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周秉昆正式出狱。
七年前，他曾非正式地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
那件事对周秉昆发生得极为突然——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某日晚饭后，一名管教干部命他留在餐桌那儿。
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时，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
他立刻站起，垂首直立。那时他早已懂得此种规矩，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
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
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儿，那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
自从入狱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在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时。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周秉昆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周秉昆，你母亲两天前过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周秉昆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去还是不去啊？”
听到这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管教。
他低声说：“去。”
“倒是站起来走啊。”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秉昆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
张管教看明白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能走不能走？”
他低声说：“能，请允许我缓一分钟。”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他。
一旦站起来，周秉昆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
张管教说：“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他说罢一摆头，秉昆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
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论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秉昆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
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
张管教催促周秉昆走快点儿。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秉昆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
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秉昆默默伸出了双手。
张管教说：“往后背。”
周秉昆微微_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
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待的地方”，原因在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要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岀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一旦被犯人夺在手里，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刑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秉昆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
妈死了又怎么样呢？
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
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几个小时的假，管教将他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以便让他在亲人面前样子顺眼一点儿，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照顾。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秉昆坐到了理发椅上。他双手被铐在身后，坐着很不舒服，却并没影响他的感激。
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日不上班，周秉昆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秉昆，但他身上有一点却没有变,那便是他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头上的移动，发楂儿四溅，理发的管教脸上都有他的发楂儿了。
那管教脱口说道：“好硬的头发！”
周秉昆没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秉昆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学懂了。
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了。
刮脸时，周秉昆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时，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呵斥，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吸烟。他俩吸罢一支烟，周秉昆也哭不出声了。
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秉昆感到巨大的恐慌。父亲死时，那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无任何现实意义，他陷入无边无际的心理孤寂。
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脸上擦了些润肤霜。他离开时对理发的管教说：“谢谢。”
管教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警车将他送到了火葬场o确实是一辆警车，而非囚车，这也是一种优待。两名管教随车，包括张管教。在车上，他照例戴上了手铐。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须的。两名管教时间掐得很准，到达时告别仪式正要开始。
张管教边为周秉昆打开手铐边说：“让你戴着这东西参加母亲的葬礼，太那个了，但你千万别乱来，我俩可都佩着枪呢。”
周秉昆看到了。他说：“我不会的。”
在两名管教一左一右的夹持之下，他置身于亲友之中参加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在母亲遗体前跪下时，两位管教才退于两旁。他没哭，却听到了别人的哭声。他也没扭头看，不知哭的是亲人还是朋友。
在城市里，百姓人家的爸妈死了，丧事过程最长也就一个小时。秉昆妈当过街道副主任，按说比送秉昆爸的人应该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妇女，家务缠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况周秉义和周蓉都主张简单行事，除了秉昆的朋友们，再没通知其他人。人少，过程简而又简，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
葬礼一结束，周秉昆转身便往警车走。
张管教叫住了他，皱眉道：“来都来了，就这么走啦？连我都看不过去。想跟哪位亲人说几句话？”
周秉昆想了想，低声回答：“我爱人。”
另一位管教就朝郑娟招手。她看周秉昆很勤，许多管教认得她了。
郑娟走到他跟前，两名管教避开了。
张管教说：“十分钟。”
秉昆问：“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郑娟说：“心脏的问题。和咱爸似的，忽然想睡会儿，一睡就睡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咱爸妈这么一种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来的福，没经历任何痛苦。”
秉昆说：“谢谢你，你为周家付出得太多了。”
郑娟说：“别这么说了。”
秉昆说：“抱抱我。”
郑娟就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她哭了。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狱方岀警车，管教岀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着了。
十几分钟后，周秉昆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
事实是，周秉昆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言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
他的人显然向狱方打过招呼。
那些人是谁？他不清楚。
哥哥周秉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
师父白笑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使他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师父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秉昆，他曾问过他们，老太太曲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
德宝说知道，她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秉昆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
秉昆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
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秉昆:“犯法了就要认罪服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
这句话对周秉昆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十五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三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十二个年头就出狱了。
二……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周秉昆脱下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心情没怎么激动。
当年，他与骆士宾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二楼掉下去时，他在上，骆士宾在下。他没受伤，骆士宾摔昏了。他没跑，有人报警，将骆士宾送到了医院。警方将他带走，当日拘押。骆士宾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脑震荡，脊椎也裂了两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骆士宾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无亲人。他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
周秉昆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人的冲突是骆士宾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秉昆并非蓄意伤害，他当时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楠在哪里，二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
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强调周秉昆的行为毕竟对骆士宾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
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未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秉昆有期徒刑十五年，关于周楠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权利。
骆士宾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岀现过，法官也没见过她。她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秉昆继续争夺周楠这个儿子。
那女人的态度让周秉昆备感踏实。周秉昆已经获悉，周楠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楠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秉昆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秉昆是此生唯一的父亲。
虽然被判十五年，周秉昆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实际上，他更是为郑娟争夺儿子。他深信，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成功地诱惑郑娟离开自己。别说骆士宾不过是公司老板，即便是皇上，承诺让郑娟做皇后，她也不会动心。周秉昆觉得，他俩好比感情上的连体人，一旦被切分开来，每一方都将残缺不全，都不能忍受那种“手术”造成的巨大痛苦。兴许，他本人还能在“手术”后活下来，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她的痛将是双倍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周楠，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秉昆无法改变的。
他对此心知肚明。
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楠这个儿子了。他认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几乎可以说，他欣然接受了判决。
律师对他说：“如果你上诉，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不了吧，骆士宾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没什么影响。”
他放弃了上诉。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O年十月，蔡晓光带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一一骆士宾死了。
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士宾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秉昆一张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
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士宾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秉昆，她不会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给她去当顾问，是她一再上赶子求我当的。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士宾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水自流如是说。
秉昆问：“她为什么请你做顾问呢？”
“当年我手下的弟兄们,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论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互通信息、互相借力商机才多。如果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继承了公司。她担心大家合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她的保护伞，怕骆士宾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惹一身骚。她就想到了我。我在当年的哥们儿中还有点儿声望，起码可以保护她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儿的欺负。为她当顾问，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话说得极可信。
秉昆又问：“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营的，哪能完全守规矩呢？没偷税漏税过，还没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还没买卖过发票吗？那些都没干过，还没送礼行贿过吗？一旦送礼行贿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帮她抹平了。以后有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儿，就不会惹出什么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问什么了。
水自流走后，周秉昆高兴得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士宾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
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周秉昆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扬。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后，周秉昆竟有几分留恋监狱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他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还有许多朋友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可交。后来，则因为他自己的表现。每次亲友为他带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监号的犯人一块儿吃，或送给需要的人用。
犯人间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狱友”二字。管教干部专门给犯人们开会强调过，都成了犯人了，还交什么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属于犯人，犯人之间只能是互相监督的关系。犯人之间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监督的关系。
然而，犯人之间还会有朋友关系，周秉昆已在狱中交了些信得过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白斑，如同十二个年头压缩后制作成的臭豆腐干，一朝忽然开坛拆包似的。
张管教后退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对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犯人即将出狱，通常狱方至少会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属，以便家属预先送来换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晩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狱，并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
“明白。”犹豫了一下，他低声问，“有人接我吗？”
张管教说：“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
秉昆虽知张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个儿子,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
张管教说：“对，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间，周秉昆家最大的变化是周楠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
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
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A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他将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
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
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
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被调到外省，也肯定会回来替烈士儿子向你们讨公道。”
常宇怀在军工厂的名声依然可敬。几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义本人推荐，或是由别人推荐他点头同意，他们对他的话自然诺诺连声。原军工厂的工人们，无论已成了合资家电厂工人的人，还是被买断工龄实际失业的人，对于安排小常皆无异议，但对于周秉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心，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是卑鄙。
“卑鄙！简直太卑鄙了！他那么做无非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点儿形象，减少一点儿骂声嘛！说他狡猾真没冤枉了他！”此种言论几乎成了共识。
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这样一些骂名去上任的，实际上他的职级并没有升，仍是平调。对于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组织上并未抚慰。
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民间口口相传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胫而走，聚蚊成雷，民间的风评往往会使一个人迅速身败名裂。
周秉义出现在弟媳和侄子面前时，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他的头发白了许多，明显的稀薄了。显然，他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举步维艰，干得极不顺心。种种骂名先他而至，群众对他极不信任，自然也极不欢迎。在通往市委那条街的楼体和树干上，曾出现过号召人们抵制他到任的标语。当地公安部门要介入调查，他坚决阻止了。
他是晚上出现在弟弟家的，没敢坐小车，也没让妻子郝冬梅陪着，独自一人乘了几站车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为的是能在天黑以后才到达弟弟家门口。
周秉义知道有些军工厂工人的亲戚住在光字片，他怕自己白天出现在光字片，被人认出后引起不愉快的事情。
他这个曾经的光字片住户教育子女学习的楷模，已经对自己的生长地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他认为，自己的那些骂名肯定早已传遍了光字片，也肯定早已抵消了他们周家在光字片树立的好形象——这也差不多都是事实。
他在接近光字片时，心情是那么惴惴不安，如同一个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贼或逃犯，同时还内心怀着对已故父母的羞愧。
他说回来开会，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自己不参加完全可以，主要是回来落实一下侄子的工作问题。
妻子郝冬梅在电话里把周聪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告诉了他，他认为自己应该借开会的机会回来落实一下。如果专程回来，一旦传开，他就更难开展工作了。
周聪感谢大伯的关切，同时矜持地请大伯不必太替自己操心。他打算到北京碰碰运气，或到南方去闯一闯。
周秉义对“北京”二字反应特别强烈，坚决反对。
周聪问：“为什么？”
周秉义反问：“还用我往明了说吗？”
周聪想到了表姐周切。十二年前，周阴因与周楠闹岀的那一场表姐弟“早恋”，与她的母亲发生了冷战，一日又骗过母亲逃到了北京，找到了生父冯化成，结果不久就被冯化成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带到了法国。女儿失踪，害得周蓉几乎疯掉。收到女儿从法国寄来的信后，她火烧眉毛似的去往法国找女儿了，而那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周聪又问：“我去南方呢？”
周秉义说：“我们周家的第三代三个人，为长辈惹的麻烦还少吗？如果你到南方去了，这个家可就只剩下你妈一个人了。以后，也只有你妈独自一人去看你爸爸了，你就不考虑考虑那么一来，你爸爸的心情将会怎样吗？”
周聪说：“我妈可以约上晓光姑父一起去。”
周秉义说：“你妈和晓光姑父一起去看你爸，与跟你一起去看你爸是一样的吗？”
周聪就不吭声了，然而看上去，他并不是多么愿意接受伯父的关照。
周秉义又说：“周聪，你应该更懂事一些了。你姑已经十多年没回过国，这意味着什么？你平时就不想想吗？你晓光姑父实际上还是不是你姑父，连我都不清楚，你婶和你妈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人家声明不是了，我又在别的城市，你婶又不是一个特能排忧解难的人，她老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都照顾不过来，而你爸……你忍心撇下你妈到南方去吗？”
周秉义说得伤感，霎时泪光闪闪。他想吸烟，连撼几次也没撼着打火机。郑娟替他打着了，他才吸了那支烟。
周聪还是坚持己见，说自己走后，母亲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即使晓光姑父不再是亲戚，爸爸那些好朋友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周秉义瞪着侄子，夹烟的手抖抖的，半天才说出几句话：“周聪，你给我听明白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主要是为什么回来的！我这个人，从来没为亲人动用过什么关系。我此次回来，是第一次这么做！你真的对我的好意一点儿都不领情吗？”
周聪低头不语。
始终没插话的郑娟再也忍不住了，对儿子喝道：“周聪，你给我抬起头来！”
周聪刚一抬头，脸上便挨了妈妈一记耳光。
郑娟训道：“你刚才那番话叫作自私！自私透顶！你爸那些朋友现在处境怎么样你不清楚吗？你爸如果不是你大伯的亲弟弟，他犯得着为你工作的事操心吗？跟你大伯认错！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他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服从！”
郑娟急哭了。
二OO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监狱的铁门在周秉昆背后关严了。他看到周聪时，周聪已是A市晚报的记者了。周聪身旁站着蔡晓光，蔡晓光身旁是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
车驶出后，周聪对周秉昆说：“爸，这是我姑父的车。”
秉昆问是什么车？
蔡晓光说是俄国原装“伏尔加”，他有意强调了“原装”二字。
只有在与人谈文艺时，周秉昆头脑里才会接受“俄国”二字，这时所说的“俄国”专指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沙俄帝国，也就是中国北方人常说的“老俄罗斯”。在谈别的事时，他头脑之中就只有“苏联”，断没有什么“俄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之中是严格区分的。若将两种概念混淆，在从前年代会被认为别有用心。
“是苏联原装吧？”
他也强调着问道，完全是条件反射使然。
蔡晓光说：“我没说错，是俄国原装。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了，翻过去了。”
周秉昆大惑不解，扭头看看与自己并排坐在后座的儿子。
周聪说：“爸，苏联不存在了，解体了。”
“胡说！怎么可能！”
“爸，真的。”
“那……怎么就叫解体了？”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你一点儿都不知道？”
周秉昆确实一点儿都不知道。被判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亲人带给他们的书、报、杂志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犯人之间也禁止谈国内外政治。每个监号的犯人中都有狱方指定的思想监管员，他本人就是，并且是多次受到表扬很负责任的监管员。
周秉昆郁闷地摇摇头。
周聪说：“妈去看你，不会跟你说那些。我、姑父和大婶去看你，不便跟你说那些。以前不知道也不遗憾，以后再讲给你听吧。”
他也就只有点头而已。
周聪掏出手绢，想将他制服上的一块白斑擦掉一一不料白斑下的布已经有些腐朽，一擦反而便擦出了破绽。
“真受不了这味儿。”蔡晓光摇下了车窗。
三人间一时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周聪说：“姑父，把车窗摇上吧，我怕我爸着凉。”
周秉昆说：“没事。我现在身体更棒了，不那么容易着凉。”
蔡晓光还是将车窗摇上了。
周聪忽然搂住父亲，不顾味儿不味儿的，将脸埋在父亲肩上，耿耿于怀似的说：“爸，我不会再承认楠楠是我哥了，我恨他。
他要哭起来。
周秉昆轻轻推开他，和善地说：“别这样，吸入有毒的东西会生病的。刚才说过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更不许当着你妈的面说。你哥既然已经认错了，那你就要原谅他。”
周聪说：“咱们家不好的事都是他引起的。若不是他，周阴也不会那样，我姑也不会到法国去。”
周秉昆说：“他和你表姐的事不能全怪他。”
蔡晓光说：“周聪，我同意你爸的话。聊点儿别的，尽聊些不开心的话多没意思！”
他率先聊起了开心的话题，说他这名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已经融洽多了：“我当年心里不痛快，那也是因为父亲的事当年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父亲出事前，我的人生顺风顺水。但深受父辈们问题影响的岂止我一个？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过去的就过去了。何况后来党为我父亲彻底平反,对我父亲的政治评价还是蛮高的，对我也尽量予以照顾，在分房子、评职称方面并没有亏待我。”
蔡晓光很诚恳，他说自己心里不痛快、没想开的那一时期，导演事业的前途一片暗淡，想排的话剧通不过，死乞白赖非排成不可的，要么不许公演，要么公演不许宣传评论。而不管有没有评论，往往也就只能送出些关系票，比不许公演强不了多少。
“我那时自筹资金，自己改编剧本，导演契诃夫的《变色龙》《第六病房》，还有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省市管文艺的领导一次次找我谈话，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偏要导那些呢？我心里说，为什么还用问啊？心里不痛快呗！苏联解体后，有位在省里管文艺的大领导又一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蔡晓光啊蔡晓光，党对你父亲盖棺定论的评价你并不是不知道嘛！党既然最终承认了你父亲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你也该成为一名好干部子弟嘛！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尽管你一再成心跟党闹别扭，使党很为难，但到目前为止，如果我这样一些人可以代表党的话，那么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党可是依然将你看成自己人！他那一番话，差点儿把我说哭了。他承认我是有才华，但是他认为我的才华应该用在正地方，坦率地批评我以前并没将才华用在正地方。他问我愿不愿意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说只要我愿意，费用根本不成问题，都可以朝一流水平去做，总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设备给设备。我立刻就醒悟到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的重大政治意义了。我问，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找我呢？他说，由别人来导也许就只能体现政治意义，由你来导意义则不同了，你已经是省里导苏俄话剧的招牌了嘛，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由你改编由你导，那就不仅是宣传了！我一寻思，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事干得过，干吗不接呢？于是就接了，公演后一炮打响，开了几次研讨会，好评如潮，我的职称也由二级导演升为一级导演了，我与党之间的小疙瘩一下子彻底解开，关系完全理顺，钱也越挣越多了。秉昆，你放心，什么都别愁，你的工作包在姐夫身上了……”果然是开心的话题，蔡晓光讲得喜上眉梢，给人前程似锦的印象。
周聪替他说：“我姑父现在已经是省戏剧家协会和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跨界副主席了。”
秉昆不由得问：“怎么也与电视剧扯上了？”
周聪又替蔡晓光说：“我姑父也导了好几部电视剧，有两部还在央视黄金时段播过，都获奖了。”
蔡晓光说：“话剧这事，费力难讨好。话剧的时代过去啰！电视剧的时代开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自从我与各方面搞好了关系，一切都顺了，再也不必为导什么而自筹资金，艺术家的尊严也大大提升。现在我总算活明白了，人生一世，都只不过活的是某种想法。有的人想法就不实际，结果不但自己活得不痛快，还影响得别人也不痛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指想法的改变。想法一变，就没什么事非得怎样、不能怎样的。”
秉昆不由得又问：“那你以前是怎么一种想法呢？”
从后座看蔡晓光，他后脑勺上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多数人的头发从前往后秃，少数人的头发从后往前秃。按北方民间的说法，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后来的人生往往会更精彩——别人从前边看已秃顶了，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前边的头发还多着呢。
秉昆替姐夫感到欣慰。
蔡晓光反省似的说:“从前太不懂规矩了呀，不许导什么，偏要导什么，心想凭什么你不许啊？现在明白了，你总做人家反感的事，凭什么还指望人家喜欢你呢？不待见你，好事当然就全没你的份儿！现在情况不那样了，人家抬举咱，咱就导那种使人家高兴的呗。人家一高兴，什么好事都忘不了咱，有时咱自己还没好意思开口要呢，人家却主动想到咱了。双方相敬如宾，不是比你看着我不顺眼、我看着你来气，一直别别扭扭的强多了吗？”
车已驶入市区，秉昆怕姐夫分神，不再跟他说话了，也不许周聪跟他说话。
蔡晓光把车开到了一家洗浴中心。“红霞洗浴中心”不在了，那幢楼卖给私人，改造后变超市了。这一家洗浴中心却很火，全市最高级的洗澡地方，私人开的。十二年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些有钱人，一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人。原属国有的大楼或工厂,只要卖，他们便接手买下。一改公为私，似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赚得盆满钵满，有钱人更有钱了。
这家洗浴中心果然高级，装修成了阿拉伯风格，异国情调十足。
秉昆不安地问：“干吗来这种地方？”
晓光说：“带你来享受享受嘛！”
周聪也说：“爸，你只管舒舒服服地洗吧，反正我姑父埋单。”
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姑父的钱就不是钱啦？”
晓光笑道：“我也不必埋单。老板是朋友，预先打好招呼了。”
这些洗浴中心的高级之处还在于有单间，他们三个包了两个单间。晓光自己在一个单间洗，秉昆和儿子在隔壁的单间洗。单间不但有小浴池、淋浴间、桑拿房，还有床，不知从何处放送着绵软的音乐。
秉昆浸入池中，闭上双眼，听着音乐，不一会儿就泡得浑身松垮、昏昏欲睡。十二年前，在春燕当经理的“红霞洗浴中心”泡一次澡，他就感到无比享受，这么高级的洗浴地方他做梦也想不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到儿子周聪叫他。睁开眼，周聪已在池外了。
周聪指着桑拿房说：“爸，我陪你蒸蒸呗。”
十二年前，桑拿还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秉昆听说过，却从没亲身体验过。
他说：“既然我儿子陪我，好啊。”
秉昆早已浑身发软，在儿子的协助之下才安全离开了浴池。
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在桑拿房时，秉昆仍然有点儿犯困，却又想跟儿子说话，他闭着双眼问：“你妈最后一次探视时，听她说，你大伯替你工作的事操心不少，你却不领情，能告诉爸爸为什么吗？”
周聪说：“我也不是不领而是有顾虑。”
秉昆问:“你大伯又不是别人，他操心你的工作，你有什么顾虑的呢？”
周聪说：“我怕事情一传开，他会背上更多骂名，也让我陷于被动。”
秉昆立刻睁大了双眼，追问道：“你说'更多’是什么意思？”
周聪支支吾吾不愿说。
“儿子，你必须告诉我！你大伯可是爸爸的亲哥哥，凡是与他有关的事，即使你妈你婶你姑父不告诉我，你也不可以隐瞒我。不管多么不好的事，都必须告诉我。快说，知道多少说多少！”
在周秉昆强烈敦促下，周聪不得不说出了自己所知的实情。听到嫂子郝冬梅一段时间出门，需要便衣民警保护以防遭到泄愤者袭击时，他完全难以相信。
“夸大其词！怎么会呢！军工厂的工人们不是一般工人，他们再怎么生气，也不至于做岀那么丧失理性的事来！”周秉昆以同样强烈的情绪，对儿子的话表示怀疑。
周聪说自己并没有夸大其词，军工厂的工人们不会那样，他们愤怒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上当受骗的心理就会渐渐消除，就能面对现实，单个或重新组织起来干，自谋职业的能力还是挺令人钦佩的。全省全市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工人有四五十万之众，他们得到的补偿微不足道，将来再生病可就没地方报销医药费了。尤其是，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突然失业，他们的愤怒不是一般的思想工作就能消除的。他们需要一个发泄对象，而大伯周秉义是全市乃至全省“卖厂”干部中名气最大的人，当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大婶家院子的院墙经常被贴上诅咒恐吓的标语，窗子也在夜里被砖石砸碎好几次。
“现在情况不那么糟了，但大伯的形象被彻底毁了，他成了’工贼'的代名词……”
“别说了！”
周秉昆冲出桑拿室，仰躺到单人床上去了。
儿子跟出了桑拿室，走到床边，赔着小心说:“我不愿告诉你那些，你偏逼我说。我不得不说了，你又气成这样。我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不那么糟了，大婶出门不需要便衣民警暗中保护了……”
“先别跟我说话。”他从按摩床上一跃而起，分明想找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地方独处一会儿。那里也没有可让他独处的地方，他便又企图躲进桑拿房去。刚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使他烦躁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四下看看，竟又跨入池中去了。
“爸，有些事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当干部是要付出代价的，好比军人在战场上那就得有受伤甚至牺牲的精神准备，我相信大伯当初是做好了那种精神准备的……”儿子跟到池边，耐心十足地劝说他。
周秉昆不想听下去，一缩身子，将头没入水中。
周聪怕他呛着，抓住他一只手连拉带拽，像抢救投河者一样，总算让他头从水中冒了出来。
“爸，你别这样……冷静冷静。你这样，我好害怕……”儿子似乎受到了惊吓，他央求着。
周秉昆突然长吼一声。
周聪真的哭了起来。
那一声吼使他平静了，周秉昆的眼里重新燃起了温柔的目光，他看着周聪说：“儿子别怕，你又没做错什么事，爸的精神也不会出问题。爸如今很坚强，再不好的事都能经受得住。只不过……想当年，咱们周家在光字片真是一个家风口碑很好的人家，除了爸不太有出息，你爷爷奶奶，你大伯姑姑，都是广受尊敬的人。不承想如今你姑姑摊上了那样的事，你大伯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我又刚从监狱放出来……咱们周家，岂不成了光字片人人都可以笑话的人家了吗？”
周聪流着泪说：“爸，你想得太多了，何必那么想呢？不是你想的那样！各家过各家的日子，谁家都可能有过得不顺的时候，笑话别人的人，到头来难免也会被别人笑话。即使在当下，咱家也算不上光字片日子过得多么不顺的人家。不少人家两代人三四口都下岗失业了，那不是也得把日子往前过吗？实际上，很多人都快被眼下的日子愁死了，哪还有心思笑话别人家啊！”
周聪话音刚落，蔡晓光掀帘而入，竖起拇指连连夸奖：“说得好！秉昆，你别活得太矫情。你进去时，周聪小学还没毕业，如今人家大学毕业，是记者了，能反过来教育你这个爸了，而且教育得句句在理，你知足吧！”
周秉昆的心情终于好了不少，他红着脸说：“知足！知足！”
蔡晓光又说：“如今你们周家怎么了？全中国有多少老百姓人家能出个市委书记？你哥当的可是正厅级的市委书记，还是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估计百万个老百姓人家才能出一个吧！他不就是背了些骂名吗？工业体制改革那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背些骂名也是替党和国家背的，往前看那是他的政绩，是他继续高升的资本。党和国家对他的付出是清楚的，要不能让他去当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我也是党的人，还是干部子弟，怎么不让我去当？没那功劳嘛！至于骂名，谁爱骂就骂去呗！过了眼下这个坎，老百姓的日子顺心了，他们见着曾经被他们骂过的官，还不是照样想要巴结吗？别说你哥了，就说我吧，当初受我父亲牵连被赶出拖拉机制造厂后，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啊！现在呢，见了我还不是点头哈腰的，奉承的话让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叫肉麻！至于你姐……”
蔡晓光说得来了情绪，敞开嗓门，越说声音越大。
周秉昆赶紧制止道：“别在这种地方说我姐了，以后再说。”
蔡晓光说，他是听到周秉昆那一声吼叫，心里不安才过来看看的。
周聪一边往外推他，一边说：“姑父，你接着去洗你的吧，我爸吼那么一嗓子是因为泡得舒服。”
蔡晓光在门外拨开门帘探进脑袋，又说：“舒服事还在后边呢，你们父子俩别泡起来没完没了，该洗快洗，该冲快冲，过会儿我还要带你们去按摩！”
周聪见父亲心情好了，哄着说：“爸，我为你搓搓背！”
周秉昆说：“我在里边比外边洗得还勤，每个星期洗一次，不愿洗都不行，怕有人得了皮肤病互相传染。爸身上不脏，免了吧。”
周聪说：“那我也想为爸搓搓，给我个表现机会呗。”
周秉昆笑道：“行，就给我儿子一个表现机会。”
于是，周秉昆趴在床上，任儿子为他搓起背来。
父子间十二年的分隔终于彻底消失了，都打开了话匣子。
周秉昆问儿子喜欢不喜欢当记者，工作顺利不顺利？
周聪诚实地说，原本是不喜欢的，四年专业白学了,起初难免排斥。转而一想，伯父安排他当记者可谓用心良苦。国企普遍不稳定，私企又没几家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规规矩矩发展的不多。记者属于事业编制，稳定性仅次于公务员。想明白了,也就没有排斥心理了。他说，正如自己所料，对他的负面议论也是有过的，也想开了。自己确实是伯父运用了关系，从后门塞入报社的嘛，事实如此，凭什么不许别人背后议论呢？再说也没法堵上别人的嘴啊！
他曾经找姑父蔡晓光，让姑父指导他怎么当一名好记者。姑父指导了他一阵子，带他去见了白笑川。周秉昆入狱后，“和顺楼”开不下去了，转租给个体经营。《大众说唱》也停刊了，树倒瑚制'散，韩文琪当县长去了，其他一干人等各奔东西，大多不知去向。白笑川正式退休了，赋闲在家，经常感觉闷得慌，倒也欢迎周聪登门向他请教记者工作方面的问题。周聪说他发的几篇大稿，或是白笑川出的题，或是经姑父蔡晓光逐字逐句改过。最终能顺利见报见刊，也是仰仗白笑川伯伯和蔡晓光姑父的推荐。几篇大稿发表后，受到了业界好评，其中一篇还获得了省委书记批示，关于他的种种负面议论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
周秉昆问：“你开始热爱自己的记者工作了？”
周聪说：“谈不上热爱，甚至也谈不上喜欢。我作为记者觉得应该釆访报道的事或现象，往往三令五申不许触碰，写了也白写。有时上边交代下来的报道任务，一经深入釆访，发现上边需要的口径与事实根本不相符，那也得按照领导的意图硬写，发表了往往还挨老百姓的骂。那种时候真不想干了，可不干了又去干什么呢？毕竟是相当稳定的职业啊。我就自己劝自己，每一种职业都有令人烦恼的方面，不可以太理想化了。爸，我这么劝自己对吗？”
周秉昆说:“对，怎么不对呢？我当年是杂志编辑时，也经常产生你那种烦恼，也是经常像你那样劝自己的。你一旦把饭碗丢了，我再难以找到工作,咱们一家只靠你妈那点儿工资的话，日子就没法往前过了。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饭碗的问题最大嘛。”
周聪说:“我虽然并不热爱手头的工作，却要求自己绝对能够胜任。我早已开始感激大伯当初的良苦用心了。”
周秉昆说：“儿子，我可从没沾过你大伯什么光，你却在关键时刻沾上了。你有这么个大伯是幸运的。”
周聪说：“我有这么一个姑父也是幸运的。咱家的事，姑父总是当成他自己的事似的，可上心了。”
周秉昆说：“是啊，爸有他这么一个姐夫也是幸运的。不论对于你姑还是对于咱们周家，他都是一个应该感激的人。”
门帘被从外挑起，蔡晓光忽然又进门了，他拍手喊道：“爱听，太爱听了。你们父子俩的话，本人听了很受用。我做得还很不够，今后会再接再厉的。”
周秉昆说：“儿子，幸亏咱俩没在背后数落他，要不全被他听去了。”
蔡晓光哈哈大笑。他已穿上了洗浴中心的短裤短衫，从衣柜里取出两套，逼着秉昆父子冲冲身子快穿上，带他俩去做按摩。
周秉昆说饿了，不按摩了。
蔡晓光说，还是享受享受吧，就算陪他。他说自己好久没按摩了，浑身僵得很，好像每处关节都锈一块儿了。
见他一副恳求的模样，周秉昆只得对儿子说:“那咱俩就服从你姑父吧。”
父子二人冲了冲身子，也都换上了短衫短裤。跟着蔡晓光走在走廊里时，周秉昆忽又问了一句：“男的还是女的啊？”
蔡晓光站住了，责怪他道：“你开什么玩笑？在这种地方男人为男人按摩？那这里还是高级地方吗？当然是女性为咱们按摩！”他压低声音又说，“按摩师可都是清一色的俄罗斯妙龄女郎，专门从那边挑选过来的，在咱们这边接受过培训。个个手法一流，中国话也都说得不错，总之是神仙般的享受了。”
周聪说广爸，那我可不去了。”
周秉昆也说：“我当是盲人按摩，那我和儿子都不去了。”
父子二人便返身往回走，晓光跟回去说了半天，也没说服他俩，也只有怏怏作罢。
三人离开洗浴中心，按周秉昆的要求，去一家小饭馆吃饭。周秉昆穿上了一套蔡晓光为他买的休闲装，看上去像是一位体育教练。
蔡晓光奇怪地问周秉昆：“你怎么会身体更好了似的？”
周秉昆说：“十二年里，想不早睡早起是不行，想不按时吃饭也不行，想逃避劳动更不行，想看到听到什么刺激人欲望的事根本没门。经常是白天干活一累，晩上倒头就睡着了。除了不念经，基本上过的是少林寺武僧的生活。没被批准，休想过一天违背时间规律的日子，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反而比以前强壮了。”
周聪问蔡晓光:“姑父，一边是工人大批下岗、失业，被迫买断工龄，一边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营造了一处处恣意享乐、灯红酒绿，如果我写一篇通讯，定个题目《一名记者心中的忧患》，你觉得有必要吗？”
蔡晓光愣了愣，耸耸肩推辞道：“太深了。我说不好，问你爸。”
周秉昆抚了儿子后脑勺一下，不动声色地说：“儿子，中国该忧患的事很多，许多事轮不到咱们忧患，咱们老百姓也没那资格忧患。理智点儿，别干傻事，等你有资格时再忧患那些吧。”
周聪说：“其实我知道写了也等于白写，只不过聊聊而已。”
蔡晓光说：“记住，对别人聊也别聊，没好处。”
周秉昆问广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周聪点点头。
饭菜上桌后，周聪不再说话，默默吃着。周秉昆却还有些事要问姐夫，蔡晓光则有问必答。
姐夫蔡晓光的说法是，周秉昆之所以在狱中受到关照，不是别人起了什么作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亲友，想起作用那也起不到，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其实是郝冬梅的妈妈。周秉昆被减刑三年，提前释放，也是郝冬梅妈妈临终前的一番话起了作用。
“我嫂子她妈去世了？”
“是啊，去世快一个月了。”
“可我嫂子最后一次看我时，只字未提啊。”
“她只不过不愿让你难过呗。”
“她也没戴黑纱。”
“她到现在还戴着黑纱呢，肯定是见你之前取下了，她是个多么心细的人啊！”
蔡晓光说，老太太临终前几天，料到自己不久于世。省市领导探望她时，她对他们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和我丈夫，我们不敢自认为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但苦劳总还是多少有点儿的吧？”
省市领导纷纷点头，都说肯定是有的，功劳苦劳都有。
“我丈夫一直到被党内坏人迫害致死的那一天，也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是吧？”
他们都连连说是的，是的。
“我对我丈夫被迫害致死，从没有过什么怨言吧？”
他们说绝对没有，事实如此。
“我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婿，我女婿基本上不是靠我生拉硬拽，才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的吧？”
他们说千真万确，周秉义同志自身也是党的一名好干部，对自己的要求一向严格。
“我女儿这名党员，也从没给党找过麻烦吧？”
他们说，郝冬梅在大学里的表现很好。实际上，她那样的党员是通过在普通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为党的形象加分的。
“我知道自己过不了这道坎儿了。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向党提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要求呢？”
领导们面面相觑，一时都不知道怎么说话。
接着，冬梅妈妈说：“如果你们不表态，那我就不提了，只有作为个
人愿望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领导们又互相看看，官职最高的一位这才面带微笑试探着说：“大虬您还是说出来吧，即使我们几个做不了主，起码可以带回去，替您正式汇报一下。”
于是，冬梅妈妈就说到了秉昆的事。她说那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起诉人已经死亡，家属也不再追诉。周秉昆服刑期间表现不错，否则不会两次减刑。现在，能不能再提前一点儿释放他呢？早一年是一年啊！普通老百姓人家的男人入狱服刑十多年，就等于天塌了。
她说,如果不是由于“文革”，她就不会与普通工人之家成了亲家，还是光字片的工人之家。可既然独生女儿与人家儿子结为夫妻了，感情还挺深，当妈的再觉得遗憾也不能硬拆散他们。怕亲家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烦人事求到自己，她从没登过亲家的门，亲家公亲家母生前，她也从没见过他们。至于女婿的弟弟，她同样从没见过。现在自己也快死了，她忽然很想尽一点儿亲戚的能力，证明自己还是有人情味儿的。如果是干部家与干部家成了亲家，哪有不权力互用的呢？还不是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我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互相利用心安理得吗？她说，别以为她不清楚现在的官场风气，她清楚得很。正因为清楚，所以她不认为自己对组织提出一点点个人要求有什么过分的……
那时，冬梅妈妈的身体已很虚弱，又说了那么多话，气喘吁吁，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了，眼角淌下泪来。
代表组织探望她的几个人又互相看了看，都暗松了一口气。他们起初猜不到她会提出何种最后的要求，一个个心里直打鼓。听完她的话后，大家都没了任何心理负担。
职位最高的领导握住她的手，弯下腰保证说：“老大姐，亲爱的老大姐，您的要求丝毫也不过分。您放心吧，这事我们做得了主，不必汇报请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听姐夫蔡晓光讲罢，周秉昆半信半疑地问：“我嫂子知道吗？”
蔡晓光说：“她当时在场，当然知道。”
周秉昆说：“可她最后一次看我时没说啊。”
蔡晓光说：“她是一个替别人着想的人，能跟你说那些吗？”
周聪说：“我也一点儿都不知道。”
蔡晓光说：“那你就继续当成没影儿的事吧。”
周秉昆愣了片刻，又问姐夫：“可你不在现场，又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呢？”
蔡晓光说：“我什么人啊！我朋友多啊，是医院一位在场的护士一句句学给我听的。人家对你嫂子她妈挺崇敬的，没必要添油加醋。我呢，就告诉她我是你姐夫，嘱咐她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蔡晓光说罢，吸起烟来。见周秉昆又发愣，给他递了一支。周秉昆摇摇头，蔡晓光立刻想起，周秉昆在监狱里已经戒烟了。
周秉昆自言自语说：“就为了让我早出来一年，她老人家何苦那样呢。”
蔡晓光说：“你这话就不对了。她能为你那样意义重大，证明她临终前，还是打心眼里承认你们周家是她的亲戚了。”
周秉昆说：“我父母活着的时候，如果她能见见我父母，哪怕仅仅一次，那我也比让我早出来一年更感激她。”
周聪说:“爸，你这话更不对了，不公平。据我所知，爷爷在亲家关系上也从没有一点儿主动。”
周秉昆不由得扭头看儿子。
儿子反问说：“不是吗？”
蔡晓光说:“你儿子这话才客观。秉昆，我认为，你该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约上你嫂子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祭奠祭奠。”
周秉昆说：“难道我不应该先去祭奠我父母吗？”
蔡晓光说：“还是要先去祭奠你嫂子的母亲，两处墓地离得很近。如果你听我的，也等于你间接表达了对你嫂子的感激。这世上，没有几个当嫂子的经常探望自己服刑的小叔子。你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的。”
周聪说：“同意。爸，咱俩一块儿去。”
蔡晓光说：“那我作陪。让周聪他妈也去，都去，坐我的车。”
秉昆说:“好，接受你俩的批评。儿子，就照你姑父的话办，你负责联系你婶儿。”他忽然由在洗浴中心的事想到了妻弟光明，看着蔡晓光问：“光明如今在哪儿？干什么呢？”
蔡晓光据灭烟，朝周聪抬抬下巴：“告诉你爸。”
周聪说：“姑父，还是你告诉的好。”
蔡晓光说：“同样一件事，怎么我告诉就好了呢？你家的事，别都让我来向你爸汇报。”
周聪说：“我得去一下卫生间。”他借故躲开了。
蔡晓光说：“这孩子，狡猾狡猾的。”
周秉昆催促广姐夫快说，别让我着急。”
蔡晓光这才低声说：“光明他……出家了。”
周秉昆听了，顿时惊呆了，如同被浇铸在椅子上。
蔡晓光告诉他，“红霞洗浴中心”倒闭以后，春燕调到区里去当妇联副主任了。除了她一个人安排得不错，其他人都被买断工龄，解除了合同。光明不属于正式职工，他也就没有买断工龄那一说。他在“红霞洗浴中心”做按摩师时，曾为一位老和尚治疗腰椎病的疼痛。老和尚是A市郊区北普陀寺的住持，七十多岁了，法号洁灵。秉昆知道北普陀寺，相传由江南名寺普陀寺的一名役僧云游到A市时创立。虽叫北普陀寺，却小得多，与南方的普陀寺没法相提并论，只不过借用了“普陀”二字而已。在“文革”中,北普陀寺曾被红卫兵一把火烧得只剩了残垣断壁。“文革”后，南普陀派遣洁灵和尚前来弘扬佛法，才逐渐恢复了香火。洁灵法师挺惦记郑光明，获悉“红霞洗浴中心”倒闭的消息，便让两名和尚将他接到了寺中。他问光明，如果寺里提供食宿，他愿不愿剃度为僧，在寺中为大家免费按摩，解除疾苦。不知当时光明心里究竟怎么想，但可以肯定，他是表示愿意，于是成了和尚，洁灵为他取了个法名叫萤心。
不等蔡晓光讲完，周秉昆眼中已扑簌簌落下泪来。
蔡晓光劝道：“你也不必替他难过，人生维艰，活得困厄又无奈的人多了去了。他一个盲人，不那样又能怎样？对他而言，出家虽非最好的安排，却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了。寺里对他挺照顾,给予他相当大的自由，平时与众僧一块儿诵经念佛。有人求到寺里了，起身就可以走，从不让他另外再干什么活。”
周秉昆说：“那跟我的想法也不一样。入狱前我内心里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凭自己的能力帮他结婚，建立个小家庭，生儿育女……”
蔡晓光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按你的心愿，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会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工作的还是没工作的？如果一个女人又有工作又一切正常，有几分可能肯嫁给他呢？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工作，又和他一样也是盲人，你养活他们？你养活他们的孩子？”
周秉昆擦擦眼泪，难过地说：“我没往那么细里想。”
蔡晓光说：“还是的，没往细处想的心愿，不管多好，往往都不大靠谱，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心愿。如果你能换一种想法，心情就会豁然开朗了。”
周秉昆懵懂地问：“哪种想法？”
蔡晓光说：“你看你们周家啊，光字片上的一户老百姓人家，母亲原本是大字不识的农妇，父亲也只不过扫盲时期认识了几个字。儿子如今成了市委书记，女儿曾经是副教授，还有一个我这样的导演女婿，有冬梅那样一个高干女儿的儿媳妇，你自己一个儿子现正留学美国，一个儿子是记者，你妻弟又是和尚。成员多丰富的一家人啊，可以说多姿多彩。你怎么知道光明成为和尚，不是上苍有意安排的呢？”
“为什么那样安排呢？”
“我们就只有日后才能渐渐明了啦，当下估计要暗示咱们向佛靠拢吧！”
二人正说着，周聪出了卫生间。
周秉昆向姐夫使使眼色，蔡晓光就招来服务员结账了。
三人离开小饭店，周聪说他得回报社了，周秉昆说他困了，想找个地方睡一觉。蔡晓光明白，他不愿在白天回家，便放周聪走了，开车将周秉昆送到了一个能保证他好好休息的地方。
那是一幢离江边不远的新高层楼，有电梯，地点很好，既不偏僻也不喧闹。蔡晓光将周秉昆请入一套两室一厅装修精致的房间，说是自己导完《母亲》后，省市联合奖励给他的。能住在那幢楼里的，主要是文艺干部和名流，是落实艺术家生活待遇的一项实事。
“话剧团那间宿舍还允许我保留着，对我够意思吧？就我自己得到的种种实惠，那也不能辜负党的期待吧？”蔡晓光一边表忠心似的说着，一边替周秉昆拉严了窗帘。临出门，他又说，周秉昆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他下午和晩上都有事，不能开车送周秉昆回家了。
周秉昆困极了。一早出狱，他虽然不是多兴奋，昨晚却还是思前想后地整夜失眠了。他脱了鞋袜衣服，只着短裤，盖上线毯，蜷身便睡。睡了很久，睡得很实。翻了两次身，一次也没睁开过眼睛。
他是被人“弄”醒的，确切地说，是被一个女人吻醒的。
起初只不过在蒙胧中感觉到有一个女人吻他，先吻他的额，接着吻他的眼，接着吻到了他的唇。那女人的唇很柔润，还轻轻咬他下唇。即使她那样，他还是半醒未醒，似乎在梦中，又似乎已回到了家里。
他已十二年没与女人亲热过了。
女人的头发垂在他脸上，使他脸上痒痒的，心中的欲火缓缓燃烧起来。
在恍惚中，他将那女人当成了郑娟，紧紧搂住了她，由被动接吻而主动深吻了。分明的，他的深吻也正是她所渴望的。
他俩互相吻啊吻啊，谁都顾不上说句话了。她的一只手，伸入了他短裤里……
他猛地将她推开，郑娟从没有对他做过那种动作。
“谁？！”
他大叫一声，坐了起来。
灯随之亮了，周秉昆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三十五六岁的女人，齐耳短发的发梢烫出月牙形的弧度，半贴面未贴面地环着脸颊，像舞台上旦角或青衣化妆的水片。她那张鸭蛋形的俊脸白白净净，细眉俏眼，颇有几分姿色。
她比二OO一年的郑娟好看多了。这一年，比周秉昆大一岁的郑娟已经四十九岁了，姿色衰退，不再那么好看了。
那女人裸着两条白腿，穿双黑色扣襟布鞋，脚踝部位露一截肉色丝袜的袜腰，而膝部露一截白褂子的下摆，白褂子外穿件宽松的驼色薄毛衣。
毫无疑问，那女人是从医院来的。
周秉昆立刻想到了他姐夫蔡晓光的话：“我是什么人啊，我的朋友很多啊。”
那女人也不知所措，惊慌地反问：“你又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里？”周秉昆急忙用线毯盖住身子，语无伦次地说：“我……蔡晓光……他允许我在这儿休息休息，他是我姐夫……”
“你是……周秉昆？”女人镇定了。
“你可以这么认为……”周秉昆羞愧得无地自容，越发说出不三不四的话来。
“什么叫可以这么认为？是，还是不是？不说实话我可喊了啊！”她生气了。
“别别别，是，我是周秉昆！”周秉昆唯恐她来那一手，样子顿时可怜起来。
“怎么能证明你是周秉昆？又怎么能证明蔡晓光是你姐夫？”
周秉昆的样子变得有点儿可怜，她反倒神气活现了，双手往腰间一叉，审起他来。
周秉昆只得说自己今天刚出狱，是姐夫蔡晓光开车接他，带他去洗澡，为他买衣服，一块儿吃午饭。
“什么车？”
“伏尔加。”
“你姐叫什么名？”
“周蓉。”
“你哥呢？”
“周秉义。”
“郝冬梅是你什么人？”
“我嫂子。”
“那……刚才对不起了……”
“我也对不起了……”
“你姐夫这王八蛋，气死我了！”
女人说罢，转身往外便走。
周秉昆叫道：“别走啊！”
她在门口一转身，横眉竖目，怒道：“还想咋样？没够？来劲儿了？！”
周秉昆窘迫地问道：“姐夫忘给我钥匙了，我走时怎么锁好门啊？”
“想让我把钥匙留给你？休想！使劲儿把门带上就行！”
“砰”的一声门响，吓得周秉昆在床上一抖。他下了床，顾不得穿鞋，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缝，见是黄昏时分，离天黑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周秉昆回到床上，又仰躺下去,想再睡会儿,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屋里仍有一股香水与药水混合的味儿。他口中黏黏的，似乎残留着那女人的唾液。他咂巴咂巴嘴，欠起身想吐一口，没发现纸巾，觉得不应该直接往地板上吐，可口中的唾液经咂巴多了起来，无奈只得咽下去。
他想到了妻子郑娟。是的，妻子不是当年那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了，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是了。入狱那一年，她仍然接近是一朵盛开的花。她的身体似乎是奇妙的加工器，善于将粗粮和家常菜进行细致加工、分泌和提取精华，供给于血液，供给于皮肤，所以她的头发一向乌黑乌黑，肌肤一向润滑润滑，脸庞也总是容光焕发。除了偶尔的忧愁，她一向是乐观的，清贫的日子战胜不了她那种骨子里先天的乐观。他初识她时，以为她是一个没法改变基因遗传的忧郁型的人儿。他们成了夫妻以后，她变了，他才明白自己的看法大错特错，原来她是一个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曾带给他以及他们清贫的生活多少欢欣啊！一九八九年后的十二年间，她每一次去探望他，他都能发现她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丽花，秋天里隔几天便掉落一片花瓣……十二年，四千三百多天，在没有他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之花无可奈何、无可救药地凋零了。他在没有她的日子里，身体却反而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壮了。
他就要重新拥有她了。
她也要重新拥有他了。
她重新拥有的将是更加强壮的他，而他重新拥有的是一朵凋零的大丽花，一位忧郁到骨头里的妻子。
也许，她仍是乐观的，但她的乐观已仅仅是一种信念了，大约再也不会体现为满脸灿烂的笑容和感染力极强的笑声了。
周秉昆越想越难再合双眼，往事如电影般一桩桩在头脑中浮现起来，历历在目，恍似昨日，想停下来都不可能。
周秉昆一跃而起，再次赤足下床，急切地东翻西找，口中喃喃自语:
“会有的，肯定会有的，再找找，再找找……”
周秉昆还真找到了半盒烟。于是，他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吸，吸完一支，紧接着点了第二支……
他破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