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我去打听的时候，有我一封信。我只把信的末尾抄在这里：
“你来的时候，麻烦你把信封给我的男仆人奥斯汀看看，因为他必须采取每项预防措施保护我，以防那些自称为‘新闻记者’的流氓闯入。你忠实的乔治·爱德华·查伦杰”
我给塔尔甫·亨利念了这封信。他早早地来了，要听听我冒险的结果。
我收到信的时候差不多是十点半，但是拉我去赴约会的出租汽车绕来绕去花了好长时间，一个说不上多大年龄的怪人开了门，后来我发现他是司机，他用蓝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说好了见你吗？”他问。
“约好的。”
“有信吗？”
我拿出了信封。
“好！”他象是个话不多的人。跟着他走过过道，我突然被从饭厅门里走出来的一个小个子妇女拦住了。她是位活泼的黑眼睛的太太，类型上如果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更象法国人。
“等一下，”她说，“你可以等一下，奥斯汀。请到这里来，先生。可不可以问问，你以前见过我的丈夫吗？”
“没有，夫人。我没有过这种荣幸。”
“那么我预先向你道歉。我必须告诉你，他是一个完全令人不能忍受的人——绝对地令人不能忍受。要是他象要动手了，赶快离开那屋子。不要等着和他辩论，好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伤了。而后丑事弄得尽人皆知，影响到我，也影响我们大家。我想你不是为了南美的事要见他吧？”
我不能跟一位太太撒谎。
“天哪！那是最惹乱子的题目。他说的你不会相信一个字——我是这么确信的。不过别跟他这么讲，因为这会使他暴跳如雷。假装着相信他，什么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记住，他自己是相信那些的。有一点你可以相信，从来没有过比他更诚实的人了。不要再呆了，要不他会疑心的。假如你看出有危险——真正的危险——请打铃，我会来的。”
一边说着这些鼓舞人勇气的话，这位太太把门打开了。在我们简短交谈的时候，象铜像那样站立等着的奥斯汀，带我到了过道的尽头。在门上轻拍了一下，从里面传出了一声公牛似的吼叫，我和教授面对面了。
他坐在宽桌子后面的转椅上，桌子上被书、地图和图表盖满了。我进去的时候，他的椅子转过来冲着我，他的相貌使我止步了。我原准备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但没想到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感觉压抑的人物。他的脑袋大极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脑袋有那么大。我相信他的帽子，如果我冒冒失失地戴上，会从我的头一直扣到我的肩上。他长着黑黑的大胡子，前庭巨大。一簇簇密密的黑头发下的眼睛是蓝灰色的，非常明亮，非常锐利，非常咄咄逼人。高出桌面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是宽大的肩膀和桶似的胸膛，另外是两只长满长长黑毛的大手。这些和牛吼似的声音，是我对查伦杰教授的最初印象。
“嗯？”他说，傲慢地盯着我。“什么事？“
“你太好了，先生，允许约见我。”我说，拿出了他写的信封。
他从书桌里拿出我的信来，摆在他面前。
“噢，你就是那个连简单东西都不懂的年轻人，是你吧？照我理解你对我的总结论极为善意地表示赞同？”
“完全是，先生。完全是。”
“天哪！这就使我的见解极为巩固了，不是吗？你的年龄和相貌使你的支持很有价值。嗯，至少你比维也纳那群蠢猪强。”
他盯着我。
“他们是很不象话。”
“我向你说实活，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好吧，先生，我们来做能够缩短这次访问的事情吧。这次访问对你很难是愉快的，对我是很不愉快的。我想你有些什么建议要说。”
他傲慢的直截了当的这种方式使事情难办了。而事情在到来以前却象是简单极了。哦，我那爱尔兰人的才智，当我极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现在就不能帮助我了吗？他的两只尖锐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讲吧，讲吧！”他说。
“我当然只能算一个学生，”我带着快乐的微笑说。“就在我同意你的同时，我看你象是在这件事上对魏司曼太严厉点了。从打那日子以来，不是有普遍的证据，嗯！巩固了他的见解了吗？”
“什么证据？”他带着威胁人的镇静说。
“嗯，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可以称做明确的证据。我的意思是指一般的科学观点，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他极其认真地向前探了探身子。
“我想你是觉得——”他说了点什么关于恒定因子的事。恒定因子我根本不懂，但勇敢地回答道：
“自然是了。”
他跟着又说了的几句话我也不懂，可是每句话说过我都故意惊叹地叫道“毫无疑问”或者“哎呀，肯定是！”我对自己的表演非常得意。
“但是那证明什么呢？”他用温和的声音问道。
“哎，到底是什么呢？”我嘟嚷着。“它证明什么呢，”
“要我告诉你吗？”他问。
“请吧！”
“它证明，”他突然咆哮起来，“你是个下贱的、四条腿走路的新闻记者，对科学根本不懂！”
他跳将起来，眼睛里燃着怒火。尽管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还是在一瞬间惊奇地发现，他个子很小很小，脑袋不过顶我的肩膀头。
“莫名其妙！”他喊着，手指头支撑在桌子上，身体向前探着。“先生，我一直跟你谈的是科学上毫无意义的话。你以为你能骗我吗？你认为你们的称赞可以造就一个人，而你们的责难可以毁掉一个人吗？爬虫，我知道你们。你玩了一场有点危险的游戏，我想你输了。”
“注意，先生，”我说，倒退到门边把它打开了。“你可以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准你碰我。”
“不准我？”他以一种威胁的样儿慢慢地向前走来，但是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了，两只大手插在他那件象男孩穿的短夹克的口袋里。“你们中已有几个被我从这屋子里扔出去过。你将是第四个或第五个。每个破费三镑十五先令。贵，但是很必要。现在，先生，为什么你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呢？我倒认为肯定应该一样，”他恢复了他那令人不快的前进。
我逐渐来火了。原先我是不对的，但这个人的威胁使我处于有理的地位。
“放下你的手，先生，我不允许这样。”
“你不允许这样，啊？”
“不要做这样的傻瓜，教授！”我叫道。“你能得到什么。我体重二百二十四磅，身体结实，每星期六我代表伦敦的爱尔兰人赛橄榄球。我不是那种人——”
就在这时候，他冲向我。幸好我已经把门打开了。我们滚打在一起，一起滚过了过道。我的嘴里满是他的胡子。
奥斯汀已经把前厅的门打开了，我们俩滚下了台阶。
查伦杰首先站了起来。
“领教够了吗？”他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个坏透了的蠢牛！”我站了起来，叫道。
他正要再向我冲来，但就在这时，一个警察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
“这都是怎么了？你应该感到羞耻，”警察说。“嗯，那么。是怎么了？”他说着，转过身来。
“这个人先打了我，”我说。
“你先打他了吗？”警察问。
教授费劲地喘着气，没说什么。
“也不是第一次，”警察说，很严肃地摇着他的头。“上个月你也惹了这样的乱子。你把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打青了。”
“怪我自己不好，”我急忙地说。
警察阖上了他的记事本。
“不要再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了，”他说。“喂，走开，好啦，走开！”他对着几个围找过来的女人说。教授望着我，他的眼光里藏着点什么幽默意味的东西。
“进来！”他说。“我跟你的事还没结束哪！”
我跟他进了屋子，那铜像般的奥斯汀，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