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①。”确实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种长颈拨弦乐器。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招呼我们。
他捅出一条卷起的狭而厚实的地毯，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铺上钉牢。这是一条椰子纤维地毯，长八米二十。可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们坐着干，剪椰子纤维地毯可真是件费力气的活计。结果，我们多剪掉了两厘米。地毯的宽度同走廊的宽度正好一样。蔡德勒说他弯不下腰来，便请我们协力把地毯钉在地板上。奥斯卡出了个主意：在钉的时候把地毯神一下。于是，那缺的两厘米也给补上了，只差那么一丁点儿。我们用的是宽平头钉子，因为椰子纤维地毯编织得不密，窄头钉子是吃不牢的。奥斯卡和克勒普都没有误敲上自己的大拇指。可我们毕竟敲弯了一些钉子。这只怪蔡德勒备有的钉子质量不行，那是币制改革以前的货色。椰子纤维地毯已经有一半钉牢在地板上时，我们放下锤子，交叉成十字，抬头望着监督我们干活的刺猬，目光虽然不是咄咄逼人，却也满怀期待。他也钻进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去。从他贮存的利口洒杯里取出三个回来，还拿来一瓶双料谷类酒。我们为椰子纤维地毯的经久耐用干杆，随后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满怀期待地望着他，言下之意是：椰子纤维地毯使人口渴。双料谷类酒接二连三地斟到刺猬的三个利口酒杯里去。这些酒杯大概也很高兴，直到它们又被摔成碎片为止，因为刺猬又为他的太大而突然大发雷霆。先是克勒普故意把利口酒杯摔到椰子纤维地毯上，玻璃杯没有碎，也没有发出声响。我们大家都说椰子纤维地毯真不错。从起居室兼卧室里观看我们干活的蔡德勒太太同我们一样，也称赞起椰子纤维地毯来，因为这地毯能保护落下的利口酒杯不受损坏，刺猬一听便火冒三丈。他在还没有钉牢的那部分地毯上跺脚，拿起那三个空酒杯，带着它们走进起居室兼卧室。我们听到玻璃柜的声响，三个利口酒杯他嫌不够，又从柜里拿出好几个。紧接着奥斯卡听到了他所熟悉的音乐，在他睿智的眼睛前浮现出蔡德勒家的连续燃烧炉，炉脚前是八只利口酒杯的碎片，蔡德勒弯腰去拿铁皮畚箕和扫帚，以蔡德勒的身份把他以刺猬的身份摔成的碎片扫成一堆。可是，蔡德勒太太一直待在门口，尽管她背后发出各种了当的声响。她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尤其在刺揭发怒而我们又拿起锤子的时候。刺猬没再露面，却把那瓶双料谷类酒留在了我们身边。我们拿起酒瓶，一口一口往喉咙里灌。起先，我们当着蔡德勒太太的面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但她只是亲切地向我们点头，这并不能打动我们，把酒瓶递给她，也让她喝一口。然而，我们的活儿干得很利索，把钉子一个接一个敲到椰子纤维地毯里去。当奥斯卡在护士的小间前钉地毯时，每敲一锤，乳白玻璃门就丁当响一阵。这使他内心痛苦不堪，他不得不在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放下锤子。但他刚过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乳白玻璃门，他的心情又好转了，锤子也听使唤了。万事皆有了结之时，椰子纤维地毯也钉到了头。宽头钉从一个角落排列到另一个角落，深深长入地板的脖子里，钉子的扁平竞头正好露出在涨潮的、狂澜起伏的、构成旋涡的椰子纤维上面。我们自鸣得意地在走廊里迈步，来回走着，享用着地毯的长度，夸奖我们的工作，并且指出，不吃早饭，空着肚子铺椰子纤维地毯，把它固定住，可是不容易的。末了，蔡德勒太太终于踏上新的、童贞女般的椰子纤维地毯，跨过它走进厨房，给我们倒咖啡，在锅里煎荷包蛋。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用餐，蔡德勒太太匆匆离去，她得去曼内斯曼公司上班了。我们开着房门，略感疲乏，边吃边观赏我们的作品，如一条激流朝我们滚滚涌来的椰子纤维地毯。
一条便宜的地毯，纵使在币制改革以前有着某些交换价值，那也用不着费这么多的笔墨呀！为什么呢？问得有理。奥斯卡听着，抢先作了回答：就在这条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于当天夜里，头一回遇见了道罗泰娅姆姆。
将近午夜时，我灌满啤酒和血肠回到家里。我把克勒普留在了旧城。他去寻找吉他手。我摸到了蔡德勒寓所的钥匙孔，踏上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过黑洞洞的乳白玻璃门，走进我的房间，摸到我的床，脱去衣服，却找不到我的睡衣，睡衣交给玛丽亚去洗了。我找到了那块七十五厘米长的椰子纤维地毯，也就是我们铺地毯时剪下来的那一段，我拿来铺在床前作为床前地毯用。我上床，但不能入眠。
看来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向诸君讲述奥斯卡由于失眠而想着的是什么，或者他什么也不想但在脑子里翻腾着的又是什么。今天，我自以为找到了当时失眠的原因。我上床之前曾光着双脚站在我新铺的床前地毯上，也就是那一段椰子纤维地毯上。椰子纤维粘到我的光脚上，扎进皮肤，进入血液，甚至躺下很久以后，我还像是站在椰子纤维上，因此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光脚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更能令人不安、驱赶睡眠、促进思想活动了。
午夜过后很久，将近凌晨三点时，奥斯卡躺在床上却又似站在地毯上，始终未能入睡。这时，他听见走廊上一扇门打开了，接着又是一扇。这是克勒普，他没有找到吉他手，却灌了一肚子血肠回家来了，我想，但我知道，先开一扇门再开另一扇的不是克勒普。我继而想，你反正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又感觉到脚底上椰子纤维在扎你，你还不如干脆下床，不是凭着想象，而是脚踏实地地站到你床前的椰子纤维地毯上去。奥斯卡这样做了。于是产生了后果。我刚站到地毯上，这块七十五厘米长的剪下的部分立即通过我的脚底心使我联想到它的来历，联想到走廊里那条长七米四十三的椰子纤维地毯。不管是由于我同情这块剪下来的椰子纤维也罢，还是由于我听到走廊上两扇门的声响，猜想是克勒普回来了，却又认为不是他也罢，反正奥斯卡弯下腰，由于他上床前找不到他的睡衣，便抓住床前椰子纤维地毯的两个角，叉开两腿，直至双脚不再踩在地毯上而是踩在地板上，随后把地毯由两腿间抽出来，举起这块七十五厘米的毯子，举到他赤裸的一米二一的身体前，巧妙地遮住他的光身子。于是，从锁骨到膝盖这一段都处在椰子纤维的势力范围之内。奥斯卡走出他的黑洞洞的房间，走进黑洞洞的走廊，踩上那条椰子纤维地毯，这时，他藏身其后的纤维外衣又被他往上提了一些。
我在地毯的纤维的刺激下，匆匆迈开小步，想摆脱来自脚下的影响，想救我自己，拼命朝没有椰子纤维铺垫的地方走去，走进了盥洗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盥洗间同走廊和我的房间一样幽黑，然而有人占用了。向我透露此事的，是女姓的小声惊呼。我的椰子纤维外皮也碰到了一个站着的人的膝盖。我没有部署撤离盥洗间，因为我背后正受着椰子纤维地毯的威胁，可我前面坐着的那个人却要我撤出盥洗间：“您是谁？想干什么？出去！”我前面的声音说，这无论如何不是蔡德勒太太的声音。它带点哭腔：“您是谁？”
“好吧，道罗泰娅姆姆，您猜猜看！”我开了个玩笑，这本该缓和我们相逢时淡淡的哀愁。她却不愿猜，站起身来，在黑暗里伸手抓我，想把我从盥洗间推到走廊的地毯上去，但她的手在我的头上掠过，抓了个空，便往下摸，抓住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纤维围裙，我的椰子纤维外皮。她再次失声惊呼，女人全都一样，好像非得惊呼不可似的。她把我错当成什么人了，因为道罗泰娅姆姆一阵颤抖，低声说：“上帝啊，是个魔鬼！”逗得我禁不住吃吃地笑。这本来并无恶意，但她却以为是魔鬼的笑声，可我也并不爱听魔鬼这个词儿。当她相当胆怯地再次问“你是谁？”时，奥斯卡便回答说：“我是撒旦，前来拜访道罗泰娅姆姆！”她接着说：“上帝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慢慢地深入角色，撒旦呢，他也在我心中充当起提台词的人来了。“因为撒旦爱道罗泰娅姆姆。”我说。“不，不，不，我可不愿意！”她还在往前冲，企图突围，却再次撞在我的椰子服的撒旦纤维上，她的睡衣相当薄，她的十个小手指也陷进了诱拐者的热带丛林里去，使她全身软瘫了。这肯定是轻度虚脱，道罗泰娅姆姆往前倒下。我赶紧把挡住身子的外皮高高举起，兜住倒下的她，坚持到我作出了一个跟我的撒旦角色相符的决定。我稍稍后退，让她跪下膝行，但是注意不让她的膝盖接触盥洗间的铺砖地，而是接触到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然后让她身子朝后，头朝西，也就是冲着克勒普的房门，顺着地毯的长度倒下。她的至少有一米六十长的后身接触了椰子纤维地毯，我又把手里那块纤维盖在她身上，但只有七十五厘米，从她的下巴开始，一直盖住了大腿的大部分。我又把地毯向上拉了十厘米，盖住她的嘴，露出道罗泰娅姆姆的鼻子，使她可以不受妨碍地呼吸，她的鼻息相当响。这时，奥斯卡自己也躺下来，躺在他以前的床前地毯上，使万千纤维震动起来。他不求同道罗泰娅姆姆直接接触，而是让椰子纤维起作用，同时又开始跟道罗泰娅姆姆交谈。她轻度虚脱，低声说道：“上帝啊，上帝啊！”一再问奥斯卡的姓名和来历。我自称撒旦，操起撒旦腔调吐出撒旦这个词儿，依靠撒旦的提示，把地狱描绘成为栖身之处。这时，她在两条地毯中间打战。我在自己的床前地毯上做体操，使地毯震动，椰子纤维传递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感觉，同多年前汽水粉传递给我所爱的玛丽亚的感觉相似，只是汽水粉能让我充分而有效地行事，在椰子地毯上我却丢丑失败。我未能把错抛出去。在汽水粉年头里，我这位小朋友坚挺，目标明确，如今，在椰子纤维上，它却低垂着，毫无兴头，小家子气，眼前无目标，要求它它也不应，我的纯理智的游说术以及道罗泰娅姆姆的长吁短叹都无济于事。她在耳语、呻吟、哀求：“来吧，撒旦，来吧！”我不得不安慰她说：“撒旦马上就来。撒旦马上就来。”我用夸张的撒旦腔喃喃低语。同时，我跟自从我受洗礼之日就寓居我心中（他至今还在那里落户）的撒旦交谈。我呵斥他：撒旦，别当游戏破坏者！我恳求他：求你别让我丢丑！我怕他马屁：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想想既往吧，想想玛丽亚，要不就想想寡妇格雷夫，想想在晴朗的巴黎我们两个同小巧玲珑的罗丝维塔开的那些玩笑吧！但他快快不乐又不怕重复地回答我说：我没有乐趣，奥斯卡。撒旦一旦没有乐趣，胜利的便是德行。撒旦毕竟也会有朝一日没有乐趣的。
就这样，他无力支持我，搬出了诸如此类的年历上的谚语。而我则渐渐乏力地运动着椰子纤维地毯，折磨着可怜的道罗泰娅姆姆的皮肤，末了，为答应她的“来吧，撒旦，啊，来吧！”的渴求声，我在椰子纤维下面发起了一次绝望的、无意义的、无以说明动机的冲锋，我企图用未上膛的手枪击中黑靶。她也想帮她的撒旦的忙，双臂从椰子地毯下挣脱出来，想抱我，也抱住了我，摸到我的驼背，我的根本不是椰子纤维的、温暖的人的皮肤，失去了她所想要的撒旦，也不再含糊地说什么：“来吧，撒旦，来吧！”却清了清嗓子，换了个音区提出了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老天爷，您是谁？想干什么？”这时，我只得认输，承认我身份证上所写的名字，名叫奥斯卡-马策拉特，是她的邻居，从心底里爱着她，道罗泰娅姆姆。
幸灾乐祸者会说，道罗泰娅姆姆这时一声臭骂，挥拳把我从椰子纤维地毯上打翻下去。不过，虽说忧伤却又感到淡淡的满足的奥斯卡说，并非如此。道罗泰娅姆姆缓慢地、我不如说是沉思地、犹豫地让两手和双臂放开我的驼背，那动作就像无限悲哀的抚摩。她立即失声哭泣与呜咽，我听见了，但不是大哭大闹。我几乎没有察觉，她便从我和椰子地毯下面脱身了，也让我滑下来，走廊里的地毯吸收了她的脚步声。我听见一扇门开了，一把钥匙被转动了，道罗泰娅姆姆小间门上六块乳白玻璃被屋里的灯光照亮，获得了它们的现实性。
奥斯卡躺着，把地毯盖在身上，地毯还保存着撒旦游戏时的若干温暖。我的眼睛盯住了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时而在乳白玻璃上掠过一个身影。她现在朝衣柜走去，我暗自说道，现在她向梳妆台走去。奥斯卡作了一次摇尾乞怜的尝试。我身披地毯向房门爬去，用指甲抠住门板，抬起一点身子，举起一只乞讨的手，在最下面两块玻璃前晃动。可是，道罗泰娅姆姆没有开门。她不知疲倦地在衣柜和带镜子的梳妆台之间走来走去。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敢承认：道罗泰娅姆姆在收拾行李，要逃走，逃避我。我甚至必须埋葬这微小的希望：她在离开小间时会让我看到她被灯光照亮的面孔。先是乳白玻璃后面黑下来，我接着听到钥匙在转动，门开了，鞋踩到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伸手去抓，碰到一口箱子，碰到她的穿长统袜的大腿。这时，我在她的衣柜里看见过的那双粗野的运动鞋中的一只正好踢中我的胸口，把我踢翻在地毯上。奥斯卡再度挣扎起来，恳求般地喊了声：“道罗泰娅姆姆！”此时，套间的大门已撞上了锁，一个女人离我而去。
您和所有理解我的痛苦的人现在都会这样说：上床去，奥斯卡。在这件丢丑的事情发生以后，你还在走廊里寻找什么！凌晨四点。你赤条条地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用一块纤维地毯凑合蔽体。手和膝盖都擦破了。你的心在流血，你丢丑可是丢到家了。你吵醒了蔡德勒先生。他叫醒了他的太太。他们快来了，他们的卧室兼起居室的门已经打开，正看着你。上床去吧，奥斯卡，马上钟就敲五点了！
当时，我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自己也这样劝说自己。我挨冻，却还是躺着不动。我试图召回道罗泰娅姆姆的形体。我感觉到的只有椰子纤维，牙齿间也是这东西。一道亮光投到奥斯卡身上；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蔡德勒的刺猬脑袋，上面还有一个脑袋，满是金属卷发夹，那是蔡德勒太太。他们看呆了，他咳嗽，她吃吃地笑，他喊我，我不答理，她又吃吃地笑，他吩咐她安静，她想知道我哪儿不舒服，他说这不行，她说这里是体面的人家，他威胁说要解除租约，我仍沉默，因为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蔡德勒夫妇打开门，他开了走廊里的电灯。他们朝我走过来，瞪着好凶、好凶、好凶的小眼睛。他打算不再借利口酒杯来发泄怒火，他站在我身边，居高临下，奥斯卡等待着刺猬发火，不过，蔡德勒只好把怒火憋在肚子里，因为楼梯间里有响声，一把看不见的钥匙在寻找套间的房门，最后也找到了。进来的是克勒普，还带来了一个人，同他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是朔勒，终于被找到的吉他手。
这两个安慰蔡德勒和他的太太，向奥斯卡弯下身去，什么也不问，抱起我，把我连同那块撒旦的椰子纤维抬进了我的房间里。
克勒普搓暖我的身子。吉他手取来我的衣服。两人帮我穿衣，擦干我的眼泪。抽泣。窗外晨曦初现。麻雀。克勒普替我挂上鼓，拿出他的小木笛，抽泣。吉他手背上吉他。麻雀。两位朋友一左一右，把我放到中间，领着啜泣的、不能自卫的奥斯卡，走出套问，走出尤利希街的房屋，向麻雀走去，使他摆脱椰子纤维的影响，领我走过清晨的街道，横穿过宫廷花园，经天文馆，直到莱茵河岸边。灰色的莱茵河要向荷兰流去，它驮着轮船，轮船上飘荡着洗换的衣服。
在那个水气浓重的九月的早晨，从六点到上午九点，长笛手克勒普、吉他手朔勒和打击乐器手奥斯卡坐在莱茵河右岸，演奏音乐，熟练配合，共饮一瓶酒，朝对岸的白杨眨眼睛，用快速欢乐、慢速哀怨的密酉西比音乐伴送从杜伊斯堡驶来、吃力地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一边为刚成立的爵士乐队找一个名字。
太阳给早晨的水气染色，音乐泄露了对已过时间的早餐的要求，这时，奥斯卡站起身来。他已经用鼓把自己同昨夜隔开，他从上装口袋里掏出钞票，这意味着早餐有了着落，随后向他的朋友宣布新诞生的乐队的名称，“莱茵河三人团”。我们有了名称，便去共进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