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家的花园几乎已经“全面占领”了那幢房子。那花园杂乱无章，帕克太太常常兴之所至，栽上一株她在哪儿看见又急切地想得到的灌木，种上却又往往把它忘了。然后说不定哪天那玩意儿突然长出来，不断排挤着它的“左邻右舍”。这花园里所有的花儿、所有的叶都纠缠在一起。灌木丛似乎都是在对方的枝头开花。有时候，帕克太太从屋里出来，不耐烦地拨开花枝向外面眺望。因为长年在太阳底下干活，她皮肤黝黑，眼睛周围早已布满了皱纹。她皮肤粗糙，树枝、灌木的细枝经常挂住她的头发，甚至揪扯下来。有时候弄得一团糟。可是你能怎么样呢？她用戴着一只暗然无光的戒指的黝黑的手忙不迭地从树枝上撕扯着，拢到脑后。她的手相当硬实，但挺好看。人们都愿意多看一眼。
也愿意多看她一眼——当她从每个夏天总是落着一层尘土的夹竹桃的枝叶中望过去，或者当她分开一丛丛茶树，寻找把叶子粘连在一起的幼虫的时候。有时，帕克太太望着路上走过的人们。不过现在她不跟他们搭话了。她不那么爱说了。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沿着那几个台阶，走回到她那幢房子里，旧羊毛衫好像是箍在她那宽厚的身板上。她当然是腰粗了，屁股也大了。她一直走回到她那幢房子里，俨然是一位幽居独处的妇人。她回到这座光线幽暗的房子里，它跟这座花园、跟它置身于其中的景物溶为一体，无法分开。
这所房子从来没有名字。起初是不需要，人们都管这儿叫“帕克家”，后来就一直延续下来。杜瑞尔盖以至这周围的几个区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出这儿不是“帕克家”。对于它的存在，谁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也就不再多看它一眼。许多人都认为它丑陋。不管怎么说，这是幢黑乎乎的老房子，盖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不过是随意而行。
不过帕克先生把这儿收拾得有条不紊。他把排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把木制的门廊、墙壁刷得漂漂亮亮，被白蚁蛀坏的木板都及时更换。他是那种兢兢业业的人，慢慢吞吞，块头挺大。他总是从那群奶牛中走出，沿着山坡上来，或者犁开一条条垄沟种玉米。要是想起来，他就戴上眼镜，是那种金属架的小眼镜。这是为了治一直折磨他的头痛病而配的。眼镜真是个讨厌的东西，还打碎过，有一个地方他用蜡线修了修。可是渐渐地，它开始适合他那张胜了。他手里提着奶桶走上山坡，朝人们，甚至过路的陌生人点头致意。这样也就消磨了一天的时间。大伙儿都喜欢他，一望而知，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年冬天，家里没多少活儿可干了，俾坦·帕克就去帮乔·皮博迪修篱笆。小皮博迪早就买上亨根福德这块地了，只是一直没能把它整理好。他总是出事儿。有一年跌断了腿，又有一年被一头公牛撞伤了。后来又是他的岳母生病。她心脏不好，他们不得不把钱花在专家身上。乔·皮博迪是跟他的一位表妹结婚的。因为那时候，这周围再没有别的可以嫁给他的姑娘。不过，她是个好姑娘，很健壮。他们在和岳母隔开的、用麻袋布傲的帘子另一边生儿育女。她们也很拖累乔·皮博迪，尽管这是暂时的。他是个“乐天派”，总是那么快活。事实上从来都没人想到过要可怜他。
不过，斯坦·帕克有时候过去看看他。因为小皮博迪总爱找他帮忙，向他请教。因此，老头儿很喜欢这个小伙子。这种忘年之交使他沾沾自喜，也使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就在斯坦·帕克按照约定，拿出自己的撬棍擦着——因为他不喜欢用别人的工具——准备去帮助修理篱笆的时候，妻子走过来，说道：“你打算去乔·皮博迪那儿吗？”
她两手插在羊毛衫的口袋里，站在那儿看着丈夫擦工具的时候，这话与其说是提问，还不如说是陈述。斯坦·帕克没有答话，只是嗯了一声表示认可——时至今日，她已经学会这样理解斯坦了。
一年或者两年以前，艾米·帕克很为这种关系气恼。她抱怨那年轻人不会大大方方地跟人说话”只会侧着身子在旁边站着。这是实话。小皮博迪在他朋友的妻子面前总是羞羞答答。于是艾米·帕克开始讨厌他鼻子的形状，也开始对他年轻的妻子说三道四。哼，她呀，不就会生个孩子嘛！她说。
“你不喜欢他，这为什么？”斯坦·帕克问。“他又没碍着你。”
“我不是不喜欢他，”他的妻子惊讶地说。“而是没法跟这种人接近——要是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
丈夫全然不知。
于是艾米·帕克想起那天乔·皮博迪系的那条蓝领带。她一直不能原谅他戴了那么一条领带。那是一种男人们不该佩戴的、过分明快、让人指责的蓝色。要嘛就是在那时候她不习惯那种蓝色。是她的不是。
“我没有什么要责怪他的，”她直截了当地说。
不管怎么说，她的丈夫仍然常到皮博迪家去。就像大多数情形最终总得接受一样，艾米·帕克过了一段时间也就对这种局面认可了。
“我不给你带午饭了，”她边看丈夫准备工具边说。
“好吧，”他回答道。“我要是带饭，他们会不高兴的。”
她望着他的脑袋。啊，她在心里说，我喜欢他。这比爱更让人愉快。
等他直起腰显然要走的时候，一股因他的一举一动而产生的巨大的柔情充溢了她的心。她用袖子拂着他，说：“你就不吻吻我了？”
他笑了，用干巴巴的嘴唇吻了吻她，动作很有点笨拙。
因为她的嘴唇比较湿润，她就认为她更多情。她甚至爱他。她当然爱他。爱他扛着沉重的工具从院子里走出去的那副样子。
然后艾米·帕克就看着丈夫发动那辆不知是换了第几辆的旧车，看着他挺直腰板，驱车而去。尽管她激情满怀，或者正因为她激情满怀，安溢与宁静确实降临到这幢房子。她很高兴这房子里只剩下她自己。她有条不紊地、很卖力气地擦着那些木器家具，直到这些已经陈旧的红木家具在冬日里熠熠闪光。她向窗外眺望，看见阳光下闪耀着的草和山腰里刚抽出枝条的金合欢树。至少眼下除了已知的东西，她别无他求。
在这个安静的早晨，大伙儿都坐在家里自在逍遥——在平静的冬天，有时候这也是可能的。斯坦·帕克在通往皮博迪家的那条石子路上颠簸着，也因这安静的早晨而高兴。他经过许多熟悉的地方。孩子们没有认出他，母牛直勾勾地望着他，一只光彩夺目的公鸡飞上屋顶，站在那儿显示着它的壮美。
汽车终于到了皮博迪那儿，这位青年农民钻出一家人住着的那间棚屋，从小孩儿、狗，以及一片哭闹和吠叫声中径直跑过来。这两个男人役怎么浪费时间，就踩着草地上的露水，腿脚麻利地向一部分篱笆已经竖了起来的那块土地走去。
他们很快就开始工作了。两个男人翻起红色的土壤挖坑，栽杆子。狗伸长鼻子在草丛中嗅着找兔子。小皮博迪因为邻居不要工钱来帮他的忙，觉得自己应当加倍努力地干活。他真想什么活儿都自己干。
“给我那把铁锨，斯坦，”他扔下撬棍说。
可是斯坦·帕克不喜欢这样。他操起铁锨，扔起土来。
他们就这样你争我夺地于着。
天开始变热了，他们也干得气喘吁吁。一只老鹰黑色的身影慢慢地滑过辽阔的天空。小皮博迪脱了衬衫，往手心吐了口唾沫，越发起劲地干起来。
斯坦·帕克仍然穿着衬衣。他看着年轻人的身体。年轻的裸体所具有的自信与忘我它都具备。于是斯坦·帕克好像又回到梦中，搬动着树木和巨石。他这样凝视着的时候，嘴角露出了讥讽。他还记得那个年代，只要围起来，那地便是他的了。这样的信念在这位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因自信而盛怒，像一把打开合拢、合拢又打开的刀子。
他们终于碰上使乔·皮博迪的肋骨为之颤动的东西了。他站在那儿，心突突地跳着。他身上好像涂满了油。
“这玩意儿把我们难住了，”他说，一下子有点犹豫不决。“我想，或许可以把它炸掉。”
那显然是一块没边没沿的大石头，两个男人一直在它的周围挖着。
“就这块石头？”斯坦·帕克说。他很不自然地朝那个坑微笑着。“比这糟糕的事儿多着呢！我不会让它把我们打垮。一块小石头！”
他拿起撬棍。
乔·皮博边站在那儿，一双手放在上下起伏的屁股上，暗暗希望这位长者能把这块石头弄起来。
斯坦·帕克干着。不管是由于轻蔑还是由于希望，反正撬棍撞击着，大地颤抖着。这个男人干着。从他的肩膀里面涌流而出的可是仇恨？但他笑了一两次。有几次石头上溅起火花，留下灰色的伤痕。男人干巴、脆弱的躯体和这块沉闷的石头抗争着。在这条溪谷的谷底，他记得有一条河水棕色的小溪，冬天溪水冰冷，夏天则十分灼热。还有缠绕在灰刺中间的紫色的藤蔓。他突然俯身在撬棍上面，肚子贴着撬棍，用尽平生力气压了上去。
坑里的石头动了动。
他已经看出可以攻击的弱点了，便抽出撬棍，一次又一次地插进石头旁边的泥土之中。石头动摇了，它的形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哦，真棒！”小皮博边叫喊着。他喜欢赞美他的朋友。“你怎么知道要这么干？”
斯坦·帕克微笑着。
他面色苍白，扔下那根铁撬棍。撬棍当嘟一声落在地上。这个男人尽管还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但让人疑心，他也同样被撂倒了。一股灰蒙蒙的雾在这个晴朗的早晨飘荡着，他觉得一阵恶心。他呼吸急促，腰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很难受。
“怎么了，斯坦？”年轻人问。他走过来摸了摸这位长者。“不要紧张。你觉得不好受吗？”
他一副关切的样子。
斯坦·帕克擦了擦眼睛，把他那张神情慌乱的脸藏在手后面。他全身都在颤动。可是等他从手后面再露出险的时候——他总得露脸——他又微笑着说：“我没事，乔。不比当年了，就这么回事儿。”
年轻人望着老头。“你干活别太猛了，”他说。
他很高兴现在由他来控制局面了。等那块大石头从坑里撬上来之后，就让斯坦·帕克坐上去。他倒也乐于听命。
在这个美妙的早晨，斯坦·帕克坐在那儿，摸着脖颈和两胁。脖颈似乎尽是软骨，胸腔两边的肋骨也十分虚弱。如果他能用手去触摸自己的灵魂，判断它的形状、年龄、结实程度、是否耐久，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不能，他内心深处大受震动，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尽管透过因精疲力竭而生出的一片朦胧，他仍在微笑。他看着这年轻人干活。现在既然没有“竞争对象”了，他就像平常那样干活了。他边干边听斯坦教他怎样打篱笆。这种忠告因为乔愿意领受，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指导，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说教。
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踩着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跑了过来。他显然跑得太快了。不过他是被这个晴朗的早晨推动着的。他的一双光脚板啪啪啪啦地响着，结了痴的腿飞快地闪动着，眨眼间便跑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块咬剩的面包皮，湿乎乎的面包渣粘在红红的脸颊上。
他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几句什么。
“他说啥呢？”俾坦·帕克问。他是个老头了，离这么远已经听不大清楚了。
“他说，我的太太已经做好饭了，”这位父亲说。似乎是按照一种原则，又扔出几锨土。
孩子站在那儿看着斯坦·帕克，若有所思地拿着那块面包皮。
“爸爸，帕克先生怎么了？”男孩问。“他怎么不干活？”
“不关你的事，”乔·皮博迪说。“帕克先生休息一会儿。”
年轻的父亲穿上衣裳。他从胸口到肚脐长着一溜好看的黑毛，把上身分成两半。他对这个从那间黑乎乎的棚屋跑到这儿来的孩子没怎么留意。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便把手搭在朋友的背上，说：“走吧，斯坦。我们得往肚子里填点儿东西了。”
于是他们领斯坦·帕克回家。他也很高兴被他们这样领着。那个小男孩手里拿着那块吃剩了的面包皮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着，不时回转身跳过来，好把斯坦看得更清楚一点。他喊道：“那么，帕克先生病了吗？”
父亲拍了他一巴掌，男孩尖叫一声，假装哭了起来。这纯粹是闹着玩儿，父亲也很喜欢这样。
他们在那间挤得满满的棚屋里坐了下来。面前是一盆漂着几块胡萝卜的汤菜。那位年轻的妻子刚喂过她那个最小的孩子。男人们的盘子里堆着一大堆灰不溜秋的土豆。
“你们男人肯定饿了，”年轻的小皮博迪太太说。她皮肤黝黑，是个什么事儿都能惹得她乐乐呵呵、高高兴兴的女人。“你快吃吧，帕克先生。我妈跟我已经吃过了。”
“我没胃口，今天没胃口，”老妈妈说。她也是一位“皮博地太太”。“我想，帕克先生也不会有胃口。只有年轻人才总能大吃大喝。好在有这些土豆。”
“我可是从来不减饭量，”斯坦·帕克说。尽管眼下他连面前的饭看也不想看。
“有你吃不下去的日子呢！”老皮博迪太太厌烦地说。“要我说，怎么计算你也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
客人无言以对，有几个孩子已经不再尊重他了。
“哦，别罗嗦了，妈妈，”男人说，嘴里塞得满满的。“你让人安静一会儿吧。”
“你又不会有糖吃，”她的女儿边说边朝客人挤了挤眼睛。
“你们都欺侮我！”老太太抱怨道，一团团灰白的头发像鹦鹉身上的毛一样倒竖起来。“我拉扯大七个女儿，帕克先生，”她说。“结果像皮球似地由她们踢来踢去。”
“你还挺走运呢！”小皮博迪太太说。“养了这么多女儿。要不然，你也不会被人踢来踢去这么长时间。现在这‘皮球’当然是踢到这儿再也不动了。”
她怀着那么多的善意和温情朝妈妈背上拍了一巴掌。老太太为她得到的这种恩惠与怜悯而感动得哭了起来，撩起麻袋做的门帘到她住的屋子另一边去了。
斯坦·帕克只吃了一点点便推开面前的盘子。
小皮博迪太太看着汤菜里泡着的那些土豆。
“哦——”她没再说下去。
她感觉到丈夫的朋友应该是她的保护对象。因此，她弯着胳膊，几乎是搂着他去够那个盘子。当她的胳膊这样掠过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她这种保护的温暖。
“我给你弄杯茶去，”她说。“你想喝，是吧，”她转过脸对老头说。
斯坦·帕克心里充满了谦卑。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以往是个骄傲的人。他很谦卑地望着自己那条裤子的膝头，望着皮博迪家的泥地。一个小孩站在地上凝视着他。他仿佛正从生命的尽头走向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真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那张脸离他太远了。
“喝吧，”那位母亲说，把一杯晃荡着的茶放到他面前。“这是糖。你自己加吧。你别催他，乔。让人家好好喝上一杯茶。”
斯坦·帕克不再着急了。他慢慢地跟着茶水，坐在那儿闲聊了一会儿，便又跟乔·皮博迪一起围篱笆去了。不过他没再动手千活。下午，斯坦溜达回去了。乔·皮博迪暗自欢喜，心想，这老家伙干了这么点儿活，可欠下人情账了，他确实是个好老头。
斯坦·帕克回家之后，妻子头也没抬，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是呀，”他说，“我垮了。”
“什么？”她问。“垮了？”
她惊讶得倒退几步，尽管他连碰都没碰她。
“我们从一个坑里往外弄石头，把我累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虽说只是一阵头晕，可是那股晕劲儿一直不消失。我今天不舒服，艾米。”
可是到晚上他便又浑身是劲，雄心勃勃了。在明亮的电灯光下，这个房间一览无余。他们开着关于年纪的玩笑。见他的精神恢复得那么好，她便又当头给了他一棒。
“我们最好把那些该死的奶牛都卖了吧，”她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一天到晚只是沿着那条小路走来走去，从那群该死的母牛身上挤奶。”
她静静地观察着，看是否伤害了他。但他没有退缩。
她把那块擦茶杯用的湿乎乎的毛巾挂起来晾干的时候，向他这边走来。那座冷清的花园散发出来的气味从窗口飘入。那是金银花和早开的紫罗兰的气味。这天她让头发散披下来，这使他又看见或者记起她的美丽。他们亲吻着，相当热烈，因他们青春肉体回归的幻觉而感到慰藉。男人很幸运，在这种幻觉中进入了梦乡。女人躺在那张度过他们睡眠生活的床上，没能马上入睡。她抚摸着他的头，被一种感激或者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她抚摸着他的头盖骨，因为在睡梦之中，那上面的血肉似乎都消失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躺在那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喘息着。不一会儿，她也在这所房子不大稳定的框架之下进入了梦乡。这口是她用尽力气搬那块石头。这块石头十分沉重地躺在她身边，躺在那张床上。
等到天光大亮，肌肤当然已经很容易就恢复了自信。在冬天天气晴朗的日子，下午闲下来的时候，艾米·帕克常常坐在前面的门廊下，从葡萄树和一株老玫瑰的枝叶后头向外眺望。这株玫瑰真该挖掉了，它占的地方太多，也太老了。她坐在那儿，向外面张望着，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事情。不过，大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
六月的一天，一股凉风吹得青草弯下了腰。太阳淡淡的光辉还没有照到它要照射的目标之上便被驱散了。这天，开来一辆汽车，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一定被它的主人怀着自家仔仔细细地擦洗过。帕克太太压弯了一根花枝张望着，但是离得太远，她看不大清楚。这可真让人气恼。她看不清，只见一个女人眯着一双眼睛向外头瞅着，四处张望，好像是想认出什么似的。她穿着黑色裘皮外套。
“这是……你能告诉我吗？”那女人喊道，已经停住那辆小汽车。“帕克太太在这儿住吗？”
“你是哪一位？”帕克太太很谨慎地回答道。
她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走出来先看个究竟。
“从前这儿住过一位帕克太太，”这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的女人说。在这个她停下车来的冷僻的乡村，她的声音显得又大又孤单。
艾米·帕克心里想，这是个自己开着车到处转悠的老妇人。
“啊，是呀！住过。”她边说边在心里琢磨，清了清嗓子。
那位妇人脸色焦黄，像肥皂一样。她的声音送进艾米·帕克的耳朵里，似乎在搜寻什么。
“可是，你难道不是……”妇人说，“你不就是帕克太太吗？”
帕克太太脸红了。
“是呀，”她说。“盖奇太太，是你呀！”
“我简直认不出你了，”盖奇太太说。“你胖多了。”
“你也发福了，”帕克太太望着田野的风光说道。
她似乎很为自己看见的什么东西而高兴。
然后，两个女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就像薄木板在半空中噼里啪啦地相互敲打一样。
“啊，真想不到，”等她们笑累之后，这位前任邮政局长说。
帕克太太望着她那张睑。这张脸颜色枯黄，表情丰富得有点不可思议，看起来就像灌了液体肥皂。她看出盖奇太太现在处境很不错，希望这位邮政局长讲讲她的故事。她很快就讲了起来，边讲边用手指抚弄着她那辆小汽车镀镍的球形捏手，目光迷离，追寻着往事。
“你该记得，盖奇先生自杀之后，”她说，“我申请调离杜瑞尔盖，后来就被派到了汉滨。”
在南方那个寒冷的小镇里，水坑里冰冻得格格作响。你能听见那响声。你能看见浑黄的、长长的雨丝丽线从山谷里落下，敲打着枯黄的草。镇子里有一条街，街上有个铁匠铺，还有一家小酒店。那儿出过一起凶杀案，不过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再役发生。办公室刷成棕色，里面堆放着许多空的煤油桶和破椅子，风把木制的门窗吹得松动了。盖奇太太站在那间棕黄色的办公室里，屋子里面一股炉灰和于墨水的气味。那墨水，除渣子以外，经常冻成冰，所以你也就不愿意往里面装墨水了。那冻了冰的墨水，你看了就觉得难受。因此，盖奇太太——她一边搓着手上的冻疮，一边听她那棕色套袖窸窸的响声——总是塞给顾客一支铅笔写字。
“我在汉滨的时候变瘦了，”女邮政局长说。“全是因为可怜的盖奇先生，他就那么死了。我神经出了问题，甚至填写那些表格也很困难。你能相信吗？有几大张邮票到哪儿去了我也说不清。最让人苦恼的是，有时候我正核对电报，就昏倒了。不过，你该知道，我心里可是一清二楚。而这就越发糟糕。我听得见我的铅笔在板子上跳动的声音，看得见天花板，不过觉得它老高老高。唉，许多人都不喜欢我这个毛病。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昏过去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辞职了。”
盖奇太太用手帕擦了擦嘴唇。她的生活经她一讲总是活灵活现。
“到时候了，戈尔波格先生说，”她说。“要不然，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就永远听不到了。”
“戈尔波格先生？”艾米·帕克问。她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就像一尊大理石塑像。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邮政局长说。“我辞职离开汉滨之后，就到斯摩尔太太那儿去了。她是我的一位表姐，住在巴兰古拉。她亲热得简直要把我吃了。冬天烧汤喝，夏天吃冻鱼。她结巴，那可怜的人，是小时候烫伤引起的。你知道，巴兰古拉是个避暑胜地，到游客太多的季节，斯摩尔太太就留一两位房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戈尔波格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他读书，还写过些诗。至少他让我看过一些，写得蛮不错。”
夏天的傍晚，防波堤上——那是一道岩石筑成的堤坝’十分陡峭，走上去需要小心翼翼——戈尔波格先生对于盖奇太太不幸的故事给予关注和同情。他听着海拍岸发出的飒飒声，看着海葵大张着的嘴巴，有时便扔给它们一只螃蟹。有时候，戈尔波格先生听到盖奇太太的丈夫的疯癫之处，便像一匹马似地扬起头，那样子好像要嘶叫似的。
“因为，当然，”她说，“我不能不告诉他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起初我没让他看那些画。那些画我用一根绳子捆着，从杜瑞尔盖带到江滨，又从汉滨带到巴兰古拉，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哦，”她说，吐了一点儿唾沫。“这些画终于能公之于世，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早晨，我们在去戈尔波格先生经常光顾的那家图书馆的路上，碰见一个人。看起来，戈尔波格先生跟这人很熟。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名字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这人站在那儿跟戈尔波格先生聊了好大一会儿，眼睛却总瞅着我。微笑着，瞅着，不过是以一种贵妇人的派头。我呢，当然只能看着一家铺子。我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后来，这位太太向我走过来。她穿得很高雅，抓住我的一双手，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盖奇太太！’她说。‘真是你呀！’她说。‘这阵子我心里一直纳闷呢！还有你丈夫画的那些画。这些年我一直没法忘记。’你永远也不会想到，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斯瑞伯太太。盖奇先生去世那天，她正在我那儿，和你，还有另外那几个太太一起看过那些画。你肯定还记得，她那张脸有点与众不同。但你不能不承认，她很文雅。这么一来，画的事就出来了。也只能拿出来给戈尔波格先生看了。是他硬逼我拿出来的。起初，我拒绝了。最后还是同意了。”
“啊，”这位寡妇说，现在她变得容光焕发了。“你能相信吗？盖奇先生看来是位天才。尽管所有认识我丈夫这个可怜人的人都认为他很怪。唉，你是不了解我的丈夫的。”
“是不了解，”艾米·帕克说，尽管她了解。
“我很快就成了别人感兴趣的对象，”邮政局长继续说，从她的裘皮外套上拿开一样多余的什么东西。“这是由于戈尔波格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对我丈夫的油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引起的。可怜的盖奇先生如果还活着，他也会大吃一惊的。我最遗憾的就是他已经过世了。因为我看得出来，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做一点生意的。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我把那些画卖了。应该说我卖了个好价钱。都卖了，就剩下一张。因为感情的原因使我不忍心把它卖掉。因为正如戈尔波格先生说的，那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我把这张画放在起居室的壁炉炉台上，光是装那张画的框子就值十五镑。就是画了一个女人的那张。不过，你不会记得的。她站在那儿……哦，坦白地说，她光着屁股。可是，为什么不能呢？自从知道它的价值，我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就开明了。”
“我还记得那张画，”艾米·帕克说。
“你还记得？”盖奇太太说，一下子引起她的兴趣。“你喜欢它吗？”
“不知道，”这位胖乎乎的妇人说。“我理解不了那张画。”
此刻，或者任何其他时候，动作迟钝地站在大路上，她连自己也不理解了。她不理解人们一双双眼睛，还有那个死去的男人。他看见过她吗？她简直想象不出来。那么，当时她应该爱他吗？夜晚在树木间漫步，他的双臂不再瘦得皮包骨。她觉得她不曾爱过什么人。她焦灼不安，有点害怕。
“不管怎么说，”前任助政局长说，“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家。全套现代化的设备。我刚把买电冰箱的钱付完。你怎么样，亲爱的？”她边问边惊讶地向四周张望。“跟过去一样。欧达乌德太太怎么样？”
“我说不清欧达乌德太太的情形是好是坏，”帕克太太很拘谨地说。
“嗅……”盖奇太太说。
“哦，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吵过架，”帕克太太连忙说。“不过，朋友们也有疏远的时候。”
然后，该邮政局长问孩子们的情形了。她换上一种对孩子们颇为关心的腔调。
“塞尔玛挺好，”帕克太太用很清晰的声音说。“她跟一位律师结了婚。她干得很不错。”
“还有雷。是叫雷吧？”盖奇太太问。
因为你总得问问。
“雷，”帕克太太叹了一口气，从上到下很平滑地拂了几下身上的罩衫。“雷也长大了。我想，他在做卖汽车的生意。他很快就要结婚了，跟一个挺不错的姑娘。”
“跟谁？”
“跟埃尔西·塔巴特，”帕克太太说。“她是从悉尼来的。”
“真想不到呀！”盖奇太太说。
别人过的日子听起来真是无比陌生。盖奇大大脑子里满是自己的生活。别的她已经不大相信了。现在她开始又是按又是拉小汽车门上那银光闪闪的捏手。
她说：“如果你什么时候路过德鲁戈伊，一定去我那儿看看。为了过去的友情，我见到哪个老朋友都很高兴。”
她相当有把握，帕克太太不会去她那儿，这便使这位前任邮政局长的心里平添了几分慷慨之情。帕克太太不会去看她，肯定不会。但是说来好笑，盖奇太太的邀请很让她高兴。她站在一堆石头中间，很满意地哺哺着。
恰在此时，一道傍晚清冷的光照亮了天空和盖奇太太的脸。这张险因此，同时也因为这一阵子的夸夸其谈，而更显得恬静。
“聊聊天对人总有好处，”她说。然后又大胆地补充道：“我总算快活了。”
她在一个什么玩意儿上按了一下，便坐着那辆神奇的小汽车，慢慢地从这个地方开走了。
艾米·帕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到门廊下面。她整个下午都在等待，希望看到过去生活的见证。可是看到的只是尚未开始生活的年轻人，以及没有表情或者表情和蔼的陌生人。因为她比这些人经历长年纪大，她的气管常出问题，用鼻子呼吸很不畅通，她总是把腰板挺得很直，不听别人说话，那副样子让人看起来觉得她很凶。有人说，那位帕克太太是个脾气很坏的老家伙。
也许是，也许不是。她一直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奇迹。因为没有发生，或者是发生了没有察觉，她变得特别爱发火。她常常非常生气地搔着腿，或者把脖子伸得老长，向远处悦目的景色张望着，可是因为眼神不济，当然难以看清。所以，有时候她很急躁，样子很难看。或者用往昔的回忆使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些她随心所欲摄取来的镜头，使她变得平心静气，甚至更加聪明。往事真是小圣人们创造的奇迹。
当塞尔玛·福斯迪克回来——她回来的次数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发现母亲坐在那儿（她还是一位挺能活动的妇人呢！），觉得很惊讶。
“你好吗，妈妈？”她问。
因为她自己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她便为别人的消极而气恼。自从发现文学的就力，她便常常手里拿本书，掩饰自己的懒惰。尽管她也读，还读了不少。她被伦理学迷住了。她还研究人类学。所以，她认为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很有点可疑，或者是一种得了病的征兆。她怕母亲会在进入老年之后得癌症，需要细心照顾。如果真的患了癌症，作女儿的当然得替她付钱就医，她有钱嘛。但是来这问寒枪的小屋嗅一嗅有没有偷偷潜入的疾病的气味，可就不同了。因此，塞尔玛·福斯迪克在母亲的脸上搜寻这种衰弱的症候。
“我没病，”艾米·帕克说。“我是因为喜欢，才在这儿坐一会儿的。”
她如女儿、朝她那件外套的料子和一串珍珠微笑着，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们碰了碰面颊。对于母亲，这是一种淡淡的快乐。她不再有那种把女儿据为己有的想头，因为已经失败了。但她确实参与了塞尔玛·福斯迪克生活的故事了。她间接地创造了这种故事，有时候便要求维护她对一些纯属自然的东西指责与忠告的权利。
“你该有个孩子了，塞尔，”有一次她说。
这位妇人——她的女儿，把脑袋转到一边，说：“我现在还不想要。这不单单是生个孩子的问题。”她耸了耸肩，生气了。
“我不懂得你说的那些事儿，”母亲朝上撇着嘴唇说。
她瞧着女儿那双手。母亲的手当然比她那双手强。她对那双像纸扇子一样合在一起搁在膝盖上面的手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她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
有时候她问问女婿的情形。
“福斯迪克先生怎么样？”她问。
福斯迪克先生总是正准备和几个商人一起去钓鱼度假，要嘛就是瘘管出了毛病，有一次还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他几乎总是给岳母捎话问安，因为他生性是个讲礼貌的人。对妻子的恋情并没有使他变得粗鲁。
“我对达德利真是感激不尽，”塞尔玛·福斯迪克常说。她的眼睛甚至泪水盈盈。
如此的谦卑令人吃惊，但是她却在这种谦卑之中使自己不断地更新。她在物质方面得到的东西太多了，那些得到更多财富的途径已经没有必要，因此便把注意力转向精神方面的提高与完善。她真希望能成为某个人的牺牲品，特别是成为丈夫的牺牲品，可是他一直没能给她这样的机会，除了他清嗓子时那副样子，以及他对西洋跳棋的人迷使她有点不堪忍受之外。因为某些微妙的、她也说不清的原因，她不大可能有孩子。有时候——下午或者傍晚，她两手空空，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对于她这真是一种悲哀，直到她意识到她根本就不知道该拿小孩怎么办。他们会把屋子弄得一塌糊涂，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则逐渐发现性的奥秘。她的身体当然还算可以，也可以说不太好。她有气喘病，这毛病人们经常记得向她问候，特别是那些对她有感激之情的人。
有时候教区长来看望他们。塞尔玛·福斯迪克给教堂捐款，但不过分鼓励牧师。因为在她那个社交活动的圈子，他并不相宜。她变得为人慷慨，而且是有意这么做的。她送的稀罕东西或者捐的钱都远远超过场面的需要，她的眼睛常为自己的行为而激动得发红。或是因为害怕，或是因为无法放纵自己，这种挥霍对于她只是成为一种必须。那是一种不为人们察觉的罪恶，就如同衣橱里藏着的杜松子酒，或者皮下注射器。到目前为、止，没有谁发现这种心灵深处的隐秘，除了她的母亲。
她最喜欢给父母亲送礼，故意送那些价格昂贵的礼物。可是买了之后，心里又微微有些懊恼。她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现在她已经学会开车了——皱着眉头，驶过那些城郊的小屋和屠宰场，进入让人惊奇的乡村。在这样的地方，她可没有用武之地了。她沿着已经松了的铁丝网和落着尘土的树木，在这条路上焦急地行驶着。这地方只是因为有她的父母生活着，才显得“与众不同”。她想起有个老头曾经暴尸于这一带的丛林之中。她寻思，即使生活在一间密封的房子里，恐怕也无法排除所有那些必须排除的事故。
然后便到了。在掸去外套上的尘土的时候，她不无苦涩地意识到，这种看望即使还算动人，也很有点可笑。天空中充满了喜鹊喳喳的叫声。
有一次，她给母亲带回一只菠萝、一条鲜鱼，以及一套桌子上用的小垫子，上面画着狩猎的风景画。那是她从一个义卖市场买的。她把这包东西替母亲打开，又一件一件地摆开。因为这是这场“游戏”的一个部分，可以使自己沉而于乐善好施的冲动之中，感觉到自己是如此之完美。
“瞧，”她说，一双光溜溜的手端着那条银光闪闪的鱼。“这鱼多漂亮！”
那条鱼是挺漂亮。它闪闪发光，生命的光彩没有困死亡而消失。
母亲的目光在这一大堆礼物间游弋。“哦，塞尔，我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这些小垫子？很漂亮，不是吗？也许会有机会用的。把它们放起来，慢慢再说。”
“你对我太好了，塞尔，”母亲说，她看着女儿，似乎一直看到她的思想深处。
女儿已经长成一位消瘦而风度翩翩的妇人。她把那条鱼拿走放到一个凉一点的地方。她熟知这幢房子，只是不再属于她了。她认定，母亲当然是倾向于自私的，也喜欢把一切视为当然。不管是否这种情况，反正老太太继续讥消地观望着，不是看那些小垫子，而是看她的女儿。尽管她已经进里面去了。她继续在幻梦之中看着那个把嘴巴贴在镜子上直到吻到自己的嘴巴为止的小姑娘。
可是等福斯迪克太太再回来，把她那双刚洗干净的手在一块半透明的手绢上擦了擦，老太太心里又充满了感激和慈爱。
她说；“是条好鱼，塞尔莉。我把它在炉灶上烤吧，你爸爸最喜欢这样烤着吃。”
这是母亲和女儿玩弄的亲切友好的把戏。福斯迪克太太很欣赏这场游戏的过程，但忽略了她被唤作“塞尔莉”这个事实。这个称呼使她想起放学之后，装在书包里面，紧贴腰背的各种小石头。
有时候，塞尔玛·福斯迪克在她家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想起她卑微的出身，便紧紧地关上窗户。这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它将陪伴你终生。于是，她那张脸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不再那么自信了。她谈论音乐时声音微微颤抖。在那个人工合成的灵魂的进化过程中，有那么多令人难受的东西。她想起了鲍凯一家，想起了热那亚天鹅绒的那种感觉，想起她坐在那儿修指甲时，嘴里含着的那块杏仁糖的味道。
有一次公仆走了进来。她是一个经过别人训练的、举止温柔、上了岁数的女人。
“有位先生要见您，太太。他说他有紧急的私事找您。他不肯说出他的姓名。”年老的仆人谨慎而恭敬地说。
甚至年长的女仆也是那么安定，地位确立无疑。
这位先生是雷·帕克，福斯迪克太太的哥哥。
“我敢打赌，你肯定吃了一惊，塞尔，”雷笑着走进客厅，把他手里拿着的一顶棕色的、样子奇特的新帽子随手扔开。“我就喜欢叫人大吃一惊，”他笑道。“这种突然袭击能把他们从平常的生活轨道上拉下来。不过你的生活轨道确实不赖。”他边说边向四周张望着。
“我们选择这幢房子是因为它的景色好。”她边说边走过来迎接客人。“三面环水。你可以一眼望到海港。从这儿还可以看到海峡西面的风光。”
然后她看了一眼哥哥，希望发现他此行的目的。她那张脸已经瘦骨嶙峋，以后会变成一个干巴巴的女人。她尽管看起来弱不经风，不停的于咳声颇为吓人，实际上身体挺结实。她几乎必须结实才能得到她所追求的一切。究竟她想得到什么，也就是说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她并不清楚。因此她就只能是揣测而已。就是向哥哥发问的时候，也只是表面上显得不太愉快。“你找我有什么事，雷？”
男人已经在她那个没有什么色彩的锦缎沙发上吃力地坐下。他已经开始发福。他想逗逗她。他皮肤是城市人的那种黝黑，面颊显得很平静，上面现出两个酒窝，让人觉得那酒窝很有意思。
他说：“我来看看你，塞尔。你瞧，我们是亲戚嘛。可是那些不认识你，或者不认识我的人都以为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她笑了起来。
“你想象的那些人知道我们这种关系又有什么好处？”
“如果说到好处嘛……”他说，耸了耸肩。他穿着一套很引人注目的衣服。他希望她给他喝点什么。
她看出他是个耽于声色口腹之乐的人。而这种品行使她神情紧张。不过他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他即使不是在所有方面，至少在许多方面可能都是愚蠢的。她最害怕的是，就像她所感觉到的那样，他或许是个诚实的哥哥，但同时她又深知，他是个不诚实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她微微一笑，坐了下来，“你已经来了。”
“就算这么国事吧，”他用沙哑的声音，大大咧咧地说。“那位我还从来没见过面的当律师的家伙什么时候回来？”
“那得看情况了，”她说。“干这个行当的人可没有钟点。”
“我可以等他，”雷·帕克说。
要是这间友白的屋子不把他毁了……在缺少苍蝇营营嗡嗡的安静的屋子里，人们都干些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想见见他。”
“我想不出你们俩有什么共同点，”塞尔玛·福斯迪克笑着说，并没有掂量掂量说这话会有什么结果。
“你永远也猜不透，”雷·帕克说。“到了夜晚，我有时得和货车车厢和卡车后面的伙计们打交道。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达德利，”塞尔玛说，“可不会喜欢这种危险的旅行。”
“他一碰就碎吗？”
她没有答话。
“坐在这个屋子里，我开始慢慢了解你了，塞尔。”
她还是没有答话。
“你瘦了。太瘦了。”
当汗水从她前天才做成波浪形的头发下面那似乎是碰不得的太阳穴渗出来时，他继续说：“我受不了瘦骨嶙峋的样子。我本来可以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因为永远不知道该怎样去干，便只好去给赛马吃点什么药，撬撬保险柜。哦，你用不着担心，塞尔。现在我很本分了。我在做买卖——卖汽车。我请一些很有权势的人喝酒。不过这都得花钱。而我又没钱。实话说，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跟你商借——你会赞赏这个宇眼的——二十镑。星期二我要和一位叫埃尔西·塔巴特的姑娘结婚。”
“她对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很清楚？”福斯迪克太太边说边走到一张小写宇桌跟前。她为这张桌子花了许多钱。因为她认为这件极其可爱的家具是真正的古董。
“知道，”雷·帕克说。“她打算改造我呢。她是个卫理公会教徒。”
“哦……”妹妹说。
她开了一张支票，签上写得很漂亮的名字。这个签名她已经不需要再练习了。
“我在想，我会不会有兴趣见见她，”她把那张支票给哥哥时微笑着说。
她又想，雷役能学会做什么大事。那是一笔少得可怜的款子。
“见埃尔西？”他说，省了一眼她写下的钱数。“不，这不合适。这个家里有一个无赖就够了。”
他们站在那儿，心里充满了仇恨，又都说不出原因何在。
然后，在那间静悄俏的屋子里——在这里他们交换了心灵——他们又开始被对方所感动。妇人注意到，有一阵子这个粗壮的、让人讨厌的男人颤抖起来。如果我吻他，他会镇静下来吗？尽管他牙齿焦黄，身上一股烟味、酒味，但是深深地吻他，就像我一直害怕吻什么人那样地吻他……或者，他会不会把这个秘密再加之于他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别的隐秘之上呢？于是，妇人继续转动着手上的戒指。男人觉得她挺可怜。他想起有一天夜里他坐在一列轰隆隆向北驶去的货车上，是怎样浑身打抖啊！因为他心里明自，到那儿也是一无所获。
“我该走了，”雷·帕克说，拿起他那顶时髦的帽子。“这样，会使这儿的气氛轻松一些。”
“再见，霄，”她说。
她让他自己找出去的路。再一想，觉得这倒也省事，反正这儿没有什么他可以顺手牵羊的东西。
他走了之后，她在一张椅子里面坐了下来。
她的身子一动不动，但是内心深处却心潮奔涌。就好像她是一个五斗橱，把她的德行、善举都翻腾出来，找几样好东西。许多对她感恩戴德的、虔诚善良、谦恭卑微的人都说她好。那么，她一定不错了。这些人的眼睛，一定比自己的眼睛或者哥哥的眼睛看得更清。一定是他脑子里突然生出个什么念头，她心里想，便说了出来，而且听起来很聪明。她觉得嘴里一股金属味儿。她简直能把舌头吐出来，那似乎是一片薄薄的苦涩的金属。她头痛，觉得身上发烧，便吃了一片阿斯匹林，又拿出一两本书。
“我把茶送来了，太太，”那位老女仆说。她把茶盘放在一张小几上。
塞尔玛·福斯迪克精心选择的这些习惯也没帮上什么大忙。她一边在字里行间寻觅，一边感觉到有些罪恶良己已经忘记了。她经常边喝茶边拿本书看，不时从书页上掸掉切得很在行的、薄薄的面包片和奶油掉下来的渣子。她在心里说，被无知与部俗搅得心神不安实在太可笑了。她只言片语、心不在焉地读着，一颗心似乎被炸裂开了。这内心深处究竟蕴藏着什么呢？她问自己。她那修长的手指颤抖着。她在读几行诗句的时候，一股疑惑的浪潮把她撼动了。这本诗集是她在一家书店里挑选的。她很为自己的鉴赏能力而自豪。
就像风儿喧闹着从林中吹过，
生活的狂风在他心中引吭高歌……
那是一首使人战栗的诗，一行行诗句开始吹透她柔软的衣裙，掠过她的心头，留下一种麻木的感觉，或者说一种奇怪的、清晰的感觉。她被一种阴郁的魅力吸引着，继续读下去：
人树永远不会安静，
那时是罗马人，现在轮到了我。
她觉得，也许是知识，而不是阿斯匹林或者麻黄素，给人以慰藉。她从牙缝里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狂风啊，把小树加倍地折磨，
它吹得如此猛烈，很快便会收敛。
今天，罗马人和他的苦难，
早已在苍茫大地下变成灰烬。
读完之后，她仍然坐在那儿，没有什么需要按铃让女仆来办的事情。她朦朦胧胧理解了这首诗的意思，便怀着一种苦涩，责备父母亲将她置于这样的境地。她也责备上帝欺骗了她。
后来，她的丈夫拿着一张晚报走了进来，说道：“你今天晚上脸色很不好看，塞尔玛。”
把墙上挂着的一幅蚀刻画正了正。
“你不舒服吗？”他问道。
又正了正他那幅蚀刻画。福斯迪克夫妇挂蚀刻画，是因为他们不敢去选一幅油画。
“是东北风刮的，”塞尔玛说。
确实，正在刮讨厌的风。铅灰色的浪花装饰着海湾里的海水。砂粒把窗玻璃打得沙沙地响。
“雷来过这儿，”她说。“雷，我的哥哥。”
“他来干什么？”律师问，肚子紧张地挺了起来。
“不干什么，”她说。
她觉得做一个诚实的人现在已经为时太晚。简直不知道怎么去做。
“我们只是谈了谈，”她说。“他要结婚了。”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达德利·福斯迪克问。他把手里那张晚报全然忘到了脑后。
“哦，不过是些家里的事，”她说。
“那你为什么显得心神不定，亲爱的。”
“雷总是让人心神不定。他有那么一种作用。对于我来说，就像一种配错了的颜色。就是这么回事，”塞尔玛·福斯迪克说。
律师放下晚报。那张报纸因为在手里拿了半天，还热乎乎的。他搓着一双手慢慢地踱步。心里生出一种想见见他这位内兄的过分迫切的愿望。不管是谁，不管他是否使别人困扰，或者被人所困扰——这大抵是一回事儿——有时候确实具有一种奇特的禀性。达德利·福斯迪克是个冷冰冰的人，但又是个真正的人。因此，他急切地想了解点点滴滴的事实真相，他为此激动得发抖。他想去撕碎别人，那怕只一次，或者被人撕碎。
“真遗憾，我跟他错过了，”他说。
雷·帕克额头上总该有根血管吧。
“他真是个畜生，”塞尔玛说。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内见和妹夫的关系。”
在向下去的一截石头台阶上，这一对内兄和妹夫能交流什么个人的经验呢？律师从妻子只言片语的叙述中，认定雷是个胖子。他觉得有只手在抚摸他的腰背。
“不管怎么说，你没见着他，我很高兴，”妻子说。
她觉得太虚弱了。
“我现在想上床休息了，”她说。“我不吃晚饭了。”
他吻了吻她，他们隔一段几乎是商定了的时间就这样接吻，然后就吃鱼去了。在那位名叫多萝西的老女仆的沉默之中，他渐渐从自我毁灭的缠绕中解脱出来。谨慎又回归到他的心头，而且向这位古板的妇人的谨慎涌去——她俯首听命，似乎是在他的头顶呼吸——直到他们这一对孪生的谨慎相遇，并且在相互赞赏之中，交融在一起。就这样，律师又从情感的涡流回到表面。在那上面浮游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这桩事情过去之后不久，福斯迪克太太觉得有必要再去看望母亲。尽管有时候为了出身，她责怪妈妈，可她还是常常渴望回到那温暖的怀抱。于是她驱车回家，很快就站在门廊下面和妈妈说起话来。这儿成了她们惯常会面的地方。
“你没参加婚礼，我太遗憾了，”母亲说。她开始欣赏这种有教养的聊天，其中交织着各种关系。在这种谈话中，甚至缺点毛病也都是有趣的。
“我没受邀请呀，”女儿说，心里琢磨自己的自尊心是否多少受到了一些伤害。
“我总以为，为了这场喜事，有什么矛盾都可以和解了，”老妇人说。“不过，各有各的看法。雷已经重新做人了。”
母亲已经这样认定了。她对自己还没有了解到可以去怀疑的程度。或者她对自己生活中的种种怀疑视而不见。脸上是一到木然的表情。当她向远方凝视的时候，她下定决心只看那些充满希望的东西。
“婚礼很热闹，”她说。“塔巴特先生是个杂货商，住在莱克哈特区。有好多漂亮的礼物。有人还送了满满一箱银餐具。雷那天真是如鱼得水。人们都喜欢他。他还唱歌呢。你知道雷能唱歌吗？看起来，他现在干得很顺利。”
塞尔玛·福斯迪克已经在门廊边上坐下，脸上充满冬日下午温暖的阳光所带来的疑惑。她十分相信自己会做出些有伤大雅的事来。她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意识到，阳光是一种不因时间流逝而贬值的财富。
“有整整一大条火腿，”母亲说。“切成薄片摆在那儿，让人们自己动手吃。”
“埃尔西怎么样？”塞尔玛问。
“埃尔西不漂亮，”帕克太太说。“但她正是雷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会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妻子。”
“她是个卫理公会教徒．”
“这么说，你知道了？”
“你不喜欢她。”
“这你就错了，因为那不是真的，”艾米·帕克说，在她那张椅子里动了动。椅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她察看椅子上的藤条，寻找自己的思路。“或者，即使是真的，我也很快就能证实那是假的。埃尔西是个极好的姑娘。”
最后，是别人占了上风。艾米·帕克参加过不少婚礼，她儿子的，还有别的年轻人的。她看人们跳舞。她一边吃粉红色的糕饼，一边听那喀嚓喀嚓的声音。这种糕饼有的里面有沙子。她去参加婚礼，但不怎么喜欢这种场合，尽管那里不乏可爱的东西。在这样的场合，舞蹈者复杂的动作，以及人们海阔天空的谈话，与她目前安排好的平静的生活相去甚远。对于那些她自己不曾参与的事情，她从不相信，不管是糕饼，还是什么习惯。
她看着埃尔西。在那朵香橙花下，太阳穴上，她那感觉迟钝的、乳白色的皮肤上毛孔相当大。埃尔西面庞扁平，不过很和善。她想说话的时候，总是期待着什么。她听了笑话就笑，因为这是该笑的东西。然后就闭上嘴巴，因为那笑话已经讲完了。她长着一张“封闭型”的面孔，等待着被人“开启”。这会儿，她那乳白色的、多毛孔的皮肤渴望得到钟爱。
于是，艾米·帕克意识到，埃尔西是个没有防卫能力的人。她向埃尔西那副眼镜直勾勾地望去，透过她那没法儿不戴的厚厚的镜片，看见这姑娘没有任何可隐藏的东西。这使得这位已经年长的妇人感到不安。她无法相信这一点。
塞尔玛·福斯迪克在门廊边上坐着。她穿着一双修长的鳄鱼皮皮鞋。那是坦尼森皮鞋店特意给她定做的。因为太阳的缘故，她遮挡着一张脸。她也一直想着埃尔西的事，还有普通人的全套礼仪。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新郎染指，她自己会以冷冰冰的姿势，怎样头晕目眩地旋转z她想，那银子可能是镀上去的，插上是浮雕图案，很快就会失去光泽。
但是，他为什么要跟埃尔西结婚呢？塞尔玛心里琢磨着。
雷·帕克是这样跟埃尔西结婚的。有一天晚上，他从埃尔西住的城郊的一个公园走过。那是一个如同白昼的夜晚。只有黑乎乎的树木和这树木投在地上的同样黑乎乎的、胶粘的树影。有一匹老马在椭圆形的草地上吃草，以一种沉重的、疲倦了的天真和无知咬啮着寂静。这种天真无邪的声音追逐着、烦扰着这位行路人。他看见树权下面悬垂着细嫩的枝条，恰似长长的、一动不动的圈套。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了。他翻弄着口袋里的钱。明天的现在我就自由了，他傻乎乎地想。他沿着柏油马路，从空旷的公园走过。缓慢、单调的脚步声在他的耳边回响。
这时，还有人在走。他听得出，他的脚步声和另外一个人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在这座空荡荡的、如同白昼的公园，那声音变成一种要寻找什么或者失掉什么的、拼命的挣扎。
他试探着走了过去。那个女人，或者姑娘正把头从让她害怕的什么东西上转过去。她戴一顶挺大的黑帽子，尽管没风，还是把它拉得很低。她那笨重地向前行走的身影显得粗壮、黝黑，虽然她穿的也许并不是黑色。是那纯洁宁静的月光的力量，将所有其他色彩都淹没了。
“我想跟你走走，”雷·帕克说，在姑娘身边走着。
她屏住呼吸，吓得发抖。
“跟你谈谈。”
为什么啥时候都不兴说这种话呢？
“走开，”姑娘说，“别缠着我。”
她急匆匆向前走着。
如果他落在后边，就会看见她那两条穿着被月光映成黑色的长统袜的小腿很结实。在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月光下，他省了一眼她那张脸。
因为这位姑娘急匆匆地走着，他们已经到公园边上了。他觉得他永远也不可能将自己的罪恶让任何人知道了。而此刻让这个姑娘听听他想说的话简直是绝对必要的。
这时，她溜进公园边上几株法国梧桐后面一座四四方方的房子里面。这所房子旁边还有个小铺。她打算回头看看，她确也回头看了一眼。她那张扁平的、苍白的脸本来是要听的。可是那扇门把那张脸吞没了。
后来，雷·帕克又到这个地方，在那幢房子和那家铺子——那是一家杂货铺——周围转悠。有一次，从那幢房子后头的一条小巷，他看见那个姑娘正在洗碟子。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但是对于他，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她擦手的时候，他觉得她已经没有继续待在这个窗口的理由了。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渐渐地因为熟了，也因为这家人对于人性之恶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无法把这个男人拒之门外。于是，他被允许走进这幢房子，并且经常整晚整晚地待在那儿，听那位杂货商父亲聊天——他很爱说话。当他对这家的女儿求婚，甚至向她坦白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罪行之后，她极其慎重地考虑这桩事情，乃至在她自己的小屋里，在那些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学书籍和中学时代种种纪念品的包围中，为这件事析祷。这个问题的分量压迫着她那张诚挚的脸。但她最后还是决定接受他的求婚，那怕最终因此而压得粉碎。埃尔西·塔巴特就是这种类型的姑娘。她喜欢干一些自己承担不了的事。而眼下这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事儿。尽管成为一个传教士也许更体面一些，但是她还是选择了雷·帕克。
“我跟你结婚，雷，”她说，扬起那张奶油色的脸，像在梦中。
他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几乎倒退了几步，但是最后还是吻了她。
他们住在杂货商的房子里，或者“府脉里。许多人这样叫那幢房子。因为杂货商是个有财产的人，尽管他不讲排场。这一对年轻夫妇——人们出于无知常常这样说起他们——有自己的几个房间。丈夫试图学会在那里面生活。晚上，妻子缝缝衣服或者读书。她给他念《圣经·新约》的四部福音。我很快就要把自己的事都告诉她，他心里想，而且请求她的谅解，事实上她已经谅解了。他不时在一片宁静之中，吃力地从深棕色的地毯上面走过，或者坐在椅子里俯身向前，两手握在一起，放在双膝中间，额头的血管看得清清楚楚。听着妻子的朗读，他觉得教义中那些简单的条条同时又是永远也解不开的结扣。他自己就被捆扎在那结扣之中了。
可是埃尔西·帕克认为她很幸福。即使在这样的年纪，她依然确信，痛苦之中孕育着幸福。因此她那壮实的身体十分柔顺，但并不迁就。因为她的天性就不是那样。她当然很快就怀孕了，生下一个娇嫩的男孩，他的名字是按父亲的名字起的。
这样一来，这对夫妇住的那几间屋子又散发出新的、天真无邪的味道，这个男人越发无法忍受了。对于这个孩子，他除了是他的生身父亲之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责任，这个可怕的玩笑已经落到他的肩上。夏天的傍晚，在斑斑驳驳的树影下面，人们沿着大街走过去。他们大张着一张张在他看来寂然无声的嘴大笑着，或者抬起头张望着，目光向远方射去。对他视而不见，就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有一次，他从楼上跑下去，急匆匆穿过几条大街，去看望一个叫肯尼迪的人。他曾经跟此人做过一次买卖，他坐着这位肯尼迪的汽车跑了好长的路，到一幢挺远的房子，去处理也是这个肯尼迪的几件事情。与肯尼迪拉上关系的雷·帕克在灼热的、油毛毡的气味中，浑身无力地坐在汽车里，等待他回来。这不是他的天地，可他又无法从自己的生活中逃脱。谁也不会把他收容到他们的生活圈子中去。
尤其是埃尔西，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梳过头之后，她就替他做祈祷。
“我真希望我们一块儿做祈祷，雷，”有一次她穿着她那件长长的绳绒线晨衣站在那儿说。
“不，”他说。
他，一个并非软弱的人居然变得这样软弱了。
“你不愿意让我帮助你，”她说，挽起他的一双手。”
他场了粉鼻子，很生气居然连自己也无法帮助自己了。
“你们这些人总是把别人都想成是陷在罪恶的深渊里，为的是你们好来救人，”他说。
但她不愿意她的信仰受到损害。她转身走了。
生完孩子，她又开始四处走动。有一次，她劝他用她一块儿去参加一次聚会。聚会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大厅是近期一幢丑陋的建筑。木头门窗上的油漆都起了泡，砖缝里面的水泥也都松动了。进去之后，年轻的帕克夫妇在棕色的长椅上坐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雷坐了下来。因为埃尔西很快就又站起来，和学生们、年轻姑娘们，以及年长的妇人们——他们是作为一种见证来这儿的——一样变得容光焕发。丈夫心想，他看出她因为用人们说卫理公会教徒的“行话”而得到了宽慰。这种“行话”是他们后来学会的，但更像是与生俱来的。丈夫变得闷闷不乐。他一边瞅着脚趾，一边在有砂子的地板上交替地搓着一双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就好像要踩灭一个怎么也弄不灭的烟蒂似的。这些还没有开始生活的人，懂得什么呀！他坐在长椅上，愤怒地问自己。他们能有什么信仰！还有那些老太太。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她们身上的衬衫，一直看到她们那似乎从未有过吸引力的Rx房。他吮了吮一只牙齿。这只牙应该镶齐，但他一推再推。
在这段时间里，聚集在那儿的人们一直说呀，笑呀，直到那几位布道的人在那个小小的讲台上集中起来。埃尔西是他们中的一位。她朝丈夫微笑着，态度有点冷淡，就好像在这种事情上，必须表现出一种超然。他们唱到罪恶和圣水。也有些人在祈祷。不过在这样的地方显得尴尬。这时，雷·帕克开始变得粗野起来。他心中的欲念在升腾，又翻腾出过去干过，现在已经忘了的各种各样的坏事。改恶从善的全部观念曾经是那样合乎人意，现在，当它作为一条拯救灵魂的道路摆在眼前时，又变得那样令人厌恶。
也许埃尔西在轮到她站起来唱歌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的嗓子即使不是出类拔革的女低音，也还纯净、悦耳，很能感动一些人。她的丈夫站在那儿，用鞋尖又打了一次节拍，裤腿也随之抖动了一下。他被自己这种超然搞得精疲力竭，怀着一种厌恶注意到她在重要场合才穿的那件绿色羊毛连衫裙和从她的祖母——一位英国妇人那儿继承来的沉甸甸的、样子平常的金手镯。她唱歌的时候，手腕显得很紧张。他在心里暗暗自问：他们心目中这个耶路撒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居然那么实实在在，这简直不可能！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信它的存在。每个人，除了雷·帕克。现在或许还有埃尔西。她心中那个金色的顶峰已经开始倾斜了。他不能不惊讶地看着她——他的妻子。
牧师在一张小桌旁边站着，小桌上摆着一瓶盛开的玫瑰花。他做了一番讲演之后，聚会按时结束。
雷走出去，一边抽烟，一边活动胯部，放松着两条腿。他对着星星喷吐着烟圈。他抽了好几支烟，直到能闻得着手指上尼古丁的味道。他的食指上还有一块老茧，他用牙齿咬着，吐出那块硬而苦涩的皮。他连自己也不明白，这到底是待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是在一个类似后院的地方。在他的对面，一间小屋的窗口，有个老头正小心翼翼地包好一卷钞票，藏到一个盛烟草的罐子底下。这个窥视者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心里想：“这老家伙的脑袋，会像个玉米棒子似地叫人一劈两半。”由于灵魂深处的某种不安，也由于对他自己也可能成为牺牲品的疑虑，他打了个寒战。
他走进去找到了妻子。她已经在那条绿连衫裙外面又套了件外套，正在那座几乎已经空荡荡的大厅里等他。他们步行回家，岳母正打瞌睡，孩子哇哇地哭。
埃尔西。帕克给孩子换尿布，她走过来走过去，为他们的孩子干那些必不可少的事情。她平常不怎么向丈夫问这问那。可是这时，她怯生生地问他——他正直勾勾地看着她，把她看得胆怯起来。“这么说，你不喜欢这种聚会？”
他坐在床沿上，抽着剩下的最后一支香烟。
“这不是那种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事情，”他说，来回挪动着一双光溜溜的脚。“不过，我可是受够了。”
他的睡衣敞着胸口，到他这个年纪，那儿已经长满了汗毛。
我不理他，她心里说。还有好几桩事情要做呢。她坐下来给孩子喂奶。
她愿意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可是我没有得到足够的恩爱，她想，看样子，我会早早地在这个男人手里吃亏。她给孩子喂完奶，又开始把东西一样一样地叠好放起来。灯光下，她的皮肤现出奶油般的颜色。可是以后人们会说，她的脸色苍自，很不健康。
埃尔西·帕克经常带着孩子去杜瑞尔盖他爷爷奶奶那儿，而且尽量让自己喜欢这份责任。她下了公共汽车以后，得不慌不忙地走完那段路。因为公共汽车不跑那条线路。她用一块扇形的披肩包着孩子，披肩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等孩子长到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她就把那个懒洋洋倚靠着她的孩子背在背上，自己也变得脚步踉跄起来。她不时把头发从他那双清亮的眼睛上甩开，一边看着他，一边吸口气。再晚些时候，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了，而且漫不经心地看着牧场。那时，婴儿已经长成个小男孩，跟在她旁边跑着，或者悠然自得地走着，不时停下脚步，叽叽呱呱地跑回到她跟前，问昆虫和小草的名字。
“我可说不上来，也许爷爷知道，”她总是这样，好像是对他说，又好像不是对他说。与此同时心里纳闷，自己到底懂些什么。
但是，她的无知骗不过小男孩。他对那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十分感兴趣。那些东西本身就足够了。因此他继续跑着，捏住叶柄举着一片树叶，或者捏着羽毛管拿着一根羽毛。对周围这个世界的发现使他处于一种永远昂奋的状态。而他的母亲想的多半是到了婆婆家以后的情形。
到那儿之后，奶奶几乎总是刚从炉灶里拿出一炉无核小葡萄干烤饼，而且总是浑身散发着糕饼味儿，说道：“你们来了。”
母亲就开始详细讲他们一路上的情形，讲得十分准确，但毫无色彩。这些细节谁也不听，但她还是径自讲下去，因为她觉得人家总希望她说点儿什么。奶奶微笑着。向外面的牧场张望着。小男孩微笑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往上揪扯他的短袜。奶奶决不在他们一到就对小男孩说话，也不正眼看他，当然也不吻他。因为他俩都是在关系更亲近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艾米·帕克并没有试图占有这个隔辈的孩子，但结果却是，他对她比她自已的儿子还亲。她跟他总是心平气和。当然，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更容易做到这一点。甚至在她心里充满嘲弄的时候，或者预料到这个小男孩迟早会做出些残忍的事，说出些残忍的话，或者给他自己披上一层她永远也解答不了的神秘色彩的时候，她那良好的心境都没有被破坏。她在花园里散步，手摩挲着毛线衫的袖子。
有时候，她把男孩领进屋，给他看这看那。在这里，那些东西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神秘。有些人，比如这个老太太和这个小男孩，对这种神秘初次感受。
“过来，”她说，“我让你看点儿东西。”
她不叫他的名字，因为他和父亲同名，只有陌生人才那样叫他。
“什么东西？”他问道。
她气喘吁吁地打开一个盒子。
“是什么东西？”他问，手指摸着那个盒子，长长的睫毛在面颊上投下阴影。
她看到他是个面色苍白的孩子。
盒子里有些放了多年、一碰就碎的花。事实上，是一些菊花，是有一次她采来泡茶喝治胃痛的。还有几个玻璃片，红颜色的碎玻璃。
“这是什么玻璃？”他问道。
“是发洪水时我们拣的一个孩子的，”她说。“有一天夜里，在乌龙雅。我们都去那儿看洪水，你爷爷在那儿救人。我想，我们也许能留下这个男孩。你知道，是收养。可是爷爷不同意。不管怎么说，那孩子跑了，是清早跑的。他不愿意在这儿待。他丢下了这块玻璃。”
“他拿这块玻璃干什么？”孙子问。他已经拿起那块玻璃，正放在眼前照着玩，一片排红在他脸上流动，只有面孔的轮廓现出绿色。那是因为那块红玻璃不能将那苍白的脸色全部盖住的缘故。
“他照着玩，就像你现在这样，”祖母说。
“你脸色很自，”她说，摸着他脑门上的头发根，头发汗津津的。
“才不白呢！”他喊道，把那块玻璃猛地一扔。“要是我自，那是因为有的人生下来皮肤就是白的。”
“当然，”她说，语气里包含着一种嘲讽，那是专门冲这孩子来的，并没有伤害谁的意思。
“我能要这块玻璃吗？”他眼瞅着那块玻璃问。
“你要它干啥？”她问。
“我保存它，”他说，笨拙地来回挪动着两条腿。“作为一个秘密。”
“可是我知道这个秘密呀！”她说。
“这不太要紧。不管怎么说，你老了。”
“我们俩一块儿保守这个秘密，”她说，带着一种无需掩饰的快活，因为这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人。
回首往事，她想不起曾经和什么人分享过秘密。她自己的秘密在内心深处被一块块“铅板”筑成的高墙封锁着。
她把他领进餐具室。这间小屋与厨房相通，和另外几个房间一样，是后加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摆橱柜的过道。那里面摆满了架子、搁板。一头开着一扇窗户，让夏天的阳光经过百页窗的板条过滤之后懒洋洋地照射进来。倘若冬天，则是一缕小心翼翼地挤进来的淡淡的光。
祖母指给她的儿子——他确确实实是她的儿子——看那些罐子、腌肉的桶，还有一个用来捉苍蝇的、很奇妙的玻璃装置。这里面有许多罐子。金桔或者宝石一样的东西闪闪发光。他把那片红玻璃举到眼前，直勾勾地看那些金桔，直看得头晕目眩。
“金桔是整个儿的，”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的，”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她已经不想再领着他看这看那了。她想走开，到别处坐坐。“你可以用一根针扎个口，让精味进去。要不然是苦的，能把你的嘴唇弄得皱起来。你尝一个吗？”
“不，”他说。“谢谢。”
他眼瞅着别的那些东西。
他是不是有点儿与众不同呢？她问自己。男孩都爱吃金桔，让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父亲雷的嘴巴总是红红的，因吃糖或者油腻的东西而闪闪发光。他爱吃火腿肉上那点肥肉。可他这个男孩是个瘦弱苍白的男孩。
“我能看看上面那个铁盒子里装的东西吗？”他问。
那是一个上面画着小花的铁盒子。是一位杂货商送的礼物，也许是圣诞节送的，她已经忘了。她把它拿了下来，里面放的是一些花籽。可能是罂粟。她用牙齿嘎吱嘎吱地嚼了几颗，尝了尝，吐了出来。
“是些搁了好多年的破玩意儿，”她说。“我忘得连影儿也没了。”
还有些东西她也已经全然忘记。比如一罐罐早已腐烂变臭的东西。小男孩有时候一个人在那些盆盆罐罐中间东翻西找，看见了也不说什么。毫无疑问，他是爱他的祖母的，尽管有时并不表现出来。因此，有一天下午，当他听见她打嗝儿的时候，甚至假装没有听见。
“能给我这个盒子吗？”他问道。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她说，或者是打着呵久说，因为她困了。每天这个时候，她总要打一会儿盹。倒不一定真睡，她还没有真到老的时候呢！只是坐在一张椅子上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你要它干啥呢？”她问。
“放我的铅笔。我已经有十五支铅笔了，不算那些彩色的。”
“你要那么多铅笔干什么？”她问。她抽屉里有一个铅笔头，需要时就用它。
“写东西，”他说。
“什么样的东西？”她问。
他没说话，用手指尖抠着那扇木头门。
“我给你一个本子写东西，”她说。“那是我给你父亲的，他没用。后来，斯坦拿走了。他要它干啥，我一直也没有搞清楚。哦，他说，要开些单子。后来，我又在一个抽屉里看见了它，还是什么也没写。”
他谢了她。但他不想再说话了。
她也累了。于是他们从那个贮藏室走了出来，罐子里的水果静悄悄地待在那里头。她心里说，他是个乖孩子，就是脸色苍白。他要是死了可怎么办。要是和欧达乌德太太谈论这件事，这位女邻居恐怕总要说出那番话来。不过，塞尔玛一直是好好的。
祖母和小男孩从这幢房子走过去。在这个年纪的小男孩的眼睛里，这还是一幢很大的房子。祖母躺在一张跟她的身体正合适的椅子里，很快就要睡觉了。他呢，要从灌木丛下面爬过去，到那具有更大意义的空间去。在那颤动着树液、喷吐税沫、流动着绿色的屋顶之上是那广袤的苍穹。他只消注目而视，就可以将它劈斩成湛蓝的、颤动着的图案。
就这样，艾米·帕克坐在那张藤条编成的椅子里，脑子里想着什么，或者打着瞌睡。她正和她的小男孩说话。真有趣，我们能在一起聊聊天，她说，通常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在那株木兰树下，这些珠子是子弹，他说。别打我，雷。我不是雷，他大笑着说。你是雷。这不是子弹，是话。话就是子弹，她说，如果你想让它们成为子弹的话。我向他射击，一次又一次地射击，他站起来迎接更多的子弹。我在向你扫射，他咧嘴笑着说。可怕的话语开始向她迎面袭来，像连珠炮似的。啦啦啦啦啦——一枪对一枪。男孩笑着喊，不管是谁，你打呀！那不是俾坦，她浑身冒汗，雷，亲爱的，不是。你的爷爷对于你不过是个宁愿在工棚里继续钉东西也不回来喝茶的老头。过来，做个乖孩子。她的两片嘴唇向下弯曲着，显得很蠢。
艾米·帕克抚摸着她那张藤椅。她可怜巴巴地打了个盹已经醒来。只睡着一两分钟，可是湿乎乎地出了一身冷汗。她真想见见她钟爱着的某个人。
然而这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下午。
小男孩已经溜走了。她想，到时候，我总会不理解他的。会有某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沿着这条小路走过来，简直就拿她当笑话一样地看待。受过教育的人们把话里头的意思都给“漂白”光了，连什么色彩也没留下来。
她嘟哝了几句什么，用舌头润湿嘴唇。
“你说什么，妈妈？”儿媳妇问道。她一直在擦几个玻璃杯，擦干之后把它们放到一边，又给一个碗架子换了一张纸，先前那张已经脏了。还干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孩子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艾米·帕克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那意思是：我不会出什么事吧？下午做梦要比夜间的恶梦还折磨人。那梦境因周围正在进行着的生活的陪衬和渲染而越发野蛮地迫害睡觉的人。因为他已经被迫放弃了那正在进行着的生活。
“我想，他不会出什么事，”埃尔西说。她的信仰不允许她去预料什么打击，尽管她已经遭受了一次命运的打击。“他确实是个懂事的孩子。”
这位少妇本来想让婆婆再舒服一点，以为这样便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她看着这位老太太，看能不能帮她换个姿势坐，但同时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艾米·帕克不喜欢埃尔西。
她坐在那儿看埃尔西用钧针编织东西。她凝视着她那粗糙的、奶油色的皮肤。埃尔西头也不抬，就像平常那样专心一意地干手里的活儿，也因为没有什么可防备的。她那两条光滑的眉毛从不抬起来表示某种疑问，总是表现出一种无邪和恬静。
有一次，她变得容光焕发，满脸通红地笑着。她善于发表声明似地讲什么，而不善于娓娓动听地叙述，不过这次她似乎有什么事非讲一讲不可。
“我过去认识一个姑娘，一天到晚用钩针编织东西。她经常停下手里正钩着的活儿，计算针数，可是又经常忘记到底数了多少。因此，她总是织不成一个什么玩意儿，老是停在开头阶段。她钩各式各样的东西，有一次还要钩一床被子，还钩小孩戴的帽子。她给她的外甥们约东西。哦，有一次，我想她确实完成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块小垫布，还是她母亲帮她钩完的。她叫埃塞尔·邦宁顿。”
真让人厌烦。
哦，天呀！艾米·帕克心里想，我可听不清楚你说些什么！
每年这个时候，枯黄的草在牧场上矗立着，或者已经倒伏。大多数日子都在刮风。鸟儿在气流中浮动，发出悠长而缓慢的鸣叫，似乎完全被滞留在空中。两位妇人坐在一起，犹如陷入因为相互陪伴而造成的牢狱之中。
啊，天哪：艾米·帕克想，迟早要把我憋死的！
可是埃尔西还是一如既往，一来看望就住好几天，或者在这儿过周末，要嘛干脆待好几个星期。当然是带孩予来。她也帮着于点活儿，常给洗洗被单。有一次，她整理一块木棉褥垫。她知道怎样把它搞得蓬松。她爱她的婆母。她已经开了这个头，便不会有完结的时候。
艾米·帕克站了起来。她是不得已而为之。她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在埃尔西心目中留下什么印象。
就像以前许多次那样，她们在门廊下待着，埃尔西用钩针编织着什么。
“你跟我讲过的那个埃塞尔姑娘，”艾米·帕克说，“是你的一位亲戚吗？”
“哦，埃塞尔，”埃尔西红着脸笑道，“不是。”
“她看起来是那种傻姑娘。”
“可怜的埃塞尔，”埃尔西说，她跟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她念书可是蛮聪明的。考试她都能通过。她的脑瓜记条条可以。可是生活并不就是条条。所以埃塞尔总是搞得一塌糊涂。她喜欢用钩针编织东西。不过，她对她母亲很好。”
“真怪，用钩针来织。用毛衣针织就好了。”
“我喜欢用钩针。这样织让你心里觉得安宁，”埃尔西脸儿通红。
“这是那种织些小玩意儿的手工活儿，”艾米·帕克说。
埃尔西没吱声。
“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别需要心里安宁。”艾米·帕克说。“雷现在在哪儿，埃尔西？”
“他在干他的活儿，”埃尔西说。
“他又离开你走了吗？”艾米·帕克问。
“我也不知道，”埃尔西说。她正钩着的花样已经变得复杂起来。这图案是她选择的，是用亮光闪闪的米色丝线钩的一对一对的小玫瑰花。“他已经回来了。”
艾米·帕克开始可怜起埃尔西。她的皮肤似乎特别让人遗憾，粗糙，也很健康，从脖子以上总是红喷喷的。怀着这样一种可怜对方的心情，老太太自己的失败看起来算不了什么失败了，几乎是一种成功。她开始喜欢埃尔西了。
“你别紧抓着雷不放了，”艾米·帕克说。
在同样漆黑的夜晚，她曾经到格兰斯顿伯里，企图把他关进这同一个盒子里面。为了安全，她愿意将一切人类之爱都装到这个盒子里面保存起来。
“可我并不想紧紧抓住雷不放，”埃尔西说。“也不想抓住任何别人不放。”
别的她可能都不懂，但这一点她懂。
老太太望着她。
一团团的乌云和丝丝缕缕黄铜色的云雾所构成的天空，在这两个女人的头顶越垂越低，就好像压在她们头顶上一样。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这种变化是很不愉快的，充满了对她个人的威胁。但是少妇对此却无动于衷，或者是因为它太不具个人色彩了，所以不觉得害怕。在她这样无动于衷的时候，她完全可能被劈斩开来。风吹着她的头发，将她太阳穴上那些隐秘的地方暴露无遗。有一阵子，她的脸似乎不那么死板了。
只要有闪电照亮的瞬间，看埃尔西，或者窥探到她的内心深处，艾米·帕克便会明白，她已经开始爱她了。上帝会救我们，她心里说，埃尔西也许是强壮的。
暴风雨向这两个女人袭来了。她们的椅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她们笑着，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连忙拣起那团威胁着要从她们那儿逃走的丝线。风把她们刮得弯下腰，那样子软绵绵的并不常见。暴风雨的湿气和绿色的闪电把她们的眼睛映照得闪闪发光。
直到祖母突然想起什么，喊道：“孩子呢？这天气他可不能在外头待着！”
母亲依旧沉湎于她的思绪之中。
“他可能已经回来了，可不知道又钻到哪儿去了，”她说，“抚摸着、归拢着头发。
“还有斯坦。”
老太太想起她的丈夫。这阵子她把他忘了。现在她经常一整天一整天地把他忘在脑后。
两个妇人机械地迈着步子，走过那幢摇摇晃晃的屋子，希望找到她们想要寻找的东西。
“我们刚好赶了回来，”斯坦·帕克说。他正站在房子后面那扇纱门跟前，他从粗糙的脸颊上擦雨水的时候，那层纱还在抖动。
小男孩把脸贴到窗玻璃上，直到鼻子都压白了。透过雨水，他向外面张望着。
“瞧！”他兴奋地大声喊，回转头望着屋里的人们。“水底下的生活看起来一定是这个样子。对鱼来说就是这样。过来瞧呀！你们会明白的。”
可是谁也不去听信他瞬息间生出的奇想，也许压根儿就没听见他的话。人们的新发现从来都是说出来不如看见的那么光彩夺目。但是小男孩明白其中的底里。
“我没淋湿，”他大声嚷嚷着，甩开奶奶。她开始摸丈夫身上的雨水，现在已经不大为他着急了，但是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
“你们俩都湿透了，”她说，“不管怎么说，我的手摸上去是这样。”
她生气了。这是她的权利。
“不过是场小阵雨，”斯坦·帕克说。“稍微淋湿点儿，不碍事。”
他揉搓出一撮烟草，卷一支烟。
“要是生病了，谁负责呢？”怒气冲冲的妇人问道。
她的话一点儿作用都不起。可是最让她生气的是他那副坚韧不拔的样子。
“你负责嘛，”斯坦·帕克笑着说，舔了舔那张薄薄的卷烟纸。
男孩在这间干燥的、充满烟草气味的屋子里，现在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走过去站在爷爷跟前。他爱看人家怎样干这种琐碎的事情，也爱闻那个小胶皮口袋散发出来的气味——老头在那里面装烟草。
“让我来点好吗？”等那个细长的、窸窸窸窸直响的玩意儿卷好后他问。
“话是好说呀，”艾米·帕克说。她的一双眼睛因为已经为斯坦受过的磨难和还将为他而受的痛苦，进射着热烈的光。
有一次，她想拿起一把刀——不是冲她的丈夫，那对于他不会太痛，而是冲她自己——在两个Rx房分开的地方捅进去。在那偷懒而让人眩晕的闲暇的时候，她心里奇怪，刀子扎进去之后，会碰到什么呢？当他们看到血——大滴大滴充满了悔恨的血滴到地板上的时候，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快点儿，爸爸，”埃尔西说。对于她，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快去把你的衣服脱了。”
男孩眼巴巴地瞅着那点着了的纸开始闪烁了几下，然后便熄灭了。
老头很快就换衣服去了。
斯坦·帕克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一换衣服就变样。不同的衣服穿在他的妻子艾米身上，就能进射出各不相同的神秘的光彩。可是丈夫要更纯正些，这也使得他让人生气。不过，到了这个年龄，不管怎么说，他已经看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了，也能解释清楚人们一招一式所包含的意思。他的生活的脸力并没有因为这样地不加虚饰而有稍许的减弱。他在心里说，要是妻子死了，他就在一间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的小屋里生活。他可以把他所有的家当都捆进两个箱子里，挂到墙上钉着的挂钩上；不过，妻子还没死，而且他高兴地承认，她看起来还不像要死的样子。他确实爱他的妻子．尽管她常常简直要捏碎他的下巴骨。
他们一辈子生活在J起，养成了一些简单的习惯。比方他们都爱煮肉吃，因为容易消化。她已经习惯于半夜醒来，听他在黑暗中摸摸索索。他总是在大约半夜一点钟起来撒尿。然后，他们就在梦境中漂流。天亮前最后一觉睡得更香。
斯坦·帕克从来都没有像下雷暴雨或者说是小阵雨把他淋湿的那个夜晚把事情看得那样清楚。切开牛肉之后，他看了看妻子，她头顶的头发已经变稀了。生气之后，现在还不到她抬起头或者说什么话的时候呢。他又看了看孙子。他正用湿润润的手指尖归拢面包渣儿，然后用猪一样的舌头舔着吃。母亲待在那儿像是随时准备保护谁似的。
老头扔下那把切向的刀子，发出震耳的响声。
“哎哟！”妻子抱怨着，抓住心口窝。
电灯光下，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埃尔西又开始讲她认识的某个人的故事了。
可是这老头儿焕发出的光彩把所有别的东西都淹没了。在他那个光华四射的世界里，很快，一切都开始浮动起来。他把正做着的书架的隔板又归拢到一块儿。最近几年，他又染上了做木匠活的癖好。他能以一种特殊的敏感看出正在加工的那块木头的纹理，也能看出靠近楔形样的那个小缺口。这个缺口因为会在家具上留下瑕疵而一直让他不安。要不然，他于出的活计那种简单朴素和用料合理会使他十分满意。
他眼瞅着这堆活儿坐了一会儿之后，那相当粗糙的、富于同情的面颊上露出了微笑。他猛然说：“我想，我该上床睡觉了。今天早点儿休息。”
“他呀，”等他走了以后，艾米·帕克说，“他是感冒了。”
因为自己一直有点发烧，她早就感觉到这一点了。接下去，倘有什么不幸，她肯定是那悲剧的中心。
夜里，她听丈夫睡觉，还抚摸了他一两次。他是睡着了还是故意不理她，她就说不清楚了。
于是她睡了。在她熟睡的时候丈夫醒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望着沉沉的夜色。他发烧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头晕目眩。他经历过、看到过的所有那些事情都充溢着一种简洁与完美，浮现在眼前。在小屋浓重的夜色之中，他回忆起来的任何行为都像刚刚刨过的木板一样栩栩如生、实实在在。可是他那张刻板的脸却并不是充满自信。那张胜在枕头上回过来掉过去，发出窸窸窸窸的声音。他口干舌燥，很想问些问题。当然不是问他的妻子，因为她是不会知道的，而是问他还未曾发现的那个秘密的、知识的源泉。于是，他躺在那里，思索着，看着各种东西。他周围明亮而灼热的光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他很想读点用大号字母印刷的什么东西。但是由于没有这种可能性，便只好一边在枕头上蹭着面颊，一边抚摸着身上的关节。现在他总觉得很累，有时候甚至痛苦。那是一种短暂的痛苦。有时，他嘟哝几句什么，表达出自己的痛苦与失望。啊，上帝！呵，上帝！他不时叨叨着，不过声音很轻，很轻，就像飘落下来的银末。
有一次，老头垂着眼睑，看见他们又站在那间工棚里面，脚下全是刨花，缠绕着他们的脚脖子。跟他一块儿的当然是那个小男孩。因为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候，他脑子里尽想他的孙子，虽然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奇妙，几乎只限于这个工棚之内。一出工棚就如同路人。至少很少讲话。而在工棚里面的时候，他们每一次的谈话都是那样坦率、真诚。
“瞧，”老头用他锋利的推刨只一下便推出那块木头的一个面，“就像一张地图。这是山，这是山顶。这个圆的是最高峰。”
“是呀，”男孩说。“还有大河，这是海湾。”
“我小时候，”祖父说，“有时候用蓝铅笔画地图和海湾的阴影部分。墨西哥湾，那可真是个很大的海湾呀！”
“我不怎么会画，”男孩说。
“你将来想干什么呢？”
“我想写一首诗，”男孩说。
“关于诗歌你都知道些什么？你读过吗？”
“没有，”男孩说。他咬着腮帮子里面的肉。“不过我知道点儿。”
在这个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男孩舒展双臂，直到拥抱了整个世界。他大睁着一双眼睛。
“爷爷，有些事你是不是天生就懂？”
现在，老人家被囚禁在这张床的樊笼之内，便无法作答。他的喉咙于得厉害。当这种狂热与幼稚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的时候，他明白他还有些事情要做。于是他怀着坦露胸襟便能得到恢复自信的希望，使劲儿在枕头上朝后仰了仰脑袋，搅动了黑暗。
然而，却是早晨照进来的光线。
该起床了，斯坦。似乎是妻子沉重的眼皮在这样说。
“我觉得特别不舒服，艾米，”老头说。“看来你非得去找杰克·芬莱森帮忙侍弄奶牛了。”
这以后，斯坦·帕克病了一阵子。他得了胸膜炎。不过大家照料他，一直到他病好。杰克·芬莱森来了。他很愿意帮忙。他人还不错，可是自己家的事总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妻子莫莉也来做些零碎的事情。她总是坐在门口一边喝奶茶，一边讲些奇闻轶事。人们干着的这些事情斯坦·帕克都看在眼里，但也只能听之任之。他也不着急了，只是在人们叫他起来的时候，他才爬起来，还依靠人家支撑着他胳肢窝帮一把。没多久，他就又能穿着肥大的衣衫慢慢走动了。
然而，他似乎对自己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恢复期间，他经常向外面张望，冷眼瞅着别人。他们大都情愿掉转头跟他的妻子说话。当然，他没有完全好。他看人时有个习惯，似乎他们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东西。被看的人当然不喜欢，因为他们不能回转身，弄确实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
而斯坦却为他看到的那些全新的东西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