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黄德基的为人，不这样做才不正常了。你不是说，刚好到了要发工资的时候，工人就被抓走了。这一抓走，你们就不用付工资了。真他妈缺德。
李中标说：你说对了。可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工人是黄德基派人抓的。
我冷笑说：得了吧，以你的聪明，还想不到这一点？
李中标脸胀得发黑，发誓说：我真没想到，当然，心里也有过怀疑，但那时只想着快点招人交货，没有深想。
对于李中标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我无法得知。但李中标是个聪明人，黄德基那么简单的办法，他不可能看不穿。也许，他看穿了不想戳穿，也许，这本来就是他和黄德基两人商定的办法。李中标接着说：
有一天，我押车去紫郁工艺厂交货。我们这两个月，许多的单，都是紫郁厂做不完外发给我们的。去交货的时，和紫郁厂的管理员聊了几句，我说你们厂好啊，做不完的货，工资一定很高吧。那位告诉我，这几个月，厂里的单一直不足，工人晚上八点就下班了。我心里就产生了另一个疑惑，这家厂自己开工都不足，为什么还要把这么多单外发给我们？后来送货时我留了心，发现这样的情况不是紫郁厂一家，好几家发单给我们做的厂，自己开工都不足。我隐约感觉到，我们这些订单来得不简单。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离开黄德基的想法，但我并不想那么快离开。我当时想，做两年，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们应该会成为一家正规的工艺厂，我也会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到那时，我会积蓄足够的力量，然后跳出黄德基的掌控自己单干。到了这年年底，我提出分红，黄德基给我分了红。虽说这家工厂开工时所有的钱都是我出的，不过也就是区区一万块不到，黄德基许诺给我的股份是百分之四十。第一年下来，净赚了三十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要是能分百分之四十，就是十二万。我想，拿着这十二万，我就能自立门户了。这一年来，我对玩具这一行比较熟悉了，也通过各种渠道，接识了几个香港贸易公司的老板。珠三角大多数玩具厂，是从他们手中接的二手单。黄德基信守了他的承诺，分给了我十二万，不过，这十二万并没有打到我的账户上来，他自己的那一份也没有拿走，黄德基说出了他的发展计划。他的计划打动了我。他对我坦诚相告，说他知道，他对工人做的那些事，我可能猜到了，还有要挟那些工厂均订单给我们的事，他也如实相告。黄德基说，没办法，原始积累，不黑一点，猴年马月才能发财。又说，我是让人抓走了那些打工妹，但我没有送她们去收容所，而是一车拉到了广州，恐吓她们再也不许到溪头村，否则就送她们去收容所。我还是有点讲良心的。黄德基这样说。他这样一说，我也觉得，这样做是很仁慈爱的，我们对那些打工妹也算仁至义尽了。在那个老板们开始疯狂原始积累的时代，珠三角遍地黑工厂，我们这样的做法，虽然不光彩，但也算不得最黑，至少，没有将她们送进收容所，只是让她们白干了三个月，而让那些厂均单给我们做，不过是黑吃黑，哪家厂子不黑？黄德基说服了我，内心的罪恶感就消除了。黄德基说，你得承认，我们这一年发展之快超乎你的想象，如果老老实实做，我们现在还是个十来人的小作坊，永远也无法赚到第一桶金。黄德基说他想好了，要在第二工业区里租一栋厂房，从明年起，正规经营。要有自己的设计室，有自己的业务团队，有稳定的工人，除了做彩绘，做装配，玩具生产所有的工艺我们都要自己来做，从设计、注塑、波丽生产到布艺。我们要成为本镇玩具行业的龙头老大，乃至珠三角玩具行业的龙头老大。黄德基激动地说。不得不承认，黄德基描绘的蓝图轻易打消了我自立门户的想法。黄德基立下的目标，是第二年争取利润过百万。第二年，一切都在黄德基的预想中发展，1997香港回归之后，珠三角的经济开始了蓬勃发展，玩具行业迎来了黄金时期。我也渐渐接受了黄德基行事的风格。工厂赚了钱，黄德基从厂里的支出渐渐多了起来，他说这些钱都是用来跑业务打点用的，我知道，他的这些钱，都用在了打点上司，为他升迁铺路。黄德基说，他的官做得越大，我们的钱会赚得越多。我们的钱赚得越多，他的官就会做得越大。一切果如他所料。只是，我不想陷在里面，有了第一桶金，而且是很大的一桶金之后，我急于想将自己洗白，我想做一名企业家，而不是一个只会赚钱的生意人。我再次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黄德基从厂里支钱，我也做假账，想办法把公司的钱转出来。工厂走上正轨后，黄德基不再用威胁去抢业务了，我们组成了自己的业务团队。黄德基对工厂的控制能力变弱了，而我的能力在变强。这年底，黄德基升任了溪头镇派出所的副所长。黄德基和我商量，说做玩具终归只是代工企业，这一行入行低，现在做玩具加工的厂太多了，加之《劳动法》在慢慢的落实，工人工资上涨，行业间恶性竞争激烈，玩具行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我们要利用手上的资金转行。我问他做哪一行。黄德基说他现在做派出所副所长，再过两年肯定能做到所长，将来做到公安局的局长，政法委书记，进入常委班子都是有可能的。黄德基说出了他的计划，开酒店。当然，主要是经营KTV和夜总会。我说这是我们完全不懂的行业。黄德基说，当初做玩具我们也不懂。我再一次遵从了黄德基的旨意，在溪头开起了KTV夜总会。那时镇上的夜总会多如牛毛，竞争激烈。但我们夜总会有黄德基为背景，从来没有派出所光顾，更没有消防工商什么的来勒索，生意格外火爆。
我说，那马有贵是什么时候离开你们的呢？你们发达了，马有贵就没有跟着捞个仨瓜俩枣的？
李中标说：性格即命运。其实，我是很帮衬马有贵的。工厂发展起来后，我让马有贵做后勤主管，负责工厂里二百来号人的生活。你知道，那会儿，管后勤是个肥差，没有哪家工厂[同后勤的不捞，反正有人要捞，不如让自家兄弟得点实惠。再说了，马有贵这人胸无大志，也就捞点小钱，真给他大钱他也不敢捞。不知是因了什么事，他得罪了黄德基，黄德基让我把他炒掉。我问黄德基为什么，黄德基没说，只是骂，什么狗东西，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又说，狗狼养的，敢要挟老子，老子生平最恨被人要挟。又说，你今天就炒了他，转告他，让他滚出溪头，千万别让我见到，否则见一次打一次。我找马有贵，问他做了什么事，惹得大老板这么生气。那时，我们把黄德基叫大老板，工厂里的人叫我二老板。马有贵低下了头，只说他错了，也没说他干了什么。我说大老板很生气，让我炒了你。让你从溪头镇消失，否则他见你一次打一次。后来我听说，大约是马有贵色胆包天，把黄德基包养的一个女人给搞了。我问马有贵，马有贵说没有的事。马有贵走了，我给他结多了三个月的工资，还按《劳动法》，另给了他两个月的补偿。后来，大约半年后，他来找我，说想开家小餐馆，缺点钱，问我借。我借给了他五千。再过半年，他又来了，说小餐馆生意不好，他想开家电话超市，问我借一万。我借给了他三千。再后来，给我打电话，又是借钱，我没有钱给他。从此，再没了联系，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在李中标的讲述中，我大约了解了他的发迹史。他们真正赚得大钱，是在开夜总会后。他也明白，他没必要自立门户。黄德基用他的公权力，为公司赚得更多的钱，他又用公司赚得的钱，为黄德基争取到了更大的权力。他们真正分开，是在公务员法实施之后。那时，黄德基已经是公安局副局长兼治安大队大队长。黄德基不再是他们合伙公司的法人代表，也不再在公司任职。李中标成了法人，董事长。资产也进行了分割。当然，不是按当初他们约定的四六开。李中标说，事实上，从玩具作坊开始，到他和黄德基分割独立，整整十一年，他最后从公司里拿到的不足五百万。他说他接过来的不过是一家空壳的公司。
李中标在讲述他后来的经营时，有意和黄德基切割。李中标强调，他的事业真正发展壮大，是在离开黄德基后。我问李中标现在和黄德基还有往来吗，李中标说基本上没有，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但是我知道，李中标没有对我说实话。他和黄德基的关系不会这样简单。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们耐心听我讲述。
和李中标的一番长谈，我最深的感受是，我已不是过去的我，李中标也不再是过去的李中标。我们不再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对往事的共同回忆，缝合不了我们之间出现的隔阂。我不知道李中标在讲述中隐瞒了什么，还是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前者，但我又自问，为什么，我不能再象当年一样，无条件地信任他。当我不再信任他时，我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再那样信任我。我是多么渴望回到过去，回到那奔走在南方烈日下找工的过去，回到那共同在烂尾楼栖身的过去，回到一袋方便面两人共吃一瓶自来水两人共喝的过去，回到同进退的过去。
时位之移人也，我知道，一切不可能重来。
李中标是著名的慈善家，比起那些在资本原始积累期双手沾满血腥与肮脏却自认清白的商人来说，李中标是了不起的，他能用赚取的钱回馈社会。但是，是否他捐赠一些钱，帮助一些人，就可以将过去的罪恶一笔勾消？有些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何况，是人命关天的事。
我知道，让李中标站出来说出过往，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也相信，如他所言，他以现在这样的方式赎罪，可能更有实际意义。李中标这样对我讲时，我甚至被他说动了，可是，当李中标离去，我独自睡在他为我开好的五星级酒店的大**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以我多年打工的经历，我知道，在广东，在中国，现在的超级富豪们，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时，双手大多沾满了罪恶。这样说，可能有许多老板、企业家会反对，但事实如此。问题是，时至今日，不见有一个企业家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罪恶。那么多人在“文革”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这罪恶可能如影随形跟随他们一辈子，但是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对过去所作所为忏悔了，就算不忏悔，公众也不会忘记那些恶的存在，但对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恶，却是隐秘的，不为人知，或者少为人知，或者少数人心照不宣。如果，我当时想，如果有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勇敢地站出来，坦诚自己曾经的罪恶，那么他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一问题。
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利，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伟大的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说要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的利益时，无条件地站在了资本一方，于是，资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而在改革开放初，地方默许了资本以肮脏的方式积累，比如没完没了地加班，比如低廉的工资标准，比如以随时让务工者失去自由的治安条例让务工者处于紧张状态，从而形成对黑工厂的依赖，帮助黑工厂完成对工人的控制。我们要承认，当时的中国，资本紧缺，国家需要积累财富。但总设计师的设计是，当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纵容商人以各种方式完成资本积累时，和商人有一个契约，这个契约的条件是，容许商人胡作非为无视人道甚至法律，契约规定的义务是，先富要带动后富共同富裕。问题是，许多年过去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流油，富可敌国，但没有哪个先富起来的人，觉得他有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责任和义务。每当有媒体试图审视企业家的原罪时，总会有人跳出来，认为这是在进行道德审判。殊不知，这并不是道德审判，而是在促使他们完成合约。问题是，当初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签先富带动后富的契约，而是将此放在了道德层面，因此，后来的审判就只能基于道德层面。而道德层面的审判，往往是无力的，因为我们无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我们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基础，并不是基于我们道德上比被审判者高尚，而是我们在道德上的运气比被审判者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人的问题》一书中，就曾讨论过道德问题，并认为，道德上的运气影响着一个人的道德呈现。康德说，运气的好坏，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某人及行为的道德判断，也不应当影响他对自己的道德评估。内格尔指出，在对其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对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合意性或有用性进行判断时，我们往往会忽略，道德时时会面临来自现实层面的威胁。
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认为，我谈论道德的运气过于的抽象，想请我举例说明。那我就举例说明我的观点。先举一个例子，这是内格尔举的例子。如果某人饮酒过度，他的车突然转变冲到人行道上，如果路上没有行人，他可以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幸运的。如果路上有行人，他将为了他们的伤亡受责。并且可能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而如果他没有伤到人，虽然他的过失是一样的，他的违法程度却要减轻许多，他对自己的责备和他人对他的责备都要减轻许多。再举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当时，小悦悦被车撞倒，前后有十八路人经过，但是没人对她施以援手，最后是一位收垃圾的老婆婆伸出了她的手。这一事件经媒体报导后，佛山一度被人指责为道德败坏之城，而那十八个路人，被指责，被人肉，差不多发起了一场全民对十八路人的道德审判。一时间，媒体上充斥着对十八路人的指责和对老婆婆的赞美。对老婆婆的赞美是应该的，但是，对那十八路人的指责，是十足的道德审判。政府有关部门还召集了一群知识份子召开讨论会，讨论十八路人的问题。我曾有幸被作为专家邀请参加那次讨论，在会上，所有的专家都将自己假定成为了高尚者，对十八路人的冷血进行声讨，并对全社会道德底线下滑进行反思。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各位专家以为自己如果经过一定会施以援手，很好，可是我要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当时经，过是否会伸出援手。也许我会是那个老婆婆，也许，我会是那第十九个路人。在我们不能确定会作何选择时，没有理由将自己假定为那个老婆婆，而应将自己假定为那十八路人中的一员。我们之所以能坐在这里夸夸其谈理直气壮地指责那十八路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比那十八路人高尚，无非是，我们在道德上的运气比他们好，他们经受了一次道德检验，而我们没有。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受到了围攻，他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水准，相信自己一定会施以援手，还有人举出了自己爱小动物，有过救助流浪小动物的经历，还有人举出自己帮扶贫困失学儿童的例子，来证明自己道德高尚。我说，道德既然有运气，那每件事都是个案，你帮助过失学儿童，并不能证明你会对小悦悦施以援手。有专家质问我，说你是提倡大家做那十八路人，做那冷漠无情者，你在在为他们开脱。我说，你错了，我不是说那十八路人的行为不值得指责，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那十八路人之一，我们不应该将自己排除在外。我还举了许多年前，我和李中标在烂尾楼没有救那个打工妹的例子。但专家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样的例子只能证明我道德水准低下，不能因此也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有一位专家和我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会后吃饭时，他拒绝和我坐一桌，大声地说他不和道德低下的人坐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