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六，秉昆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
对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人家提出要来这里，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人家的。南方做羽绒服的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拓展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馆长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秉昆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敬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邵敬文接着说：“文化馆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工资，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啊！秉昆你看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说：“门口那告示对你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我做主。”
白笑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
那顿饭邵敬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
送走他们后，白笑川说：“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
陪得高兴。”
秉昆说：“老邵瘦多了。”
周秉义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她是汉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战时期，她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她不止“金月姬”一个化名，但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担任了省妇联领导后，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那么一改，许多人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将不知道她是谁了。组织上说服她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她长期担任省妇联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组织部门把她归入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她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从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称“三八式”。她却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当时才十九岁。二十多岁时，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亲昵地称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
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组织上完全出于照顾她，才安排她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她了。
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对她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现在是副省级，如果您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商量。”
她当即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我的工作费心。”
她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文革”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银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康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岀，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
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地点在她家客厅，谈话方式基本是岳母问，女婿答，过程没超过一小时。
秉义走后,她对冬梅说:“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冬梅笑道：“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她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当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冬梅问：“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呢？”
她郑重地说：“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会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冬梅肯定地回答：“当然啦！”
她又问：“很爱吗？”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现在还很爱吗？”
冬梅不高兴了：“妈，你问得莫名其妙！”
她说:“有些夫妻,谈恋爱时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
冬梅自豪地说：“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
她也满意地说：“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儿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于是，秉义就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
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之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不，不仅是优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来，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党员干部。每天晩饭后，秉义怕她寂寞，总是会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阵子。
她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政治”二字已听出老茧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如此。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与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棋琴书画、风花雪月等，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她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强烈。
秉义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起先似乎和政治无关，但聊着聊着，不知怎么一来又和政治有关了。”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棋琴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成'封资修’了吗？与政治有关了，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闲聊哩，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她对女婿讲什么很宽容。
倒是冬梅很潇洒，她从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罢晚饭，她起身便走，或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做在学校没做完的工作。有时也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掺和几句，不感兴趣起身又走。她还抱怨说，丈夫陪她的时间少了，陪她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秉义，你听听，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都是你把她惯的!
然而，世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有一天晩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秉义问：“妈指的是书法，还是字意呢？”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她说：“两方面你都谈谈。”
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能看出不是一般书法爱好者写的。肯定自幼临帖，童子功扎实。虽然是以楷体写的，但此人行书草书比楷书更高一筹。行书草书写惯了，写起楷书来未免有些拘谨。”
她拍膝说道：“对极了。”
她解释说，省内一位著名书法家“文革”前曾写了一幅同样的字赠给冬梅爸爸，“文革”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烧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裱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
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物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
老太太频频点头道：“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嘛。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
秉义笑道：“妈，咱就不举例了，越过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秉义说：“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
他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极其严肃地说：“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百分之十八，初中学历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十一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秉义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肩上收回，饮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人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怎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儿假，也能听得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量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致使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明白吗？”
秉义连忙点头说：“明白。可有一个人与我的关系太例外，我没法中断和她的亲密关系。”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什么人？”
秉义说：“我妹妹。”
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她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她不是块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为明，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秉义说：“是。”
老太太说：“我有个想法，让明切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阴为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秉义说：“好。”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
老太太又说：“那样，周蓉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秉义说：“但愿如此。”
老太太说:“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字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了退不出。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儿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秉义说：“妈，我记住了。”
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说：“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那可不好。”
老太太板起脸批评道：“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冬梅也板起脸说道：“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
老太太说：“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
冬梅说：“那会一样吗？”
老太太愣了愣，将目光转向女婿，那意思是——你站在哪一边？
秉义一本正经地说：“搬过来住以前，我要做一个好女婿，不给您丢脸的意识很强。搬过来住以后，做一个好女婿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嗯？”老太太的表情有点儿不好看了。
秉义又说：“现在，另一种意识不但滋生，而且越来越强，那就是做一个好儿子的意识。新意识是不知不觉、完全自发的，快压倒旧意识了。我头脑中的新意识经常提醒我，要自觉地将好女婿的角色转变为好儿子的角色，就像从前是以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来是以更高的党的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样。角色意识一转变，我对冬梅的爱也加深了。以前我对冬梅的爱是单纯的丈夫对妻子的爱，现在又加上了一种哥哥对妹妹的爱。”
秉义像是在向组织汇报思想变化似的，老太太听到后来，双眼几乎笑成了一条缝。
冬梅正喝汤，差点儿将那口汤喷在桌上。虽然还是咽下去了，却呛岔气儿了，转身一个劲儿咳嗽。
秉义佯装奇怪地看她。
老太太说：“你那是怎么了？”
冬梅终于止住咳嗽，抚着胸口说：“麻的！”
老太太也奇怪了：“汤里又没放胡椒，怎么就会把你麻成那样了？”
冬梅一本正经地说：“喝那口汤之前，吃菜时嚼着了一粒胡椒。”
秉义说：“妈，她对胡椒反应过敏。”
老太太说：“我还以为你对秉义的话反应过敏呢！你如今也是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有坏毛病，听到谁对党说带刺的话就开心，听到谁对党说懂事的话就产生不良反应，你可千万不要学他们。你确实要虚心向秉义学习，我认为秉义说的是真心话。谁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看得出来听得出来。”
冬梅又顶了一句：“妈，你不代表党。”
“嗯？”老太太表情又不好看了。
秉义赶紧说：“在这个家里，妈有资格代表一下党的。”
冬梅便不拿好眼色瞪他。
他坚持着：“这一点毋庸置疑。”
夫妻俩到了楼上后，冬梅一脸严肃地问：“你屡屡对我妈说那些肉麻的话，究竟什么意思？”
秉义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能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吗？我一个女婿，跟随妻子住在岳母家。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何况我不是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如果我闷葫芦似的，长期下去你妈必然对我不满。那么一来，我别扭了，不开心，必然影响咱俩的感情。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我只能尽量哄她顺心，争取让她感到由于我这个女婿的存在很开心。我在厅里不顺心的事不少，也需要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心情。好比哄一个老小孩，她开心我也开心，那么你也开心了。八小时以外，在家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有什么错吗？”
冬梅听他说完，一言不发就要下楼。
秉义问：“刚上来，你又下去干什么呀？”
冬梅说：“我要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妈，免得她蒙在鼓里。”
秉义急忙扯住她，小声说：“太过了吧？那你不等于出卖我吗？是违背夫妻道德的。”
冬梅生气地说：“我妈好歹也是位高干，你拿我妈当你的开心果就对了吗？就道德了吗？”
秉义委屈地说：“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听你的行不？”
“逗你玩呢！”冬梅扑哧笑了。
秉义把她拦腰抱起，轻放于床，伏在她身上。
冬梅说：“你对我妈就只有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没有点儿起码的孝敬吗？”
秉义说：“错，一半对一半吧。你妈是你妈，这是首先值得我敬重的。你妈曾是出生入死的抗日女战士，这尤其值得我敬重。你妈受迫害时绝不出卖良心做伪证，这也很值得我敬重。你妈离休了仍关心着国事民生，这还值得我敬重。最后一条，我作为她的女婿，是既得利益者。搬到这里来以前，我从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从没在家里洗上这么舒服的热水澡，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衣服可以让别人来洗。冲着这些，我必须有感恩之心，否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至于你妈看问题有时太偏激，认为世上的事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那也怪不得她。她文化低，读书少，思维定式如此。我认为,你这个女儿同样是既得利益者,也要有感恩之心。她这一生，解放前有过艰苦卓绝的经历，解放后蒙冤受屈，十年牢狱后又失去了丈夫，国家给予她的待遇都是她应得的。倒是你我，于国于民有何贡献呢？我们与她同享如此高级的生活，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我们，而不是她。所以咱俩都应该……”
“别说了……”冬梅不禁环住他脖子，用深吻堵住他的嘴。
“爸，我妈嘱咐我捎回来几句话……”秉义对应诺之事一向认真，回到光字片后，对当时还健在的父亲一句句复述了岳母的话。
周志刚听着听着，皱起了眉。等儿子说完，他冷冷地问：“你说的是哪个妈？”
秉义一怔，笑道：“我岳母。”
周志刚说：“那就是冬梅她妈呗。你以后说妈时，要分清楚了你在说谁的妈。岳母她就是丈母娘，在她家你当然应该叫她妈，正如冬梅在咱家她得叫我爸。但你跟我说到你丈母娘，要不说岳母,要不说冬梅她妈,别一口一个’我妈’’我妈’的。我数着呢，你一共说了五个’我妈’，而生你养你的亲妈她在炕上躺着呢，你别把自己的妈和丈母娘搞混了！”
听了父亲不高兴的话，秉义后背上渗出冷汗，暗自庆幸冬梅有事没一块儿回来。如果回来了，难堪的可就不止他自己了。
秉义红着脸说：“爸，我记住了。”
沉吟片刻，他又小心地问：“您对冬梅有意见了？”
父亲说：“挺好的一个儿媳妇，我对人家有什么意见？我是对你有意见！”
秉义说：“爸对我还有什么意见，请接着批评。”
父亲说：“你如今是知识分子干部，批评我不敢当，但我要提醒你别忘了，你只不过是暂时住在丈母娘家，这与倒插门不同。如果你是倒插门女婿，那你当然就是丈母娘的半个儿子了。可我同意你去当倒插门女婿了吗？从来没有吧？那么，你周秉义完完整整的就是我们周家的儿子！所以你也就只能有一个妈！你回来了就是我们周家一个完整的儿子回来了。在这个家里，妈就是妈，丈母娘就是丈母娘，混着说它就不对。这是原则问题，明白吗？”
“明白。”秉义的脸更红了。
“你丈母娘没来过，我挑理了吗？没有！我才不挑那个理。我并不希望你丈母娘坐的小车开到咱们周家这破房子前，何况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她若真来了，待会儿就走我没面子，待时间长了我没那么多话跟她聊。我也从没想过去看她。你都住到她那边儿去了，我去不去看她有什么呢？我这辈子没往大干部家去过一次，我不愿为你这个儿子破了我的例。所以，两边不见也罢。你这么代话给她一一我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冬梅一点儿没有高干女儿的毛病，证明她教育得好，我对她表达敬意。我们周家很有出息的长子做了她女婿，我认为也是她们母女俩的光荣！”周志刚的脸也红起来，说得有些激动。
秉义说：“爸，最后那句，可以免了吧？”
“为什么？不能免！我周志刚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模范，论革命资历我比不上她，但要是比奖状，我得的肯定比她得的多！你也很优秀嘛！冬梅嫁给了你也是她的福气嘛！你自己不要在高干两个字面前矮半截！那不就成了下贱了吗？就照我的话说！”周志刚说得掷地有声。
后来，秉义听周蓉说，按民间规则，从亲家礼节上讲，女方的父母应首先到男方家拜访一次。只有这么一来，亲家之间才有了以后走动的前提。他们的父亲，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冬梅母亲能屈尊光临一次。高干亲家母从没礼节性地拜访一次他这位亲家公，这让他觉得在街坊四邻跟前很没面子。如果让他没有前提主动去看望冬梅她妈，他会大为光火的。
周志刚对珥珥住到亲家母那边去不但不反对，反而特支持。秉义以为，肯定是由于周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周蓉说并没有。她说，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有益于下一代的身心成长，这个道理不必别人指点，父亲也是懂得的。在周蓉看来，父亲希望切切的性格以后不像她，而是像冬梅，所以他希望外孙女住过去后能多受到儿媳妇好性格的影响。
离开姥姥姥爷家成了大舅妈家中的一分子，珥现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再睡火炕而睡单人床，有属于自己的书架、衣橱和箱子，每天早上可以喝到一杯牛奶吃到一个鸡蛋。如果她喜欢的话，每天晚上也可以泡一次热水澡。她对泡澡格外享受，因为自幼生活在贵州，她对火炕一直不适应，总流鼻血。睡在漂亮的俄式小床上，不上火，也不流鼻血了。那是大舅母少女时期的小床，她躺在小床上想象大舅母曾在那幢小楼里度过的青春，甚觉惬意。正如金老太太期望的那样，一老一少迅速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亲密关系。明刃称她“金婆婆”，她一听到就满脸笑意。她这一辈子总是听到说“月姬同志”，对于“金婆婆”这种称呼相当喜欢。
她曾问明珥：“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婆婆，非要叫我金婆婆呢？”
阴明说：“对于我，你是金不换的一位婆婆呀。咱俩名字中的一个字同音，我的珥字是美玉的意思。你是我的金婆婆,我好比你的一块美玉,咱俩是金镶玉一般的老少组合，绝佳关系。”
“金婆婆”听了，满脸的笑意。
切切那话冬梅也听到了，说给秉义听，并问：“我以前没发现阴珥的小曜那么甜过呀，怎么一住过来了就变得会哄人了呢？”
秉义不假思索地说：“动物本能。”
冬梅不解地问：“和动物本能有什么关系？”
秉义说：“小猫小狗的生活一旦得到改善，也会本能地讨好主人的。”
冬梅想了想，又问：“那你跟我妈说话时嘴也那么甜，又是怎么回事呢？”
秉义说：“也是动物本能，趋利避害嘛！得罪了你妈对我一点儿好处
没有，博得你妈的好感对我的好处却大大的。”
秉义当时正靠着床头读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冬梅夺过书，背手拿在身后，讽刺地说：“你等于承认自己也是动物，那读这种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秉义说:“我从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动物性，所以才需要读这种书嘛。你过来，我跟你说句悄悄话。”
冬梅就疑惑地走到了床边。
秉义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跟前，抱着她说:“知道我为什么极力促成切切住过来吗？就是为了从你妈身边获得解脱，每天晚上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恋偶性，这也是动物本能，动物这方面的本能比人类表现得更明显。我很像那类动物，你也像。”
冬梅红了脸说：“你坏死了。”
在楼下，珥阴正全神贯注地听金婆婆讲那过去的故事。
珥阴的入住，让方方面面都感觉很好。和堂姐珥为同住在爷爷奶奶家，楠楠这个少年觉得处处不便，现在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了。周蓉也更加省心，不再忧虑女儿的教育问题，因为知道哥嫂会替她教育出一个好女儿的。
周志刚这位老建筑工人至死没与亲家母见过一面。
对于他的死，亲家母表达了一番说得过去的人之常情一一她嘱咐女儿代自己献了一个花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追悼会还只是干部办理后事的一种仪式，一般百姓人家只不过举行亲人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已。周志刚的单位不在本省，并无单位人送他,送他的只不过是老伴、儿女和儿女们的几个好友,还有几个街坊邻居家的代表而已。如果说在场人士中谁的身份比较特殊，那便是派岀所所长龚维则了。告别仪式极短，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
亲家母金月姬说好的花圈，并没有送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