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正原是村里的一名轿夫。
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赵永贵是个酒鬼，每天靠挖树根得来的一点钱，差不多都被他换成了酒，喝到了肚子里。赵德正五岁那一年，父亲在吐了满满一钵头鲜血之后，趴在桌上死了。村里那些有见识的人凑在祠堂里一合计，就由赵锡光做主，把他们家两间破砖房变卖了。大部分钱用来还债，剩下几文铜板，连棺材都置办不起。最后，他们好说歹说，从更生的父亲手里买下了一个旧衣橱，把中间的槅板去掉后，将赵永贵的尸体斜塞了进去，草草安葬了。村里人觉得帮人应该帮到底。过了头七，他们就派人把赵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桥，让他去投靠开豆腐店的舅舅。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赵德正又从江北回来了。多半是他娘舅嫌他累赘，不肯收留他。
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成天在村子里晃荡，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几个好心人又来找赵锡光，让他出面拿个主意。那时，赵锡光因小老婆冯金宝刚生了一个死胎，心绪正恶，就对来人蹙眉道：“俗话说，救急不救穷。他们家的事，我已替他料理停当。他嫡亲的娘舅不要他上门，我有什么办法？随他去吧！”村里人只得转过身来去找赵孟舒。孟舒略一思索，就对来人建议说，不妨把这孩子安顿在祠堂里。看守祠堂的三老倌，八十多岁了，也正缺个帮手。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老人们因记挂着这个没爹没妈的小可怜，家里有了好吃的，总要匀出一点往祠堂里送。到了刮风下雪的冬天，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个个都有棉裤穿，赵德正倒是一样都不缺，虽然是旧的，却也足以御寒。
大概是因为吃百家饭长大的缘故，德正成年后反而比一般孩子长得敦实健壮。他是村里仅有的两个能把碌碡举过头顶的人之一（另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小武松）。他平常除了给人抬轿之外，偶尔也会在邻近各村给人打短工。有时，也会帮人抬棺材。赵德正平常不爱说话，但性情刚烈。不论哪家有事请他帮忙，他总是随叫随到，分文不取，村里人倒也心安理得。每个人心里的盘算都是一样的：既然众人合力将这个孤儿抚养成人，如今已经到了他回报村人的时候了，让他卖点力气，理所应当。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他们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幼到祠堂开大会，推选农会主任。邻村为争当农会主任而打破头的事时有所闻，但在我们村，情况恰好相反。大会一连开了三天，就是无人愿意出头担任农会主任一职。工作队的干部们分头上门，挨家挨户地调查研究、说服动员，最终仍然一筹莫展。到了后来，就连村民大会都开不起来了，勉强到会的几个妇女照例是蔫头巴脑，一声不吭。工作队在村里呆了三个月，连个农会主任都选不出来，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情况逐级上报，一直报到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严政委那里。严政委也不敢怠慢，二话不说，乘坐一辆吉普车，亲自来到我们村一探究竟。
据说，严政委是从徐蚌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脑子里还有一枚弹片没有取出来，什么世面没见过？他在村里东转转，西逛逛，见到人就拉住他们聊家常，不到半天的工夫，心里就有了底。
第二天早上，又开村民大会。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想看看县里的大官长什么样，也不用敲锣，都早早地赶到祠堂里，听他讲话。严政委倒也没有多余的套话，一开口就单刀直入。他说：
“儒里赵村之所以三个月还选不出一个农会主任，是有人暗中捣鬼。有人暗中捣鬼，是因为他自己想当这个农会主任。这些人从旧社会过来，总是用老眼光来打量我们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只要给我们出个难题，让我们出个洋相，给我们一点难堪，我们的事情就办不成了！事情办不成了，我们就会回过头去求他。三请四邀，三顾茅庐，还要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出山，来维持地方（严政委说到这里，坐在前排的几个小年轻，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瞅着冯金宝。冯金宝则低声骂道：‘日你妈的烂屌芯子！看什么看？我脸上也没写着字。’）。好嘛，你不是要跟我们唱对台戏吗？我们就跟你唱一唱。你不是想让我们上门去求你当这个农会主任吗？我们偏不让你当！也罢，今天我们大伙聚在一起，先不选什么农会主任。选什么呢？就选村里最穷的人。你们村里谁最穷，就让他来当这个农会主任。本来嘛，新社会就是要让穷人当家做主，天经地义。谁最穷，谁就来当这个家，做这个主。”
严政委的这番讲话，是由父亲后来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的。他说他记得一字不差，恐怕有点吹牛。但村里其他人的转述，也大致差不多。严政委刚讲完话，红头聋子朱金顺就第一个站了起来，嚷嚷说：“若要论我们村里最穷的人，那就是赵德正了。根本不用选，这个人，穷得叮当响，打小没爹没娘，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这一嚷，祠堂里传来了一阵哄笑。
严政委倒是不笑，他和工作队的几个人严肃地商量了一阵，果真就招呼德正站起来“亮亮相”。可惜，德正那天不在现场。他送一个会弹琴的和尚回镇江的金山寺去了。据说，那天傍晚，赵德正从镇江回来，听说自己被选为农会主任，吓得腿都软了，半天不敢进村。
确定了农会主任的人选之后，接下来就是民主评议。严政委让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村里人大概一时半会还没从巨大的疑惑和震惊中回过神来，一个个都低着头，没人吭气。严政委见无人反对，正要宣布散会，一个年轻妇女突然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婶子拉了她好几把，愣是没把她拉住），大喇喇地说：
“我不同意！”
严政委仔细地打量了她半天，随后就笑了。他问她为什么不同意，语调突然变得十分和蔼。那位妇女高扬着脖子，大大方方地说了赵德正不能当农会主任的几条理由，而严政委则耐心地逐条加以解释。她说，赵德正不识字。严政委就说，不识字没关系，可以慢慢学嘛！没有人生来就是识字的；她说，赵德正是个闷屁虫，要是上台作报告，保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严政委说，我小时候也不会说话，见了人就躲，没关系嘛，只要他不是哑巴，锻炼锻炼就好了；她说，赵德正出身微贱，靠村里人的施舍长大，现在反过来了，让他在全村人面前吆五喝六，发号施令，有点不太合适。这抬轿子的管着坐轿子的，自古以来没这规矩！严政委说，那好，我们今天就来破一破这规矩！她还说了些别的，严政委笑呵呵地都给她逐条驳了回去。
最后，这个妇女看上去有点恼火，她扯着嗓子对严政委喊道：“照你这么说，这个农会主任，我也能当！”
祠堂里又是一阵哄笑。
严政委也笑了起来，“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
三天后，乡长郝建文带着几个乡干部，来村里正式宣布对赵德正的任命，那名妇女也同时被增补为农会副主任。他俩很快就被送到乡里，在基层干部学习班培训了两个月。在这之后，赵德正换上了一身新衣新帽回到了村里，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农会主任。而那位妇女却被抽调到县里继续学习去了。一年后，她改任乡里的妇女主任。乡里就临时安排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高定邦，与德正搭班子，当了他的副手。
五十多年后，我在蚊声如雷的炎炎夏日写下上述这段文字时，内心感到了一种难言的痛楚。唉，世事变幻，鬼神不测，不说也罢。我相信，聪明的读者读到这里，多半已经猜到了其中的原由了吧。关于这件事的种种曲折，我们不久以后就会谈到。
赵德正当上农会主任后，村里人不得不用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孤儿。他们说，赵德正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你看他一米八的身板，脸色阴沉地往台上一站，确实有一点不怒自威的气派。他平时不爱说话，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点——因为只要他金口一开，往往就是命令，容不得你去跟他讨价还价。念报纸和读文件一类的事，他是不屑于干的，全由高定邦代劳。他做起报告来虽说脏话连篇（据他自己说，若不带脏字，他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居然也能条分缕析，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一二三四五，点点不漏。连郝乡长都夸他“这狗日的，话糙理不糙”。后来，德正入了党，他的官职由农会主任变成了指导员和教导员，再后来人民公社成立，他就成了我们大队第一任支部书记。
可德正也有一样不好：他习惯把自己的副手高定邦当家奴一般使唤。开始，定邦还能隐忍，再往后，就有点面和心不和。特别是当农会的另一名骨干梅芳嫁给了他弟弟高定国之后，三个人“连起党来”，开始公然与赵德正作对。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定邦撇开赵德正，成立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名为“青年突击营”，高定邦自任营长。他们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成天挂在嘴边，村里人人皆知，叫做：“背起包，跟我跑！”
后来，村子里有传言说，梅芳实际上同时嫁给了兄弟俩。她前半夜与定国睡，后半夜则由哥哥定邦享用。这多半是村里人闲极无聊而编出来的瞎话，根本不足为信。据说，这事首先是从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口中传出来的。而银娣之所以知情，是因为她与村中几个胆大的妇女，有半夜潜入人家窗下听壁根的恶习。我记得去年秋末的一天，我的堂哥礼平不识相地向银娣求证此事的真伪，后者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巴掌在他脸上拍出了五道手印，仍觉得不解气，又在礼平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件事也是导致我婶婶和银娣多年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一年春天，严政委来乡里检查工作，专门来到儒里赵村，看望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位部下。他没有回到乡里去住宿，而是在赵德正居住的祠堂里过了一夜。那天晚上，春雷一夜未停，瓦缝中的漏雨打湿了半边床，两人索性披衣坐起，在昏暗的油灯下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严政委临走前，特地交代赵德正说：
“老伙计，艰苦朴素是必要的，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你琢磨琢磨，选个地方，给自己造个房子吧。砖瓦你自己想办法，木料我替你解决。”
那个年代的官，说话还是算数的。严政委给大路林场的厂长打了个招呼，没过多久，厂长就派人给德正拉来了七八根粗大的圆木。这些木料长年堆放在祠堂院中的阅台上，任其日晒雨淋，木色渐渐发了黑。很快，阅台上的蒿草就把它们盖住了。
德正一直没想为自己盖房。当他缠着郝乡长，要在村里办一所学校时，这批木料被他作为重要的筹码，与郝建文软磨硬套，“你看，建校舍的木料，我们都已准备齐了，只要上面批下来，我们可以立刻开工。”
他在祠堂里住惯了，觉得这样挺好。可那些由新珍或银娣介绍过来的对象却不这么看。她们抱怨说，人长得丑一点倒也无所谓，若在破败、潮湿、散发着霉味的祠堂里成亲，不说别的，一想到旮旮旯旯里的那些老鼠、蜈蚣（说不定还有赤练蛇），就让人受不了。据说，三老倌当年就是晚上睡觉时被老鼠咬破了鼻子，得破伤风死的。父亲后来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去半塘为德正提亲时，春琴的母亲一听说德正还住在祠堂里，就拉下脸来，皱眉道：“要是没有新房，所有的事都免谈！”
窑头赵村有一个名叫骆金良的窑工，原先与赵德正一起给人抬过轿子，两人私交甚密。骆金良是个有心人。每当砖瓦出窑，骆金良就把那些缺边少角的断砖残瓦，悄悄地捡出来，堆放在窑厂边的一个草棚里。到了去年年底，他估摸着这些砖瓦足以建造三间大瓦房了，就让他女儿来到我们村给德正送信：砖瓦有了，新房可以随时开工。
小木匠赵宝明对德正说，正月里天寒地冻，不宜大兴土木。可既然春琴已答应嫁过来，德正根本就不管这一套。元宵节一过，他的新房就在刚劲的北风中开了工。
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同彬已经在焦急地计算德正家上梁的日期了。他让我一旦打听到上梁的准确日子，就“马不停蹄”，立刻向他通报，“他妈的，上梁的前一晚，老子豁出去了！不睡觉等天亮，你呢？”同彬还说，要是等听到鞭炮声响起，再从床上爬起来冲过去，馒头和糖早就被人抢光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一过正月十五，德正家上梁的日子，已经成了我们唯一的指望。上梁时的情景，我们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领头的木匠师傅赵宝明，嘴里叼着烟，耳朵上夹着短铅笔，牛逼哄哄，跨在大梁上，一边放着鞭炮，一边满天满地地撒下糖果、糕点和馒头，别提有多神气了！他把糖果撒向东边，人群山崩海啸般涌向东边；他撒向西边，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向西边。这样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呢？
德正的新房快要完工时，忽然停了下来。停工的原因，说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竟然是屋顶的椽子没有着落。按照银娣的意见，不如赶到乡里，给县上的严政委打个电话，让他再给大路林场的姚厂长批个条子，“弄它百十来根椽子回来”。可德正说，严政委早已不在县里了，他调到地区行署当专员去了。小武松觉得老婆的想法有点太过费事，“大队的树多的是，我连夜带人去砍，要多少有多少，这样最省事。你居着官，谁敢放个屁？”他们夫妇的主张，赵德正最终都没有采纳。他想出来的办法，在日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是村里人闲言碎语的话题之一。
他让小武松带几个人把磨笄山上那些无主的坟包挖开，尸骨拾掇拾掇集中掩埋，棺材板剖开刨光，刷上桐油，就是现成的椽子。小武松一听有理，连夜就找人平坟去了。木匠们嘴上不好说，心里都担心沾上晦气，伤了阴骘，背地里把赵德正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
把棺材板剖开做椽子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江北他舅舅的耳朵里。听说了外甥的这个荒唐举动，夫妇二人就坐头班船从高桥赶了过来。舅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会儿说“用棺材板盖房子生下的孩子没屁眼”，一会儿又说“那么多无名鬼聚在你屋里，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过什么安生日子？你是我们嫡亲的骨肉，话不中听，都是为你好”。舅妈这么一嚷，舅舅彭传才也陪着笑对外甥道：“头顶上净是棺材板，这人呆在屋子里，跟躺在坟墓里有何区别？这事断断不行。你爹妈不在了，这事得依我。”
正在一旁抽烟的小木匠赵宝明一直铁青着脸，听见老舅不停地絮絮叨叨，最后也失去了耐心，“你老人家现在知道做主了。当初，五岁大光屁股的孩子投到你门首，你怎么就不替他做主呢？你老不让他用棺材板做椽子，那就别废话，赶紧回家运一船木料来是正经！”
一番话，说得老者面红耳赤，闭口无言。
叫舅舅、舅妈这一闹，原本铁了心的赵德正此时也有点忐忑。一天晚上，我和父亲都已睡熟了，忽听见德正在院外叫门。我看见阁楼下亮了灯，随后是开门声。德正进了屋，先是骂了一大堆脏话，然后把舅舅、舅妈出面阻拦一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他对父亲道：“不如这样吧，你是算命先生，懂得命理阴阳。你给说句话，用棺材板做椽子，行，还是他娘的不行？”
父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静静地躺在阁楼上，心里暗暗替父亲着急，出了一身汗。我在心里说，这事若是让我来回答，应当怎么说呢？如果说行，那房子将来真是闹了鬼，责任就将由我父亲一个人来承担；若说不行，那么多的木匠泥瓦匠等在那儿，你让德正一时半会到哪去找那么多椽子呢？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过，很快，父亲的回答就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而是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道：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连鬼神都会怕你们的。”
德正一听，哈哈大笑，拍拍屁股，走了。
在一场绵绵春雨中，德正家的新房悄无声息地封了顶。不论是我，还是同彬，都没能听见上梁的鞭炮声。到了这一年的国庆节，春琴就从半塘村嫁了过来，与德正成了亲。家家户户都随了礼，可因为人太多，酒席上坐不下那么多人，德正就让每家派一个代表来喝喜酒（当然，我们家和小武松家是例外，都是全家出动）。定邦和定国两兄弟没在婚礼上露面，由梅芳一人做了代表。她带来了一床被面、一对枕巾，也带来了一大堆阴阳怪气的刻薄话。
在婚礼的前一天深夜，父亲让我把家里那头又肥又壮的母羊献宝似的牵到了德正家。到了第二天，这只羊作为宴席上仅有的肉类，很快被宾客们分食一空。按理说，大人在一起喝酒，我们小孩子照例是不许上桌的，但德正却一定要让我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对于什么“父子不同席”一类的规矩，完全不予理会。按风俗，在宴席的末尾，新娘子春琴，得由德正领着，挨个给宾客们敬酒。当她来到我们桌前敬酒时，却板着脸，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跳过我们父子俩，就当没看见我们。德正抱歉似的朝父亲笑了笑，也只得随她去了。
当春琴端着酒杯，走到赵锡光身边时，赵先生拱了拱手站起身来，像是不经意地对春琴道：“新娘子今年贵庚？”春琴脸一红，转过身看德正。德正又回过头去看他的岳母。春琴的母亲正端着一盆豆腐来上菜，赶紧笑了笑，接话道：“虚岁二十一了。”
赵锡光当时没说什么，可一下酒桌，就在村里四处放风说，春琴这孩子，最多不过十五六岁，还在长身体呢，“真是作孽，也不怕天打雷劈！”
听见赵先生在河边大发感慨，正在院子里晒衣裳的老福实在听不下去，就冷笑着回了一句：“都说赵先生好记性，你们家金宝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多大？”赵锡光一听有人跟他较真，提着虾网，趿拉着木拖，一猫腰，消失在燕塘对岸的树丛里。
不过，赵锡光的话想必不会错。因为春琴嫁到我们村后，不到一年，个子又蹿高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