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过，周秉昆家又折腾了一次，从地下室搬回了光字片。不能让老母亲独自生活，也无法让母亲住到地下室去，她是无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老屋子的。那老屋只要半年没人住，耗子钻洞会有倒塌危险。比起女儿和长子来，她更愿意和郑娟生活在一起。周蓉和秉义都没法像郑娟那么有耐心，哄她高兴。再说周蓉和秉义每天得按时上班，而郑娟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
父亲去世让周蓉难过极了。三个儿女中，数她让父亲操心最多。秉义从小到大没让父亲操过什么心，秉昆只不过在与郑娟的婚姻上让父亲失眠过。周蓉就不同了，除了她离婚的事父亲去年才知道，她在贵州的一切不好的事父亲几乎都知道，老父亲不止一次为她所经历的坎坷流过泪，她却从没对父亲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依她想来，自己为家庭增光，便等于对父母感恩了。现在，她明白自己大错特错，却为时晚矣。她处于巨大的悲伤之中难以自拔，根本不适合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去世也加重了秉义心中的羞愧。在殡仪馆，他抱着弟弟，流着泪小声说：“秉昆，咱们三个儿女中，你是最对得起爸爸妈妈养育之恩的，哥现在简直就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但这不是哥愿意的……”他哽咽着也只说得出这么几句话。
秉昆说：“哥，兄弟之间不说那些，我已经明白我该怎么做了。”
秉昆全家搬回光字片那天，楠楠对秉昆说：“爸，无论怎样，我永远
爱你。”
秉昆拍拍他的脸，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赶超一家想住到那地下室去，没能如愿。一家旅店租了地下室，给的租金赶超付不起。邵敬文不便通融，事关单位收益，他当馆长的不好一意孤行。
三月中旬，全家在光字片住稳之后，秉昆又带了十几个人跨省“走穴”去了。结果，他们在南方一个小市被扣住了，收益也被没收。他们的节目并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传播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严重干扰当地文艺演出市场二实际上，当地也有多家演出公司，他们侵占了人家市场，人家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杂志社派人带上公函千里迢迢要人，对方不买账。最后，周秉义这位“反自由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出马，才把弟弟他们解救了回来。路上，他一句也没批评，秉昆沮丧极了，一副不愿与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其他人都愤愤然，说南方就不是中国吗？他们经济搞得活，挣钱多，钱包鼓，对北派曲艺挺欢迎，他们的演岀明明是繁荣文艺演出市场嘛，何罪之有？他们还说，南方制作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影视录像带占据了北方市场，北方人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包括电视机，十之八九不也是南方组装生产或走私的吗？港台的一些低俗的电影和流行歌曲，不都是通过南方的二手货冒牌货在北方大行其道吗？
秉昆他们这次南下“走穴”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为减少损失，便都坐火车硬座。秉义自然不好意思坐软卧,也和大家一同坐硬座。车厢里人员很杂，有些北上做生意的南方人，越听越不爱听，与他们理论起来。那些现象怎么能在列车上理论清楚呢？结果双方就说开了粗话，撮火的话你上句我下句的，说着说着都擂胳膊挽袖子就要交手。
秉义劝了几次，哪一方面都不理睬他。对方因为不知他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人明知他的身份却有很大委屈和怨气，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秉义忍着气对秉昆说：“你身为带队，就这么看着听着，你认为对吗？”
秉昆说：“我们该打点的钱打点到了，该请的客请了，该送的礼送了，光木耳我们就带了三十多斤，该说的奉承话我们一到地方就不住口地说，却落这么个下场，总该让我的人发泄发泄吧？”
秉义说：“你们搞的那套就叫自由化，你的沉默就是怂恿，对不起你们了，我只得去找乘警。”
他就真的去找乘警。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反映的情况，他亮出了干部证件。
乘警跟随他来到那一节车厢时，却见秉昆正在绘声绘色地说山东快书《武松》。除了那些南方生意人仍一个个虎着脸，大多数乘客都听得特高兴。
乘警对秉义说：“副组长同志，您刚才误会了吧？”
秉义哭笑不得。乘警靠着座椅听了会儿，对秉义笑笑后走了。
秉昆说罢“醉打蒋门神”一段，获得一阵掌声与喝彩。他使了个眼色，手下又有人起身表演口技，让大小孩子们东张西望寻找鸟儿。
秉义看出，捧场的都是些打工的农民，山东人居多，估计都有亲戚在东北。他小声对秉昆说：“你还敢耍你哥，看我回去怎么治你！”
秉昆小声回答：“犯你手里了，随你便吧。”
回来后，秉昆等人被办了几天学习班。
秉义指示工作组查他们的账，审阅演出节目单，调看文字创作档案,对原创和改编节目尤其看得认真。为了对比经典改编前后的不同，他还骑着自行车跑了几次图书馆。
学习班上，秉昆他们被要求集体研读关于文艺的红头文件及社论、领导讲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说说唱唱中有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讲政治，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文艺大搞“自由化”。秉昆代表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做了公开检讨——企图靠请客、送礼、塞红包那样一些方式占有表演市场的一席之地，腐蚀拉拢当地表演市场的管理干部，动机卑劣，手段庸俗。在列车上，与南方生意人们争吵不休且以曲艺式粗口侮辱对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侮辱，必然会让广大曲艺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
省市文化管理部门领导听了周秉昆的检讨，各文化单位也被要求派人旁听。当天的会场很大，剩余的座席由大学生们坐满。周秉义做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题报告，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水平。
秉昆在台上检讨时，发现姐姐周蓉和姐夫蔡晓光也坐在前几排。他走下台时蔡晓光还起身向他打招呼，被姐姐扯了一下才坐下，后排并肩端坐着白笑川和邵敬文。秉昆生平第一次在那么隆重的高规格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尽管代表演出队，还是感觉羞愧难当。会议由哥哥自始至终主持，很严肃，台下还坐着姐姐姐夫和两位良师益友，让他除了羞愧还有很滑稽的感觉。
会上，工作组宣布了对周秉昆他们演出公司的处理决定：
经查证，除“白条”不符财务规定外，该公司在收入、支出、上缴主办单位管理费及纳税方面，账目清楚，未见贪污、挥霍、偷漏税现象。
该公司演出活动有报有批，手续齐全，符合文艺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寓教于乐类约占三分之一，纯娱乐类约占三分之二，没有政治导向及其他问题。
鉴于该公司对签约演出人员放松教育，引起群众反映，造成不良影响。责令该公司即日起停止演出活动，整顿三个月。希望该公司及《大众说唱》杂志社加强管理和思想学习，提高认识，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雅俗共赏的节目。
会后，杂志社社长韩文琪在会场外拦住了秉昆们和白笑川、邵敬文，诚恳地邀请大家共进午餐。
邵敬文推说有事，就不参加饭局了。
白笑川帮腔说：“那就别勉强他了。”
邵敬文脱身而去。
韩文琪在一家大饭店预订了包间。自从邵敬文调走，秉昆和白笑川离开杂志社办起了公司，关系反而理顺了，韩文琪对他俩的态度也逐渐亲善了。
韩文琪首先劝他俩莫把公开检讨的事放在心上，说此事无论对杂志社还是公司其实利大于弊。接着，他感谢曲艺家们对公司以及杂志社的支持。接下来，他举杯对秉昆说：“也替我谢谢你哥，就说对他的关爱我心领了。”
秉昆有点不高兴地说：“你骂我还是骂我哥啊？”
韩文琪说：“看你说的！你和白老师二位一年到头四处张罗，团结了他们一批曲艺家，东奔西走，为杂志社创收不遗余力，我怎么舍得骂你呢？又凭什么骂你呢？那也太没良心了吧？”
秉昆说：“那你就是骂我哥呗。”
他说：“我对你哥的感谢也是诚心诚意的，作为社长我没法解释。白
老师你看，你解释一下吧，别说你代表我啊，你就谈谈你对今天上午会的看法就行。”
白笑川垂下目光，从容不迫地吸了几口烟，娓娓道来：“秉昆啊，你有所不知，自从咱俩办起了公司，告状信就没断过。文艺政策放开了，市场化了，一些人转不过弯子，一些人看不惯，还有些看着眼红、来气。这也正常，从前不允许哩。搞曲艺的挣钱多了，得包容别人的眼红。按一些人的举报，咱俩都该进监狱。我不跟你说是怕影响你的积极性，在我这儿消化了不就完了吗？这一点韩社长做得很好，很硬，一直相信咱俩绝不会乱来,替咱俩筑起了防火墙,有些干扰都由他扛住了，顶回去了，所以咱俩也应该感谢他。谣言还是时常有的，某些领导怀疑咱们这公司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这次会，等于你哥以工作组的名义替咱们宣布了清白，除掉了加在咱们公司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污蔑，正了视听。账务清楚，无贪污无挥霍现象，节目内容没有导向及其他问题，这等于是免费的大广告。至于打’白条’，那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白条’满天飞，还多是政府部门给老百姓打的。等到将来国家财税管理更规范了，这些问题也就没有了。”
白笑川一番话，让秉昆等人如梦初醒，一个个脸上由阴转晴，艳阳高照，煞是振奋。
那小戏法高手也举杯站起，望着秉昆说：“小周，你哥太令我佩服了。在列车上时，我好几次想要变个戏法让他头发着火，当时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太让我来气！现在，我对他充满敬重，请你做证，我为表达敬重把这杯酒干了！”说罢一饮而尽。
于是，其他人也都把酒干了。
社长向白笑川使了使眼色。白笑川说:“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爱，大家要精诚团结，吸取教训，严于律己。从现在起，咱们换个话题。”
大家便开始吃喝,从烟酒茶、养生之道聊到民间趣闻，气氛欢悦融洽。
当晩，周蓉蔡晓光夫妇来到了光字片母亲和弟弟家中。父亲去世后，周蓉看望母亲的次数多了。通常在周六傍晚,有时与晓光一块儿来，有时约好了前后脚来，待到八点多钟，就与蔡晓光一起回去。
蔡晓光是周蓉母亲早期印象中满意的女婿，很受欢迎。他在本市无亲人，也挺高兴来。
这一天恰是周六，蔡晓光拎来一条自己在江北钓到的大草鱼，要亲自红烧。
郑娟开门，周蓉进门后拥抱了她一下。自从父亲去世，周蓉每次来都要拥抱一下郑娟，这让秉昆对她这个姐姐的意见渐渐少多了。
两次搬家整理把郑娟折腾得瘦了不少，她又变苗条了，好看了，以至于周蓉母亲常常把她俩谁是女儿谁是儿媳搞混。
楠楠和聪聪也逐渐习惯了新家。这里有他们小时的记忆。他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家，最不喜欢的其实不是这里，而是居住时间极短的地下室。不住地下室了，就觉得生活又变好了，但聪聪经常对郑娟说：“妈，我又梦见咱们那个苏联房的家了。妈，你说我怎么老梦见那个家呀？”“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住在市里那个家时，有一次我擦窗子……”
每当这时，郑娟便嗯嗯啊啊地把话岔开,而秉昆的表情就会阴沉起来。
光字片的家里耗子比以前多了。郑娟养了一只猫，母的，生了一窝三只小猫，都快长成半大猫了。自从有了猫，聪聪不再梦到“苏联房的家”了。他不许把小猫送给别人，郑娟和秉昆也就一直容忍大小四只猫的存在。它们都挺漂亮，让家里生气勃勃。
秉昆母亲对家中不见了老伴一点儿不奇怪，偶尔也问老伴去哪了。不管秉昆或郑娟回答哪儿去了，她都信，十天半月也不再追问。
绝无失亲之悲，这是秉昆母亲比常人幸运的地方。
秉昆母亲到春燕家串门去了，春燕妈怕闷，从不嫌弃老姐妹语言荒唐，反而觉得挺乐。楠楠还没放学，聪聪在逗小猫们玩，猫妈妈蜷在炕头打盹。郑娟在厨房里帮晓光做饭。
趁这时候，周蓉从衣兜掏出两个装钱的信封递给秉昆。
她说：“一份是哥和嫂子给的，一份是我和你姐夫给的。他俩是哥嫂，我俩不能给得比哥嫂多，那显得不好。你们先花着，过两个月再说。”
秉昆也不推拒，接过去放入带锁的抽屉。
周蓉说：“你坐这儿。”
秉昆就坐在姐姐面前的小凳上。
周蓉说：“那我也坐小凳，不然你心里又有古怪想法了。”
秉昆说：“你认为我的想法都古怪吗？”
周蓉笑道：“有时候吧。比如这时候，你那么问就证明你心里有古怪想法。不过你别跟我抬杠，先回答姐的问题——生没生哥的气？”
秉昆说：“起初生气，认为他是利用我们的事大做文章，捞政治资本，现在不生气了。”
周蓉问：“现在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秉昆就把白笑川的话照样学样地说了一遍。
周蓉听后，轻声说：“白老师的分析是对的。哥对你们那件事的处理最得体，也只能是那么一种做法。他有他的难处，你要理解。”
秉昆说：“比我还难吗？”
周蓉说：“我指的不是生活方面。难道你不承认，哥爱护你比爱护我更多一些吗？”
秉昆说：“他春节时扇了我一耳光。”
周蓉笑道：“我俩都在北大时，他也扇过我一耳光。我和你一样，当时生气，过后从他的角度想想就不生气了。咱们的哥，他不完全属于咱们，这一点你要明白。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一些做法就好理解了。”
秉昆说：“我当然明白，他还属于嫂子哩。”
周蓉说：“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秉昆愕然，大为惊讶地问：“姐，你什么意思？”
周蓉微微眯起双眼，沉思着说：“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热忱忘我地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时机点到为止提岀意见，但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打个比方吧，如果咱俩都在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还要最后由他定性，那么，哥不会替咱俩辩护的。因为他是咱俩的哥，咱俩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是由于怕受牵连，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要求自己绝不可以那样。如果别人替咱俩大呼冤枉、极力辩护，哥当然也会乐观其成，但他自己绝不会那样的。如果上级还是把处理咱俩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会完成那份工作，心里会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爱护咱们。当然，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那……变成那样了……好吗？”秉昆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
周蓉说：“对党，总归是好的吧。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几千万党员呢，等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了。没有一批哥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也实在不好办啊！哥明白这一点。他信仰坚定，愿意做自己认为的好党员、好干部。姐跟你说这些，是要让你明白——以后就不应该指望哥用他的权力为你解决什么难事，姐也断不会有那种指望。咱俩都不可以有那种指望，更不可以指望他为咱们周家人谋什么私利，并且还要明白，他的确是咱们的好哥哥……”
“可……谁让他变得……那样了呢？”秉昆问。
“没有人能让他变得那样。哥不是官迷，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下乡前，哥看了那么多书，在北大时看书更多，而且学的又是历史，还经常旁听哲学课，是有些书让他变成了那样。他成了政治信徒，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他那么相信是对的。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以为靠他的影响，像他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他内心肯定有不少苦闷，只是不对人倾诉罢了……”周蓉接着说。
“姐，我师父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再督促我入党，我申请还是不申请呢？”秉昆又问。
周蓉断然说：“别了。”
秉昆一愣。
周蓉说：“全国几千万党员不少了，咱家三个儿女中已有一个党龄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了，远大于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咱俩都是感情动物，太容易感情用事。咱俩不会成为政治信徒，政党的儿女。咱俩会成为好人主义者，但好人和好党员不能相提并论。姐有这种自知之明，所以姐也不申请。”
姐弟二人正促膝交谈，楠楠放学回来了。他告诉爸爸家门外有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男人在吸烟，他问对方找谁？对方反问他这里是不是周秉昆家？他说“是”以后，对方打量着他，又问他是谁？当他说了自己是谁后，对方还问他妈妈是不是郑娟？他警惕地反问对方是什么人时，对方却说“你别管”，扔掉烟推着摩托车就走——太可疑了。
秉昆起身出去探个究竟。
周蓉赶紧让蔡晓光也出去，晓光便握着擀面杖跟出去了。
两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将过去，那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
回到屋里一说，周蓉和郑娟也觉得可疑。
蔡晓光问秉昆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
秉昆想了想说没有，又不敢肯定地说，也许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却并不知道。
晓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秉昆，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得罪什么人，他嘱咐秉昆以后要小心点儿。
周蓉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儿，尽量少出门，也尽量管住聪聪和妈妈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
秉昆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穴”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
楠楠说不用，我都是快一米八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
郑娟不安地说：“听你爸的。”
周蓉和晓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有必要。
这时秉昆母亲回来了，他们才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了。
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隐隐的阴云，都没吃出红烧草鱼的滋味。
周蓉走时抱走了一只小猫。她说家里四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
以后的三个月里，秉昆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者，哥哥嫂子和姐姐姐
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晓光送来的水泥、沙土还有一些，秉昆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里里外外修修补补，让那洞穴似的家又渐渐看得过去了。
郑娟常说：“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两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俩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秉昆说：“因为咱们两家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吧？你妈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贫富先不论，我爸和你妈走时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两个儿子和爱咱们的亲人，必须的。”
他这么说时,不由得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一揪似的痛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自己没收入了才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度日。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说很不幸的龚宾吧，因为有龚维则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境况强多了。秉昆不止一次在街上见到过衣不遮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者，派出所所长的侄子却绝对不会沦落到那么凄惨的境地。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三亲六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可老友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时，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挺好过，因为她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她们拖儿带女地返城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上火却帮不上忙，脸上也很少有笑容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吴倩和于虹也再难有水灵点儿的时候。如果他俩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为不同。现实地来看，二十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科长，他们的穷亲戚中也没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科长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二十年后啊。这二十年内他们可怎么办呢？他又想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老友关系，都不过四十来岁的人，互相结下友谊也只不过是十几年的事，彼此称“老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俩那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时伸出援手，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俩的帮助却又那么有限……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观音、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秉昆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
郑娟问：“怎么不高兴了？”
秉昆说：“不是啊。”
郑娟追问：“有心事？”
秉昆说：“没有啊！”
郑娟说：“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
她习惯地伏在他身上。这习惯在她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她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他更是莫大的享受。
他问：“你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洗澡了？”
她说：“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为你，滑溜不？”
他抚摸着她说：“滑溜，还是去的春燕那儿？”
“不花钱，春燕还提供洗发液、沐浴液，干吗去别处呢？香不？”她挑逗地在他身上晃动不止。
他在她白哲的乳沟那儿闻了闻，微闭上双眼说：“香。”说罢搂住了她的腰，把她稳定在自己身上。
“你还没说心事呢。”
他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
她说：“你不是帮他俩了吗？”
他说：“那恐怕不是常事。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怎么办呢？”
她说：“你睁开眼。”
他就睁开了眼睛。
她说：“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字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很脏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齐往前看，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齐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是脏水洼了，那咱们就瞠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强吧？”
“你信那种话吗？”
“干吗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是就根本没希望了？所以信比不信好！信就是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并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但……”
郑娟不容丈夫说下去，她用白软、丰满的乳房堵住了他的嘴。
自从离开了那幢苏联房，两口子做爱的次数大为减少。住到地下室后只做过两次，都是妻子主动的，显然是为了抚慰他的消沉和父亲去世的悲伤情绪。那天晚上，他除了不高兴，还因为一个可疑的人在家门外的出现而深感不安。
那可疑的人好长时间再未出现过。
秉昆接送楠楠上学放学几次后，楠楠坚决不许他继续接送。他也觉得自己过于小心，草木皆兵了。
夫妻二人和楠楠已经不再担心，秉昆看得出，妻子处心积虑地要在今夜快活一番，首先是为了他。
她挑逗他。她实际上属于这样一类女子，即使自己毫无挑逗之念，任何一个男人与之肌肤相亲之际，都是很难止于爱抚而无下文的。
她让秉昆根本不可能沉浸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伤感之境，他立刻变成了草根阶层的登徒子，只想与妻子不负良宵。
一番爱意满满的饕饗大餐之后，妻子背贴他的胸怀，沉静而眠。
他搂着她，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
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一天晩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她的手去市内的繁华街区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一一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郎正在俯视行人。
她推了他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
她从不介意他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不放过戏谑的机会。
他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
她说：“是很漂亮。”
他说：“我发誓，有一天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要让你也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行人。”
她很认真地问：“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他说：“随你。”
她又问：“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他说：“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当然信！”
搬入地下室后，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她提起，哪怕是不经意地提起。
她从没提起过。
他以为她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她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一一她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
他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她商议，她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
他说：“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她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
他哄她:“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
以后，她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秉昆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她是很少见的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她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她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只要郑重其事，她便备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她的幸福状态便可持续。她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淡薄，几近于零，似乎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未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确确实实存在。而新的承诺，又会让她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正如他刚刚向她承诺要与她相亲相爱地再活一百年，她便幸福无边地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他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却庆幸有她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向他抱怨过，他俩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不能兑现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而秉昆却从没有过这种烦恼。她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她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
想到她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他不禁吻她的肩，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他已经受到她严重影响方面他愿意幸福着她的幸
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她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他时常很是纠结。
秉昆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兴高采烈，而他则如鱼得水……
白笑川看了后，小手指挠着腮帮子说：“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这样吧，再请个比我水平高的人来替你把把关。”
于是邵敬文便出现了。
邵敬文看后，五指轻点着桌面说：“相当有趣。”
他一听笑了。
不料邵敬文又来了一句：“也相当反动。”
他的笑难以迅速从脸上收拾干净，只剩下难堪了。
邵敬文接着说：“既然要听我的意见，我就不能当着君子说假话。秉昆，我不是指你本人反动，我是指这个段子太黑了，黑色幽默的黑。你的主观创作动机肯定是出于娱乐人的目的，但太容易让人产生过度联想。一旦成为作品，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背道而驰，这也是常有的文艺现象,这一点你一定要考虑O不是仅供参考，作为朋友，希望你务必考虑。”秉昆虚心地点头不止。
白笑川说：“敬文，你看能否抢救一下，改成’伟大的妻子’如何？”邵敬文沉吟着说：“世上固然有伟大妻子，但她们往往是做出了伟大之事的妻子。这相声中的妻子，并没什么伟大之处，伟大从何说起呢？还是个黑。”
秉昆说：“改成’可爱的妻子’呢？”
邵敬文说：“又太一般化了，没有什么可寻思的了。”
白笑川说：“改成’我那奇葩老婆’怎么样？印在节目单上，估计会让观众对表演有期待。”
邵敬文说：“这命名有点儿意思，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问题——秉昆你能不能把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一靠？那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显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哩！”
秉昆诚心诚意地说：“我试试。”
邵敬文说：“改好了，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急着正式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作为朋友，这个段子我还是要替你们把关的。”
秉昆改了三稿，亲自担任逗眼，请一位特善于捧眼的相声演员和自己搭档，劳驾邵敬文听了一次实际效果。
邵敬文听罢，严肃地说:“笑川老师，秉昆，我的主张是，这个段子，咱们自己就把它毙了吧。一经表演，更黑了。那是种化不开的黑，咱们对党对国家都是心很红的人，干吗演这类让人产生误解的相声呢？”白笑川就说：“那由我来决定。秉昆，我得毙了它，你不许怪我。”秉昆虽有几分不服，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南方不体面地回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样的相声如果在南方公演，肯定就真的撞在“反自由化”的枪口上，他哥便无法明批暗保了。
秉昆一家搬回光字片住，街坊四邻颇有闲言碎语。
有的说，岀息了的儿女未必就能让父母得益。周家的大儿子很有出息，女儿也算出人头地，那又怎样呢？周志刚退休后不是照样住在光字片的老屋子里吗？上医院不是得由众人轮番去背吗？从医院回来不是坐着平板车吗？不是最终死在早前自己脱坯砌的火炕上了吗？
有的说，他家没看出多么有出息的就是秉昆，虽然由工人变成吃事业饭的人，还成立了个公司，却也不过就是组织了一些耍嘴皮子逗人一乐的遗老遗少，东赶场子西赶场子的角儿，挣钱是多了点儿，身份上还不如工人受尊重。娶了个老婆，好看倒是挺好看，像小民窖烧出的白瓷廉价瓶，说精不精说傻不傻，可人家小两口不是过得整天乐呵呵的吗？不正是这个没太大出息的小儿子让父母得了不少济吗？
还有人说，谁家的儿子如果能像周秉昆那样，才算没白生白养。儿女好不好，最终要看父母沾光没沾光……
那些话都是春燕告诉秉昆的，她听她妈说的。她认为秉昆会爱听,其实秉昆听了心里非常光火，他讨厌街坊四邻议论自己家，尤其讨厌他们以不敬之词对妻子说三道四。
不久，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A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发现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
周秉义受到了表扬。
秉昆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穴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
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把住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不配是共产党员。他质问，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弃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他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良心大坏。
秉昆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这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香港和台湾商人在那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他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秉昆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他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为厂里干活。
秉义对秉昆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连这样的事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儿。这次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要派文化厅的一位干部陪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德宝气愤地来找秉昆，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到了。她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求干哥替她做主，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俩捏鼓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俩闹离婚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德宝已住回他妈那儿，实际上夫妻开始分居，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秉昆只得去找白笑川，请他亲自带着弟兄们南下。
白笑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秉昆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裂痕，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秉昆说：“我也不是党员。”
郑娟说：“你不同。你是她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
秉昆觉得她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
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秉昆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
德宝说：“秉昆你清楚的，咱们哥儿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年轻，本指望改革能多少带给咱们点儿利益，哪承想改成了这！”
秉昆叹道：“所以号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啊！”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我忘了，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他妈的，真不知还会怎么个痛法！更不知这阵痛会有多长！”
秉昆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
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她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不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三十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她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她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她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她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
她说:“干哥，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也没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字！现在又欠下一屁股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啦，只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
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同于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他这个干哥当回事，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秉昆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亲她一下，抱她一会儿。
送走春燕，秉昆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艺创作状态。
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
他说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
郑娟积极参与意见，当晚夫妻二人商量出了一套方案一一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城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她大姐一家三口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到了一起。她大姐夫的弟弟是秉昆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落实工作，只得住到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春燕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爸妈有些无理，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q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的“钉子户”。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利益侵占了。
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城很晩的知青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城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无须花钱租房，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带着，省不少心。若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春燕的大姐和姐夫都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先来后到先占先有的丛林法则。春燕大姐还有一条理由，大妹夫父母家的两间屋比她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大五六平方米，那也终究是大。大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大妹夫的妹妹。大姐认为，大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公婆家。这一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一一大妹妹那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
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家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得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二姐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每月三十多元一小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影响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钱租房子，还是每日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不愿另寻住处。
结果可想而知，二姐夫父母家便经常上演水火难容姑嫂相斗的室内剧，丈夫与公婆也常常卷入势不两立的旋涡。二姐的选择有更深层的考虑，既然大姐、姐夫打算厚脸皮地长期在她父母家住下去，将来父母遗留的房产就很可能被大姐两口子据为己有。实际上，大姐和姐夫也确实是那么算计的。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手足之间钩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
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
周秉昆设计了一个挪窝儿方案：动员春燕大姐和姐夫先从春燕父母家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秉昆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了，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下活，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妈也都会满意。”
春燕起初还犹豫，怕与婆婆性格合不来。秉昆说：“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别扭，问题一定岀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
春燕沉默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
秉昆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她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春燕备感还债的压力，把话绕回到钱上了。
秉昆说那不用她管，他自有主张。
秉昆为了动员德宝妈与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身板还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处得不错，干吗非与儿媳妇住一块儿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呀！
秉昆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她，他说：“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为了给大爷治病，德宝和春燕不但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这份孝心，您也应该帮帮他们啊。何况老人谁没生病那一天呢？一旦生病，还不是得由儿子儿媳来侍候吗？早晩如此，不如提前就生活在一起的好。婆婆照看孙子，累是累点儿，但那也是天伦之乐。有那一乐，老人高兴，有益于健康长寿。”
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的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和对方见过面，这种事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秉昆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她儿子和儿媳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情答应了。
但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
秉昆拍着胸脯说：“大娘尽管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允许他们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许白住，房租可以少交，不可不交！”
秉昆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做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
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前，秉昆先与春燕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他的方案以及已完成的工作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秉昆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则。
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
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沆潍一气，比着看谁的脸皮厚。他们一听说还要交房租，都摆出免谈的嘴脸。
秉昆说：“我打听过了，租一家那么大小有暖气是楼房离煤气站公共汽车站近的房子，少说每月三十五元，却只收你们二十元。春燕两口子欠下债了，就当是你们做姐姐和姐夫的帮帮她吧。”
春燕她大姐说：“我帮她们，谁帮我们呢？”
秉昆说：“让你们以便宜的房租，住上你们一家三口最合适住的房子，不就是在帮你们吗？”
听了这话，春燕大姐夫竟骂骂咧咧的了。
春燕她爸一时火起，劈头盖脸责骂起大女儿和大女婿来。
大女婿犯浑，要与老丈人动手。
不可开交之际，龚维则所长和一名民警跟着春燕妈到了。
龚维则制止了双方的吵闹，他问春燕爸：“这里到底是你名下的房子，还是你大女儿和女婿名下的房子？”
春燕爸理直气壮地说:“墙上掉下的土渣渣都是我和老伴的。”
龚维则明知故问：“那他们怎么会住在这里？”
春燕妈说:“他们刚返城时没地方住,所以春燕两口子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就挤进来住了。”
春燕大姐夫强词夺理地说：“那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龚维则又问秉昆：“你在这儿干什么？”
秉昆便把自己的目的说了一遍。
龚维则问春燕大姐和姐夫各挣多少工资，听罢平缓地说：“以你俩的收入来看，每月付二十元房租后完全可以过得下去。那就不是社会问题了。”他再问春燕她爸：“你们老两口还想让他们住下去吗？”
春燕爸没好气地说：“他们趁早走，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好心租给他们房子都不肯搬走，真不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龚维则就对春燕她大姐夫说：“看来你们的问题是典型的思想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容侵犯，你们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本街道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
他转脸看着春燕妈说：“身为派出所所长，我当然有责任维护你们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侵犯都不行，儿女们也不例外。你们让人写份情况说明尽快交到派出所来，我们好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秉昆说：“我替他们写。”
龚维则说：“那就有劳你了。”他拍拍秉昆的肩，转身对跟随的民警说，“你留下，防止他们打起来。今天协商的结果怎么样，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一九八七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公民”二字忽然时兴起来。从报纸上、广播里也经常见到或听到“公民”二字，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交警、法官等执法部门的人说时，似乎自己的身份与之前不同，仿佛有神圣感了。老百姓听了，似乎也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前不同，也仿佛有神圣感了。
龚维则走后，春燕她大姐夫瞪着秉昆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别忘了你爸上医院那次，我也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
秉昆苦笑道：“所以我要报恩啊！”
春燕她大姐夫那双眼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秉昆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他和春燕她大姐最终还是答应搬走。
到此时，秉昆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
秉昆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她大姐姐夫二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时，春燕哭了。
德宝说：“这么难的事都叫你给办成了，我服了你了。”
秉昆说：“只服我不行，心里还得没结疙瘩才行。你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一份。替你爸看病时，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住是应该的。”
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结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哭过多次，现在矛盾都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
春燕就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秉昆别把他俩闹过离婚的事告诉朋友们。
秉昆郑重地说：“放心，我答应朋友的事，就像党员答应组织的事一
样可靠。”
在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两位见证人按下鲜红的手印一一邵敬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笑川不在，若在，秉昆就请师父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
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贺他们的和好如初。
秉昆在家里吃饭时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
德宝自己口松，某一天，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离婚的事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
一天晩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秉昆家串门儿。
自从秉昆一家又搬回光字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
赶超说：“吕川上了大学又加入官员队列了，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儿，连点儿消息也没了。秉昆，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我俩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要勤来着点儿。”
一杯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情，泪汪汪的。
秉昆苦笑道：“我好想发达啊！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想过。如果我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你俩的穷愁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国庆却说：“你俩那都是不着调的话，还是聊点儿现实的吧。如果我爸妈死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儿。我爸那老哮喘病，一到冬天就呼哧呼哧地咳嗽喘气，吵得我姐睡不了一整夜觉。她的脸色那么灰，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让我姐替我忍受了，我好心疼她。”他也动了情。
秉昆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
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秉昆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曜，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
几日后，德宝又着急上火地来找秉昆——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六七百元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就这么一点儿福利！如果还不能兑现，那还算什么社会！”他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夹烟的手都在发抖，烟都塞不进嘴里了。
秉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父白笑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敬文帮忙。邵敬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
秉昆说：“德宝，我宁可陪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补齐，也不愿求我们杂志社那个头头。”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儿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
邵敬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为生活所迫，别人肯岀点儿钱就卖了。
邵敬文劝秉昆，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他和你哥关系走得挺近，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
“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近呢？”
“说来话长，你嫂子父亲当副省长时，他父亲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现在，据说你哥负责对他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挺好，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
“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当然就没人跟你说啦。如果不是今天话赶话赶到这儿，我也不说。咱们之间说那些多没意思！”
秉昆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
路上，德宝见秉昆一脸不悦，试探地说：“你要是实在不愿替我求你们社长，那替我求你哥怎么样？”
秉昆没好气地回答：“你就当我没那么个哥行不？”
秉昆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为什么不听听弟弟的看法呢？
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秉昆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秉昆的面拨通了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清事由：“听着啊，大约半小时后有人去找你，朋友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丢了，你让下边的人及时给补齐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会，有空咱们聚聚。”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还有什么指示？”
秉昆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地赶快告退。
社长坚持把他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笑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
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昆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
灰，结果一听他说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看表怀疑地说：“还不到半小时。”
秉昆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我也没想到如此简单。”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秉昆见哥哥秉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
秉义说:“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儿意思，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他问广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姐姐开过智吗？”
秉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
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提前来看母亲。
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昆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
哥哥反问：“你们又闹矛盾了吗？”
秉昆说:“不管我们关系如何，我毕竟是杂志社一分子，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秉义说：“我负责在党员同志中间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秉昆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
秉义又说：“组织上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至于怎么一步步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一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大节就是在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上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大节上毫不动摇，没有任何糊涂认识，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秉昆，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的那些意见，我也不是没听到，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大权独揽排斥异己、编辑理念太’左’等，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秉昆，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编辑理念太’右’呢！’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个界定法。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别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秉昆沉默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秉义接着说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全责怪他不公平。我的考察评议中也写了’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团结同志’这一条。人家明白这一条意味着什么，人家有所改进，对不对？”
秉昆只有点头承认。
他没提自己求过韩文琪的事，担心哥哥未必高兴。
哥最后说：“他的父亲和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要考虑点儿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
秉昆只好说：“哥，我理解了。”
“哥再给你一百元钱。这个月哥出差多，补助也多，给妈买些她爱吃的，替我多孝敬她老人家。”秉义说。
秉昆也没有推辞，默默接了过来。
“以后咱们兄弟二人，就应该像刚才那样讨论问题。你别总和哥’杠'着来，行不？”秉义看着他笑了。
秉昆点一下头，也轻轻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