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对的对立限定你的渴望，而那些渴望会把你禁锢。
——禅逊尼警句
“你故意放他们走，丹尼尔!”
那位老妇人用她花园围裙那带着污渍的前摆擦着手。她周围是一副夏日清晨的模样，鲜花盛开，鸟儿在附近的树丛间鸣叫。天空似乎有些薄雾，地平线附近闪着黄色的光芒。
“不，马蒂，不是故意的。”丹尼尔说。他摘下他的卷边帽，在换帽子前擦了擦浓密的灰白胡茬儿：“他让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他看到了我们，但是我没想到他还看见了网。”
“我为他们挑了这么好的一颗星球，”马蒂说，“最好的一颗。对他们的能力来说是个挑战。”
“现在埋怨这些没什么用，”丹尼尔说，“现在他们已经在我们碰不到的地方了。不过，他那时候已经焦头烂额，我还以为能轻易抓住他。”
“他们还有个特莱拉尊主，”马蒂说，“他们在网下的时候我看见他了。我本来是那么想再研究一个尊主的。”
“不明白有什么必要。他们总对着我们低语，总是让人想把他们踩在脚下。我不喜欢那么对待尊主，你知道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他们不是神，丹尼尔。”
“我们也不是。”
“我还是认为你把他们放走了。你太急着要剪你那些玫瑰了!”
“不管怎么说，你要对尊主说什么？”丹尼尔问道。
“他要是问我们是谁的时候，我就开玩笑。他们总是那么问。我就说：‘你以为呢，长着飘逸胡须的上帝本人？’”
丹尼尔轻笑着：“那肯定会很有趣。他们很难接受变脸者可以独立于他们的事实。”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个自然结果。他们给我们吸收别人记忆和经历的力量，把那些东西收集足够以后……”
“我们拿来的是人格，马蒂。”
“不管是什么吧。那些尊主本来应该能猜到，有一天我们收集到足够的记忆和经历以后，就能够对我们自己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还有他们的未来？”
“哦，原本把他放到他该在的位置上后，我会向他道歉的。凭什么你可以安排别人那么多事情，那是不是不对，丹尼尔？”
“你脸上一副那种表情的时候，马蒂，我就要去修剪我的玫瑰了。”他退回到一排灌木丛中，那些灌木丛叶子青翠，开着和他的脑袋一样大的花朵。
马蒂在他身后叫他：“收集过的人足够多，就得到了一个大知识库，丹尼尔!那就是我要告诉他的。还有舰上那些贝尼·杰瑟里特!我会告诉他们我有她们中的多少人。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窥视她们的时候，她们感觉有多疏远？”
丹尼尔弯腰摆弄着他的黑玫瑰。
她在后面盯着他，手支着屁股。
“更别说门泰特了，”他说，“那艘舰上有两个——都是死灵。你想和门泰特玩玩？”
“尊主们也总想控制他们。”她说。
“那个尊主如果要对那个大个儿的搞鬼，会有麻烦的，”丹尼尔说着从他的玫瑰根上剪掉了一个地面上的芽，“天，这个真漂亮。”
“又是门泰特!”马蒂叫道，“我本来要告诉他们，门泰特多得很，不值几分钱。”
“几分钱？我不认为他们会理解那个词，马蒂。圣母们也许会，但那个大门泰特不会。挖掘那么远的记忆会让他的意识变得稀疏，他不可能还能回得来。”
“你知道你放走了什么吗，丹尼尔？”她追问道，在他身后跟了上来，“那个尊主胸前有枚零熵胶囊，里面也都是死灵细胞!”
“我看见了。”
“所以你才让他们走的!”
“没让他们走。”他的剪刀窸窸作响，“交给那些死灵。他们会欢迎他的。”
这本书，依然献给贝弗，我的朋友、妻子、可靠的帮手，也是命名本书的人。本书出版之时，斯人已逝，下面的话是在她去世后的凌晨写下的，这段话应该可以告诉你她给我带来的灵感。
关于贝弗，我能说的最美好的事之一，就是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岁月中，没什么是需要忘记的，连她优雅离世的时刻也值得我铭记。在那一刻，她最后一次为我献上了爱的礼物：宁静平和地离去。她曾经无悲无惧地谈起这件事，以此让我自己的恐惧消弭。向你展示无须害怕死亡，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礼物？
正式的讣告将是这样的：贝弗利·安·斯图尔特·福布斯·赫伯特，1926年10月20日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1984年2月7日下午5时5分卒于毛伊岛的卡瓦拉。我知道她不喜欢过于正式，这已经是她能忍受的极限。她让我保证不举行那种“我的身体供人观看，牧师在前面讲道”的传统葬礼。她说：“那时我已经不在那具身体里了，但它应该拥有更多的尊严，而不是供人观看。”
她坚持说我最多可以将她火化后，把骨灰撒在她心爱的卡瓦拉：“在那里，我感到了无尽的平和与爱。”唯一的仪式就是——亲朋好友们听着《忧愁河上的金桥》，看着骨灰撒落。
她知道那时会有泪水，就如现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一样，但在她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常说流泪无益。她觉得眼泪来自我们的动物本性。狗失去主人也会哀嚎。
人类意识的另一部分主导着她的生活：精神。不是任何愚蠢的、宗教上的精神，也和多数相信招魂的人口中的这个词并无关联。对贝弗来说，那是照耀她所遇到一切的意识之光。正因为这样，尽管心怀悲伤，甚至是沉浸在悲伤之中，我也可以说由于她给我的，并将继续给予我的爱，喜悦充满我的灵魂。在她逝去的悲痛中，没有什么能比得过我们共同的爱。
她为撒落骨灰的时刻选的那首歌，是我们常常对彼此说的话——她是我的桥，我是她的梁。这是我们婚姻的缩影。
1946年6月20日，我们在西雅图的一位部长面前举行了仪式，开始了这段彼此共享的旅途。我们的蜜月是在斯诺夸尔米国家森林的凯莱·巴特度过的，那顶上有一座消防瞭望塔。我们的住处十二英尺见方，顶上是六英尺见方的圆顶，多数空间都塞满了火灾巡查器，只要看到有烟，我们就能定位火灾发生的地点。
在这狭窄的房间内，有台弹簧动力的维克多牌留声机，一张桌子上还满满地放着两台便携式打字机，我们一起把生活安排得相当惬意：用工作来支持音乐、写作，还有其他生活带来的乐事的开销。
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都兴高采烈。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也有无聊的时刻，有恐惧，有痛苦。但总还有欢乐。即便在最后时分，贝弗还是可以微笑着告诉我说，我帮她躺在枕头上的位置非常好，说我给她做的轻轻按摩帮她减轻了背痛，还有其他一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做到的事。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除了我，她不想让任何人碰她。但我们的婚姻生活创造了这样一种爱和信任的纽带，她经常说我为她做的事情就像她自己做的一样。虽然我必须提供最贴心的照顾，像照顾婴儿一样，但她没有感到被冒犯，也没有说她的尊严受到了打击。当我抱着她让她更舒服些，或是给她洗澡的时候，贝弗的胳膊总是环绕着我的肩膀，脸也像以前一样依偎着我的脖颈。
要传达出那时的愉悦之情是很困难的，但我向你保证，一切千真万确。那是灵魂的愉悦，甚至是面对死亡时仍能感到的灵魂的愉悦。她离开的时候，我和主治医生分别握着她的手，医生的眼里闪着泪光，说出了我和很多人谈起她时都会说的话。
“她走得从容、优雅。”
许多看到这种优雅的人都不理解。我还记得黎明前几个小时，我们住进医院，准备迎接第一个儿子的情景。我们一直笑着。医护人员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分娩是痛苦又危险的事，分娩时母亲死亡的事也并不罕见，这些人笑什么？
我们笑是因为想到新生命的诞生，那是我们两人的一部分，这种念头让我们充满了幸福感。我们笑是因为这家医院正是在贝弗出生那家医院的地址上建起来的。这种延续是多么奇妙!
笑是会传染的，很快，在去产房的路上，我们遇到的其他人也都面带微笑。不以为然变成了欣然接受。笑是她在面对压力时的优雅音符。
她也是在为那些持续不断诞生的新事物献上笑容。她总能在遇到的一切中找到可以激发她感官的新发现。贝弗有种纯真无邪的态度，是种自我的成熟。她想在每件事、每个人身上发现美好。因此，她总会在他人身上得到类似的回应。
“报复是孩子才做的事，”她说，“只有根本上还没成熟的人才想那么做。”
大家都知道，她会打电话给冒犯她的人，恳请他们放下破坏性的感情：“让我们做朋友吧。”她去世后，很多我并不认识的人的慰问潮水般涌来，让我感到很惊讶。
这是她的典型做法：她想让我给1974年为她治疗的放射科医生打电话，这段治疗很可能是她去世最主要的原因。她想让我感谢他“给了我这十年的美好时光。一定要让他明白，我知道，在我因为癌症将死之时，他已经为我做出了最大努力。他把工作做到了极致，我想让他知道我的感激之情”。
当我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心里满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所以应该也不难理解我不想也不需要去忘记任何一刻。多数人只是在她生活的外围徘徊，我却以最亲密的方式与她共同分享，她做的每件事都给我力量。如果不是她在之前的岁月里毫无保留，全心付出，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我就不可能完成那些必须去做的事，给她力量，回报她。我认为那是我最幸运的事，是最伟大的特权。
弗兰克·赫伯特
华盛顿，汤森港
198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