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米尔顿-伯格为上午准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证人。
法庭刚一重新开庭，查明被告和陪审员确已到庭，他便要求：“传小霍默-加文。”
小加文走上前来，神情坚定地紧闭双唇。
他宣誓已毕，报上姓名、住址，表明自己是前一位证人霍默-加文的儿子。
“好的，”汉米尔顿在证人面前伸出一个手指说道，“我请你仔细听我的提问，你只要回答这些问题，不用主动提供别的情况。你的父亲购买了3支样式、口径和品牌相同的手枪，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为了论证时方便起见，我们已经将给你的那支称为‘小枪’，将今年10月7日傍晚放在他枪套里的那支称为‘皮套枪’，将他锁在保险柜里的那支称为‘保险柜枪’。你明白这些称呼吗？”
“是的，先生。”
“现在似乎无人否认，10月7日晚上，你父亲将我们所称的‘皮套枪’交给了被告斯蒂芬妮-福克纳，后来又从保险柜中取出我们所称的保险柜枪放进枪套。看来这三支枪中的一支就是杀人凶器，这支枪已被标为证物第30号。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先生。”
“那好，我想问你那支你父亲交给你的枪的情况，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小枪’的情况。我想问你是否于今年10月8日将那支枪交给了佩里-梅森先生？”
“我给了。”
“当时梅森先生是把枪拿在手里的吗？”
“他是拿在手里的。是的，先生。”
“梅森先生摆弄过那支枪吗？”
“是的。”
“怎么摆弄的？”
“反对，这个问题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说。
“我建议把这联系起来。”汉米尔顿-伯格说。
“我想我们应该不仅按地区检察官的建议把这联系起来，”梅森说，“我还想询问证人一个只是和本案那个阶段有关的问题。”
“问吧。”德克法官说。
梅森问道：“我们所称的‘小枪’是不是现在我向你出示并已被列为证物第30号的手枪？”
证人看了看枪，说：“绝对不是。那支枪样式与这支枪一模一样，但不是这支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证人可能如何处理别的枪支，当然与被告没有联系，完全与本案有关事项无关。”
“我认为这种意见正确，”德克法官说，“反对有效。”
汉米尔顿-伯格愤愤地说，“那么，我想换一种问话方式。你看到这支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了吗？”
“是的，先生。”
“你从前见过那支枪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佩里-梅森把它交给我的时候。”
“什么时候？”
“今年10月8日。”
“你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反对，这个提问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说，“我不管做过什么都与被告没有关系。”
“本庭裁定反对无效，”德克法官说，“看来证人已经确有把握地辨认清楚了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支。”
“你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我把枪拿到了斯蒂芬妮-福克纳的公寓。”
“是本案被告吗？”
“是的，先生。”
“然后你怎么办？”
“我没做什么。我像木头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梅森先生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被告遇上了某种危险，我把枪带来是给她自卫的。”
“你是说梅森先生把这支枪交给了你？”汉米尔顿-伯格问道。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今年10月8日晚上。”
“在什么地方？”
“在我办公的地方。”
“是在你把一支枪交给梅森先生之前吗？”
“是的，先生。”
“那是什么枪？”
“就是我们所称的‘小枪’。那支枪与我现在手中拿的枪外观一模一样，我手中拿的枪是杀人凶器，已被标作证物第30号。”
“你把我们所称的‘小枪’交给了梅森先生吗？”
“是的，先生。”
“梅森先生是如何摆弄那支枪的？”
“他击发了一下。”
“你是说他开了一枪吗？”
“是的，先生。子弹擦着我的桌子飞过。”
“我向你出示这张照片，它表明在一张桌子上有一条长长的划痕，我问你是否知道这个画面说明了什么？”
“那就是我办公室的桌子现在大致的样子，那是在佩里-梅森开枪之后立即拍摄的桌子的照片。”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在枪击之后的混乱中。梅森先生换上了我手里这支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掉换了我交给他的我们所称的‘小枪’。他把杀人凶器递还给我，让我交给斯蒂芬妮-福克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误以为那就是‘小枪’。”
“这样做明显是为了解释那支枪的弹膛里为什么有一枚空弹壳，同进也为了造成证物第30号杀人凶器在谋杀发生时由你持有的假象，是这样的吗？”
“反对，这是一个暗示性问题。”梅森说，“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行为不端。”
“接受反对，”德克法官说，“我提醒地区检察官避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暗示性问题，是在让证人对所发生事件做出一个结论。请陪审员忽视这个问题，不要由此推出任何结论。现在继续，地区检察官先生，请提出相关的恰当的问题。”
汉米尔顿-伯格因为法庭的指责而面红耳赤，他转身对佩里-梅森说：“进行询问吧。”
梅森说：“你已作证认定，我用你给我的‘小枪’替换了证物第30号杀人凶器吗？”
“是的，先生。”
“你确实看见我那样做了吗？”
“当然没有。你用小枪放了一枪，搞得大家心神不宁，然后做了手脚，当然不会有人看见。”
“如果你没有看见我做，你怎么会认定我做了？”
“这事就跟二加二一样简单。”
“也就是说，你心里已经形成一个推论，认定了发生过什么事吗？”
“是的，先生。”
“那么你并不是在就你所了解的事实作证，而只是就从某些事实中推出的结论作证吗？”
“是某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加文说。
“但是你有关掉换枪的证词是推论吧？”
“一个建立在无可置疑的事实基础上的推论。”
梅森对眉头紧皱的法官微笑着说：“阁下，我请求将证人有关换枪的说法从证词中删除，因为那是一个推论。”
“批准请求。”德克法官厉声说道：“事情非常明显，地区检察官对证人的证词相当熟悉，而且清楚证人的证词是建立在推论基础上的。”
“等等，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汉米尔顿-伯格说，“我认为本庭在这个问题上对控方过于苛刻。如果本庭允许，我想再次询问证人，确认证人所说的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些事实将引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
“还是让陪审员做结论吧。”德克法官说。“不要让那些把自己的推论当做绝对事实的人作证。”汉米尔顿红着脸扭头对证人说：“你说过你曾经交给梅森先生一支枪吧？”
“是的，先生。”
“你说过那枪不是这支标作证物第30号的杀人凶器，而是我们所称的‘小枪’吧？”
“是的，先生。”
“你怎么知道你给他的是‘小枪’而不是杀人凶器证物第30号？”
“因为证据表明今年10月7日晚上我手里这支枪被用来杀死了乔治-卡塞尔曼，我交给梅森的‘小枪’是绝对不可能用来杀人的。”
“为什么不可能？”
“反对，”梅森说，“这是控方试图对自己的证人进行反询问。我请求删掉这段话，说什么他给我的枪不可能是杀人凶器，因为这是证人的推测，而不是对问题的回答。”
“批准请求。”德克法官厉声下令。
“但是阁下，”汉米尔顿-伯格抗议道：“我有权利指出……”
“你当然有权利指出事实，也只能指出事实。”
“好吧。”汉米尔顿-伯格说，“你给了梅森先生一支枪吗？”
“是的，先生。我给了他我们所称的‘小枪’。”
“你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枪？”
“从我桌子的一个抽屉里。”
“你在此之前是从哪里得到枪的？”
“从我父亲那里，是他给我的枪。”
“什么时候？”
“去年圣诞节前后，我想那是个圣诞礼物。”
“10月7日那支枪在什么地方？”
“在我手里。”
“10月7日那一整天都在吗？”
“是的，先生。”
“你是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我把枪交给了佩里-梅森。”
“佩里-梅森是怎么处理枪的？”
“他放了一枪。”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递给我一支枪，建议我交给斯蒂芬妮-福克纳。”
“那支枪和你递给梅森先生的枪是同一支枪吗？”
“不是。”
“现在停一下。”德克法官说，“你已经推出结论，认为那不是同一支枪，是吗？”
“是的，先生。”
“你的回答将被删除。控方应善意地避免引导证人将观点或推论作为证据，现在只许陈述事实。”
“好的，我持有这支枪，我把它交给了梅森先生，梅森先生用它放了一枪，然后把一支枪递还给我，让我把那枪给斯蒂芬妮-福克纳送去，我那样做了。”
“她是如何处理那支枪的？”
“她把枪放在了公寓起居室的桌上。”
“然后你干了什么？”
“然后梅森先生和我离开了公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从门厅经过时，看见两位警官走进了公寓楼。”
“你认识那些警官吗？”
“我现在认识，当时不认识。”
“他们叫什么？”
“赫洛克姆警官和特拉格探长。”
“你说你交给梅森先生的枪今年10月7日一整天都在你手里吗？”
“是的，先生。”
“请你询问。”汉米尔顿-伯格得意洋洋地对佩里-梅森说。
梅森站起来面对证人：“你说你给我的枪10月7日一整天都在你手里吗？”
“是的，先生。”
“你出去吃过午饭吗？”
“是的，先生。”
“那你带着枪吗？”
“没有，先生。”
“枪在哪里？”
“在我桌子抽屉里。”
“桌子上锁了吗？”
“没有，先生。”
“你还认为枪在你手里吗？”
“是的，先生。”
“10月7日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我去见一个顾客谈一笔汽车生意。”
“你带着枪吗？”
“枪在我抽屉里。”
“你是什么时候把枪从桌子里取出来的？”
“是在会谈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些现金，把枪塞进了口袋。”
“然后带回了家吗？”
“是的。”
“是什么时候带回家的？”
“我想大约是9点30分或者10点。”
“你刚结婚吗？”
“是的。”
“回家后你还把枪放在口袋里吗？”
“没有，先生。我把枪拿上楼，放进了梳妆台。”
“当晚你是什么时候上床的？”
“大约是在回家半小时后。”
“你是怎么处理枪的？”
“我把它放在了梳妆台里。”
“10月7日晚上你的办公室上锁了吗？”
“是的。”
“谁有办公室钥匙？”
“我有一把钥匙，我父亲有一把，我秘书有一把，看门人也有一把。”
“你妻子有钥匙吗？”
证人略一迟疑，随即用肯定的声音说：“是的，我妻子有钥匙。”
“第二天早晨你起床后干了什么？”
“我穿上衣服，吃早饭，刮脸刷牙。”证人差一点气得大叫起来。
“然后又干了什么？”
“然后去了办公室。”
“你带了枪吗？”
证人欲言又止，想了一会儿说：“我——事实上，我没带。”
“那你是怎么处理我们所称的‘小枪’的？”
“我把它放在了家里的梳妆台里。”
“然后呢？”梅森又问。
“然后我妻子打来电话，我让她把枪给我送去。”
“那么，”梅森说，“你假定你把10月7日夜里带回家的那支枪交给了我，是吗？”
“反正只有一支枪，是我妻子从梳妆台里取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她是从梳妆台里取出来的？”
“嗯，为什么……当然，我不在那里。”
“确实，”梅森说。“所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你可能把杀人凶器交给了我，而它是你妻子交给你的。”证人在证人席上惊愕得跳了起来。
“你胡说！我讨厌你胡说八道！”
“坐下。”德克法官说，“证人坐下，保持秩序。”
汉米尔顿-伯格说：“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最后这个问题属于暗示性问题，这不是恰当的询问，它包藏着卑怯的暗示，它……”
“就该证人所了解的情况。”德克法官说，“这是实情。证人可以对此忿恨不已，但梅森先生是在一桩谋杀案中为被告做代理人。反对无效。”
“那么，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我再次请求，删除本案中就有关被告交给我的那支枪的特征所作的证词。很显然，这些证词都是建立在传闻证据之上的。”
“我要把那联系起来！我要把那联系起来。”汉米尔顿-伯格大喊大叫。
“你如何把那联系起来？”德克法官问道。
“让证人的妻子出庭作证。”
德克法官摇了摇头：“陪审员可以考虑证人就自己的行为所作的证词，但涉及证人交给梅森先生的那支枪的特征，所有相关证词显然都是建立在传闻证据之上，不应作为证据。”德克扭头面对困窘不堪的地区检察官。“公诉人先生，”他说：“本庭也许应做一建议，有一枚弹头似乎确实从梅森先生手持的某支枪里被射了出来，当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在此有一位弹道专家作证，鉴定了从证物第30号那支枪里射出来的子弹。本庭认为，要检验当时梅森先生无意或故意击发的那支枪是否是证物第30号，应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我们无法证实，阁下。”汉米尔顿-伯格说。
“为什么不行？”德克法官问道。
“因为有人把那枚弹头拿走了。”
“难道警察没有找到弹头吗？”德克法官严厉地问道。
“没有，阁下。”汉米尔顿-伯格说。
“那么，”德克法官厉声说道，“由于警察失职，你就不能对本案被告实行刑事处罚。本庭裁定将持续有效。”
“我没有问题要问这个证人了。”梅森和蔼地说。
“你可以离开证人席了，”德克法官说，“到此为止，加文先生。”
加文脸色铁青，他离开法庭时从佩里-梅森身旁经过。“我要宰了你。”他边走边压低声音对律师说。
“等等，阁下。”梅森说，“我确实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位证人。加文先生，请你回到证人席好吗？”
加文犹豫了。
“回到证人席。”德克法官下令。
加文又原路返回了证人席。
“刚才你准备从我身边走过离开法庭时，”梅森说道，“你对我说了些话。你到底说了什么？”
“哦，阁下，”汉米尔顿-伯格说，“我反对。这与本案无关。无论证人对佩里-梅森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都不能影响指控。我得承认对他这套转移注意力的把戏，我一直是并且现在还是十分生气。”
“你的情绪与此无关。”德克法官说，“作证的不是你，辩方有权证明证人心怀偏见。”
“你究竟说了什么？”梅森质问。
加文大叫起来：“我说我要宰了你，老天，我要宰了你！”
“那是恐吓吗？”梅森问道。
“那是承诺。”加文怒吼道：“我要……”
“由于蔑视法庭，你将在监狱里呆上24小时。”德克法官厉声说，“法庭之上容不得你发出那样的恐吓。证人已经一再受到警告。我能够理解证人情绪紧张，但是由于蔑视本庭，证人将在监狱里呆上24小时。法警先生，请你拘留证人。”
法警走上前来，抓住加文的手臂。
加文挺直身体，那一瞬间似乎就要彻底失去自我控制了，然后他还是不情愿地随着法警离开了法庭。
“传伊娃-埃勒厄特。”汉米尔顿-伯格说。伊娃-埃勒厄特显然做好准备充分利用这个戏剧性的时刻。当她迈着缓慢，故作优雅的步子走向证人席时，她的外表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美容院泡了好几个小时。
“你的职业是什么？”汉米尔顿-伯格问道。
“我是一个模特兼演员。”
“今年10月7日你在从事什么职业？”
“我受雇于老霍默-加文担任秘书。”
“你当时已受雇了多长时间？”
“将近一年。”
“提起10月7日，我想问你那天在你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吗？”
“是的，先生。”
“什么事？”
“等等。”德克法官说，“辩方律师好像没有反对意见，但问题应与本案有一定联系。10月7日那天凡本案被告不在场时发生的事情均与本案无关，除非有证据表明被告表示过同意、默许或以某种方式从中受益，或者发生的事情是确切事实的一部分。”
汉米尔顿-伯格说：“我们想明确指出加文先生当日的所作所为。我们想表明他了解一些情况，并且有可能向被告通报了这些情况。”
德克法官扭头朝向佩里-梅森：“辩方有反对意见吗？”
“没有反对意见。”梅森微笑着说。
“好的，继续回答问题。”德克法官说道，但他的双眼深含苛责之意，紧紧注视着梅森无动于衷的样子。
“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汉米尔顿-伯格问。
“加文先生从拉斯维加斯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办公室一直等到他回来。”
“他是什么时候回到办公室的？”
“8点45分左右，比他预计的时间几乎早了一个小时。他神情非常忐忑不安，直到钻进沐浴间冲完澡出来才肯跟我说话。”
“等等。”德克法官说，“加文先生是控方传唤的证人。公诉人先生，你现在是想对自己的证人提出置疑吗？”
“他是一位敌意证人。”汉米尔顿-伯格说，“据他的证词揭示，他与被告确实交往甚厚。”
“但他毕竟是控方传唤的证人。”
“辩方没有反对意见。”梅森说。
“不，应该有。”德克法官厉声说道。
梅森只是低头对法官表示尊重，仍然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那么，”德克法官说道，他明显费了番功夫才控制住自己，“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证人可以回答问题。”
“你对时间因素可以肯定吗？”汉米尔顿-伯格问。
“绝对肯定，”她说，“我可不愿让人当奴隶使唤。我觉得加文先生如果有话对我说，应该先说了再去——”
“等等。”德克法官打断了她的话，“你的想法对本案无关紧要。现在只是在问你是否能够确定时间。”
“我能够确定时间。”
“那么加文先生谈起过卡塞尔曼先生吗？”汉米尔顿-伯格问。
“是的。”
“谁当时在场？”
“就加文先生和我。”
“他说了什么？”
“他说：‘我刚和那个人谈过，我敢肯定是他杀了斯蒂芬妮-福克纳的父亲。我约好今天晚上8点去见他。’”
“然后他做了什么，如果做过的话？”
“他脱下外衣，我注意到腋下枪套里的左轮手枪。他取下腋下枪套放在桌上，然后走进淋浴间冲澡。”
“你能辩认出当时放在腋下枪套里的那支枪吗？”汉米尔顿-伯格问。
“不行，先生。我辩认不出来。我一向害怕枪支，当时没敢走近。不过看上去就像是标为证物第30号的那支枪。”
“你可以提问了。”汉米尔顿扭头对佩里-梅森说。
“那当时是什么时候？”梅森问道。
“他回到办公室时大约是差一刻钟9点。”
“他告诉你他已经见过卡塞尔曼了吗？”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我和那个人刚谈过，我敢肯定是他杀了斯蒂芬妮-福克纳的父亲。我约好今晚8点去见他。’”
“你记清楚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但是没有提过卡塞尔曼的名字吧？”
“他就是指卡塞尔曼。他说……”
“我没问他是指谁，我是在问他是否提过卡塞尔曼的名字。”
“他没有提过卡塞尔曼的名字。”
梅森说：“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伯格说：“我要传小加文夫人出庭作证。”
只见长腿红发的加文夫人仪态万方地走上证人席，她对陪审员们微微一笑，双膝交叉，只是得体地露出尼龙长袜的一部分，然后扭头彬彬有礼、满含期待地望着地区检察官。
汉米尔顿-伯格说：“你是刚才出庭作证的证人小霍默-加文的妻子。我向你出示这支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我想问你从前见过这支枪吗？”
“我不能说见过。”她微笑着回答说，“我倒是见过一支看上去与比十分相似的枪，但我不是武器专家。”
“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那支枪的？”
“我丈夫把那支枪放在了梳妆台上。”
“什么时候？”
“10月7日夜里。”
“什么时间？”
“大约10点30分。”
“10月8日你见过那支枪吗？”
“见过。是的，先生。”
“你因此采取过什么行动吗？”
“我给在办公室的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把一支枪忘在了梳妆台上。”
“你是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的？”
“我起床后在那儿看见了那支枪。”
“也就是在你丈夫去了办公室后。”
她微笑着说：“我刚结婚，伯格先生。我正在训练我的丈夫，我让他自己做早饭，我睡到了大约8点30分。”
旁听者们哄堂大笑，德克法官微微一笑，连陪审员也忍俊不禁。证人可爱的性情与沉着冷静给人印象极佳。
“你因此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按丈夫的要求，把枪送到办公室交给了他。”
“什么时候？”
“今年10月8日上午大约10点30分。”
“你知道那支枪是我们所说的‘小枪’还是证物第30号？”
“不，先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把梳妆台上的枪交给了我丈夫。我甚至无法肯定当时那支枪里没有空弹壳。我确实知道，10月7日夜里10点30分左右，我丈夫在脱衣服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枪。我确实知道上午10点梳妆台有一支极其相似的枪。我非常肯定我们就寝后没人进过我们的卧室。我确实知道10月8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我把梳妆台上的枪送到办公室交给了丈夫。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请你询问。”汉米尔顿-伯格说。
梅森说：“加文夫人，10月7日整个晚上你都在家吗？”
“是的。”
“你知道你丈夫两次打电话都没人接吗？”
“他跟我这么说过。”
“你想让陪审团认为你当时在家却没有接电话吗？”
“我睡了约半个小时，梅森先生。”
“你把这告诉过你丈夫吗？”
“没有。”
“为什么？”
“当时我们正在度蜜月，我丈夫忙着出去做笔生意，没回家吃饭。我想让他明白我不喜欢他这样做，我得让他知道我受到了伤害，有点生气。如果他知道我等他回家时睡着了，他会不那么在意的。我就想让他在意，所以没有告诉他我睡着了。我想我当时是使他确信自己拨错了电话号码。”
“两次都错了吗？”
“两次都错了。”
“你这么说服他没费多少事吧？”
“是的。新娘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她这时说服丈夫要比婚后的其它时候更容易一些。”
“你对他说谎了吗？”
“老天，没有！我提示他可能拨错了号码，他没有问我是否睡着了，所以我没有告诉他。”
梅森说：“再来谈枪的问题。加文夫人，就你所知，当你把枪送到你丈夫的办公室时，那支枪里可能会有一枚空弹壳吧？”
她甜甜地一笑，说：“那么，当你朝我丈夫的桌子放了一枪之后，枪里就会有两个空弹壳，梅森先生。”
“假如，”梅森说，“你丈夫交给我的枪就是那支你送到他办公室的枪。”
“新娘就得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丈夫是坦诚的，梅森先生。”
“我问到这里。”梅森说。
伯格的下一位证人是洛里恩娜-凯特尔，一位56岁的身体瘦削的寡妇。她证实自己住在安布罗斯公寓楼的底层，10月7日晚上大约8点45分，她看见一个女人沿通往乔治-卡塞尔曼公寓后门的员工楼梯下楼。
她说自己当时以为那个女人可能是个窃贼，所以她由后面的入口走出自家公寓，隔着她所说的“一段谨慎的距离”跟踪那个女人。
“你离她足够近，可以认出她吗？”
“是的。”
“她是谁。”
“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个女人，被告斯蒂芬妮-福克纳。”
“她当时在干什么？”
“她走上了人行道，然后一个男人停下车叫她。她上了车，车便开走了。”
“你是否认识那个男人是谁？”
“就是坐在那边的律师佩里-梅森先生。”
“请询问吧。”伯格正颜厉色说道。
“你怎么会正好盯着卡塞尔曼公寓后面的楼梯？”梅森问。
“我从前见过年轻女人们从那儿进去。这次我决定提出抗议。”
“你是说你从前见过这位被告进去？”
“我不能肯定就是她。”
“你是说在10月7日之前吗？”
“是的。”
“你也看见过有些女人由后门出来吗？”
“我不能肯定自己看到过多于一个的女人。”
“你跟踪过10月7日离开公寓的这个女人吗？”
“我跟踪过被告，是的。”
“为什么你跟踪她？”
“我想看看她是谁。”
“那是唯一的原因吗？”
“是的。”
“你想靠她足够近以便看清楚她一眼吗？”
“是的。”
“然后你就会转身回去？”
“是的。”
“她上车时你还在跟着她吗？”
“是的。”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证词，到那时你都还没有看清她一眼，是这样的吗？”
“我看见了她。”
“但是你说过你只要看清楚她一眼就会转身回去，而那时你还没有转身。”
“嗯……我还想再凑近点看一眼，但我心里已经十分肯定。”
“十分肯定吗？”
“是的。”
“如果她没有上车的话，你还会跟下去吗？”
“是的，我想会的。”
“我问完了。”梅森微笑着说。
“这就是我们对本案的陈述，阁下。”汉米尔顿-伯格说。
德克法官皱起眉头。
“辩方请求本庭建议陪审团做无罪判决。”梅森说，“迄今为止的证据只显示了一个推论，一个怀疑。”
德克法官说：“本庭不想对证据发表评论，现在只宣布请求被驳回。待辩方陈述案情后，证明的问题将移交陪审团。至于现在这个请求，本庭必须接受所有就控方而言最有可能性的证据。本庭对证据不做评论，只宣布请求被驳回。
“本庭注意到已近中午休庭时间，本庭将休庭至下午2点，届时辩方可陈述案情。在此期间，陪审员应记住本庭的提醒，不得讨论案情，也不得允许他人当面讨论案情，在案情被最终陈述前不得形成意见。休庭。”
梅森扭头面对斯蒂芬妮-福克纳。“斯蒂芬妮，”他说：“你得上证人席作证，你得否认杀了乔治-卡塞尔曼。”
她摇了摇头：“我不愿上证人席作证。”
“你一定得上。”梅森说，“如果你不上，他们会判你犯有谋杀罪。由于作证时我们成功地提及你父亲的死亡，陪审员不会提出死刑判处，但他们会判你有罪。事实是你的鞋上沾有血迹，地上有一个类似于你的鞋掌留下的印痕——”
“对不起，梅森，我不想上证人席作证。”
“为什么？”梅森问道。“是你有什么往事不堪回首吗？是你有前科被判过重罪吗？”
她摇了摇头。
“有吗？”梅森又问道。
“我不想对你说什么，梅森先生，除了我不愿上证人席作证这一点。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他们没法让我上证人席作证。”
梅森说：“斯蒂芬妮，你不能这么做，我将传唤你上证人席作证。”
“如果你这么做，”她说：“我只要不从座位上起身就成。”
“好吧。”梅森告诉她，“那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至少可以让我有些可供争辩的东西。”
“你该走了，福克纳小姐。”法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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