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天阴沉沉的，下着雨。附近的山壁让低垂的云给遮住了，雾在这块洼地上流动，无法判断太阳在什么方向。但空气十分湿润。在这房子所处的盆地上，只有一条可行走的路通往外界，这是马科斯、克里斯朵夫和山笛铺的。只有他们，还有约翰和贝特西知道这条通过沼泽的小路。在走不过去的地方，他们铺上了木板和木块，再用草覆盖好，使这条人工小径与周围环境毫无区别。这条路不是笔直通向北方的。它绕过长着野草的土丘和满是褐色水的低洼地，在斯特拉斯摩大谷地上穿行若干公里，到了铁路边，然后折回，又经过若干公里才到达威斯特代尔。这个藏身之处几乎根本没有被人发现的可能。以前虽然曾经有过一条小径通往这个荒僻的山谷，可是自从这座房子无人居住以后，这条路就毁了，慢慢地被沼泽地吞没，充满了水，一年年过去，已经不复存在。这座房子也早已被人们遗忘，直至有一天被山笛在飞行途中发现。由于这里符合他们计划的要求，才被他们重新修整起来。”
大房间里的人们在喝茶。一罐饼干放在地上，从一个人脚下传到另一人脚下。贝特西坐在一边的一张桌子旁，面前放着纸和笔。
“我们现在该规定交钱的具体要求了。”她说。
“为什么？不是已经规定好了吗？”马科斯问。
“为安全起见，我们的计划改了。”约翰说。
“说说吧，这倒很新鲜。”山笛说。
“为什么我们不照事先商量好的做呢？等电视里、广播里、报纸上公布了把这笔钱交给了我们指定的地方的消息时，我们就释放人质。这不是挺好的吗？”克里斯朵夫想要问个清楚。
“如果他们合起来欺骗我们，那怎么办？要是那头肥猪许给红色新月、难民基金会或者其他组织一大笔红利，条件是让他们假报收到1000万法郎的消息，那我们就全被捉弄了。”约翰激烈地争辩。
“你的建议是什么，贝特西？”山笛问。
贝特西把一张纸条在小桌上推来推去。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贝特西边说边用铅笔敲着小桌子，“那1000万法郎要装在一个密封的盛器中，外面涂上莹光物质，要能够浮在水面上。让他们把它从直升飞机上投放到离我们约七英里的那个湖的中央。准确的位置是北纬58度26分，西经3度32分。”
“这简直是胡闹！”马科斯叫道，“我们怎么能透露自己的位置！”
“让我说完嘛，”贝特西生气地说，“我们在我们选择的任意一个时间坐斯高特飞机去取……”
“他们便向我们开枪。”克里斯朵夫打断了她的话。
“你们让我讲完好不好？”贝特西喊着站了起来，“他们不敢这么做，对我们进行攻击就意味着罗莲的死亡。”
贝特西坐了下来，继续强调地说道：
“任何消灭我们的企图都会导致这位姑娘的死亡。我们把这点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这不够清楚吗？”
山笛把他的茶杯放在托盘上的声音很响。
“一旦我们释放了这位姑娘，便轮到他们包围我们，向我们算帐，把钱也收回了。贝特西！我们还是坚持原议吧。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在电视上展示所交款项的一部分。是的，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等待这些组织通报这笔钱够派了什么用场……照你说的那样干，那纯粹是荒唐的玩笑！”山笛激昂地说。
“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不把这姑娘交出去，”贝特西说，“我们把罗莲留在这里，等我们走了，才允许他们来接。”
“这种条件谁都不会接受。我们怎么证明人质还活着呢？你以为那些人会相信我们的话？他们在交出1000万之前必然会要求有足够的证据。”山笛认为。
贝特西微笑了一下。她指了指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我们将给她机会，让她同中间人说话。她可以一直说下去，直到我们脱离了危险为止。”
约翰拍了一下手掌。马科斯看看山笛，克里斯朵夫手伸进饼干罐，捞了满满一把。
“通过报话器？”山笛问。
“是的。”
“那么他们会测出我们的方位。”山笛说。
“让他们测吧，到时候我们早已溜之大吉。”
“那你犯了个错误，贝特西。你必须在此之前提供她还活着的证据。”
贝特西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她又给自己加了点茶，手插入了剪得很短的头发。
“那么我们就事先通过无线电通讯给他们一个消息。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不敢动我们的，只要他们想把这姑娘活着接回去。这我们要跟他们说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们强迫我们，我们就将采取行动。”
山笛直起身子，走到门边，打开门，赶紧又关上。
“这种天气我不能起飞。不过维克那边的飞机也不能起飞来找我。”
“给斯高特喷一遍漆需要多长时间？”贝特西问。
“两个小对。”马科斯答。
“油漆够吗？”
“多的是。可惜我们不得不把一切留在这里。”
“我们下一个住地怎么样，贝特西？也像这儿一样高级吗？”
“还要好一点……而且更适合于居住。”
“我们现在到底在等什么？”马科斯问。
“等飞行天气。”山笛回答。
“给弗雷斯卡的情怎么写？”马科斯问。
“已经写完了。我只要填上投放钱的日期和时间就行了。山笛去加油的时候把它带上。”
“只有这封？”山笛感到惊讶，“给新闻界的复制件呢？”
“免了吧。”贝特西迟疑地说，“我是说，暂时免了。我们可以从下一个住地补发，并通报任务胜利完成。”
“对，”约翰说，“再说弗雷斯卡会把他的牺牲精神公诸于世的。”
“那我们马上就定下时间吧，”马科斯说，“越早越好。别指望弗雷斯卡会束手等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最迟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早国际警察机构和所有警察都会朝我们扑过来。”
“这要看天气，对不对，山笛？”贝特西问。
“什么天气我都能飞，可是那样就没人相信我由于天气不佳而没有向飞行检查站报告了。”
“再说我们得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打消幻想。我建议，山笛于8月20日一早飞往维克，加完油把邮给维克多-凯泽克先生的信发出。”
“没意见。”山笛点点头。
“我也认为这是最佳方案。”约翰说。
“这个凯泽克是什么人？”克里斯朵夫问。
“弗雷斯卡的秘书。”贝特西没好气地回答，“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写信给他？”
马科斯默然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克里斯朵夫从罐头里掏出最后几块饼干塞进口里，然后喝一口凉茶把饼干冲下去，不料呛着了。他咳着嗽，把眼泪抹去。完了打了个喷嚏。
“我对你们说，”他声音沙哑，微微咳嗽，“这是这里还叫我吃得下去的唯一的东西。你们胡说八道，败了我的胃口，我早就咽不下去了。指明位置！无线电通话！把钱扔在这里，简直是昏头了！这还有一点逻辑吗？我们为什么躲到这个潮湿发霉的破房子里来，不留下一丝踪迹？既然现在又打算把警察和伦敦警察厅请上门来做客，何必那么麻烦呢？那样还不如在伦敦更安全些！还有，我们怎么处理那些外汇？谁给我们换钱？由哪个银行寄给那些组织？不错，贝特西，我知道你会随便走进最近的一家银行说，对不起，这儿是1000万法郎，你们能不能帮忙把100万寄给红十字会，100万给红色新月，100万转到智利难民的帐上，100万寄到这里，100万寄到那里！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在电视里看侦探片看得太多了。……我告诉你们，我反对这个改变。我认为你们的方案有损于我们的计划，我表示拒绝。如果你们固执己见，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动。假如今日如此掉以轻心；当初又何必花那么多钱、力量和时间呢？”
一开始没人吭声。约翰看着地面，马科斯和山笛看着贝特西。贝特西满脸通红。
“我很高兴你能就每个细节提醒我。”她嘲讽地说，“我打算请求我们在爱尔兰的朋友给你发出请贴，向你保证忠诚。说到钱……钱本身并不臭，你这个笨蛋……只要交一点手续费，每个爱尔兰银行都会愿意代汇的。不过我看还是表决一下的好。不要到头来有人说是我逼你们这么干的……约翰，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新方案？”
“赞成。”约翰说。
“山笛呢？”
“我觉得第一个计划更好些。不过你如果这么认为……第二个我也不反对。”
“马科斯呢？”
“赞成。”
克里斯朵夫站了起来，披上一件雨衣，把风帽套在头上。
“喂，怎么了？”山笛问。
“我想吹吹风。”克里斯朵夫说着走了出去。
他砰地一声带上了门。马科斯深深地呼吸，吐气声清晰可闻。贝特西走到窗边，把木百页窗拉开一条缝。她看着克里斯朵夫的背影，只见他埋着头，两手插在雨衣口袋里，看也不看脚下的泥泞，漠然走着，踏得水花四溅，最终在雾里隐没了。
贝特西放下百页窗，回到桌子旁。
“我们把准备工作做完，把任务分配一下吧。”她说。
分配了放哨的任务，规定约翰负责收听新闻，贝特西负责照看囚犯。他们根据一张清单把所有的器械和装备清点了一遍，还制订了一个一旦遭受攻击时的逃跑方案。决定届时不把人质放在斯高特直升飞机里带走，而是结结实实地拴在救护绳上，挂在飞机外面，让攻击者们能一目了然。他们做了一整天准备工作，傍晚时分，当一切都复核了许多通后，克里斯朵夫回来了。他浑身湿透了，冻得够呛，他把他的湿衣服扔到角落里，在小气炉前蹲了下来。
“你放哨的时间是10点到12点。”山笛对他说。
“谁接我的班？”克里斯朵夫问。
“约翰。”
“现在是谁在外面转悠？”
“贝特西。”
“谁在那姑娘那里？”
“没人。为什么？”
“你们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呆着？”克里斯朵夫发火了，“要是她自寻短见，还不是算在我们的帐上！”
“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的。这种人比别人对自己要重视十倍。”山笛说。
克里斯朵夫匆匆沿着走廊走到最后一个小房间门口，转动了钥匙，推开门前先敲了几下。约翰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
“我跟你一起去。”约翰说。
“滚开！”克里斯朵夫把他从门边推开。
小房间里燃着一盏气灯，隔着铁栅栏的窗下放着一张简易床，蕾娜特捂着被子躺在床上，正凝视着门这边。
克里斯朵夫迅速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那个放着衣服的椅子，他看见了空的洗脸盆和装满了脏水的桶，一条毛巾挂在墙上。这里静极了，以致姑娘的呼吸声都听得见。
“您需要什么吗？”他问。
蕾娜特没有动弹。她睁大眼睛看着克里斯朵夫。她的目光和这小小的房间里的寂静都让克里斯朵夫感到不自在。他竭力想摆脱这种感觉，提醒自己他面前躺着的是什么人。
“父母的过错我们大家都得承担。”他说，“只不过有的以这种方式，有的以那种方式。”
“我的父母没做坏事。”蕾娜特轻声说。
“没做坏事？”克里斯朵夫朝房间里跨了一步，“没做坏事？您的父亲没做坏事？堆积成山的劣迹可以归到他的帐上。”
“您说的那不是我的父亲。”她反驳说。
“您别装了，也别想为您的父亲洗清罪责。这没有用处。他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多了。一个制造坦克钢板、轰炸机和机关枪，并且出口去制造死亡，一心只想着以此多赚利润的人，罪责是推卸不掉的。您知道我的愿望吗？我希望所有在您父亲良心深处的死人都在他门口去敲门，智利的、阿拉伯的、越南的、柬埔寨的、巴基斯坦的、朝鲜的、非洲的……全世界的。”
“这同我又有什么关系？”蕾娜特忍不住地冲着他发火。
“至于您，我还会说到的。先说说您的父亲。我们对他怎么样？根本没怎么样。他被我们饶恕了。只要他交出1000万法郎，他就可以不再为被他的炸弹炸死的成千上万牺牲者偿命。而1000万法郎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九牛一毛。只不过比您母亲的首饰稍微贵一点……还有您的。”
“我根本没有首饰。您瞎了吗？您难道看不见？我连一个戒指都没有！您怎么能把我同这些人联系起来呢？”
“这只是您骗人的伎俩，我们不会上当的。在我们这儿这一套毫无用处。……没做坏事？！我可以列举一大堆足以折磨你们这帮人良心的事例。您也许会活着从这里出去，但您应该理会到，这个世界一天小似一天，会有一天早晨，你们这一类人将痛苦地、大吃一惊地醒来。那时您就不会像在这里这样受到这么客气的招待了。所有国度的挨饿者、受剥削者和受骗者将如雪崩般涌来，要求夺取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依然不曾到手的东西。”
“这些跟我毫无关系。”蕾娜特喊道，“我不认识您说的那些人。我不想认识他们。我只想到芬奇先生那儿去，您懂不懂？”
“等我们拿到了钱，您可以走，想上哪就上哪。但是您现在想表明自己与父亲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吗？当一个现成的享受者倒是很舒服的，对不对？这一点您也想否认吗？”
“是的。”蕾娜特执拗地回答。
克里斯朵夫转身走出了房间。他没有关门，到自己房间里拿来一本小册子，把它扔在蕾娜特面前的地板上。
“您读一下！”他下令。
蕾娜特打开了小册子。
“第13页。”克里斯朵夫说。
蕾娜特翻到13页。
“念得响一点！”克里斯朵夫说。
蕾娜特凑到气灯下面，轻声念了起来：
“在乍得有30万儿童渴死，在尼日尔的150万死者中一半是孩子……”
她停住了，看看靠在门框上的这个男人。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您与此没有关系？一点都没有？……你成天滥饮白兰地，让人在游泳池里一星期换两次漂亮的新水……而您却与此无关，对不对？……您念下去。”
蕾娜特用舌头舔舔嘴唇，又念了起来：
“在上沃尔特流行一种传染病，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在塞内加尔渴死了250万人，以及200万头牛；在毛里塔尼亚有100万人渴死、饿死；马里400万；埃塞俄比亚160万。……这是本什么书？”
“这是红十学会的年终报告。……您对此有兴趣吗？您与此毫无关系。非洲对您的重要性只在于让人打死两头豹子，因为您喜欢它们的皮。非洲别的事情就不那么有趣了。比如说，女人和孩子们在发烫的土地上爬着，从干裂的土里扒出干透了的花生来……而您呢，如果尼札太热，您就坐飞机去麦日伏度周末。”
“您这些话最好跟与此有关的人去说……我又有什么本事去制止呢？”
蕾娜特把年终报告扔到地板上。
“我们打听得很细。我们知道您在夜总会中的开支，我们知道您在赌场里一夜中挥霍的钱足以在干旱地区建一条三公里长的渠道。”
克里斯朵夫又向前走了一步，他没有察觉，姑娘已经坐了起来，毫不惧怕地盯着他看，聚精会神地听着。
“您不赌就活不下去，对不对？”他接着说，“您为这种游戏浪费金钱，为了享受有刺激性的怕输的担忧。担忧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对不对？这能刺激您的性欲吧。但是现在呢。罗莲小姐，现在您感受到的不再是担忧了。现在是恐惧，是怕失去您毫无意义的生命的恐惧。恐惧是某种具体的东西，某种压迫生命神经的东西。”
克里斯朵夫弯下腰，拣起扔在简易床前的年终报告，向门边走去。
“得让您的父亲也尝尝这种恐惧的滋味。”他说。
蕾娜特钻进了被子。背朝着这个指手画脚的男人。她本该竭力反抗，要比方才表现得更强烈、更坚决、更激烈地反击这种硬加在她头上的罪名。但她没有这么做。她渴望知道人们都谴责这个罗莲些什么。很奇怪，她竟然被她所听到的内容迷住了。
恐惧？不，她没有恐惧，只有那个留着板刷头的女人，那个机场小姐使她不安。这个对着她叫喊，数落她的罪状，狂热地抱着自以为是的信仰的人，她倒并不害怕。
克里斯朵夫走到床边，蕾娜特吓得缩进了被子，他却根本没有发现，看也不看蕾娜特一眼，提起装着脏水的桶走了出去，关上了门，走到屋后把水倒了又走回来，默默地在惊讶的朋友们中间穿过客厅，再一次打开蕾娜特的房门，把桶放下。他检查了一下窗子，巡视了所有黑暗的角落，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落在姑娘眼中。当他确信一切正常后，便向外走去。
“我不是罗莲-德-弗雷斯卡。”这个非常急又非常轻的声音来自蕾娜特口中。
克里斯朵夫停下了，门把依旧握在手中，接着他转过身来。
“您在撒谎。再说事情马上就会得到证实。”他说着离开了她的房间。
放哨的一班班交替，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约翰坐在地下室收听新闻，同样没有新鲜玩意儿。贝特西情绪不佳。约翰把克里斯朵夫拜访蕾娜特的事告诉了她。她没有责备克里斯朵夫，担心进一步破坏已经处于潜伏的危机中的信任。她在考虑怎样重新拉拢克里斯朵夫。她想同约翰谈谈，因为她的主意很妙，很鬼。
谁也无法酣酣入眠。夜过得真慢。除了贝特西，谁都懒得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脱掉衣服睡。不放哨的人便在客厅里转来转去，抽烟、喝茶，或者神经质地啃饼干。没有人再提改变计划的事；要说话，就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事，天气啦，说它还是那么坏，寒冷啦；要不就谈给直升飞机喷完漆后该给机体喷上什么军事字样。最后决定用“军用XP890”。
有时候，当他们走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时，他们听见约翰拨弄波段开关时收音机发出的尖叫声，或者会听见一个新闻广播员疲乏的声音，呆板地报导着新闻。显然，在凌晨三点这个时刻，倾听他播音的恐怕只有他自己。
有时他们中有个人爬上靠背椅，缩成一团，睡上几分钟，然后又惊醒过来，继续在楼梯口和房厅之间踱来踱去。
换岗成了一件令人心情轻松的事，这多少让人产生有所行动的感觉。他们一致同意在这寒夜中不再两小时换一次岗，而缩短为一个小时。
早晨将近六点时，约翰顺着楼梯跑了上来。“他们广播了！”他叫着，然后重新回到地下室里。
马科斯和克里斯朵夫顿时清醒了。他们连跑带窜下了楼梯，正好听见这段新闻的关键部分——他们要1000万法郎的要求和他们这个举动的理由。他们也听到这起劫人事件在公众中引起的震惊、愤怒。伦敦警察厅已经在紧张地工作，验证种种迹象。广播里还说，绑架者们绝不可能不受惩罚地达到目的。
“他们把听众看得多么傻。”马科斯嘀咕道。
“总算是。”克里斯朵夫说。
“什么？”马科斯问。
“没什么。我只想证实有没有弄错。”
“弄错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抓错人。”克里斯朵夫回答。
约翰转过身来，吃惊地看着克里斯朵夫。
“你疯了吗？怎么会这样想？”他惊恐地问。
“人有时候就爱东想西想。”克里斯朵夫说。
约翰关掉收音机，站了起来。
“别关嘛。”克里斯朵夫说，“或许还有什么跟我们有关的重要消息哩！”
“我们得节约电池。”约翰说着把他们从收音机前推开，“把我们听见了的去告诉山笛，克里斯朵夫，我去叫醒贝特西。”
他们走到客厅，克里斯朵夫呼唤着山笛，消逝在外面浓浓的晨雾中。山笛躲在棚子附近。约翰一面敲着贝特西的房门，一面注视着马科斯。
贝特西的房间里响起悉悉索索的声音，接着门开了。
“成了，贝特西。”约翰的声音干巴、微带颤抖。
“那么现在要特别小心，别错过一次新闻广播，你对此负有责任。等天亮了，我们大家在客厅里见面。”贝特西说。
约翰回到地下室，拨动波段开关，耳朵凑得离喇叭特别近。他紧张地倾听着；觉得太响的时候，就把音量开得更小些。然后他试着通过短波收听一些外国电台。但是衰减十分严重，他只能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句子，不过这已经够了。他关了收音机，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也同样处理。可是在收发机前他犹豫了，终于未卸开电源。他把电源插头装在裤袋里，走入上面客厅。
贝特西坐在她的小桌子后。山笛也在这里了，冻得要命，又为能使全世界震动而欢欣鼓舞。克里斯朵夫和马科斯在准备早餐。屋里闻得到煎熏板肉和荷包蛋的味道，还有烤面包片的香味。大家都朝约翰转过身来。
“快说说，”山笛又好奇又焦急，“每个字我都想听。人家说我们什么。”
约翰开始报告。他复述了新闻界用的措词，不少陈词滥调，指责当局束手无策，一点线索都找不到。等等。
“没有对发生事情的地点作估计吗？”山笛问。
“没有。他们认为信件盖上爱丁堡的邮戳是骗局。”约翰回答。
“也没有估计绑架用的交通工具吗？”山笛继续问。
“没有。”
“太棒了！给我点什么东西吃。”山笛欢呼起来，把一张椅子拽到小桌子旁。
“你想今天去维克吗？”贝特西问。
“我没这么想。至少在没有紧急需要的情况下不这么干。”山笛答道。
“你要两个还是三个蛋？”克里斯朵夫问。
“两个。”山笛说。
“我只要茶。”约翰说。
“怎么了？新闻影响胃口了？”马科斯问。
“这倒不是，我只觉得太早了些。”
“我们给法国公主送什么吃的去？”马科斯想知道。
“茶、火腿、蛋、牛油和烤面包片。”贝特西说，“她反正是付钱的……而且价钱不错。”
克里斯朵夫把这份早点放在一个托盘上，推到贝特西面前。她站起来，把托盘端在手里；但马上又坐下了，揉揉眼睛，不知所措地朝周围看看。
“克里斯，你把这份早点端去吧。我不太舒眼。”
贝特西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她用手抚摸前额叹了口气。约翰看着地板，他的嘴唇变成了一条窄线。马科斯担忧地看着贝特西。山笛走到她身旁，弯下腰，看着她的脸。
“也许是罐头里那些东西吃坏了肚子吧？”山笛说。
贝特西闭着眼睛点点头。
“我已经服了一点药。不用管我。”
克里斯朵夫端着托盘走了。马科斯和山笛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的背影。约翰也抬起了头。贝特西眯着眼从手指缝里看出去。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他们开始吃早饭，装出既不好奇，又对关在最后一个房间里的人漠不关心的样子。
克里斯朵夫回来就吃起来。他坐在一个宽宽的椅子扶手上，戳着熏肉板和面包一个劲地往嘴里送。
“她在干什么？”贝特西问。
“她醒了。”克里斯朵夫边嚼边答。
“她说了什么？”
“说早晨好。”
“用英语还是法语？”
“你听她说过一个字法语吗？”
“没有。听了又有什么用？我们这里反正谁也不懂。”
“怎么谁也不懂？贝特西就行。”
“贝特西，她跟你说法语吗？”
“她不想说。她总想证明她是另外一个人。”
“够顽固的。”马科斯说。
“别为这费神了。”贝特西声音很轻，“等我们让她坐到无线电收发机前面说话，她就会想起法语的ABC是怎么说的了。”
早餐吃完了。山笛和马科斯动手收拾。克里斯朵夫最后一个吃完，拿着餐具直接送进了厨房。
当只剩下约翰和贝特西两个人时，约翰悄悄对贝特西说：“这不危险吗？”
“不。这是摆脱她的一种好办法。”贝特西回答。
“她不会冒这个险的。”约翰说。
“反正总可以试一试吧。”贝特西坚持己见。
三个人从厨房回来了。
“我们开开窗好吗？房间里空气太难闻了。”马科斯说。
“我没意见。”山笛说，“在这大雾天我看可以冒这个险。”
“我们应该活动活动。”约翰说，“我建议在房子周围走一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松松筋骨、要不然我们都会僵了。”
“也应该让罗莲到外面去走走。”贝特西说，“克里斯，你带着她好吗？”
克里斯朵夫惊讶地看着贝特西。
“为什么我去？”他问。
贝特西闭上眼睛，把头靠了回去。
“因为我不舒服，约翰还要到收音机那里去收听新闻。”
“山笛也行啊。”克里斯朵夫提出。
“谁都行。”贝特西轻轻地说，“但什么事情总得有个人开头，然后别人再接替他。你是不是怕她从你手里跑掉？”
“你们一定认为我是给你们看孩子的小保姆，对不对？”克里斯朵夫抗议说。
“孩子是好的概念。”山笛说，“去吧，别这样。下次郊游让我来。”
约翰又下了地下室。山笛拉开了百页窗。贝特西仍然躺在椅子上。马科斯披上了挂在门边的胶布雨衣。
“我得给这姑娘弄双靴子、”克里斯朵夫说。
“拿上我的吧。”贝特西说，“在我箱子里。她穿会合适的。”
克里斯朵夫唠叨着走了。他走进贝特西的房间后，懒得关上门，由于门顶着，他掀开箱盖的动作不免猛了一些，一只帽盒向他飞过来，他诅咒着伸手去抓，但盒子还是摔在地上，把盒盖碰掉了。
克里斯朵夫的手伸到箱子底部，把雨靴拽了出来。他把东西收拾好，钻到桌子底下取回盒盖。在盖盒盖时，他朝盒里看了一眼，顿时愣住了。原来帽盒里装着一副假发，一副长长的、金色的女人长发。假发旁放着两本护照，一本是法国的，一本是英国的。
克里斯朵夫没有动它，他迅速地向开着的门外看了一眼，看是不是有人注意到他。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发现使他不太舒服。他把帽盒扔回原位，合上了箱子。然后走进客厅，高举着雨靴说：“我拿到了。”
他转身向小房间走去，拧开锁，慢慢地推开门。姑娘站在屋子中间，好像是在等他。房间的百页窗也已打开，阴暗的光线照着她的背脊。只有技在她肩上的头发在闪着亮光。
“把雨靴穿上。”克里斯朵夫说，“我们带您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他看着她的举动，看雨靴是否合她的脚，然后一歪脑袋，让她跟着他走。
客厅里只剩下贝特西一人，其他人不是在外面就是在地下室，也可能在直升飞机那里或者厨房里。
“等一下。”贝特西说，“只待一个钟头就够了，三号。”
“我当然不想待太久。”克里斯朵夫回答。
克里斯朵夫从衣帽钩上摘下两件雨衣，扔给姑娘一件，自己套上一件，打开门，走到户外。刚抬起头，——细雨便落在他的脸上。他放心了：这种坏天气还会持续几个钟头，囚徒不可能辨明方向。逃跑当然是不必担忧的，在这片沼泽地中她绝对跑不掉，哪怕太阳当头也一样。
“跟我来。”他在前面带路，避开棚子，免得同山笛或者马科斯照面。他不愿意当着这个法国姑娘的面被他们取笑。
克里斯朵夫转回身。她紧跟在他后面，一脚一脚准确地踏在他的脚印上，小窝窝里马上就盈满了水。克里斯朵夫把步子缩小了些，却不断变方向，意在迷惑他的跟随者。他们默不作声地在雾里穿行，只听见雨靴呱叽呱叽的声音。枯死的和淹没在沼泽中的草的腐味扑鼻而来，湿气把头发慢慢地粘住了。
他们走了很久，忽然他听不到她的脚步声了，急忙回头看去，只见她弯着腰在摘什么东西、克里斯朵夫往回走了几步。她向他伸过手来，手里拿着一朵枯萎的花，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金盏草。”他简短地说了一声就转过身去；他不想看到这个法国姑娘的眼睛，至今出现的心理障碍已经够他克服一阵的了。
“等一等！”他听见她在叫。
他再次停了下来，转过身去。雾在沼泽地上慢慢地浮动。这个姑娘却一动也不动。
“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如果您一动不动地倾听，您会听见惊人的寂静声。”
他吃惊了，真的一动不动站了足有半分钟。当他向她看去时，发现几米开的姑娘站在散射的白昼之光中，身旁没有影子，微启着嘴唇，凝视前方。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贝特西的假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又向他袭来。他更仔细地打量了面前这个法国姑娘一番；她使他想起一本童话书的插图，那本书说的是人的命运由善良的仙女重新作了安排。仙女的头发总是长长的。这时他又想起贝特西的板刷头，心里真不带劲。
“我们走吧。”他说。
“还要走多远？”她问。
“等您走累了，晚上可以睡个好觉。”
“要是我跑掉呢？”
“您跑不远的。”他不客气地说。
他按照自己设想的路线向某个方向前进，时时倾听后面的动静。他听见她的雨靴踏在水淌子里的声音，便走得更快了。
“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姑娘忽然发问。
“这我已经跟您讲过了，您别又声称自己不是罗莲，今天早晨广播里已经证实了您被绑架的消息。”
“我不是罗莲。”她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愤恨，“假如我是，我也不会害怕。要说害怕，只有您和您的同伴们，因为你们一下子做了两件错事。”
“别说那么多话。”克里斯朵夫说。
“您不愿听真话，对不对？”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您懂吗？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不管您说些什么。”
“你们打算从一切魔鬼手中解救这个世界？”
“您尽管取笑好了，您很快就会笑不出来的。我们要减少苦难，压制不公平，我们能够做到这些的，等着瞧吧！”
“你们要压制不公平、减少苦难，但事实证明：你们却在制造新的不公平、新的苦难。您真的以为一小撮疯子可以改造世界吗？”
克里斯朵夫转过头来吼叫：“住嘴！”
他看见那朵黄花已经插在她的头发上。她在吼叫声中往后退了一步。
“别以为我们只有一小撮。”他平静了一些，“我们在全世界都有朋友，在美国、在德国、在法国、在……”
“可是也有敌人。”她打断了他的话。
“不错。资本家、吸血鬼、战争贩子、剥削者……”
“还有母亲们，孩子被你们拐走的母亲们。”
“什么叫母亲？给那种替男人养儿育女的人？连这些孩子们都……”
他不说了，转过身去继续向前走。
“您把您想说的说出来嘛。我想知道，你们对我，当然实际上是对罗莲的看法。”蕾娜特说。
克里斯朵夫不吱声。她挨到他身旁，从一边看着他。
“您没有母亲吗？”她问。
他对此也不作回答。
“问您！您的名字叫什么？我该怎样称呼您，以便使您知道我是在对您说话哩。”
“我叫三号。”克里斯朵夫回答。
“那么那个姑娘呢？”
“她叫四号。”
“好吧，三号先生，您同一个孩子被您拐走的母亲聊过吗？”
“没有。那又何必？她会重新得到她的孩子的。”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呢？”
“我们不希望如此。即使如此，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我是第几个？”
克里斯朵夫不说话了。他不再是笔直地向前迈进。褐色的水花向四面溅开，散发着腐烂气味。他小心地选择着草疙瘩，然后迈出下一步。土地在脚下陷落，软得跟地毯一样；假如在一个地方多站一会儿，水窝周围就会有气泡日上来。
“您注意着脚下踩的地方。”他说，“我们正在穿过一片洼地。这里的地面是哄人的。”
“我们为什么走到这里来？”蕾娜特问。
“这有两个原因：一、让您摆脱问个没完的习惯；二、使您知道，逃跑是没有生路的。”他回答说。
她沉默了。雨衣内的身躯感到热起来。她解开腰带，让雨衣在风中飘。她小心翼翼地踏在三号先生刚抬起脚来的水窝里；有时三号先生步子迈得很大，她不得不跳过去踩在安全的地方。几分种后，她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倔强地站住了。
“您想弄死我？”她喘着粗气说，“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克里斯朵夫心头一震，他停下步来。从她的脸上看得出，她说的是真话。
“我们还得沿原路回去吗？”蕾娜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克里斯朵夫一时慌了手脚。他把自己引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负有保护这个外国姑娘生命的责任，他不得不帮助她，把手伸给她，也许甚至得扶着她……他害怕同她有任何肉体接触，尤其同这个外国姑娘、牺牲品、人质。如果他们遭到警察围攻的话，这个人也许会死在他们手下。他害怕她手上的体温，怕感觉到她脉搏的跳动，总之他不想同一个值1000万法郎的对象发生任何感情联系……
她发现了他的内心活动。便壮着胆。跳到他的身边。站在他面前，她的呼吸不由得急促起来。
“坐飞机更有意思。”她说，“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他没有作出反应。
“我们走另一条路回去。”他说着转开身，指着前面，“再走二三十码、我们就踩到结实一些的地面了。”
他试着走最佳路线，时时注意让她跟得上。他不知道该不该对自己过份的殷勤恼火，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诡计。他心中在自我安慰；反正她的生命是一定得保护的，一旦死了，赎金也就到不了手；尤其是死亡的结局会给今后的一切行动带来危害。
走上坚实的地面时，一只巨大的鸟在他们面前怒号着振翅飞起。连克里斯朵夫也被这只沼泽苍鹰吓了一跳。蕾娜特尖叫一声，抓住了他的胳膊。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克里斯朵夫脱开她的手，朝一条几乎看不见的小径走去，小径在山边蜿蜒。
“我们该回去了。”他说。
他们走到这条路上，向左拐去。蕾娜特向右看去，心想；这条小径在雾中消失的一端，也许是条野兽出没的小路，只要到达那里，就有可能重获自由。不过要想摆脱眼前这个男人，却不是那么容易……。
克里斯朵夫这回让她走在前面。蕾娜特走得很慢。她拼命地琢磨，用什么办法才能从这个监守人手里脱身。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因为每走一步希望就少一分。她几乎要为自己脑子笨和胆子小哭将起来。终于她站住了。
“怎么了？”身后传来监守人的问话。
“我累坏了。”她说，“您能不能让我去方便一下？”
“您就不能等到回去再方便吗？”克里斯朵夫对这个新问题恼火透了，但内心却有某种激动的感情在可怜地萌发着，于是他说：“去干您的活吧，不过要快。把雨衣和雨靴脱下来。”
“雨靴也要脱？”她惊恐地问。
“是的，小姐，由我拿着，直到您重新出现。现在您向前面走吧。我允许您走到隔着雾看不见我的时候为止。然后您马上给我回到这里来！别捣鬼。如果您试着离开这条路，那我就不必再带您回去了。”
蕾娜特脱下雨衣和雨靴，开始向前走。她不时膝盖一了软，似乎险些跌倒，给人以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她觉得已经够远了时，回头看了看，三号先生成了一个幻影；又走了一段，连幻影也看不见了。她估计离开他约有四五十米。现在应该成90度角离开这条路，跑出约100米后然后再转90度，跑200米，估计可以奔上自由之路。想到这里，她发抖了，当然不是因为寒冷。他说的是真的吗？这片沼泽真的那么危险？他是不是想吓唬她？她从路进跳到一个褐色的草疙瘩上，居然没有沉下去时，于是胆子大了起来，开始大步跳跃着穿过这片沼泽洼地，然后改变方向。尽管没有什么依据，但她听从感觉的指示向前跑。她从草疙瘩上滑倒，跌进了水中，衣服又温又冷地贴在身上，脚趾失去了知觉。当她又一次转过身来时。明白了自己闯入了什么样的地方。她来自什么方向？是那水咕嘟嘟叫的地方吗？是那盛开着花的绿色的草丘吗？还是这里？要不就是更左边一些？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麻木地向前跳跃。后颈冰凉，比腿上的感觉更冷、更疼，腿已经不管用了。她面对着眼前这难以逾越的路障，无穷无尽的危险，喉咙里一阵哽咽，无声地哭了起来。前边褐色的。发臭的水面越来越多，草疙瘩越来越少，她绝望了，想要折回，但折回意味着认输、屈服。即令她成功地征服泥泞和沼泽回到那边，那就意味着回到她的绑架者手中。他们会拿她怎么处置？
她已经喘不上气了，不得不停了下来。她站在水中，害怕使全身颤抖。她该上哪去？她感到水在脚踝处上升，恐惧堵上了喉头；她像一头困兽，吁吁地大喘起来。她在慢慢地下沉；柔软的沼泽泥包住了她的脚，裹住了她的腿。
她向前扑去，双手抓住了一个土丘，手指指进了海绵般的泥土。她抓住水里的草和杜鹃花，尽管它们被连根拔了下来，但她终于爬到了这个小岛上。这不是小岛、这个土丘其实也只有公文包那么大。她上身趴在这一小块土上，腿垂在水中，手指痉挛地抓着潮湿的、铁丝般的草茎，急促的呼吸使脸下的水直泛涟漪。
她叫了起来。“三号先生！——三号！”
当她的身影消失在雾中时，克里斯朵夫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妙的预感。尽管他认为这个娇生惯养的姑娘既然走了没几步就在不平坦的地上跌跌撞撞，那么绝不可能敢于逃遁，可是他仍然不安。
他看了看表，决定给她一分钟时间。到时间他就毫不犹豫地向前走，不管是不是干完了她的活。
他挺直了身板倾听着。她刚才说什么来着？倾听惊人的寂静声！一会儿，他听见远处沼泽中有什么东西落在水里，虽然声音没有再出现，但却叫他不安起来。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向她在雾中隐去的地方。当他走了30来步仍不见她的影子时，不由得焦虑地跑了起来。
克里斯朵夫放下手中的雨衣和雨靴，沿着小径狂奔。约300米后他停住了。她走不了这么远的。他想到这里，又跑了回来，回到扔下雨衣和雨靴的地方，向两边沼泽中寻找。
在左边沼泽中的地上。他发现了那朵花，那朵曾经插在她头发上的黄色的枯萎的花，但他没有盲目地按着这条线索冲过去。他熟悉沼泽地，知道哪里有潜在的危险，他能根据水和土的颜色分辨得出危险所在；从生长的植物上他能识别这里的沼泽土有多大承受力。终于他从水里的泡沫上看出不久前有个生物从这里走过；因为气泡一般不会马上爆掉，它们能保持一个小时。
他脚下的路是山笛、马科斯和他铺的。这条路他也熟极了。他们仔细地选择了这条路线，建了路，并保养了它，在危险的地段铺上了方形木板和圆形木条。这条路附近有的是危险地段。
他迅速地在姑娘离开道路的地方做了个记号，把雨靴和他的雨衣都放在这里，然后沿着路继续往回跑，跑到他俩分手的地方。他走进了沼泽中，没走多远，大约有20米吧，他站在水里用脚探着泥底，脚踩下去处发出空洞的声音，四周的水都在震颤。他把手伸下去，使劲，喘气。水中的泥湿软地拱起了。
克里斯朵夫从沼泽土里抽出一块宽木板，拿着它退回去，扔到路上。当他第二次弯下腰去，摇动第二块木板时，只听得咔嚓一声响，这块腐烂的木板在迎着水的压力和重量往上提时折断了。他掂了掂手上的半块木板。觉得还可凑合，便罢手了，因为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他的心因劳累和担忧而怦怦直跳，这个古怪的姑娘，把花插在头发中，说到惊人的寂静声；寂静，一现在可真的快要最后降临了。这时，他居然真的担心这个赋有许多荒诞传说的姑娘会有三长两短。
现在，当他深知她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中的时候，已不再相信他的朋友们的叙述了，他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么多矛盾的现象不可能集于一身，他明白这一点。年轻人黑白分明的性格他是了解的，他们不像狡猾的老家伙那样口是心非；在他们心中和口中，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段时期的接触，他觉得这个法国姑娘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她的脸不像是不诚实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三号先生！——三号！”雾中传来绝望的尖叫声。
克里斯朵夫屏声静气，身子挺得笔直。他瞪大了眼睛，累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张开嘴，脑袋像雷达般慢慢地从左转到右。他倾听着，发现轻微的动静就来自他的正前方。他把木板拿来，扔到前面，再把短的那块接在长的后面，然后抽出长的，接上短的，如此反复接搭木板往前走去。他顾不上考虑，来不及放稳。木板翻了，他掉到了水中，水一下子没到臀部，幸而木板带住了他，他翻身爬出褐色的泥潭，继续倒换着两块木板向前爬。终于失去了目标。
“罗莲小姐！”他性急地叫了起来！
“快！——快，三号先生！”声音就来自身旁，又急又轻。
“他发现了那模糊的土丘。哦！那不是土丘，是姑娘。她被四周的水围住了；身子下面的土层似乎在下陷，在坍塌。
她抬起了眼睛。
“不要动。”克里斯朵夫镇静地说。
他把长木板铺到土丘前，自己则站在小木板上小心翼翼地做着平衡动作。然后脱下上衣，把一只袖子缠在手里。
“您试着抓住这件衣服。”他细声说，“动作不要猛。慢慢从这块木板上向我这里滑过来，肚子朝下，明白吗？不要挺起来，无论如何不要挺起来。”
蕾娜特闭了闭眼睛又打开，表示明白了。她有气无力地垂着脑袋，下巴没在水里，头发漂在水面。她浅浅地呼吸着，一动不动。然后朝三号先生看……
克里斯朵夫在木板上趴下，把上衣扔了出去。上衣“啪”的一声落在蕾娜特面前的水里。蕾娜特向前抬起胳膊，慢慢地抓住了衣袖。她感觉到那男人的手在拉她，便配合着脱出了原地，腐殖上小丘在她身下彻底崩溃了。她滑到水中，感觉到木板就在身下，于是弯动膝盖顺着这块斜翘着的木板朝三号先生爬去。三号已经直起身来，准备把她拉出沼泽。
“慢一点。”他轻轻地说。
木板翻了。蕾娜特放开衣袖，去抓木板，人沉了下去。
“把手伸出来！”克里斯朵夫叫道。
他趴下去，手在水里捞着，能抓住什么就抓住什么，被他一把抓住的是长长的头发，他拽着头发往上拉，直至蕾娜特的手伸出水面。
他把她拖到他趴着的这块短木板上，木板摇摇晃晃，似乎经受不住上面的力量而往下沉。他把那块长木板弄了过来，扔在短木板前面，拽着蕾娜特爬过去，让她躺在那儿，尔后又把短木板接到前面。就这么长接短、短接长地挪动，直到他估计已到达坚实的地面为止。他把蕾娜持扶起来，让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挪着小步子走走停停，穿过浅水中的最后几米路时，脚下的上仍是松软而有弹性的。直到上了道路后，他才把蕾娜特轻轻放在地上，自己走开了。他取来雨衣，铺在地上。
“躺在这上面，让我把您裹起来。”
蕾娜特伸出胳膊，克里斯朵夫托起她，放在雨衣上。他感到姑娘的躯体在他的怀抱中颤抖。听见一阵阵的抽咽，只听她边科边说：“我不是罗莲-德-弗雷斯卡。”
她把脸埋在他的肘弯里，哭了。
克里斯朵夫的心软了。他慰藉地抚摸着姑娘的背脊和水淋淋的头发，他差不多快相信她的话了。
贝特西的雨靴扔在原处，克里斯朵夫的上衣丢了，但他顾不上了。他得赶紧把这精疲力尽的姑娘送回房子里去。雨越下越大，雾渐渐淡了。当他踏上夹在山间的那块平地时，马上就被他们看见了。马科斯和山笛朝他奔过来，接过正从克里斯朵夫肩上往下滑的姑娘。
“你们怎么这副模样？”马科斯吃惊地问。
“是掉进去了吗？”山笛问。
克里斯朵夫点点头，跟在架着姑娘往回走的这两个人后面摇摇晃晃地走去。他差一点在门槛上绊倒。使他吃惊的是贝特西向他射来冷冷的眼光。
“烧点热水洗个澡。”克里斯朵夫叽哩咕噜地说，“要不我们这就去地狱了。”
山笛和马科斯把蕾娜特架进她的房间，交给了贝特西。贝特西什么问题也没提，一声不吭地离开客厅去照看她的囚徒了
“她一定没兴趣再去散步了。”山笛说，“出什么事了？”
“刚出的事。”克里斯朵夫嘀咕着从气炉子上拿过热茶喝起来。
“在哪儿？”山笛问。
“在通往威斯特代尔的路边第一个洼地里。”
“笨蛋！”马科斯说，“你干嘛走那么远？”
“想让她走累点。”克里斯朵夫凝视着呆板的气炉火焰，心不在焉地回答。
约翰从地下室走上来，问出了什么事，可是没人回答他。贝特西回来了，把姑娘的湿衣服扔在气炉子旁。
“你现在也想跟她一起洗澡吗？”她嘲笑地问，“那就快去，她正坐在澡盆里。”
“啊哈，原来如此。”约翰在楼梯口狞笑着说，“没有完全成功，对吗？”
大伙都惊讶地看着约翰。约翰说完就走下了地下室。
“他在说什么？”马科斯问。
“他在说胡话。”贝特西说，“听新闻听得太多，人都迷糊了。”
克里斯朵夫脱下雨靴，把滴水的毛衣和衬衣从潮湿的皮肤上扒下来。他把衣服都搁在气炉子前面。
“现在说说吧。”贝特西说。
“没多少可说的。”克里斯朵夫说。
当他叙述到他们走到洼地，向道路走去的时候，接下去就开始胡编了。他压根儿未提蕾娜特逃跑的尝试和搭救的过程；他不提这些，是因为担心他的伙伴们会对姑娘采取严厉措施。他说得很快，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说到雾越来越浓，说到姑娘跌了下去，然后是他去找木板，也跌了下去，最后终于将晕厥了的法国姑娘救了上来，拽到了路上。
“老天爷，你可真是英雄！”贝特西微笑着说。
“圣-克里斯朵夫下凡。”山笛说，“事情传出去，我们还能多要100万。”
“你们想想看，假如她没长长头发，谁知道我还能不能抓住她。”克里斯朵夫心有余悸地说。
“但愿那长头发仍然在她脑袋上长着。”马科斯说。
“那是自然。”克里斯朵夫回答，“假如没有，贝特西可以借给她。”
马科斯和山笛哈哈大笑。贝特西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她站了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克里斯朵夫说，“贝特西的箱子里有一副漂亮的金色长假发。”
两个大笑者顿时哑了口。贝特西扯着衬衫的边，想要堆起笑脸，可惜这笑容不那么自然。
“我常想，你为什么把头发留得这么短？”山笛说，但他没有得到回答。
贝特西干咬着。
“你没有骑士风度。”她很快地对克里斯朵夫说，“知道这种事应该保持沉默。”
她离开客厅，走入洗澡间。山笛拍了拍克里斯朵夫的背，步出了房子。马科斯靠在躺椅上，翻阅着一本两年前的旧杂志《花花公子》。克里斯朵夫隔一会儿摸摸烤着的衣服，翻个面；他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处理姑娘的裙子和上衣。他背朝马科斯蹲着，不让他看见他两手在忙些什么。他在检查姑娘的衣眼。他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他把上衣的里子翻过来看，顿时手指颤抖起来，脉搏跳得很快。原来他发现了一些断线头，一个被撕掉的公司牌子的残余部分。
“你这个轻佻的女人！”克里斯朵夫在心中咒骂，“你想在那个瞬间利用你的柔弱来欺骗人，在我这儿办不到！办不到！”
他把这些衣服重新扔到炉前，笨拙地站了起来，这时他才感到肌肉酸疼，浑身发冷。
“洗澡间什么时候能腾出来？”他喊着，“把那小畜生撵到床上去，四号小姐！”
贝特西闻声走来。
“你的洗澡水已经放好。”她说着嘲讽地鞠了个躬。
“原谅我刚才说的话。”克里斯朵夫拿着半干的衣服走了。
约翰显然非常紧张。山笛听见他在他的房间里跟贝特西争吵。山笛走进客厅，想找马科斯说说调整站岗时间的事，还有是不是应该接替一下约翰，他老听广播也够累的了。但山笛只见到克里斯朵夫，他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吃苹果。
“我们是不是该换约翰一下？”山笛问，“他没日没夜地守在那个尖叫匣子前面，都快晕头转向了。”
“他现在还守在那儿？”
“没有，现在没有。他正在房间里跟贝特西争吵呢！”
“不打不骂不成爱情。”
“你这家伙！我要有你这么骂就好了。我的意思是，约翰也该好好睡一觉了，他的工作我们也能办好的，您说呢？”
“好吧，山笛。”克里斯朵夫嘀咕着，懒洋洋地翻身下了椅子，向地下室走去。
他接了按开关键，等待机器发出信号，可是没有声音，他打开电视机，也没有画面和音响。
克里斯朵夫检查了一下电线。插头被拔出，而且卸掉了，电池也缺了几节。克里斯朵夫深感吃惊。他打开无线电收发机，指示灯亮了，他拨动波段开关，捕捉到空中交通控制的一个无线电指标信号。他笑了开关，想回到客厅去，这时传来了约翰的脚步声。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踌蹰起来，躲进了堆放备用汽油桶的那间地下室。他在黑暗中观察着约翰装上电池、安好插头，接通了电路。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约翰有收听新闻的特权？他这么做是为了突出自己？其他人。贝特西、马科斯和山笛知道这事吗？
克里斯朵夫等着，看到约翰开始工作，收听晚上的新闻节目。约翰戴上耳机，把新闻录在磁带上。有时他把录音机关了，他觉得重要时，又重新让录音带向前转动。10分钟后他干完了，卸下电池和插头，把录音机夹在腋下走了出去。
克里斯朵夫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山笛在打鼾。房子里十分安静。克里斯朵夫悄悄走过一个个房间，连那姑娘的门口他也注意倾听了一下，但他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没脱衣服就在床上躺下了。
他对自己感到惊奇。他这是怎么啦？也许他是离群者，所以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离谱？他打了半个小时瞌睡，直到马科斯来敲门，叫他去换岗。
天可真冷，夜空中群星闪烁。山笛明天可以飞到维克去发信了。那么只须再等几天，他们将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动机，然后就把罗莲-德-弗雷斯卡送回去。
克里斯朵夫从房子旁走开，远远地走入黑暗之中，他感到在这夜色笼罩的大地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他倾听着，倾听着吞没了他的惊人的寂静声。他觉得仿佛身处于一个硕大的石墩之中。
山笛在晨曦中起飞。这天是8月20日。伙伴们又倒下去睡回笼觉，然后才起来吃早饭。山笛朝着索特兰方向飞，沿着836号公路，这条公路是从赖尔格通往汤格的。到了海岸边，他转了个90度角，沿着海边越过特索，绕过邓肯斯拜角，离开海面，飞过辛克莱湾前往维克。
他的飞机降落时的场面是激动人心的。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和机场负责人向斯高特飞机涌来，团团围住了山笛，好像他是刚刚征服了北极归来的英雄似的。
“再过10分钟我们派出去找你的飞机就要起飞了。”机场负责人说，“假如我们找不到你，就要用威士忌瓶子给你搭个纪念碑。你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你的飞机没有一道伤痕嘛。”
“你们真好，”山笛说，他有点不安，“不过我不会出事的。我的操纵设备出了点毛病，然后又碰到那种鬼天气，你们是知道的……那种情况下我可不能冒险。”
“可以通过无线电啊，你为什么不用无线电通讯报告一下呢？”
“电路有点故障……后来我又是在那么深的山谷里，你们谁也听不到我从那里发出的报话，更别说找到我了。”
“你在什么地方？”
“在索特兰的本阿明附近。”
“克洛伊的机场领导人昨天很紧张地问到你。你跟他熟吗？”
“那当然。”
“我看你最好向他报告一下，让他能睡个好觉。你的乘客在哪儿？”
“已经下了飞机。这帮傻瓜想步行到雷笛尔森林去。我随他们的便”
他们走入了办公楼。山笛很熟悉这里，径直走向指挥塔台。他突然不安起来，他拨通了克洛伊的电话，找那机场领导人。
“我是山笛-麦克寇文！”他自报姓名。
“你这个家伙！”电话里传来了那边的声音，“你见了什么鬼了？我从爱丁堡你的教练那里听说，有人在找你。”
“谁？”
“别装佯了。也许你又过低地飞越了一座可爱的小城市，轰隆轰隆的声音惊得鸡飞狗跳。要不就是你的车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停了几个礼拜。警察在找你。”
山笛没有马上说话，咽了咽口水。
“他们够操心的。”他说着干笑了几声。
“你是不是问问爱丁堡那个长子。他好像知道得更多一些。不过别担心，你的飞行执照丢不了，我们会想办法的。”
“谢谢你，弗雷德，我会跟你联系的。”
“再见，飞行顺利！”
山笛挂上了电话。他感到胃堵到了喉咙口。事情看来真是严重了。
不能紧张，他警告自己，先大模大样地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办。
他往爱丁堡拨了电话，很顺利，接电话的正是他以前的飞行教练。
“我只想报告一下，”山笛说，“我一切都正常。”
他也向他的教练谈了电路和操纵系统的毛病，强制自己不提那个压在心头的问题。可是他的教练主动回答了他没有提出的问题。
“还有，两个刑事警察找过我。他们认为你卷入了绑架丑闻。”
“什么？”山笛叫了起来，神经质地大笑着。
“别傻笑了。……这两个人说到两起绑架案。你与此有关系吗？坐你飞机的是什么人？”
“两起？……我知道什么！……我在索特兰把那几个愿意跑断腿的旅游者放下了飞机。怎么样？后来呢？”
“他们今天还会来。他们想打听你呆在哪里。”
“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好得很，并且建议他们租我的飞机旅行一番。”
爱丁堡那边传来一阵发自内心的微笑声。
“好的，山笛。这两个家伙我一点都不喜欢。到时候把他们抛在半路上。他们对飞行毫无兴趣。”
“好，我就照你说的办。再见！”
山笛挂上电话，看见了维克机场领导人好奇的目光。
“他们想陷害我，”山笛说，“说我不遵守关于最低飞行高度的规定等等。”
“大惊小怪！他们就不能等你回来再说吗？”
“没有罚款可收，他们哪里有耐心等？”
山笛把手套放在桌上，转身朝着门口。
“我到加油站去一下，”他说，“也许我还想飞到斯多诺威去玩玩。”
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一封贴好邮票的信。
“大卫，今天有人飞到爱丁堡去吗？”他问。
“有，两架飞机。你是想托他们带什么吗？”
“我想把这封信从爱丁堡发出。行吗？”
“没问题，山笛。给我吧，一我马上就让他们送去。”
“这人可靠吗？”
“和我们大家一样，山笛。”
机场领导人把山笛单独留在办公室里。山笛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把小刀，钻到写字台底下电话线的接线盒处。他撬开塑料壳，想把电话线的接头拧下来。但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使他紧张起来，他在紧挨接头处割断了电话线，把塑料壳又安上去，松开的电话线头照旧插在那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线被割断的任何痕迹。
尽管时值清晨，一阵阵凉爽的海风吹进窗户，山笛却在冒汗。他拿上手套，走向自己的飞机，发动后飞机升起来，转到加油站前落下，加满了阿伏图牌汽油，重又回到办公楼前。
山笛报告了他的飞行意图。机场负责人记下了目的地和当时的时间——8点15分。
“你的信已经在天空中了。”大卫把头伸向窗外说。
一架陈旧的“台里尔二型”飞机发出沉闷的噪音，飞行员开足油门使它达到规定的起飞功率，它终于达到了，拐着弧型线从指挥塔台前绕过。
“你对那个绑架事件怎么看，山笛？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是你寄到法国去的信让我想起的。”
“什么事件？三四天来我既没有读报，也没有收听新闻广播。”
“那么听着，外交照会交换了，报上发表了数不清的最佳措词，众口一词，认定有那么一小撮傻瓜在胡作非为……而你却在空中漫游，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别的事了。”
山笛焦躁起来。他又感觉到那该死的炎热在背脊上流动，还弄湿了他的手心。机场负责人在办公桌前坐下，打开一张报纸念给他听。
“有意思。”山笛边戴上手套边嘟哝着，过一会又是一句，“有意思。”
“你根本没有听。”大卫说着把报纸放在一边。
“你要知道，他们弄一个百万富翁的钱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事。要是这样真的能帮助一些半死不活的黑人或者棕色人，也没什么不好。”山笛回答着向门口走去。
“嘿，你的口气简直像个共产党分子。”大卫说。
“没有听到过基督教的博爱一说吗？”山笛问。
大卫惊讶地看着山笛，笑了起来。
“全是一派胡言。”他说，“飞行顺利，山笛。”
“谢谢，老朋友。”
山笛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飞机前，申请起飞，然后便升上了天空。他放弃了绕场一周的仪式，消失在北方的空中。有一段时间，他保持着规定的高度和路线，然后降了下去，以与苏格兰大河谷同高的高度离开了海岸线，朝克莱姆方向飞了一阵，然后在山谷的掩护下折回斯尼斯方向，在光秃秃的山坡夹着的平地上降落下来，停在活动棚前面。
克里斯朵夫和马科斯从房里走出。山笛招着手让他们跑得更快一些，并冲着他们喊：“去拿一个备用油桶来！”
“出什么事了？”马科斯问。
“待会再说。我们先得好好掩蔽一下，别让他们在我们让他们来之前发现我们。”
克里斯朵夫和山笛把棚子推过来。遮住了斯高特。马科斯跑回去，同约翰一起推着备用汽油桶滚过来。贝特西也出现了。
“别都傻站在这里！”山笛吼着，“在外边没事的最好都到房子里去。把百页窗都关好！”
“你着了什么魔了？”马科斯喘着粗气同约翰一起钻进了棚子。
他们把汽油桶一直滚到斯高特旁边。
“油泵呢？油泵在哪儿？”山笛愤怒地叫着。
“你就像是伦敦警察厅的人在10分钟内会全体赶到这里来一样。”约翰说，“我去拿，你的泵。”
他们加了油，然后全体集中在客厅里等待山笛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山笛先检查了一下窗子才开始报告。
“信已经发出，”他说，“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收到。我们必须马上进入戒备状态。我建议派人在斯高特飞机处放哨，日夜不断。”
“你疯了。”克里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
山笛看着地板。
“我有我的理由。”他说，“我从爱丁堡那儿得到消息，我——你们明白吗？——刑事警察在找我。有两个警棍到机场去了，他们把他们的怀疑告诉了机场负责人，说我有可能卷入了绑架事件。他们掌握了一条线索，不是一条通向我们这里的线索，而是一条通向山笛-麦克寇文的线索，不是一号先生。这里空中人人认得我，每个机场都有我的履历。这就是说，他们也许马上会得知你们的姓名。这将会妨碍我们实行在马林角降落的计划，我们在爱尔兰的朋友们知道这些情况后不会干的。”
山笛的话在大家心中引起了震惊。过了好一会，贝特西才第一个镇静下来。
“他们无法证实你干了些什么，”她说，“那纯粹是猜测。他们同样会怀疑别的人。”
“只是山笛不能再露面，”克里斯朵夫说，“他不能飞往爱丁堡去说明理由。现在他失踪了，再也找不到。这就向警察证明，他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我该怎么办呢？”山笛大声说，“去找警察？只是为了消除怀疑？谁知道他们会把我关多久。那样一来，谁带你们去捞水里的钱箱呢？谁送你们去爱尔兰呢？”
“镇静，镇静！”贝特西挥着手说，“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事情我们早就应该估计到。只要想想就行了，我们手里攒着一个典押品，凭这点可以叫整个伦敦警察厅随着我们的口哨声翩翩起舞。我们有罗莲在手。山笛，我觉得你的紧张完全没有道理。警察坐在爱丁堡猜谜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想，我们让他们把钱投在几英里外，这多么富有戏剧性！只有拽着罗莲，让他们走到我们面前来都没什么关系。”
“你就不明白，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是谁？是有区别的吗？”山笛非常愤慨，“你知不知道，我将永远不能再公开露面？”
这个问题使贝特西无言以对。她非常清楚，在座的所有人也一样清楚；山笛不可能再以原名回到英国来了。她避开了他的目光。
“我们会给你弄一本挂另一个名字的护照。”约翰叽哩咕噜地说。
“还有一本飞行执照吗？”
约翰耸了耸肩。
“时过境迁，总会有办法的。”
“好吧，你们给我弄本新护照。不过下一次行动时你们重新找个飞行员吧。”山笛激动地说。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给你弄一本爱尔兰的飞行执照。”贝特西试着安慰他。
“我要是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冲着我来就好了！”山笛用双手捂住脸，“我们的链条上一定少了什么环节。从爱丁堡每天有20到30架私人飞机起飞。这还不算教练机呢。”
约翰和贝特西默然对视半晌，然后站起来，向地下室走去。
“很简单，”克里斯朵夫说，“从伦敦来的班机的到达时间，估计从大机场到体育机场的运行时间，谁从这里起飞了，谁没有到达目的地，谁在三天后才回来，只要查一下，不就行了吗？”
“你可真是聪明过人！”山笛嚷道，“你为什么早不说呢？你最好说说现在我们该怎么脱身！”
“怎么脱身？”克里斯朵夫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想脱身。你以为当初弄到这门工作就是为了享受空中的乐趣吗？现在别为了改一下姓名就吓出一裤子屎。你难道没有表示过，一旦警察发起进攻，就向他们开枪射击吗？在这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结局？你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同意这一切，为了事业。你愿以恐怖斗恐怖，给这个该死的社会制造害怕和恐惧，吓得那些家伙耳目失聪，……现在你因为他们知道了你的名字就受不了了吗？”
“得了得了！演说家。”山笛说，“我并不害怕，我只是对计划中的漏洞非常气愤，尤其是对没有必要的漏洞。是这个问题使我不安。喂，你想想看，我们究意留下了哪些漏洞？”
“也许没有了，也许还有若干。但是我们可以设想，警察也会犯错误的。”
“但愿他们犯的是对我们有利而不是有害的错误。像认为我们绑架了两个姑娘的看法就太过份了。”山笛说。
“你说什么？”贝特西吃了一惊，“这是谁说的？”
“据说他们追查我，是因为我拐了两个姑娘。这是爱丁堡我的教练说的。”
地下室传来音乐，一首布鲁士乐曲。约翰跟着曲子吹口哨。他们听见一阵随着乐曲唱起来的沙哑的歌声。克里斯朵夫喊道：“节约电池，先生！”
音乐中断了，贝特西站起来，走到楼梯边。
“你听见吗？”她朝着下面叫，“他们在找两个姑娘！”
约翰说了些只有贝特西听得懂的话。她点点头，回到椅子那儿。克里斯朵夫变得不安起来。他从山笛和贝特西身旁绕过，回到他的茶杯前。喝了一口茶后，他又专心致志地绕着坐在那里的人们转起圈来。
“你看，”贝特西竭力故作平静，“他们这就开始弄错了。”
“但愿不是最后一次弄错。”山笛说。
“是两个法国姑娘吗？”克里斯朵夫突然发问。
“这我不知道，”山笛答道，“没说是什么国籍。”
克里斯朵夫走到楼梯边。
“喂！下面的！你在新闻广播里听到说绑架两个姑娘的事吗？”
“别开这种玩笑了，”贝特西失去了自制力，“我们还得考虑许多事情，哪有时间去关心另外一个？”
“你也紧张了？”克里斯朵夫朝贝特西转过身去，“这就是你们让把钱送到这里来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引起的。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能离开这里，在马林角静候佳音，然后从那里把那姑娘打发回去，向全世界发出谢谢的无线电呼叫。”
“他说的有道理，”平时从不参加讨论问题的马科斯发话了，“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把我们自己煮的汤喝完，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你们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求派人去直升飞机那里站岗了吗？”山笛问。
“不明白。”克里斯朵夫固执地说，“没有人能通过这片沼泽找到我们这儿来的。”
“可是如果有人在我们附近从直升飞机上下来呢？”山笛提出他的猜测。
“那么我们就让罗莲和克里斯出现在他们面前。当然不是表示他愿驮着她穿过沼泽，而是让那些人明白，他们再走近一步，克里斯就会对这姑娘下手。……克里斯，你有武器吗？”贝特西用嘲讽的语调问。
克里斯朵夫点点头。
“而其他一切细节我们已经研究过。”贝特西最后说。
“我建议把漆和喷枪现在就拿到棚子里去。”山笛说，“谁知道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充裕的时间。每一秒钟都不可浪费。”
山笛不等别人回答便走入了地下室。克里斯朵夫和马科斯跟上了他。约翰正在扭动收音机旋钮，当他看到大家干起来后，忙摘下耳机放在一边，跟他们一起干起来。他们一块儿把油漆桶和必要的工具搬到了棚子里。
山笛几乎不到房子这边来了，他待在他的斯高特那儿。由于没人表示愿在直升飞机那里放哨，他就一个人干。
其他人都坐在客厅里等待着。听录音，等待；吃饭，等待；阅读旧杂志，等待。贝特西不时去看望俘虏，给她带去吃的和可阅读的；有时代约翰听一会儿广播。其他人则呆呆地凝视前方，焦灼地等待着。他们数着时间，既不打扑克也不喝酒；他们在客厅里踱步，不开玩笑，或看着墙，或看着表；偶尔也吃点东西，听听录在磁带上的新闻。
遇到山笛过来拿点三明治去吃，空气似乎才活跃了一些，给人一些新鲜感，让人看到一张未曾连续盯了几小时的脸庞。
他们都不说话，倾听着某种动静，倾听着危险的脚步声；似乎危险在逼近，每个小时都更靠拢一些，既没有躲闪的可能，也没有逃遁的企图。是他们向世界提出了挑战，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帮助挨饿的人，帮助受奴役的人的，他们这么做当然违犯法律，但却是为了正义……他们默默无言地坐着，等待着。他们听得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不是怕死，而是怕死亡的过程，怕受伤时的痛苦，怕直升飞机的坠落，怕告别人间前的瞬间。
他们等待着，等待他们的信到达法国，等待人们的反应，等待与警方的无线电通话，等待以他们的俘虏交换赎金的时刻。他们指定了日期和时间。他们准备着，等待着。
曼松在维克见到的是束手无策的麦克波逊。曼松向他介绍了匹埃尔后，便一起去辛克莱饭店登记住宿，然后驱车前往机场，在指挥塔台里对这里的机场负责人开始了讯问。
“请问您的名字。”
“大卫-胡斯腾。”
“您最后一次见到山笛-麦克寇文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晨。”
“他有什么引起您的注意吗？”
“没有，先生。”
“一架飞机失踪了三天，您觉得完全正常吗？”
“对山笛是这样，如果是别人我就会不安了。”
“为什么对山笛就没有不安？”
“我们称他是开拓者。他经常在高原上飞来飞去，在飞机里过夜，就像别人在汽车里宿营一样。”
“您同他谈了些什么？”
“没谈什么。他在这里待得不久。谈到过绑架案。可是他心不在焉，对此不感兴趣。”
“他到这里来干嘛？”
“嗯；他按照规定报了到，说了他的斯高特飞机出了毛病。我们正想派一架飞机去找他时，他在我们面前降落了。然后他加了油。根据记录，他于8点15分报告飞往斯多诺威。”
“结果他没有到那里。”
“这我知道，先生。”
“他是怎么解释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来的？”
“他在索特兰让乘客下了飞机。”
“那些人想上哪里去？”
“雷笛尔森林。”
“您的电话现在正常了吗？”
“是的，先生。电话线曾经折断过。”
“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那么您让山笛一个人在房间里待过一段时间-？”
“是的，几分钟。”
麦克波逊钻到了办公桌底下去，曼松继续问。
“为什么？”
“我去把山笛的一封信交给我们的一个飞行员，当时他正准备飞往爱丁堡。”
“您仔细看过信封吗？”
大卫-胡斯腾没有马上回答。
“这并不触犯通信自由，胡斯腾先生，我们没有要求您那么做。您又没有打开信封。每个邮政人员都得读信封上的地址，否则信就没法投递。”
“我只知道信是寄往法国的。”胡斯腾吞吞吐吐地说。
办公桌下发出一声惊叫，麦克波逊喘着气爬了出来，脸涨得通红。
“接线盒被硬扒开了。”他说，“碎片还在那里。”
他手指间夹着一小块白色的胶木。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先生。”胡斯腾说。
“但是我们知道。”麦克波逊说。
“那封信是邮往法国的？”匹埃尔至此一直沉默不语，现在伸长了脖子问。
“是的。”
“您是否还记得收信人的名字？”
胡斯腾迟疑着。
“不。”
“是不是弗雷斯卡？”
“不是，肯定不是。否则一定会引起我的注意，我把报上登的这些人的事读了一段给山笛听。他干嘛要写信给弗雷斯卡呢？”
“是啊，干嘛呢？”曼松说，“山笛对这段故事不感兴趣是不是？”
“是的。他说，这一切他都觉得无所谓。照他看，如果有用，拿一个百万富翁的钱没什么不好。”
“对谁有用？”
“不太清楚，好像他是说黑人和棕色人。”
麦克波逊看着曼松。匹埃尔干咳了几声，转过头去。
“假使我说几个名字，能不能勾起你对收信人名字的记忆？”匹埃尔问。
“有可能。”
“信是寄到尼札去的吗？”
“好像是的，先生。”
“是维克多。凯泽克这个名字吗？”
胡斯腾沉思着，犹豫不决。匹埃尔拿过一张纸来，端端正正写上这个法国名字递到胡斯腾面前。
“怎么样？现在恩得起来吗？”
“有可能。”胡斯腾慢慢地说，“维克多这个名字我记得，后面那个就没有把握了。”
“对维克多有把握？”
“是的。”
“这是弗雷斯卡的私人秘书。”匹埃尔对曼松说。
“那就行了。”曼松松了口气，转向麦克波逊，“您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角色已经调换了。”
麦克波逊把胶木碎片放进烟灰缸，右手指挠着左手心。
“我原地不动，曼松。我总觉得有那么点可怕。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麦克波逊回答。
“噢，先生们，没必要争吵。我坚信我们的飞行员朋友对我们大家都有用；他绑架了两个姑娘。”匹埃尔说。
“连我都快相信了。”麦克波逊嘟嘟囔囔地说。
曼松朝门边退去，向麦克波逊示意他想走。匹埃尔马上又一次踱到窗口，向外面看去，看着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
“真有意思，”他兴奋地喊着，“一个人竟然可以像幽灵一般飞来飞去。”
“这应该说是一种灾难。”曼松轻声对麦克波逊说。
离开办公楼前，曼松提醒胡斯腾先生，他必须保持沉默，一架飞机也不可起飞去寻找，任何会引起山笛不安的行动都不得采取。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引起绑架嫌疑犯惶恐不安。
三人一起驱车回到饭店。他们都饿了，吃了不少，喝了咖啡，翻着他们的笔记本，商量下一步共同行动计划。这时，有电话找曼松。
电话是从牛津打来的。那里的刑事委员马维克告诉曼松，他们认出了照片上罗莲-德-弗雷斯卡旁边的那个男人。
“太棒了！”曼松兴奋起来。
“他叫约翰-特纳，语言学学生，因一些刑事犯罪行为被系里开除了。”马维克报告说。
“你们有他的犯罪档案吗？”
“有的。贩卖大麻和暴力行为。他是那种表面善良、老实的人，一旦心血来潮，却会突然毫无顾忌地大打出手。”
“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我们照章办事，检查了他的经常居住处，但是不见他的任何踪迹。”
“请发出一个寻人启事。我们必须找到他。也许他同绑架集团间接有关。”“好的，曼松。还有什么吗？”
“有，你们或许可以查一下他同罗莲-德-弗雷斯卡的关系过去怎样，或现在仍然怎样。”
“这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她关系最暧昧的朋友之一。”
“什么？他！”
“是的。而且罗莲也不是清白的。她很怪僻，要不然她在那伙嬉皮士青年中间也不会那么如鱼得水。我们确信她也注射过毒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保护她的力量一手遮天，使谁也没法子接近她。”
“那只巨手总有一天也会累的，马维克，至少我们可以这么希望。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曼松回到同伴那里。那个法国人和苏格兰人充满期望地看着他，他却不急不慢。
“匹埃尔先生，您说说看，您给我们那些罗莲的照片是从哪里弄来的？”曼松问。
匹埃尔挤着眼睛笑了笑。他又给咖啡加了一块糖，使劲地搅拌起来。
“我不是跟弗雷斯卡先生和夫人私下谈过一次吗？我请求他们让我看看小姐的房间。他们同意了。”匹埃尔悠悠然吮吸了一口那深褐色的糖水。
“后来呢？”
“这就是一切。”他说。
“这些照片就堆放在那里？”
“不，不，您想哪去了！”匹埃尔说，“是我找到的……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
麦克波逊和曼松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匹埃尔说，“我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明白吗？人越富越怕羞。不过不是出于伦理道德上的顾虑，而是担心他们的财富遭到削弱。”
“现在该您说了，曼松，您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麦克波逊催问道。
“我知道牛津那张照片上罗莲旁边那个男人是谁了。”曼松把同马维克通话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那么也只有找到那个小伙子才对我们有用。”麦克波逊说。
“我们现在怎么行动？”匹埃尔问。
“不行动，”曼松说，“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给人质带来危险。”
“根本不行动？”匹埃尔吃惊了。
曼松摇摇头。
“已经通报一切飞行报告点和观察站，注意一架蓝、白二色的斯高特型直升飞机的行踪，俟有发现立即报告它的位置。如果我们现在向公众呼吁，不管通过电视也好，无线电也好，要求昨天和今天看见一架这种类型飞机的人向我们报告，那只会使山笛紧张不安。他一定在收听新闻，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反应”
“各警察机构呢？”
“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希望有哪个警察局能报告点什么。”
麦克波逊在他的椅子上不断变换坐的姿势，忽然死死盯住曼松。
“麦克波逊，您干嘛这样看着我？”曼松问。
“我吃惊的是，您怎么这般悠哉游哉地认定我们找对了人？具体线索我们手里没有，根本没有。一个小伙子因为警察在找他就逃掉，这根本不是证据。”
“那么寄往法国的信呢？也不是证据吗？”曼松挑战地问。
“不是。只要想想每天有多少封信邮往法国、邮往尼礼就行了。”
“维克多这个名字呢？”
“您对曼松说说，匹埃尔先生，维克多这个名字是多么常见。不，对我来说这同样不是证据。”
匹埃尔点点头。
“我们也不是光为了一个证据，我们是要追随形形色色的信号，这类信号在这里集中，堆积。”曼松毫不让步。
“那么您别忘了蕾娜特的大衣、护照，还有她的箱子，化学分析证明了人们使用过氯仿，而且可以估计是用氯仿迷醉了她。如果您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您的案子线索的堆积，那我也可以把您在维克这里归到您的案情里去的迹象，都看成是我的线索的堆积。”麦克波逊执拗地说。
“有道理。”匹埃尔说，“你俩都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到交出钱之前我们还有最后一段回旋的时间。”曼松说。
“我的任务是，”匹埃尔问声闷气地说，“制止把钱交出去。”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曼松吃了一惊，“如果您对这些家伙下错了棋，他们会把人质置于死地。再说我们还不知道罗莲在哪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交钱。”
“这很快就会知道的。”匹埃尔说，“到那时，德-弗-雷斯卡先生就会要求我把他的女儿弄回去……在没有不必要的开支的情况下。”
曼松看着他的空咖啡杯，两手叉着。麦克波逊靠回椅背，向屋顶喷吐香烟雾，跷动着腿。
“要不，弗雷斯卡会……哎……任性地要求由英国政府来支付这笔钱。”匹埃尔窘迫地说。
麦克波逊的腿摆得更厉害了。曼松悲哀的目光离开了空咖啡杯，转到匹埃尔脸上。
“我看只能先把人质搭救出来，然后从绑架者手中把钱夺回。因为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解除后顾之忧，投入一切技术力量。而现在，我们的手被缚着。你们以为我们不可能动用无线电测向，投入陆军和海军直升飞机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搜索并找到这个集团吗？可是我们方面任何接近他们的试图都会使人质陷入生命危险之中……到头来一切全都白费。不，不，我们不能这么干，匹埃尔。”
“如果弗蕾斯卡老头拒绝照绑架者的要求办呢？”匹埃尔问。
“这样对他没有好处。”麦克波逊说，“新闻界会就此大做文章……”
“他自己也拥有一些报纸。”匹埃尔打断了他的话头，“还有对电视和广播电台的影响。”
“但愿他不要退缩。”曼松说。
一个跑堂走到他们桌旁，给他们加了咖啡，然后向麦克波逊弯下腰去耳语了几句。麦克波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高兴地把香烟扔进烟灰缸。他笔直穿过大厅，出了玻璃门，进入旅馆登记处。
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好奇地东张西望。麦克波逊把他带到探长们的桌边。
“有客人来了。”麦克波逊指着他身旁的人说，“这位是布吕克尔先生，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小姐的亲戚。”
布吕克尔点点头坐了下来。
“这两位先生负责罗莲-德-弗雷斯卡的案子。”麦克波逊解释道，“我们在一起合作并非偶然。”
“您是在帮助这两位先生吗？”布吕克尔问。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而他们也在帮助我。”麦克波逊回答。
“我不想耽搁你们的时间，不想多说。我带来了蕾娜特-歌得斯密德的照片、手迹和一盘磁带。我打算全都交给你们，或许你们会有用处。”
“谢谢，我愿意接受。”麦克波逊说，“不过您先告诉我您的打算，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也许您需要我的帮助。”布吕克尔回答。
“您是警察部门的吗？”
“不。我是……应该说，我曾经是记者。”
“您给我听着，先生！”曼松怒吼起来，“您别打把在这儿探听到的东西给哪家报纸写文章的主意！要写您就写写苏格兰的风景，玻璃工艺或者捕鱼业；实在不行就写写金子或者帆船竞赛什么的。就是别写罗莲-德-弗雷斯卡。”
布吕克尔惊讶地看看曼松，看看匹埃尔，两手合掌夹在两膝之间。他搜索着词汇，想避免表达得过于激动或错误，可实在是难得很。
“我对你们的罗莲-德-弗雷斯卡没有丝毫兴趣，我关心的是蕾娜特-歌得斯密德，明白吗？”布吕克尔迟疑地说起来，“至于写，我有什么可写的？关于这个家庭还有什么遗嘱未写的吗？我也不想写关于蕾娜特的事。我根本没打算写，只打算帮忙寻找她。明白吗？我说清楚了吗？”
“一个记者有这种观点倒是挺别致。”曼松说。
“也可以这么说。您要知道，我对写文章已经失去兴趣，因为报纸要我写的我写不出来；而我自己要写的却没有人要。比如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实情何在？或者：什么是操纵？实情总是为一桩美好的事业服务的吗？我的意思是，谁有能力从客观事实中得出结论来？自然不是那些盲目信奉报纸的人。”
“作为一个记者，您的疑虑过多了些。”曼松说。
“可能的。不过您且听我说说为什么我厌烦了。您随便拿起一张报纸来，您听听电视、广播里的新闻。一大半内容都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胡扯，不是为羊叫屈，就是为虎作伥。您去读读，那些关于任何绑架事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多么感人、真切，激动人心。您仔细看看那些照片中双目圆睁的旁观者的形象，他们好奇地站着，高呼要严惩凶手，等待着看一把刀插在肇事者的胸口，等待着警察和匪徒之间枪弹横飞的精彩决斗场面，跟电视里的侦探片没两样。为什么？为了刺激，为了起一身鸡皮疙瘩，并得以在一段时间内感觉到其存在。他们站着，等着看一座百货大楼被炸入云霄，一辆汽车起火；或者大使馆被毁，或者旅行社被炸。一旦这类事情发生了，他们便发出愤怒的吼声，但这实际上是身心愉快的叫喊，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像在罗马斗技场里奴隶主把基督教徒扔到猛兽面前时那样，或者像中世纪焚烧巫婆那样，让神经受到愉快的刺激……只要还在假惺惺地、哭哭啼啼地报导这类事情，就总有绵羊被驱赶上屠宰场。而那些没有被屠宰的就总在一边乐，乐自己没有被杀，只要有绵羊在跑着，就总有精神变态者会变着主意来导演这类戏。”
“您是一位愤世嫉俗的年轻人。”麦克波逊说，“不过我能理解您的不满心情。您毕竟是直接受害人。……您同蕾娜特小姐是什么亲戚关系？”
“我是她的一个表哥，远房表哥。”布吕克尔答道。
“您打算怎么帮助我们呢？”
布吕克尔焦躁地看着麦克波逊。
“您也许能派我做什么事，对吗？”
“不行。”麦克波逊坦率地回答，“这不仅不合法，而且很危险；我们甚至不得不阻止您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行动。您也会看到，我们将不得不拒绝告诉您有关此案的情况，以免出现自行其是的情况。我很抱歉，布吕克尔先生，请您务必谅解。”
“可是您总可以告诉我，蕾娜特是否活着吧？”
“这基本上可以肯定。”
“她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的高原上。”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蕾娜特？”
麦克波逊叹了口气，求助地看着曼松。
“因为牵涉到罗莲-德-弗雷斯卡的案子。”曼松安慰说，“我们估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认为，两个案子之间有联系。”
“为什么？”
“我们也没全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搜寻，那么不仅蕾娜特小姐，连罗莲小姐的处境也会十分危险。”
“罗莲！罗莲！……这个罗莲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应该去找，去搭救蕾娜特-歌得斯密德。蕾娜特和这个罗莲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联系呢？”
“您真有些先入为主，先生。”匹埃尔说。
“对不起，我是有立场的，”布吕克尔温和地说。
“又有什么不可能呢，个人也好，出于职业上的关系也好。不过我们不要黑的白的一刀切……尤其不要听新闻界那种一刀切的论调。您对他们好像挺一解，关于他们对这个案子的做法，你也不尽同意。我们说两个案子有联系，是因为我们估计两个案于牵涉到同一伙绑架者。”
布吕克尔困惑地盯着匹埃尔：
“这简直是开玩笑！蕾娜特又不是那种能够敲诈得到钱的对象。”
“也许她只是不幸地卷了进去，谁知道呢？但是请相信我，您表妹的生命安全，我们同样关注。我们得同时无伤损地从绑架者手中夺回罗莲-德-弗雷斯卡和您的表妹。”曼松说。
“但是请您不要对我们的工作胡乱插手。”麦克波逊补充说。
布吕克尔半晌无言，最后说：“我只想呆在近处。”
“您已经找到住处了吗？”麦克波逊问。
布吕克尔点点头站了起来。
“我不想多耽搁了。”他说，“我住在附近的吉尼乔旅馆。如果您得到什么令人宽慰的消息，请告诉我一声。”
麦克波逊笑了笑，陪布吕克尔走到门口。
“我负责蕾娜特一案，”麦克波逊说，“如果她的被绑架同罗莲的案子有联系，倒是值得庆幸的事。”
他看到布吕克尔惊奇的目光，便补充道：“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有庞大的警察、部队和技术物质可以在需要的时刻投入。只是……您得有耐心。”
“我会培养耐心的。您愿意在什么时候接受那些照片、手迹和那盘磁带？”布吕克尔问。
尽管麦克波逊断定这些资料不会带来什么新鲜迹象，但他不忍心拒绝。他让布吕克尔去拿来，放进了自己的房间，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下午，麦克波逊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难受，就翻了翻那些信件、照片和小本子。他弄来一台录音机，放入磁带，一点点听着，听着那位他正在寻找的姑娘的口语练习、读英语诗、和着吉他唱歌……
听着姑娘的歌声，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蹦了起来，给曼松打了个电话。他建议曼松做一个尝试，这么做对握有全权的曼松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曼松答应帮他这个忙。曼松同爱丁堡广播协会经理通了电话，说了一段话，此外，他和麦克波逊在警察局开动录音机，给爱丁堡转录了磁带的一部分；然后就等待着第一次播出。这段节目每小时正点播放，没有评论，第一次播放是在马尔科姆-阿诺尔德的嬉戏曲之后。
“请注意！我呼唤山笛-麦克寇文。请山笛-麦克寇文收听下述紧急通知：如果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小姐在您身边，请安排她迅速回到维克。我是她的表哥汉斯-布吕克尔，我在维克等待。我也可以到您指定的地点来接她。您与外国的生意我不感兴趣。联系地址：维克，辛克莱饭店，电话号码0423。请听蕾娜特唱的歌曲：《我思念着她》。”接着，一个姑娘的声音响了起来，唱着这支流行歌曲的几句。
通知到此结束。
“这会有什么意义吗？”曼松问。
“没准他正觉得蕾娜特碍手碍脚，不知道该怎么摆脱她才好哩。”麦克波逊自我安慰道。
“那么他必须听到通知，而且她必须真的在他那里并真的成了累赘。这几个先决条件缺一不可。但是您知道匹埃尔是怎么认为的吗？他认为，山笛会先交出蕾娜特充数，然后提出第二次要求，以真的罗莲来交换。”
“那就未免太恶毒了。”
“但是并非不可能啊！”
“交钱的条件也该提出来了。”麦克波逊闷闷地说着，越来越快地在屋子里来回走。
“估计马上就会来。”曼松说，“到时候，我们会不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
这一天的下午和晚上，每到正点时分，爱丁堡广播电台就播一遍对山笛-麦克寇文的呼吁。辛克莱饭店内的电话铃缄口无言，也没有人就此事前来报到。倒是一个警察带来了两份电传，但没有任何新内容，只是证实在规定的航线上那架斯高特型直升飞机曾两次被发现，一次在特索，一次在贝提山。
从贝提山往前飞的方向只有两种可能性：或飞往海上，或转入内地。山笛是个经验丰富的山地飞行员，几乎可以断定，他已转向了南方。这个推断，对于武装警察部队和所有空中交通控制站的协助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根本没有对匪徒窝藏处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力。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绑架集团，期待他们犯错误，从而使警方能够动手。他们坐等着这类错误。曼松、麦克波逊和匹埃尔都在等着。
电传带来的第二个消息使人既失望又迷惑不解，对此特别感到挠头的是曼松和匹埃尔。伦敦警察厅所有下属机构、所有入境检查站和外国人入境查验处都报告说查找无结果。这么看来，罗莲-德-弗雷斯卡既没有坐飞机，也没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进入英国。那么只能这样推测：她或者是非法进入英国领土，或者是在法国已遭绑架。如果后者属实，山笛这条线索就不对了；它将仅仅牵涉到蕾娜特-歌得斯密德。
曼松仍不甘心，他要求查一下最近五天内有多少艘私人小艇进入苏格兰港湾。想就此得到准确的答案。当他让人把这一指示打入电传机时，他还不知道，答案已经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