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冬将摩托车推进院门，停在了一棵枣树下。他的妻子夏桂秋正在廊下剥着蚕豆，招呼我进屋吃饭。春琴换了一身水蓝色的新褂子，匀了脸，盘了发髻，正在灶下烧火。看到我进门，春琴冲我笑了一下，问我要不要把身上淋湿的衣服换下来。可她也就这么一说，过后就忘了。倒是桂秋听见婆婆的这句话，赶紧去里屋找出了一件龙冬的夹克，不由分说，帮我把衣服换了下来，将湿衣服拿到灶下去烘烤。
老家拆迁后，安置房的水电还没有通。春琴和儿子、儿媳，从新珍表姐的手里租下了一处小院，算作过渡。这处幽僻的宅院，应当就是琴师赵孟舒自尽前最后的造访之地。至于说新珍的表姐（还有粮管所的罗站长）又搬到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朱方镇的这三四天中，春琴一次也没有向我提起她的弟弟春生。她不提，我也不便贸然动问。在我小时候，隐约就听到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俚语：像春琴家那样倒霉。他们家原先有六口人，日子虽说不算富裕，也是中上人家。她的祖父、父亲和最疼爱她的哥哥，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且死得不明不白。她本人在十五岁那一年，嫁给了四十出头的赵德正。后来她母亲也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去了千里之外的贵州。
现在，这个弟弟也不在了。
一天晚上，龙冬在陪我喝酒时，眼里泪光闪烁，偷偷地对我道：“我真担心她跨不过这道坎。你回来一趟，打个岔，谢天谢地，这事总算过去了。如果单位没什么要紧的事，不妨在家多待两天，陪她说说话。”
可我的看法与龙冬完全不同。
我知道，春琴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暗藏着一种远比悲伤可怕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厌倦。那是一种预先接受了最后的结果（死亡），硬起心肠，决意在这世界上再耽搁几天的麻木和呆钝。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她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其实并不在看你。她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走神。她在对你微笑的时候依然眉头紧蹙。她在跟你说话时言不由衷。仿佛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她全然无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夏桂秋不时地往我杯中斟酒。她跟着龙冬叫我舅舅。这个来自皮村的姑娘，表面上看，有说有笑，一点也不像春琴向我抱怨的那样凶悍。她一连两次借故与婆婆搭话，脸上带着笑（甚至，她在第二次与婆婆说话时，还伸手捋了捋她的胳膊）。可春琴一直阴沉着脸，只当听不见，对儿媳的真情假意，完全不予理睬。桂秋讪讪地瞥了我一眼，有点下不来台，又不便当场发作，脸色陡然间也变得很难看。稍后，她心绪烦乱地往嘴里扒饭时，不小心咬破了嘴唇。看着餐巾纸上殷红的血点，我暗暗有些担心，桂秋勉强咽下去的这口恶气，迟早会变着法子发泄出来。
等到吃完午饭，春琴去厨房洗碗的这个当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将一条热毛巾递给我擦脸，随后扬声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么特级飞行员喽，什么特训大队长喽，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宝货。等到那飞机从半天空往下一掉，轰的一声，腾起一片火来，连尸骨都化成了烟，被风刮得没影了。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口口声声威胁我，让她弟弟回来收拾我，来呀，你怎么不让他来收拾我的屄。”
桂秋在说这番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婆婆在厨房里可以听到。碗碟在搪瓷盆里的碰撞和刮捎声突然停了下来，厨房里一片静寂。
短短半分钟的停顿过后，春琴仍接着洗碗。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敌，就算多年的积怨与争斗压在心里不吐不快，春生刚死，桂秋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已经不能用“恶毒”或“令人发指”来形容了。直到这时，我才忽然想明白，当初龙冬与夏桂秋谈恋爱时，春琴为何要不顾性命地加以阻拦。当然，春琴成天挂在嘴上的那句“迟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绝非是一时气话。
本来，我昨晚已经答应龙冬在朱方镇再住两天，到了这时，我只得暗暗在心里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便在当天下午就返回邗桥。奇怪的是，不论是桂秋、龙冬，还是春琴，都没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和春琴沿着杂乱而潮湿的街道往前走。我记得当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时，走的是同一条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无任何遗存可以让我去辨认过去的岁月。二十四年的光阴，弹指而过，不知所终，让回忆变得既迟钝，又令人心悸。在经过一家水果摊时，春琴忽然站住了。她问我，知不知道一种名叫海洛因的东西。海洛因与赵锡光偷偷种在院里的鸦片相比，到底哪个更毒？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正想着如何跟她解释，春琴已经转过身去，向水果摊的老板询问芦柑的价格了。她要给我买点芦柑，让我带在路上吃，对我的劝阻完全不予理会。
老板斜靠在一个木椅上看电视。他懒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说了一个价格。春琴还了价，老板就不耐烦地朝她挥了挥手，决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犹犹豫豫地往前走了几步，还是站住了。她又回过身去，再次来到了那家水果摊前。她撩起那件水蓝色褂子的下摆，斜着身子，从夹袄的侧兜里往外拿钱。那些花花绿绿、币值不一、叠得整整齐齐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皱巴巴的手帕里。老板把称好的芦柑扔给她，带着一种嫌恶的神情，从她手里接过钱，看也不看，一把丢在了放钱的硬纸盒里，仍旧转过身去，瞧着电视机的荧屏，咧开嘴笑。
当年朱方汽车站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被推平了。售票处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边的站牌下等车。
我终于有机会认真地问她，春生到底是怎么死的。那时，春琴已不愿意再提这个话头。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住了，没有掉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怎么死的？还不是叫人家给咒死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也要叫她给谋害了。死了也好，我让她。”
春琴口中的这个她，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我明知道她们婆媳间的恩怨已势同水火，难以化解，还是说了一大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她。大概是看见一辆挤满了人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春琴把手里的那袋芦柑递给我，勉强朝我笑了笑，让我不用担心她，“到了实在熬不过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来投奔你。”
她这么说，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但“投奔”二字，听上去还是让人有些惊心。
我回到邗桥之后，塑钢厂正式宣布倒闭。清算后的资产、地皮以及巨大的债务，都一同转给了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我拿着买断工龄的六万块钱，提前办理了退休。
半年后，我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过来，面对大夫“如何通知家属”的严厉质询时，想来想去，这个所谓的“家属”，只能是春琴。但我没有提供她的联系方式。我强忍着麻药失效后剧烈的疼痛，对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况稍微有点特殊。怎么说呢，我既是病人，同时也是他的家属。”
大夫离开后，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来南京投奔你”那句话，不由得满眼落泪。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和春琴，在终于走投无路、对糟糕的命运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都把投奔对方作为自己不假思索的选择。可问题在于，两个选择，不仅方向相反，而且互为矛盾。
我再次见到春琴，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