉昆的编辑能力和贡献，当编辑部主任完全可以，之所以宣布了一个“代”字，肯定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秉昆说能转正他已喜岀望外了，至于是代主任或主任，根本不在他期望的范围内。
白笑川不高兴了，当着大家面说：“你这是没出息的话！你不在乎我在乎。有消息说即将恢复高考了,你如果有志气，那就替我争份光，用它一年功，把大学之门给我迈进去！在我退休前你把那个’代’字给我去掉！”
邵敬文也说：“你能那样最好，编辑部主任的位置我替你尽量保留着。”
秉昆却说：“我家的情况你俩又不是不知道，就是考上了我也不能去读啊，何况我也未必就能考上。”
一番话说得邵敬文和白笑川默然无语。
有人问：“秉昆家什么情况啊？”
白笑川问秉昆：“可以说不？”
秉昆因为心中高兴，也没多想，脱口便道：“师父觉得有必要说就说，觉得没必要说就别说。”
“那我可就说啦！”白笑川不愧为本省曲艺界的“教头”，他从柜格内取出“家把式”——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遂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即兴表演，把秉昆他姐、他姐夫怎么出的事，他妈怎么成了植物人，他和郑娟怎么相爱的，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
白笑川是个智慧的人，他那么做可谓用心良苦。
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个形象斯文、身材顾长、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长者大声说：“小周勿虑，只要你将来能够达到毕业考试的分数，省艺校进修班免试招收你了！”
那人姓史名彦中，原是省话剧团的老导演，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刚被任命为省艺校校长。
白笑川的山东快书感动了他，准确地说是秉昆家的那些事让他大为动情。
那确实是一个反“四人帮”英雄普遍受到尊敬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情味十分浓重的年代。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平反“右派”获得破例优待，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被传为美谈。
于是，众人皆大鼓其掌。
秉昆回到家里，把降临自己身上的两件好事对郑娟一说，她禁不住喜极而泣。
秉昆又说，他得与朋友们在光字片的家里聚一次了，否则他们会挑理。
“可是你不能去，我怕我妈见了你又犯病。”秉昆说这话时，心中满是歉意。
郑娟表示特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